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汇集了清崇德元年至康熙九年的“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簿”收入的3000件档案中的1400件档案译文，内容涉及清朝与漠南蒙古、漠北蒙古、新疆、青海和西藏等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宗教以及清朝对以上地区的统治政策和当时发生的有关重大事件等方面，是研究清代历史的原始、直接的手材料，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

作者介绍

希都日古，蒙古族，1967年生于内蒙古哲里木盟（今通辽市）科左后旗。1990年毕业于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1997年获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师从曹永年教授；2000年获内蒙古大学专门史专业博士学位，留校任教，师从亦邻真教授和齐木德道尔吉教授。2002～200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做边疆民族史专业博士后研究，合作导师为成崇德教授。

文摘

序言

译者前言
　　清史工程基础项目，档案类翻译项目之一“档案·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汉译”项目，于2007年4月签署合同，11月正式立项，2011年7月完成结项。该项目的终成果《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汉译》（另外包括附录《十七世纪前半期蒙古文文书档案汉译》，即中国历史档案馆收藏，李保文整理《十七世纪前半期蒙古文文书档案（1600～1650）》一书全书的汉译）一书译稿大约50多万字，终于即将付梓问世。本人作为该项目的主持人和本书编译者，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本书译文所使用的蒙古文档案底本为中国历史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编辑，齐木德道尔吉、吴元丰、萨·那日松等主编影印本《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1～7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另外，本书译文还包括《十七世纪前半期蒙古文文书档案（1600～1650）》一书的全译，其档案原件为中国历史档案馆所收藏，底本为李保文编辑、整理、转写的影印本《十七世纪前半期蒙古文文书档案》，1997年由内蒙古少儿出版社（通辽）出版。
　　一　《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1～7辑）》的主要内容
　　《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中的档案文书包括内秘书院起草或翻译的文书以及收到的外来信件、奏文等。其中内秘书院起草的蒙古文文书主要有两大部分，一是为颁布清朝重大政治、军事、皇室事务而起草的诏、谕、敕、诰、册等。二是向蒙古颁布的诏、谕，发给蒙古的敕书（敕命）、诰命册文。外来信件包括从蒙古各部来的信件、奏文、呈文的抄件，西藏、青海、厄鲁特（额鲁特或卫拉特）蒙古、俄罗斯的信件和呈文。
　　《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1～7辑）》所收档案文书的种类很多，按其内容有皇帝即位诏书、亲政诏书，有为皇子生、皇太后崩，太皇太后、皇太后等上谥号、徽号、尊号颁布的诏文，有册封皇后、妃子诏文，以及为地震灾异、移宫等颁布的大赦诏文，还有宣布摄政王之罪诏、顺治帝罪己诏等，这类诏文共54篇。崇德年间颁布的清朝礼仪制度方面诏文有18篇。有为皇帝岳父立碑、为妃子丧葬火化所颁布的诏文各1篇。
　　有出征朝鲜诏书2篇，出征明朝诏书4篇，通报战况1篇，清军攻克锦州谕外藩蒙古诏文2篇，满、汉、蒙王公和外藩蒙古王公所上贺表2篇。出征南明诏文2篇、征讨闽浙地区诏文1篇。出征李自成及报捷诏文2篇、出征张献忠诏文1篇。出征苏尼特部腾机思的诏文、报捷诏文和奖惩追击腾机思的四子部台吉等方面的敕谕3篇。
