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评审组专家，“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银行家》杂志编委会主任，上海、北京等多个省市政府特聘专家、顾问，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著名高校及国家行政学院兼职教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博士后流动站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并购公会首席经济学家。

从上世纪90年代初，曾历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证监会交易部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政策研究室负责人、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司长。

获奖情况：

《中国货币供给理论的实证研究》、《中国科技贷款运行机制研究报告》论文，分别获1990年中国金融学会首届全国优秀金融论文一等奖、二等奖；

《货币供应量已不宜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论文，获2002年中国孙冶方经济学奖；

专著《中国金融战略：2020》，获2011年第一财经、信诚基金年度金融书籍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发展研究奖”、上海市政府颁发的“政府决策咨询奖”一等奖。

学术方向：

主要从事宏观政策、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及资本市场的研究。

精彩书摘

经济改革的命脉在哪里？

本文讲这6个问题，也是6个观点。

一、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做出准确、通俗的判断，是稳定市场预期的重要前提

现在市场上对形势的判断比较混乱。就像毛泽东主席在20世纪20年代《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开头所讲，对农民运动形势的分析，是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好得很”和“糟得很”。现在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也是这样，为什么？

现在经济领域里的新名词、新概念太多，很多专家在论证、解释概念，但是市场一点不领情，加上近

此文基于2015年9月16日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第67次内部研讨会上发言内容整理；标题为编者所加。几个月来资产价格信号混乱，改革措施的出台市场又等不及，总感觉有的改革怎么还不出方案，引起市场上判断的混乱，导致投资风险偏好进一步下降。特别是一些有钱想投资的人在犹豫。投资者的犹豫直接影响了预期。不稳定的预期对稳定增长增加了负面影响。

我认为，在形势的判断上，我们的用语、用词一定要讲究。所谓讲究，不是要推新的概念，不需要花哨，而是要朴实、准确，要符合哲学上讲的“质的规定性”。既然是对当下形势要做出准确描述，这一描述就不应该包括过去模式的特征，也不应该包括对未来发展模式及其动能的刻画和前景瞭望。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引导和稳定预期。

二、中国经济仍然处于美国危机后持久深刻的结构调整时期

这是我在2011年向有关领导汇报时的判断。从2011到2015年，因为改革滞后耽误了一些时间，但我的判断没有变，也不需要变，我们也不应该回避 “调整”两个字。其实历史上毛泽东、邓小平、陈云时期都不曾回避用“调整”这个字眼。

讲调整，核心是讲什么？就是原来那套发展方式所支撑的制度、政策不行了，需要调整了。这一点，在党中央国务院文件里讲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时已讲了很多。我们应该很准确地判断出当前的形势就是调整时期。进一步就要判断，既然是调整，就要向国民讲清楚，坦然承认调整意味着什么？调整，意味着经济增速要下来，意味着一些企业、地方政府平台要破产，实业的压力可能会加大，当然服务业、互联网新业态可能会弥补一点。但是从一般的经济学原理讲调整，就是速度要下来，破产企业数量要增加，失业要增加，经营实业压力会增加，这是一般的市场逻辑。

调整，意味着一些风险会出来。市场上130多万亿的M2（广义货币），GDP就60多万亿，曾经这么多的货币供应，当速度下来时，风险自然会暴露。

我认为，在讲问题的时候，同时应该很坦然地向国民讲清楚，即使如此，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还是很高。当然所谓高，不是两位数的增长，而是即使是6.5%或者是6%的速度增长，在大国经济中也是绝对的高增长。在大国经济体中间，我们跟美国、德国、日本、欧元区比，6.5%、6%是绝对的高增长。我们不能跟津巴布韦、柬埔寨等小国比。那没有意义。

为什么能绝对高增长？

第一，中国的增长潜力还仍很大。第二，改革开放几十年积累了不少财富。政府应该向国民坦承，政府有信心帮助大家在调整中克服困难。政府应该承担责任，即使砸锅卖铁，能不能在调整时期保证国民的生活水平不下降？有基本的就业，系统性风险不爆发，只要守住就业和金融这两条底线，再把问题和困难彻底向市场和国民讲清楚，我想速度下来一些，大家是能够接受的。

如果把调整方向、任务和目标向市场讲清楚，如：怎么调？调到哪里去？结构怎么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怎么样？把这些问题都讲清楚，其实本质上就是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如果这些问题讲清楚了，同时大刀阔斧搞改革，配上及时的改革措施，我相信市场是聪明的，聪明的市场明白了短期的困难和长期的前景，预期肯定会比现在好，投资也会比现在多。

现在舆论是有的讲好，有的讲坏，一般的投资者看不懂，听不懂，于是就慌了。我认为政府应该去把这些问题讲得清清楚楚。

现在的问题是，市场出清太少，动作太小，对困难与问题又遮遮掩掩，不敢面对。而对金融系统的风险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困境恰恰又认识不够。20万亿债务判断到底准不准？其实市场人士非常清楚。我在上海搞调研，一些资产管理公司告诉我，他们在对一些地方政府债务进行重组时，发现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过于乐观了。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媒体、专家还在引导大家讨论下行是在6%、6.5%还是7%，其实这对微观企业并不重要。对此敏感的只是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或者投机者，他们需要炒作概念，他们非常关心宏观数据，比如说GDP有零点几个百分点的变化，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PPI（生产价格指数）有零点几个百分点的变化，市场上专家马上可以长篇大论，炒作概念了。大家仔细想一想，零点几个百分点的变化跟你有关系吗？有多大的关系？有多大的短期或中期的关系？当然可能各行各业不一样。

往往是媒体、专家在不停地讨论这些东西，恰恰使得企业和市场更加紧张，更不容易形成准确的市场预期。再加上有些改革措施不及时，部门间的信号不协调，耽误了不少时间，所以有些工作很被动。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力很有强，我很看好。如果我们自己的决策不争气，用时间换空间的策略zui终可能会被耽误，工作会越来越被动。

三、调整有两种方式，两种可能性

所谓两种方式，一种是单纯被市场规则强行约束，被强制性调整，那就是经济周期出现明显变化，换一个词就是出现经济危机，缩减全社会的资产负债表，典型的是1929—1933年的美国大危机。一种是适应市场的逻辑，加上适当的政府有限干预的主动调整。我认为人类经济史实中国经济：观察与谏言中信出版社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