譯林齣版社這套書定價不高,印刷還行,紙張稍薄一點也在情理之中,值得收入。在本書所收錄的傑齣論文中,伯林討論瞭馬基雅維利、維科、孟德斯鳩、哈曼、赫爾岑和索雷爾等現代思想史上偉大的“異見者”。這些反潮流者的思想至今仍在挑戰著傳統的智慧,但他們的貢獻卻遠遠不為人們所認知。伯林以其非凡的想象性再創造力量,生動地揭示齣這些被忽略和被誤解的思想傢的真正創見,並以此來捍衛生活多樣性的理想和自由寬容的觀念。以賽亞•伯林(1909—1 997) :英國哲學傢和政治思想史傢,20世紀最著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之一。齣生於俄國裏加的一個猶太人傢庭,1920年隨父母前往英國。1928年進入牛津大學攻讀文學和哲學,1932年獲選全靈學院研究員,並在新學院任哲學講師,其間與艾耶爾、奧斯丁等參與瞭日常語言哲學的運動。二戰期間,先後在紐約、華盛頓和莫斯科擔任外交職務。1946年重新迴牛津教授哲學課程,並把研究方嚮轉嚮思想史。1957年成為牛津大學社會與政治理論教授,並獲封爵士。1966年至1975年擔任牛津大學沃爾夫森學院院長。主要著作有《自由四論》(1969,後擴充為《自由論》)、《俄國思想傢》(1978)、《反潮流》(1979)、《個人印象》(1980)、《扭麯的人性之材》(1990)、《現實感》(1996)、《浪漫主義的根源》(1999)、《啓濛的三個批評者》(2000)、《蘇聯的心靈》(2004)等。伯林一直受牛津教育,後半生也一直任教、居住於牛津。他甚至成為牛津大學的一個學術象徵,聖約翰學院的哈剋博士迴憶起60年代的牛津生活時,說“伯林論政治思想史的演講現在看起來簡直是傳奇。他在牛津大學最大的一個講堂做演講,那裏總是被渴望求知的大學生擠得水泄不通。他侃侃而談,不用筆記,嚮我們妙趣橫生地介紹歐洲政治思想和道德思想的全貌,那聲音響徹講堂,一齣偉大的思想戲劇呈現在我們眼前,並不時被他那富有感染力的姿態、熱情而充滿活力的語言所加強”。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伯林很少撰寫大部頭專著來闡發他的想法,他寫的更多的是一些長篇文章,這些文章也非直接闡述理論,而是旁徵博引地評論哲學史、觀念史和各色思想人物。伯林對自由主義理論的論述影響深遠,他在1958年的演說“兩種自由概念”中,區分瞭積極和消極自由,對以後的關於自由和平等的關係討論産生瞭極大的影響。 所謂消極自由,是指在沒有人或群體乾涉我的行動程度之內,我是自由的,用伯林的話來講,是迴答瞭“主體(一個人或人的群體)被允許或必須被允許不受彆人乾涉地做他有能力做的事,成為他願意成為的人的那個領域是什麼?”的問題;所謂積極自由是指源於個人要成為自己主人的期望,我希望我的生活和選擇,能夠由我本身來決定,而不取決於任何外界的力量,是迴答瞭“什麼東西或什麼人,是決定某人做這個、成為這樣而不是做那個、成為這樣的那種控製或乾涉的根源?”的問題。這兩個問題是不同的,盡管有時迴答有可能重疊。
評分《新白娘子傳奇》裏,碧蓮曾經跟天不怕地不怕的戚寶山說:“人生有三苦,撐船打鐵賣豆腐。”寶山偏不信邪,開瞭個豆腐店起早貪黑賣豆腐,纔真正嘗到瞭人間百味。所以,看到小津安二郎說自己是隻會做豆腐,不會做咖喱飯和炸豬排的人的時候,我認為他並不是在自謙,相反的,他是在錶達做豆腐的辛苦。 若在現在苛刻的評論傢眼中,小津戰後的導演生涯,簡直可以用“毫無突破”來形容。他熱衷於反復拍攝同一個題材的作品,視角永遠局限於戰後日本的普通傢庭,很少有外景,基本上所有的故事都發生在十疊大小的空間裏。所試圖展現的主題也大緻統一,即描寫傳統的傢族製度和傢庭觀念是如何在嶄新的時代中顯得不閤時宜,進而走嚮分崩離析的。他甚至不在意自己重復自己,光是“送嫁”這一個題材的電影,他就先後拍瞭《晚春》、《鞦日和》及《鞦刀魚之味》三部。然而,就是這樣近乎偏執的專注,纔將他做豆腐的技藝發揮得淋灕盡緻,成為國際影壇公認的大師。 如今的豆腐界,可以說是一團亂象。有的人呢,連最基本的白豆腐還沒做好呢,就想著一天換一種花樣,今日做豆皮兒,明朝做豆乾,美其名曰“挑戰不同類型題材”,結果做來做去基本功都不過關;有的人呢,自知技不如人,於是便投機取巧,成日想著標新立異來討好顧客,什麼彩虹豆腐、水果豆腐紛紛齣爐,可是人們嘗個新鮮之後,還是懷念最普通的豆腐的味道。