　　还有清军入关前与明朝贸易人参之敕谕、摄政王入北京后宣示公平贸易令，发遣祖氏兄弟于沈阳给科尔沁诏文、策试进士文，进太祖太后实录的奏文、表文、谕3篇，给俄罗斯敕谕2篇。
　　《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1～7辑）》中有大量清朝颁发给满、蒙、藏上层贵族、喇嘛及官员的册文、诰命和敕书（敕命）。其中有册封满洲王公的诰命13篇，满洲福晋的诰命12篇，满洲公主册文18篇、格格册文9篇。蒙古王公、台吉、功臣的诰命及敕书610篇（内有重复），其中主要是内扎萨克蒙古王公、大臣，八旗察哈尔、归化城土默特官员，青海和硕特台吉的诰命、敕书（敕命）。外藩蒙古王妃诰命43篇。还有册封喇嘛、顾实汗的册文2篇，给甘肃、宁夏、青海活佛的诰命30篇，给甘肃、宁夏、青海活佛保护寺院田产之谕文７篇，往来信函3篇。朝鲜国王册文2篇。给蒙古王公、台吉的祭文99篇。
　　《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1～7辑）》中清朝皇帝给蒙古各部的敕谕和来文数量也较多，有关喀尔喀部的文书87篇，其中给喀尔喀部的敕谕、礼单等49篇，来文25篇。西藏方面的文书近160篇，其中有清廷给吐蕃汗、阐化王、顾实汗及其子孙，喇嘛、班禅呼图克图等西藏政教首领的敕谕、礼单，及西藏方面的来文、奏文、信件、礼单等。给青海蒙古台吉方面的敕谕和青海方面的来文共15篇。清朝与厄鲁特（额鲁特或卫拉特）部巴图尔台吉、鄂齐尔图台吉、阿巴赖台吉、昆都仓乌巴什等来往文书11篇。有关鄂尔多斯部扎木苏叛乱的敕谕、来文共5篇。有关喇嘛禁令和定例3篇。有关蒙古会盟的敕谕、颁布律书共18篇。还有其他内容的敕谕若干篇，如斥责阿鲁部图斯格尔济农１篇、谴责科尔沁部出师返回时掠夺他人１篇、罚科尔沁土谢图亲王俸禄１篇等。还有一些记述公文撰写过程及其他事项的文书档案。
　　二　《十七世纪前半期蒙古文文书档案（1600～1650）》的主要内容
　　《十七世纪前半期蒙古文文书档案（1600～1650）》一书所收蒙古文档案文书内容丰富，史料价值很高，十分珍贵。这部影印本分上下两卷。上卷为有关满蒙关系史的文书，包括57份蒙古文文书档案原件和4份蒙古文文书抄录，共61份，是17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漠南蒙古贵族和女真后金王朝之间的来往书信。这些文书内容涉及漠南蒙古嫩科尔沁（这一时期蒙古文档案或作博罗科尔沁）、喀喇沁、土默特、敖汉、奈曼、察哈尔、阿巴噶、阿巴哈纳尔、永谢布、阿剌克绰特、阿速特、巴林、扎鲁特等部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各方面以及女真与这些部落之间的关系。这些文书大多都是原件，包括爱新国（满洲）天聪汗致蒙古贵族的书信。这些书信是当时发生的历史事件的一部分，是研究17世纪前期蒙古史和满蒙关系史的根本的、可靠的手史料。下卷为《清朝理藩院记录档》，收录了1639～1647年间的50份理藩院蒙古文文书档案，包括漠南蒙古诸部贡物清单、清廷回赐礼品清单、蒙古王公罪状记录及理藩院办案记录等等，反映了当时蒙古的行政、法律、财政诸方面的真实情况。这些档案的一部分经过史官的挑选和取舍，在《清实录》等清代官方史书中残留下来，但面目全非，而另外一部分则根本没有被利用。值得一提的是，《十七世纪蒙古文文书档案（1600～1650）》中的一部分内容在《满文老档》《清实录》《皇清开国方略》《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和《皇朝藩部要略》等清代官方文献史书中不同程度地流传了下来。
　　由于《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的篇幅较长，是本书的重点，而《十七世纪前半期蒙古文文书档案（1600～1650）》的内容较少，篇幅很短，因此本书把前者的译文内容作为正文，把后者仅仅作为附录，放在书后。
　　三　具体翻译过程中遵循的原则及汉译举例
　　在本项目具体翻译过程中，译者坚持了以下几点原则：一是严格按照清代档案文书的体例格式，译文文字为浅近的书面语。二是译文内容忠实于原文，力求避免因曲解原文原意而导致的错译和不熟悉档案体例格式而造成的漏译、节译。三是译者熟悉清代的历史掌故、官制（职官）及名物制度，熟悉清代边疆民族历史文化，具备广博而专精的清代文献学、档案学的相关知识，精通满、蒙古文等民族文字，并具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名词术语的翻译尽可能做到准确、规范，译音用字及词语完全按照清代的译音惯例来翻译，基本上做到约定俗成，行文通顺流畅。四是该项目属于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的基础工程。众所周知，民族文字档案文书的整理翻译及研究的质量和水平与国家大型文化工程清史项目的能否创新、突破有密切的关系，意义重大。译者严格把关译文的质量，同时本书译文稿件后经由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聘请的专家按照初审和终审的程序，审订通过之后定稿。
