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与李泽厚、李欧梵、林岗
诸友人论衡五四新文学运动
五四的历史功绩在于把梁启超、严复等近代思想家的以“国”“群”为目的为核心的价值观、拉向以个体生命即以“已”“我”为目的为核心的价值现。
传统与中国人
人论二十五种
思想者十八题
文学十八题
文学的反思
共悟人间
共鉴「五四」
鲁迅传
阅读美国
读沧海
内容简介
一次五四文化的历史解读,一场哲人汇聚的思想盛宴。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文化更新运动,也是二十世纪中国重大、深远的历史事件。一个东方大国的文化转型、心理转型就从这里开始。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必须面对这一划时代的事实。《共鉴五四》即为刘再复先生近年来发表的有关“五四”的访谈、对话、文章的合集,当中更以李泽厚与刘再复的精彩对话作为《共鉴五四》代序——“五四”五说。在当今纷纷诋毀“五四”、盛行尊孔的语境中,如何看待“五四”?刘再复教授以犀利的思想、鲜明的态度和精粹的语言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书中作者还与李泽厚、李欧梵教授一起,直面真理,共论九十年前的大变革。
作者简介
刘再复,一九四一年生予福建南安,一九六三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爱,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后旅居美国,先后在芝加哥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科罗拉多大学任教,现任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荣誉教授。著作有《性格组合论》、
《文学的反思》、《论中国文学》、《鲁迅传》、《鲁迅美学思想论稿》、《传统与中国人》《罪与文学》(与林岗合著)、《放逐诸神》、《人论二十五种》、《读沧海》、《漂梳手记》(十卷)、《红楼四书》(四卷)等四十几部学术论著和散文集。作品已译为英、韩、日、法、德等多种文字出版。
目录
“五四”五说(代序)——李泽厚 刘再复
一“五四”了不起
二 反孔也了不起
三 最缺的还是德赛两先生
四 告别“新启蒙”
五 五四新文化诸子评说
附录:一字之差的说明
五四新文化运动批评提纲
一 重心明确但理论准备不足
二 批孔的合理性与浪漫性
三 德赛两先生的体用分离
四 文学革命的概念错位
五 现代人文经典创造意识的阙如
六 主攻对象置换的假设
附录一:中国贵族精神的命运
附录二:谁是最可怜的人?
附录三:伟大的内心律令——在香港北大校友会上的讲话
“五四”启蒙问题答问纪要—— 答北京鲁迅博物馆姜异新博士问
一 关于启蒙的反思
二 现代启蒙有无独特的话语谱系
三 “五四”若干主将的不同思路
四 清华诸子也属新文化范畴
五 《红楼梦》是“五四”的先声
六 关于鲁迅的新认识
七 海外语境下的思索与研究
病理学启蒙的反思——刘再复、李欧梵对谈录
一 病理学启蒙与生理学启蒙
二 行动生活与沉思生活
三 独立存在与象牙之塔
四 抽象能力与形而上品格
五“新启蒙”命题已过时
“五四”中心理念及其历史语境 ——近现代中国三大意识舶觉醒
一“民族一国家”意识的觉醒
二“人一个体”意识的觉醒
三 阶级意识的觉醒与个体意识的灭亡
关于个人主义与新文学的思考——与李泽厚的两篇对话
一 个人主义在中国的浮沉
二 中国现代诸作家评论
五四文学启蒙精神的失落与回归
一 历史角色的互换——启蒙主体的易位
二 社会运动重心的转移和个性生长土壤的贫瘠
三 启蒙主题的回归与创作个性
“五四”与西方的文艺复兴
一 “五四”与西方文艺复兴的不同思路
二 民族“厄运”与个人“厄运”的重叠
三 三种“吃人”方式的发现
四 人伦网络与礼治秩序
“五四”语言实验及其流变史略
一“五四”语言变革的伟大动机
二 新语言的困境和媚俗流向
三 走出俗化政治化的语言新试验
后 记
精彩书摘
姜:您认为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史的叙述,不应只讲北大,不讲清华,两者虽有激进与保守之分,但都在为中国新文化奠定基石。应当把与“五四”主潮(北京大学为中心的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之外的具有不同理念的清华大学学者的人文论述(包括王国维、梁启超、吴宓等)纳入新文化的范畴。能否具体谈谈他们共同呈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多元文化景观?
刘: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北大,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都属北大,这一点无可争议。但清华总是被视为新文化的对立面,却不公乎,错觉的原因是因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三个代表人物梁启超、王国维、吴宓均是保守派。尤其是吴宓,他和刘伯明、梅光迪、柳诒徵、胡先辅等先生创办的《学衡》被视为《新青年》和新文化的反动。其实,吴宓编辑《学衡》杂志期间(1921-1924)身在南京东南大学。直到1925年初,他才被聘到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通称“国学研究院”)。不过,他是1917年由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派往美国学习的,因此被视为清华文化的一个符号,也理所当然。在吴宓的主持下,1925年梁启超被邀担任研究院导师(于1928年夏季辞去职务)。同年,王国维也受聘于研究院,并携全家迁居于清华园,两年后自杀前留下的遗书嘱家人把他“行葬于清华园茔地”。
1988年,我应瑞典文学院的邀请,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做了一次题为“传统和中国当代文学”的讲座,就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倒霉的是孔夫子。因为拿他作文化革命运动的靶子,就把他判定为“孔家店”总头目,吃人文化的总代表,让他承担数千年中国文化负面的全部罪恶。在当时的文化改革者的笔下,中国的专制、压迫、奴役,中国人奴性、兽性、羊性、家畜性,中国国民的世故、圆滑、虚伪、势利、自大,中国妇女的裹小脚,中国男人的抽鸦片,等等黑暗,全都推到孔夫子头上,那些年月,他老人家真被狠狠地泼了一身脏水。在讲座中,我肯定“五四”两大发现:一是发现故国传统文化资源不足以面对现代化的挑战;二是发现理性、逻辑文化在中国的严重阙如。正视问题才能打开新局面,所以“五四”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功勋不可抹杀。但是。我也替孔夫子抱不平,说这位两千多年前的老校长,确实是个大教育家,确实是个好人,权势者把他抬到天上固然不妥,但革命者将他打人地狱也不妥,尤其是把什么罪恶都往他身上推更不妥。以为打倒了孔家店,中国就能得救,实在想得太简单、太片面。近年来,我在反省“五四”时曾想:要是新文化运动不选择孔夫子为主要打击对象,而选择集权术阴谋之大成的《三国演义》和“造反有理”的《水浒传》为主要批判对象,并以《红楼梦》作为人文主义的旗帜,20世纪中国的世道人心将会好得多。仅着眼于“五四”,说孔夫子是“最倒霉的人”恐怕没有错,但是如果着眼于整个20世纪乃至今天,则应当用一个更准确的概念,这就是“最可怜的人”,在鲁迅的“可怜”二字上再加个“最”字。
前言/序言
一 “五四”了不起
刘再复:今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香港三联约我一本书,我就把这两年发表的有关于“五四”的访谈、对话、文章汇为集子,也借此更加明快地表述一下自己对“五四”启蒙运动的思想。此集您如果能作篇序言就好了,可惜您已封笔,只好作罢。不过,今天我还是想再听听您对于“五四”有没有新的想法。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和《告别革命》中,您已作过充分论述。十几年、二十几年过去了,语境变了,不知道您有无修正或补正。
李泽厚:我读了你最近发表在《书屋》的文章和访谈,写得很好。我对“五四”的看法没有改变。在诋毁“五四”、盛行尊孔成为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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