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枚（1716-1797年），清代诗人、诗论家。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主人，随园老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袁枚是乾隆、嘉庆时期代表诗人之一，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为“乾隆三大家”。乾隆四年（1739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七年外调做官，曾任江宁、上元等地知县，政声好，很得当时总督尹继善的赏识。三十三岁父亲亡故，辞官养母，在江宁（南京）购置隋氏废园，改名“随园”，筑室定居，世称随园先生。自此，他就在这里过了近50年的闲适生活，从事诗文著述，编诗话发现人才，奖掖后进，为当时诗坛所宗。袁枚24岁参加朝廷的科考，试题是《赋得因风想玉珂》，诗中有“声疑来禁院，人似隔天河”的妙句，然而总裁们以为“语涉不庄，将置之孙山”，幸得当时总督尹继善挺身而出，才免于落榜。

文中寄志
诗在骨不在格
存其是去其非
金公政简刑清
切勿抄袭
绝妙名联
圣朝佳话
诗才清警
诗重其性情
唐翰林最荣
名未必符实
福薄生慧
改诗难于作诗
诗贵其有深意
每出必携书
心有灵犀
落笔不经意
宋学太盛
天下无如吃饭难
以故事育人
赋诗抒怀
诗难事也
幸露语平安
不能评第一
诗称家数
各朝富贵诗
吟杨花诗
妙在孩子语
预知中榜
应酬诗作
改诗论
刚柔相济
贤人留恋故地
忠臣与孝子
闺秀能文
论因缘
席间赋诗
仿古风
儒释名家
身份不等心胸不同
用成语作妙诗
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女人建功
后宫轶事
文简谈画
文贵在曲婉
野外诗意
才女嫁俗商
论《声调谱》
论诗的悟性
美妙的诗
得随园记
五斗米与诗
行医与作诗
娘子秀才
扬州游
身临其景
诗词谈
苏州秀才
诗的意境
女司马相如
厚积而薄发
好书之癖
庸师妄评真才子
评王荆公
棋艺与诗作
生活与作诗
作诗不能一概而论
陈设古玩与运用典故
好诗有好韵
词章与考据
一诗一典故
喝酒与买书
王安石改诗
墨禅和尚
题《芝城话旧图》
偶吟香亭
上天造人
难解乐府语
诗文集之名
别号非古
诗歌的妙处
讽世语
戒滥评
英俊少年留佳作
诗中典故探
新不如旧
做官容易作诗难
题庙堂诗
诗人的不同运气
诗人也逃学
七旬老翁应试
论古
恬淡添寿
沈周之诗
遇才结友
人参换野菜
正者拒妓
诗功
姑表二兄弟
淡雅桐城公
尊唐贬宋遭戏
任氏姐妹情
诗词救名妓
秀才清语
俗语出名士
诗以对仗为工
对客挥毫
宴席上的诗作
载菊之道
咏指甲
咏叹别离苦
勤奋尚书
题仙人诗
情深至挚誓死不渝
上元灯词
诗人笔下出美景
咏诗拾趣
为人难
难得知己
一字显境界
一诗感夫妇
母女皆能作诗
诗境
一杯清酒话松风
姑母责郭巨
一字传神
秦淮竹枝
华阳行
慧眼识诗
趣雅风俗
不得志者诗
貌短小诗犹佳
多种解释
空青草
三揖学艺
人各有趣
编辑七病
谣和乐
花旦考
贵在考证
幽清之诗
以讹传讹
士大夫记
闻一道人