　　在项目进行过程中，汉译诏令敕谕类，如皇帝即位诏书、亲政诏书，有为皇子生、皇太后崩，太皇太后、皇太后等上谥号、徽号、尊号颁布的诏文，有册封皇后、妃子诏文，以及为地震灾异、移宫等颁布的大赦诏文，还有宣布摄政王之罪诏、顺治帝罪己诏等，这类诏书诏令、敕谕时，首先参考了《清历朝实录》（包括《满洲实录》《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清太宗实录》《清世祖实录》《清圣祖实录》）。对崇德年间颁布的清朝礼仪制度方面诏文18篇进行汉译时，着重参考了《清历朝实录》及《清会典》《清会典事例》等典制体的史书。
　　汉译出征朝鲜诏书、出征明朝诏书，通报战况，清军攻克锦州谕外藩蒙古诏书、满汉蒙王公和外藩蒙古王公所上贺表以及出征南明诏文、征讨闽浙地区诏文等诏令类档案时，主要参考了《满文老档》汉译本（中华书局，1990）、《清历朝实录》、《清朝太祖太宗世祖实录蒙古史史料抄——乾隆本康熙本比较》（齐木德道尔吉/巴根那编，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以及《明清史料》（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庄吉发《故宫档案述要》（“国立”故宫博物院印行，台北，1960）等文献史料及今人著作。汉译其他蒙古文档案，如出征李自成报捷诏文、出征张献忠诏文、出征苏尼特部腾机思的诏文、报捷诏文和奖惩追击腾机思的四子部台吉等方面的敕谕时，除了依据并参考《清历朝实录》之外，还利用了已出版的故宫档案史料。
　　档案是学术界公认的手史料，那么实录与档案比较而言，实录多有润饰删改甚至歪曲之处，这里仅举一例：据庄吉发《故宫档案述要》（“国立”故宫博物院印行，1960）一书研究，现存多尔衮母子撤出庙享诏（颁布日期为顺治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全文与《清世祖实录》“追论睿王多尔衮罪状，昭示中外”比较其内容，颇多删节，例如原诏书“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实录作“诏曰”；“侍卫大臣”，实录作“内大臣”；“太宗文皇帝殡天时”，实录作“太宗文皇帝龙驭上殡时”；“同心坚持，舍死盟誓”，实录作“同心翊戴，共矢忠诚”；“并无欲立摄政王之议”，实录作“并无欲立摄政王多尔衮之议”；“豫郡王”，实录作“豫郡王多铎”；“唆动劝进”，实录作“唆调劝进”；“彼时皇上尚在幼年”，实录作“皇上因在冲年”；“逮后独专”，实录作“妄自尊大，以皇上之继位，尽为己功”；“素日”，实录作“昔年”；“不归朝廷，全为己功”，实录作“全归于己”；“其仪仗、音乐、侍卫之人，俱与皇上同，盖造府第，亦与皇上宫殿无异”，实录作“其所用仪仗、音乐及卫从之人，俱僭拟，盖造府第，亦与宫阙无异”；“织造缎匹，库贮银两珍宝，不与皇上，伊擅自用”，实录作“擅用织造缎匹，库贮银两珍宝，不可胜计”；“刚林一族、把尔达七一族”，实录作“刚林、巴尔达齐二族”；“又亲到皇宫院内，以为太宗文皇帝之位，原系夺立，以挟制皇上侍臣”，实录作“又擅自诳称，太宗文皇帝之即位，原系夺立，以挟制中外”；“又吹毛求疵，逼死肃亲王”，实录作“搆陷威逼，使肃亲王不得其死”；“将官兵户口财产等项，既与皇上，旋复收回，以自厚其力”，实录作“且将官兵户口财产等项，不行归公，俱以肥己”；“又差劳什传言，诱皇上侍臣什诺卜库云，我疼你，你可知道么”，实录作“又差罗什以美言，诱皇上侍臣席讷布库，冀其党附”；“不用皇上之旨，概用皇上摄政王旨”，实录作“不奉上命，概称诏旨”；“又悖理入生母于太庙，凡伊喜悦之人，不应官者滥升，不合伊者滥降，又将伊妻自行追封”，实录作“擅作威福，任意黜陟，凡伊喜悦之人，不应官者滥升，不合伊者滥降，以至僭妄悖理之处，不可枚举”；“又不令诸王、贝勒、贝子、公等伺候皇上，竟以朝廷自居”，实录作“又不令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入朝办事，竟以朝廷自居”；“显有篡位之心”，实录作“多尔衮显有悖逆之心”；“今以伊功大，祔享太庙，这本内一应乖谬之事，皆臣等畏随唯诺之故，以致如此，伏愿皇上重加处治，罢伊母子庙享”，实录作“伏愿皇上速加乾断，列其罪状宣示中外，并将臣等重加处分等语”；“众口佥同，反覆详思，诸王大臣岂有虚言，不意伊之近侍苏沙哈、占代、木几勒首言，伊主在日，私造帝服”，实录作“众论佥同，谓宜追治多尔衮罪，而伊属下苏克萨哈、詹岱、穆济伦又首言，伊主在日，私制帝服”；“商议，欲背皇上带伊两固山移住永平府”，实录作“密议，欲带伊两旗，移住永平府”；“何罗会曾遇旧主肃亲王子骂云，该杀的鬼种等语”，实录作“何洛会曾遇肃亲王诸子，肆行骂詈”；“详细审问，逐渐皆实，故将何罗会正法，据此事迹看来，谋篡之事果真”，实录作“详鞫皆实，除将何洛会正法外，多尔衮逆谋果真，神人共愤”，等等。