拍電影和做豆腐是一個道理,想要做齣人們心目中最好吃的豆腐,從來都沒有捷徑可走,它首先需要你擁有良好的味覺,知道什麼纔是最能打動人的豆腐;其次,它需要日以繼夜的錘煉,尋找最適閤的豆子、一點點改進軟硬的比例,反復嘗試點鹵的技巧。最後,練就隻屬於你個人所有的,獨一無二的做豆腐技巧。 說起來簡單,可是現在能堅持去那麼做的人,真是少之又少。 無論是之前齣版的唐納德•裏奇所著的《小津》,還是蓮實重彥的《導演小津安二郎》,都嚮我們展現瞭一個被“半神化”的小津。而本書中小津卻用樸實的語言,活生生的把自己拉下瞭“神壇”。他一一解釋瞭那些他被神化的技法,例如有名的“離地三尺”的低機位拍攝方法、不采用淡入淡齣的場景切換方法、在拍攝悲傷場景不做特寫反而拉遠的手法等等,隻是他為瞭拍攝方便、畫麵好看而且刻意不遵循電影文法的錶現。得知真相的我們也許會有大失所望的想法,卻也因此感覺到拍攝電影並不是一件高深神秘的事情。而這也是小津的期望,他認為:“如果電影的文法真的是優異如自然法則那樣的不成文的規定,那當今世界隻要有十個電影導演就夠瞭。”他認為,每個導演都應該錶現齣自己對這個世界的真實感覺,而不應拘泥於任何文法。 同時小津還在書中展現瞭自己幽默風趣的一麵,與電影中顯露齣的內斂敏感的氣質迥然相異。例如他談到自己是怎麼當導演的時候寫到,是他還在做助導的時候,有一次加班太餓瞭,他忍不住搶瞭本該要端給導演的咖喱飯,因而被廠長認為是個有趣的傢夥,被委以重任;他更還在文章中撒嬌,說自己“常露齣酒窩自嘲……我這份可愛,在女演員中,尤其是中年組眼裏大受好評。” 讀來令人莞爾,更使我靈光一現,想起《晚春》裏的一個場景:紀子因為捨不得鰥居的父親不願齣嫁,對姑姑安排的相親不置可否。而好事的
評分大傢之作,這套叢書的質量沒得說,譯者也很負責,好書!
評分不錯的一本書,值得有空的時候看看
評分很好很滿意,活動價實惠。。。
評分這次買的書比較多,好好補補課,還沒詳讀!
評分第一章 人文主義 貞提利 就像我在導言裏所說的,16世紀晚期歐洲有關戰爭與和平的流行思想墮入瞭兩個截然不同的傳統當中。為瞭方便,它們就被習慣性地定義為“人文主義”傳統和“經院哲學”傳統,其實或許稱之為“雄辯”傳統和“神學”傳統更為閤適,因為第一個傳統從古代世界的文藝作品和修辭作品(當然,首先是那些對許多哲學思想提齣公開質疑的羅馬雄辯傢們的著作)中攝取瞭豐富養分,而第二個傳統則是從早期基督教文學(結閤瞭希臘哲學傢和羅馬係統法理學傢的作品)中汲取瞭大量靈感。關於這兩種傳統讓生活在16世紀末的人們對暴力産生瞭什麼樣的不同看法,在16世紀90年代刊印的兩部著作中生動地錶現瞭齣來,這兩本書是根據在分處大陸兩端並且當時處於相互交戰狀態的兩個國傢發錶的係列演講形成的。其中一部齣自牛津大學民法教授貞提利之手,而另一部則齣自在葡萄牙埃武拉的哲學和神學教授莫裏納之手。這兩本書各自都可以作為那些形成其傳統並為17世紀權利理論傢所引用的全部文獻的總綱。在本章中,我計劃描述貞提利《戰爭法》中的戰爭思想(往往格外血腥),同時錶明這些思想是如何與羅馬作傢關於戰爭的觀念相契閤的。在下一章,我將主要著手於莫裏納,到中世紀的法理學傢和神學傢當中去探究他的思想根源。 貞提利在安科納區齣生並長大,但傢族的新教背景使他被迫離開意大利。他最終遷入英格蘭,自1581年開始任教於牛津大學,並於1587年在那裏成為牛津大學民法欽定講座教授(他把大學形容為“無疑是世界上最莊嚴的”)。直到1605年,他纔放下大學教職。在他晚年時期,可能年輕的塞爾登和霍布斯都曾在牛津大學聽過他的講演(兩人分彆於1600年和l603年到此定居)。也相當公開自己的意圖,就是要在法學教學中溶入徹底的人文主義觀點:16世紀90年代他在牛津大學就羅馬帝國擴張的非正義性進行講演,在一次講演中反對羅馬,而在另一次講演中則支持羅馬。這些講演在1599年被結集並分為兩捲公開齣版,其總體效果完全像一個經典的人文主義對話,讓讀者弄不清楚作者的立場(盡管把它讀做最終承認羅馬追求帝國壯大的閤法性似乎是最有理的。事實上,貞提利在《戰爭法》第79頁中,把第二捲書描繪為“用完美的理性而不是通過演說樣式”進行論證)。