精彩书摘

　　《随园诗话》是清代文学理论著作，袁枚著。随园，在江宁(今南京)小仓山，是袁枚辞官悟所筑别墅名。袁枚的诗话即撰写于此，故名《随园诗话》。
　　《随园诗话》是清代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其体制为分条排列，每条或述一评，或记一事，或采一诗(或数诗)，乃随笔式。本书的编撰，旨在倡导性灵说诗论，以反对乾隆诗坛流行的沈德潜格调说与翁方纲以考据为诗的风气。本书于作者辞官后开始编撰，成书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由毕沅等资助付梓。补遗则写至作苦病故为止，成书于嘉庆年间。
　　袁枚(1716-1798)，字子才，号简斋，一号存斋，世称随园先生，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同老人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祖籍慈溪(今属浙江)。乾隆四年(1739)进士，选庶吉士，人翰林院。乾隆七年(1742)改发江南，历任溧水、江浦、沭阳、江宁等地知县。乾隆十四年(1749)辞官，居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小仓山随园。以后除乾隆十七年(1752)曾赴陕西任职不到一年外，终生绝迹仕途。袁枚主持乾隆诗坛，为性灵派领袖。著述甚丰，有《小仓山房诗集》、《小仓山房文集》、《随园诗话》、《子不语》、《随园尺牍》、《随园随笔》等十来种。传见《清史稿》卷四八五。
　　《随园诗话》记述了古今文坛掌故、文人轶事，评品古今诗人及诗作。集中体现了作者论诗力主性灵的主张。他认为：“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在袁枚的理论体系中，性灵大致与性情相等，都是指诗人真情的抒发，他说：“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又说：“文以情生，未有无情而有文者。”他甚至把“诗言志”的传统诗教也纳入他的性情之中，倡导“肌理说”。他又不一概排斥学识和能力，在学识和能力与天分二者的关系上，袁枚仍然以天分为先，这体现了他性灵说的内质。灵感的产生有突如其来和稍纵即逝的特点，袁枚在阐述性灵说时，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
　　作者在强调“性灵”的同时，他还提倡诗歌应有新鲜的风味，灵活的笔致，注重诗人的才情、个性与独创性。这种反传统、反模拟、求创新的特点，亦有不少诗坛掌故、诗歌本事、诗人轶事的记载，虽不无庸俗之处，但可见乾隆时期文化状况的一个侧面，是袁枚在继承前人进步思想的基础之上的新发展。本书的精华在于“话”，而基础却在于“诗”，故书中采录了大量印证诗论的作品，不拘时代、流派，不拘作者身份、性别，尤可称道者是闺秀之什颇多。独开生面，别树一帜并集结起“性灵”诗派，为反拟古、反考据为诗，及使诗歌回归抒写真性情的轨道上来作出重要贡献，是对清代以来道统文学观的挑战。《随园诗话》以其所具有的新兴社会思潮的因素而独树一帜，在中国文学理论上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随园诗话》取材广泛，内容丰富，考虑到普及的需要，我们选取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篇章，以供读者阅读，希望本书能对您的学习和生活有所裨益。
　　本书编排严谨，校点精当，并配以精美的插图，以达到图文并茂、生动形象的效果。此外，本书版式新颖，设计考究，双色印刷，装帧精美，除供广大读者阅读欣赏外，更具有极高的研究、收藏价值。
　　编者
　　2008年8月

