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的经济结构》一书的作者是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对于想要了解法律经济学的读者，结合具体的公司法律规则认识这一分析工具，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公司法的经济结构》横跨法学、经济学、金融学（公司金融）和管理学诸学科领域，原著的语言简洁而行文又极具跳跃性。本书的译者翻译相关领域著作十余本，相当有经验。此次对于近十年前的翻译作品重新梳理，修订了一版的若干误译。
此书将法学和金融经济学原理近乎地结合了起来，既没有被经济学的“形式主义”所淹没，也没有为正统的概念法学所羁绊。在浩如烟海的公司法著作中，它能将法学、经济学和金融学知识如此有机地缝合在一起，达至水融的境界，其被称为是“已有的公司法著作中为的作品”实不为过。
《公司法的经济结构》于1991年出版后，学术界对其好评如潮。2005年推出翻译版本之后，迅速引起了中国公司法学界的广泛关注，引证率一直很高。

内容提要

《公司法的经济结构》的作者旨在寻求理解公司法的逻辑。
《公司法的经济结构》将法学和金融经济学原理近乎地结合了起来，既没有被经济学的“形式主义”所淹没，也没有为正统的概念法学所羁绊。作者认为：由于有关契约的谈判和履行总是要付出成本的，这时，对于那些为风险事业贡献了资本和时间的公司参与者来说，公司法就能够提供一套他们都可以统一遵循的规则及实施机制。
作为法律经济学芝加哥学派的理论旗手，伊斯特布鲁克法官和费希尔教授秉承了芝加哥大学一贯的自由主义、市场本位传统。所幸的是，我们在本书中能领略到各种学术观点的较量与交锋。

作者介绍

作者简介：
弗兰克?伊思特布鲁克美国第七巡回区法院大法官。
丹尼尔?费希尔芝加哥大学法律与商务李和弗里曼（Lee and Brena Freeman）讲座教授。

译者简介：
罗培新北京大学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博士后，耶鲁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华东政法大学科研处处长，国际金融法律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第七届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等刊物发表多篇论文，出版专著、译著二十余部。

张建伟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后，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管理世界》等刊物发表多篇论文，出版多部专著和译著。

文摘

版权页：

甚至即便其中一位投票者认为，他的投票对于结果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因而为此进行1000美元以上的投资也是值得的，但这却远不够充分。假设有1000位投票者，投票结果对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的影响将是100万美元。很显然，凭借价值仅1000元的信息，是远远不足以作出价值100万美元的决定的；更糟糕的是，1000人各投资1000元，意味着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展开行动的。当然，那些持股大户，如投资公司、养老信托基金和其他一些内幕人士，并不会和散股股东在同一程度上面临集体选择的问题。然而，任何股东，不管他持股份额有多大，都无法拥有完全正确的激励（去投票），除非他们享有100%的利益份额。
通过兼并和要约以集中股权（及其附着的投票权），可能会克服集体选择所带来的问题。事实上，允许那些能够就股本获取收益的人去行使控制权，正是投票机制所发挥的主要功能。然而，在股权分散的情况下，由于集体选择带来了巨大的信息成本，某种代理机制的产生也就是势所必然了。在公司中，经理们正发挥着这种功能。相应的，投票者认为在做商业决定时，自己远远不如经理们富有远见。难怪乎投票者将广泛的权力赋予经理们，甚至几乎将决定权全盘相托。当然，股东对经理人员的这种默许，并不能抹杀这样一件事实：经理们是在投资者的“忍耐”下行使权力的。
投票：作为风险承担机制的一个方面
公司中必须保有投票机制，因为在公司合同不完备时，必须有人拥有剩余权力来决定（或者委任他人来决定）一些事项。投票权可由股东、债券持有者、经理、公司雇员或者他们中的任何组合来享有。考虑到集体选择的种种不利，人们很自然地冀望由一小部分信息比较充分的人——经理——来行使投票权。事实上，从世界范围来看，投票权却是毫无例外地由股东享有，债权人、经理和其他雇员都被排除在外。当公司的创办者将公司上市后，他们总是经常发现，将包括投票权在内的权利一体出售会给他们带来利益。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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