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森(1869—1938),字莼孙,号心史,江苏武进人。因受洋务变法思潮的影响,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法政大学,专攻法律。1903年毕回国,1904年入广西边防大臣郑孝胥幕。1913年1月当选为民国临时政府众议院议员。1914年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停止众、参两院议员职务。从此,孟森的政治生涯告一结束。入民国后,孟森为了配合从事议会活动,曾撰写一些政治论著。1929年,就聘于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主讲清史课程。1931年应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讲授满洲开国史。孟森先生的清史研究成果,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被史学界誉为我国近代清史学派的开山祖。《明清史论著集刊(上下)》收《建文逊国事考》、《明烈皇殉国后纪》、《清初三大疑案考实》、《夷氛纪闻跋》等60多篇文章。
评分孟心史作为明清研究专家,其文章自不必说,不过今人阅读,如果没有相当的文言基础和历史知识,读来也不会觉得轻松。
评分很不错的文集啊,很喜欢,谢谢京东
评分《国史大纲》一书著于抗日战争时期。钱穆当时任北大历史系教授,在战火纷飞中随西南联大辗转大半个中国。在云南昆明岩泉寺,钱穆开始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中国通史的考证与写作之上。当时生活的窘困、物资的紧缺以及内忧外患的状况都使钱穆将对中国命运的思考贯穿于了全书始末。钱穆指出,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要务,在于能在国家民族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他希望作为抗战中流的精英分子能够从这样一部张扬“士”之人力的史纲里汲取力量前行。[1]
评分品赏析 【注释】:轩,即轩辕黄帝;羲,即伏羲氏,皆为传说中的占古圣王。愬武古通:指随裴度出征的大将军李愬、韩公武、李道古、李文通。尧典舜典:《尧典》和《舜典》皆系《尚书》篇名。清庙生民:《清庙》和《生民》为《诗经篇名。汤盘:传为商汤沐浴之器;孔鼎,指孔子祖先正考父之鼎,二者上面的铭文分别在《礼记》和《左传》中有记载。玉检:古代宣扬帝王功业封禅祭祀仪式中《封禅书》的封套。 【简析】:这首诗是一则历史。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宰相裴度率兵平定淮西,但首先破蔡州生擒叛者吴元济的是大将李愬。宪宗命韩愈撰《平淮西碑》时,韩主要是突出了裴度在执行宪宗旨意后的运筹帷幄,引起李愬不满。愬妻(唐安公主之女)进宫诉说碑文不实,宪宗就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文勒石,观点迥然不同。李商隐是完全赞同韩愈观点的,诗中强烈地表达以对《韩碑》被磨去的愤慨,更热情地歌颂了这篇碑文。本诗基本上是叙述性的,但笔力矫健,很有感情,诗中一些名句也一直为人传诵。 ------------------------------------------------ 【赏析】 韩愈的《平淮西碑》,歌颂了平叛战争,突出宰相裴度的战略决策之功,着眼于宣扬唐朝廷削平藩镇割据的战略方针,表现出独特的政治卓见。段文昌重撰的碑文,对李愬的功绩叙述充分,但在大处方面逊于韩碑。李商隐在这首诗中极力推崇韩碑,一再强调裴度的决策、统帅首功,功不可灭,体现出他将国家治乱归于中枢是否得人的一贯主张,强烈的向往对宪宗和裴度在伐叛战争中的明断果决和相互信任,而对宪宗后来信谗推碑之举不无微词。 本诗叙议相兼,而以叙事为主。描写了裴度奉命任统帅讨平淮西叛镇,韩愈奉命撰碑及推碑的过程。诗的开头以平叛战争的缘起;最后一段,是对韩碑的热烈赞颂。 这首诗气势磅礴。诗一开始,就渲染宪宗的“神武”和平叛的决心,显示出一种雄健的气势。“誓将上雪列圣耻”一句,将眼前的平叛战争和安史之乱以来国家多灾多难的历史联系起来,表明此役关系到国家的中兴。接下来写淮西藩镇长期反抗朝廷,突出其嚣张跋扈的气焰,以反衬下面裴度平淮西之功的不同寻常。 第二段开头四句,承接开篇四句,先点出宰相裴度,暗示“上雪列圣耻”的关键在于“得圣相”。随即直入本题,叙述裴度统兵出征,简明直率,毫不拖泥带水。接下“愬武”四句,从麾下武将文僚一直叙述到勇猛的士兵,表现裴度的最高统帅形象和猛将精兵如云的宏大声势。 第三段开头两句,承上启下,从平蔡过渡到撰碑,是全篇的枢纽。奉命撰碑的过程,不但写了宪宗的明确指示,韩愈的当仁不让,而且写出宪宗的颔首称许,韩愈的稽首拜舞,韩愈受命之后,作者再用详笔铺写撰碑、献碑、树碑的过程。“点窜”二句,用奇警的语言写出韩碑高古典重的风格,“句奇语重”四字,言简意赅,揭出韩碑用意之深刻。紧接着又写推碑和诗人对这件事的感慨。写推碑,直言“谗之天子”;抒感慨,盛赞“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认为韩碑自有公正评价,推碑磨字也不能消除它在人们心中留下的深刻影响。 最后一段,描绘韩碑关系到国家中兴统一事业,赞美它的不朽。开头四句将“圣皇及圣相”的功业与“公之斯文”紧密联系起来,强调韩碑具有记述歌颂统一大业功勋。最后以“传之七十有三代,以为封禅玉检明堂基”收束全篇,说明韩碑流传千古的不朽价值。 这首诗既表现了不入律的七古笔力雄健的特点,又吸收了韩诗以文为诗,多用“赋”的经验,形成一种既具健举气势,又有条不理地叙事、议论的体制。显得既雄健高古而又清新明快。