前言/序言

　　文中寄志
　　古英雄未遇时，都无大志，非止邓禹希文学，马武望督邮也。晋文公有妻有马，不肯去齐。光武贫时，与李通讼逋租于严尤。尤奇而目之。光武归谓李通曰：“严公宁目君耶？”窥其意，以得严君一盼为荣。韩蕲王为小卒时，相士言其日后封王，韩大怒，以为侮己，奋拳殴之。都是一般见解。鄂西林相公《辛丑元日》云：“揽镜人将老，开门草未生。”《咏怀》云：“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皆作郎中时诗也。玩其词，若不料此后之出将入相者。及其为七省经略，《在金中丞席上》云：“问心都是酬恩客，屈指谁为济世才？”《登甲秀楼》绝句云：“炊烟卓午散轻丝，十万人家饭熟时。问讯何年招济火？斜阳满树武乡祠。”居然以武侯自命，皆与未得志时气象迥异。张桐城相公则白翰林至作首相，诗皆一格。最清妙者：“柳荫春水曲，花外暮山多。”“叶底花开人不见，一双蝴蝶已先知。”“临水种花知有意，一枝化作两枝看。”《扈跸》云：“谁怜七十龙钟叟，骑马踏冰星满天。”《和皇上风筝》云：“九霄日近增华色，四野风多仗宝绳。”押“绳”字韵，寄托遥深。
　　在古代的时候，当英雄还未遇上能让自己一展才华的时机时，大都不具有非常远大的志向，这并非仅仅是邓禹从文学上寄托希望，马武以督邮为名门贵族等事例所能说明的事。晋文公有妻室和马匹，惟独不肯离开齐国。光武帝在少年时很贫困，和李通因为逃税而同严尤打官司。严尤十分惊奇地盯着他们看。光武帝回去后就对李通讲：“严公看你了吗？”言下之意，他是以严尤对他们的盯看作为荣耀的事。韩蕲王做小卒的时候，看面相者料定他日后必被封王。然而韩却大怒，认为自己被侮辱了，于是用拳把对方一顿猛打。这都是一个道理。鄂西林相公在《辛丑元日》曾经写过这样的句子：“揽镜人将老，开门草未生。”在《咏怀》中又讲：“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这都是他做郎中时所作的诗。看了这些词句又有谁能想到他将来会出将入相呢？等他做了七省经略，在《金中丞席上》讲：“问心都是酬恩客，屈指谁为济世才？”他在《登甲秀楼》绝句中说道：“炊烟卓午散轻丝，十万人家饭熟时。问讯何年招济火？斜阳满树武乡祠。”竟然以武侯来自比，这些都和他未得志时的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张桐城相公则从翰林做到首相，所作诗歌全是一个风格。最清秀美妙的诗句有：“柳荫春水曲，花外暮山多。”“叶底花开人不见，一双蝴蝶已先知。”“临水种花知有意，一枝化作两枝看。”《扈跸》讲：“谁怜七十龙钟叟，骑马踏冰星满天。”在他的《和皇上风筝》中又讲：“九霄日近增华色，四野风多仗宝绳。”在这句诗里，诗人借“绳”字韵“升”，来寄托自己内心的志向和远大的抱负。
　　诗在骨不在格
　　杨诚斋曰：“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余深爱其言。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三百篇》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亳谁为之格？谁为之律？而今之谈格调者，能出其范围否？况皋、禹之歌，不同乎《三百篇》；《国风》之格，不同乎《雅》、《颂》；格岂有一定哉？许浑云：“吟诗好似成仙骨，骨里无诗莫浪吟。”诗在骨不在格也。
　　杨诚斋说：“古往今来，天分低拙的人，都在诗歌上爱大谈格调，而不懂得风情趣味。为什么？因为格调是空架子，有嘴就能很简单的描述出来；而风情趣味专门描写性灵，不是天才就办不到。”我十分喜欢这句话。要知道有性情，便有了格律；格律总是在性情之中的。《诗经》三百篇多半是劳动者及怀春少妇直率言情的，有谁为他们定过格式呢？又有谁为他们定过音律呢？而现在谈格调的，能超出这个范围吗？况皋、大禹时代的歌谣，不同于《三百篇》；《国风》的格调，不同于《雅》、《颂》。格式怎么有一定之规呢？许浑讲：“吟诗好似成仙骨，骨里无诗莫浪吟。”诗的精华在诗骨而不在格式呀！
　　存其是去其非
　　前明门户之习，不止朝廷也，于诗亦然。当其盛时，高、杨、张、徐，各自成家，毫无门户。一传而为七子，再传而为钟、谭，为公安，又再传而为虞山，率皆攻排诋呵，白树一帜，殊可笑也。凡人各有得力处，各有乖谬处，总要平心静气，存其是而去其非。试思七子、钟、谭，若无当日之盛名，则虞山选《列朝诗》时，方将索于荒村寂寞之乡，得半句片言以传其人矣。敌必当王，射先中马，皆好名者之累也！
　　前明有门户派别之分，不只是朝廷有，在诗歌上也是这样，当明诗处于昌盛的时候，高、杨、张、徐，各自成为一家，没有门户高下。一传下来就是明七子；再传就是谭、钟，成为公安派；又再传是虞山，大都是相互攻击诋毁，自己树立一个旗帜，真是十分可笑。大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的缺点，总是要平心静气，保留正确的，去掉不对的。试想明七子、钟、谭等人，要是没有当时的盛名，则虞山选《列朝诗》时，必将从荒村僻壤的偏僻之地去寻找，有幸得到一言半句就要传之于后人。打敌人一定先擒王，射人要先射马，这是喜爱名声的人所特有的累赘，会在最紧要的时候葬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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