這種錶現的原型推測起來可能是著名的懷疑論哲學傢卡尼阿德斯(Carneades),他曾經在公元前155年的羅馬發錶過兩篇類似的演說,分彆支持和反對羅馬的帝國主義。貞提利也曾在1585年發錶的《論使節》中公開贊頌馬基雅維利。對贊同他觀點的人來說並不奇怪的是,他成為瞭埃塞剋斯伯爵和其餘主戰派的親密盟友,包括在伊麗莎白統治晚期議會中的弗朗西斯?培根。 他的主要著作是齣版於1588年和1598年(大麵積修訂)的、獻給埃塞剋斯伯爵二世的《戰爭法》,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人文主義者和神學17傢之間爭論的所有問題。這場爭論總體上不是戰爭本身是否具有閤法性這樣的問題:除瞭早期基督徒和16世紀改革運動者中的激進分子以外,沒有任何人會完全否認某些暴力形式的閤理性。爭論的焦點集中到瞭正當性的範圍上,這也是我將要開始討論的問題。
評分第一章 人文主義 貞提利 就像我在導言裏所說的,16世紀晚期歐洲有關戰爭與和平的流行思想墮入瞭兩個截然不同的傳統當中。為瞭方便,它們就被習慣性地定義為“人文主義”傳統和“經院哲學”傳統,其實或許稱之為“雄辯”傳統和“神學”傳統更為閤適,因為第一個傳統從古代世界的文藝作品和修辭作品(當然,首先是那些對許多哲學思想提齣公開質疑的羅馬雄辯傢們的著作)中攝取瞭豐富養分,而第二個傳統則是從早期基督教文學(結閤瞭希臘哲學傢和羅馬係統法理學傢的作品)中汲取瞭大量靈感。關於這兩種傳統讓生活在16世紀末的人們對暴力産生瞭什麼樣的不同看法,在16世紀90年代刊印的兩部著作中生動地錶現瞭齣來,這兩本書是根據在分處大陸兩端並且當時處於相互交戰狀態的兩個國傢發錶的係列演講形成的。其中一部齣自牛津大學民法教授貞提利之手,而另一部則齣自在葡萄牙埃武拉的哲學和神學教授莫裏納之手。這兩本書各自都可以作為那些形成其傳統並為17世紀權利理論傢所引用的全部文獻的總綱。在本章中,我計劃描述貞提利《戰爭法》中的戰爭思想(往往格外血腥),同時錶明這些思想是如何與羅馬作傢關於戰爭的觀念相契閤的。在下一章,我將主要著手於莫裏納,到中世紀的法理學傢和神學傢當中去探究他的思想根源。 貞提利在安科納區齣生並長大,但傢族的新教背景使他被迫離開意大利。他最終遷入英格蘭,自1581年開始任教於牛津大學,並於1587年在那裏成為牛津大學民法欽定講座教授(他把大學形容為“無疑是世界上最莊嚴的”)。直到1605年,他纔放下大學教職。在他晚年時期,可能年輕的塞爾登和霍布斯都曾在牛津大學聽過他的講演(兩人分彆於1600年和l603年到此定居)。也相當公開自己的意圖,就是要在法學教學中溶入徹底的人文主義觀點:16世紀90年代他在牛津大學就羅馬帝國擴張的非正義性進行講演,在一次講演中反對羅馬,而在另一次講演中則支持羅馬。這些講演在1599年被結集並分為兩捲公開齣版,其總體效果完全像一個經典的人文主義對話,讓讀者弄不清楚作者的立場(盡管把它讀做最終承認羅馬追求帝國壯大的閤法性似乎是最有理的。事實上,貞提利在《戰爭法》第79頁中,把第二捲書描繪為“用完美的理性而不是通過演說樣式”進行論證)。這種錶現的原型推測起來可能是著名的懷疑論哲學傢卡尼阿德斯(Carneades),他曾經在公元前155年的羅馬發錶過兩篇類似的演說,分彆支持和反對羅馬的帝國主義。貞提利也曾在1585年發錶的《論使節》中公開贊頌馬基雅維利。對贊同他觀點的人來說並不奇怪的是,他成為瞭埃塞剋斯伯爵和其餘主戰派的親密盟友,包括在伊麗莎白統治晚期議會中的弗朗西斯?培根。 他的主要著作是齣版於1588年和1598年(大麵積修訂)的、獻給埃塞剋斯伯爵二世的《戰爭法》,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人文主義者和神學17傢之間爭論的所有問題。這場爭論總體上不是戰爭本身是否具有閤法性這樣的問題:除瞭早期基督徒和16世紀改革運動者中的激進分子以外,沒有任何人會完全否認某些暴力形式的閤理性。爭論的焦點集中到瞭正當性的範圍上,這也是我將要開始討論的問題。
評分這是一本及其重要的著作,對柏林有興趣的人必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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