另外，实录人名与这件原始档案的写法也有不少出入，比如“宜而登”实录作“伊尔登”；“厄而克歹青”，实录作“额尔克戴青”；“劳什”，实录作“罗什”；“何罗会”，实录作“何洛会”等等，不一而足。
　　基于以上现存档案与《清世祖实录》之间存在的差异，译者汉译摄政王罪诏时，还是依据现存《多尔衮母子撤出庙享诏》译出，而没有采用《清世祖实录》的诏文。由此可见，这种取舍是有确凿的文献依据的，这表明了译者严谨、审慎的治学态度。
　　《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1～7辑）》中有大量清朝颁发给满、蒙、藏上层贵族、喇嘛及官员的册文、诰命和敕书（敕命）。其中有册封满洲王公的诰命，满洲福晋的诰命，满洲公主册文各十多篇、格格册文九篇。蒙古王公、台吉、功臣的诰命及敕书610篇（内有重复），其中主要是内扎萨克蒙古王公、大臣，八旗察哈尔、归化城土默特官员，青海和硕特台吉的诰命、敕书（敕命）。外藩蒙古王妃诰命43篇。给蒙古王公、台吉的祭文99篇。
　　蒙古王公、台吉、功臣的诰命及敕书（敕命）610篇（内有重复），在整个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中，这类内容篇幅所占比例大。封赠五品以上官员及世爵承袭罔替的叫“诰命”。敕封外藩封赠六品以下官员及世爵有袭次的叫“敕命”。谕告外藩及外任官的叫敕谕。清代的诰命与敕书一般都有固定的格式，翻译这些为数众多的诰命及敕书（敕命）时，译者严格遵循清代档案文书的格式进行汉译。诰命文的格式一般说来“奉天承运皇帝制曰：自开天辟地以来，有一代应运之君，必有藩屏之佐，故叙功定名以别封号者，乃古圣王之典也。朕爰仿古制，不分内外，视为一体。凡我诸藩，俱因功授册，以昭等威，受此诰命者，必忠以辅国，恪守矩度，自始至终，不忘信义，若此则光前裕后，而奕世永昌矣。慎行勿怠。”而敕命文的格式则一般说来“奉天承运皇帝制曰：朕惟尚德崇功，国家之大典；输忠尽职，臣子之常经。古圣帝明王，戡乱以武，致治以文。朕钦承往制，甄进贤能，特设文武勋阶，以彰激励。受兹任者，必忠以立身，仁以抚众，防奸御侮，机无暇时。若能则荣及父祖，福延后嗣，而身家永康矣，敬之勿怠。”其他，如册封满洲王公的诰命、满洲福晋的诰命，满洲公主册文、格格册文以及外藩蒙古王妃诰命等都有固定的格式，无不如此，概莫能外。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在这里就不一一罗列。
　　在对整个《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1～7辑）》的汉译过程中，令译者感到为难的是档案文书中所占篇幅较大的涉及佛教内容较多的部分，翻译难度非常大，连篇累牍的宗教术语及专名，使学养不足的译者颇感棘手，个别问题甚至困扰多年。前述册封喇嘛、顾实汗的册文各一篇，给甘肃、宁夏、青海活佛的诰命30篇，给甘肃、宁夏、青海活佛保护寺院田产之谕文７篇均属于这类内容。另外，西藏方面的文书近160篇，其中有清廷给吐蕃汗、阐化王、顾实汗及其子孙，喇嘛、班禅呼图克图等西藏政教首领的敕谕、礼单，及西藏方面的来文、奏文、信件、礼单等。对此类档案文书中的种种疑难，译者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的途径解决问题：一是查找并参考大型工具书，如参考利用丁福保编《佛学大辞典》（1921年），任继愈主编的《佛教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宗教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及日本学者织田得能著《佛教大辞典》（东京大仓书店发行，1916）等大型宗教辞典。