评分商先生当年在编纂此集刊时,因时代背景,曾对部分文章进行删节,宜留意。
评分纪事本末体:是以历史事件为主体,完整地叙述一个历史事件始末的体裁形式。它克服了编年体记事分散和纪传体记事重复的缺点,在编年、纪传、政书三体之外又创立了一种新体裁,从而为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评分历史上刊印全套“二十四史”的主要有过三种版本:清乾隆年间的武英殿刻本、清朝末年由金陵、淮南、浙江、江苏、湖北五个书局刻印的“局本”,以及解放前由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国学大师张元济编著的《百衲本二十四史》纠正了殿本三百年来造成的混乱,澄清了许多长期困扰史学界的错误,历史功绩有目共睹,影响深巨。三千卷字字心血,《百衲本二十四史》出版后,被史学界一致公认为最佳全本正史,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与珍贵价值,是中国史学上的一座丰碑。历史上刊印全套“二十四史”的主要有过三种版本:清乾隆年间的武英殿刻本、清朝末年由金陵、淮南、浙江、江苏、湖北五个书局刻印的“局本”,以及解放前由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 著名国学大师张元济(1867—1959)萌生了“重校正史之愿”。他发誓要汇集善本,重新校勘辑印一部古本全史,恢复正史原貌,纠正殿本的错谬。张元济主持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大型民营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达数十年之久,是我国近现代出版事业的先驱和泰斗。他秉持“续古代文化之命,续民族文化之命”的强烈使命感,以不惜一切代价拯救优秀文化古籍的远见和气魄,耗费巨资广搜各史的宋元善本,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摄影制版技术,呕心沥血18个寒暑方大功告成。因《百衲本二十四史》选用的各种版本残缺不全,乃通过许多版本相互参校、补缀而成,有如僧人的“百衲衣”,故得此名.18载星移斗转,张元济埋头修史之时,正值社会动荡战火纷飞,校勘、辑印工作多次受到严重摧残。这个战乱年月的文化工程,耗尽了一代大师的全部心血,也成就了张元济古籍整理生涯的学术巅峰。《百衲本二十四史》纠正了殿本三百年来造成的混乱,澄清了许多长期困扰史学界的错误,历史功绩有目共睹,影响深巨。他的壮举前无古人,劳苦功高,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国学大师、中国出版史上的泰山北斗。三千卷字字心血,百衲本被公认为最佳全本正史《百衲本二十四史》出版后,被史学界一致公认为最佳全本正史,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与珍贵价值,是中国史学上的一座丰碑。张元济先生在总结前人校书经验,以“书贵初刻”为选择底本的指导思想,千方百计地搜访一流善本,但又不拘泥于宋元旧椠,而是反复对勘,择善而从。遇有脱简残编或短篇缺页,总是设法配补齐全。一旦发现更早更好的本子,便不惜代价立即抽换。所以《百衲本二十四史》选用的版本,都是最早最好的本子,而且多数是精心选取几个不同版本配补而成的。正如著名历史学家王绍曾先生评价:“是宋元以来全史善本的一次大集结,是宋元以后全史最佳的汇印本。搜罗旧本之广,影印之精,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如此历经18个寒暑不辍,终得上佳之本,其中宋元15种,元本6种,明清初刻本3种。更难得的是,张元济先生在《百衲本二十四史》的辑录过程中,创立了古籍整理有关门类的一整套学术规范。比如他在前人校书经验的基础上运用科学的校勘方式,从千头万绪的纷杂版本中,提纲挈领,理出版本源流,厘定文字得失,正确判定版本价值,作为选择底本的依据;他将校勘与考证紧密结合,精密考订,择善而从。字字悉心校勘,页页精心修润,仅他为《百衲本二十四史》所做的《衲史校勘记》就多达百数十册;他亲自监督印刷,用纸装帧精良。在这当中所总结出的基本规律和准则,至今仍被奉为古籍校勘的范例。 《百衲本二十四史》出版后,当时社会各界佳评如潮,全国各大报章连篇累牍发表大量评介文章,莫不予以高度赞誉。原北京大学校长,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评价为“博观精勤之成绩所以嘉惠学子益无限量”。史学家傅增湘盛赞“所采获者皆前人未见之书,故其定论者多千古未发之覆”。文献学家张舜徽在其《中国文献学》中认为,“从此全史出现了最标准的本子,可据以订伪补缺,对史学界的贡献为最大。”《百衲本二十四史》成为全国学界一大共同话题,堪称一时之盛。
评分孟心史之书,无可挑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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