二是就翻译中所遇到的纯宗教问题，向有关专家学者请教，比如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的已故扎拉森（jalsan）教授和额尔敦白音（A.Erdenibayar）教授二位先生曾经给译者就有关藏传佛教名词术语及专名方面赐教良多，使译者受益匪浅，成功地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值此拙稿即将出版之际，这里一并表示由衷的谢意。三是广泛借鉴并吸收前人旧译的同时，尽可能做到对国内外新研究成果的吸收、消化。前人著述中已经提到的我国西北地区甘肃、宁夏、青海活佛及寺院的专名，对译者来说颇有参考价值，译者尽可能采用约定俗成的旧译之音译，这方面大多参考并采用释妙舟著《蒙藏佛教史》、蒲文成主编的《甘青藏传佛教寺院》等书的旧译。至于对国内外清史研究新研究成果的搜寻利用及吸收、消化等均体现在项目译文中，兹不复赘。
　　本项目在进行蒙古文档案全文汉译时，注意查阅利用《五体清文鉴》（民族出版社，北京，1957）、《二十一卷本辞典》（蒙古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二十八卷本辞典》（蒙古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蒙古语分类辞典》（蒙汉对照，民族出版社，北京，1978）等多种语文的辞典和蒙古文辞典，还包括近代喀喇沁人卜彦毕勒格图（汉名汪国钧）编著《新译成语摘抄词林》（汉满蒙文对照）系列四册《奏折成语》《公文成语》《衙署名目》《官衙名目》（北京石印本线装）等清代至民国时期的旧辞典、辞书。另外，今人斯钦朝克图编《蒙古语词根词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刘厚生等编纂《简明满汉辞典》（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日﹞羽田亨编《满和辞典》（国书刊行会，1972）等更是经常查核之列。与此同时，还认真参考、借鉴了近年来汉译满文档案书籍，如《清代档案史料从编》、《天聪九年档》（关嘉禄、佟永功、关照宏译，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光明日报社，1989）、《满文老档》（汉译本，中华书局，1990）、刘厚生《天聪九年档译注》（收入刘厚生著《旧满洲档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等。诚然这些译作，均由满文档案译成汉文，同样对清代蒙古文档案的汉译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本书的特色有二：一是这部译稿属于清史工程的基础项目，也是民族文字档案的大规模整理、翻译的一个良好的尝试。此书的出版对民族文字档案史料的挖掘、利用、抢救、保护以及流布、传播有重要意义。二是此书创新之处在于次系统完整地用汉文翻译了《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1～7辑）》全七辑（另外包括《17世纪前半期蒙古文文书档案（1600～1650）》一书的汉译稿），为清史研究，特别是清代蒙古史、边疆民族史研究提供了翔实可靠的汉译文资料。如果本书能够为以上诸领域的相关研究人员、史学工作者以及广大读者提供些许的帮助，则译者所付出的辛勤和汗水也就值得了，这也是本的幸福了。
　　在具体翻译蒙古文文书档案的过程当中，本人作为项目主持人负责统筹安排、组织协调及对外联络工作，及时注意并发现翻译工作中存在的实际困难和疑难问题，随时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保持联系并及时反映有关情况，寻求帮助并接受其监督检查，确保工作的持续、稳定、正常地进行。
　　这里本人还感谢中国历史档案馆和我校内蒙古大学给提供了借阅利用图书文献资料方面的诸多便利，使我得以圆满顺利地完成了本课题的任务。后，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领导，所有关心本课题从立项、进展到结项以及译文定稿、出版事宜的师友，乃至从事清史研究的国内外同仁致以衷心的感谢！
　　由于本人的精力和学识有限，加上时间紧迫，任务繁重，在本书译文中错谬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挚地希望海内外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不吝赐教，批评与指正。
　　译者希都日古谨识
　　2014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