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2-20
·《译林人文精选:物种起源》所阐述的进化论是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被誉为“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书”。
·译林版《译林人文精选:物种起源》是国内的“达尔文《物种起源》第二版”中译本。以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牛津世界经典丛书》的2008修订版的正文为这个译本的蓝本,这一版本被公认为ZUI忠实于达尔文原本的立场的版本。纠正通行第六版译本诸多谬误。
·《译林人文精选:物种起源》新译本的译者苗德岁和校阅者于小波不仅在博物学、地质学、古生物学、生物地理学、生态学、胚胎学等方面有强大的知识背景,且都有极好的英文水准和中文文学素养,对中英双语间的互译极富经验。
在认识的人里面,我觉得苗公是翻译《物种起源》的人选。
——周忠和【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周忠和】
苗德岁的英文那么好,中文的底子也那么好,我觉得译林出版社真的没选错人,我敢说这一本比前面我看过的那几版都要好得多的多。
——张弥曼【科学院院士、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张弥曼】
读完译者序和版本说明,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新本更多原汁原味,一定会对国人了解达尔文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谢谢苗德岁做了这件有点拨乱反正味道的工作。
——吴新智【中科院院士、著名古人类学家吴新智】
从《物种起源》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书里把许多难点说得很清晰,因为苗德岁专业与语言功底都很深。对于公众来说,当作文学作品来读也是很好的。
——徐星【恐龙专家徐星】
【古动物馆馆长王原】
【“@国家动物博物馆员工”张劲硕】
【共同推荐】
《译林人文精选:物种起源》版本说明
在1859年至1872年间,《物种起源》一书总共出了六版。此外,在《物种起源》一书问世百年纪念的1959年,美国费城的宾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维多利亚文学研究者派克汉姆先生编纂的《达尔文<物种起源>集注本》(MorsePeckham:“TheOriginofSpeciesbyCharlesDarwin:AVariorumText”);《集注本》对各个版本的增删情况,进行了逐字逐句的对照。在众多的英文版本中,以版的重印本ZUI多,而在20世纪的前80年间,ZUI常见的却是1872年第6版的重印本。
按照达尔文本人的说法,版是1859年11月24日出版,第二版是1860年1月7日出版;派克汉姆先生查阅了该书出版社的出版记录,则认为版是1859年11月26日出版,第二版是1859年12月26日出版。也就是说,第二版与版相隔只有一个半月或一个整月的时间。第二版在字体、纸张和装订上,跟版不无二致,ZUI重要的是没有经过重新排版(两版的页数相同),故可说是第二次印刷。但根据派克汉姆先生的研究,达尔文在第二版中删除了版中的9个句子,新增了30个句子,修改了483个句子(大多为标点符号的修改)。但主要的还是改正了一些印刷、标点符号、拼写、语法、措词等方面的错误。在其后的12年间的第三(1861)、四(1866)、五(1869)及六(1872)版中,尤其是自第四版开始,达尔文为了应对别人的批评,做了大量的修改,以至于第六版的篇幅比、二两版多出了三分之一。值得指出的是,从第三版开始,达尔文增添了《人们对物种起源的认识进程简史》;从第五版开始,他采纳了斯潘塞(HerbertSpencer)的“适者生存”(“thesurvivalofthefittest”)一说;从第六版开始,他把原标题的“Ontheoriginofspecies”的开头的“On”字删除了;并将《人们对物种起源的认识进程简史》的题目改成《本书版问世前,人们对物种起源的认识进程简史》。
达尔文在第三、四、五及六版修订的过程中,为了回应同时代人的批评(尤其是有关地球的年龄以及缺乏遗传机制等方面的批评),做了连篇累牍的答复,甚至于“违心”的妥协,以至于越来越偏离其原先的立场(譬如越来越求助于拉马克的“获得性性状的遗传”的观点)。现在看来,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那些对他的批评很多是错误的,而他的答复往往也是错误的。不特此也,孰知这样一来,新增的很多零乱的线索与内容,完全破坏了他、二版的构思之精巧、立论之缜密、申辩之有力、行文之顺畅、文字之凝练。鉴于此,当今的生物学家以及达尔文研究者们,大都垂青与推重版;而近20年来,西方各出版社重新印行的,也多为版。然而,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牛津世界经典丛书》(OxfordWorld’sClassics)的1996版以及2008修订版,却都采用了第二版,理由很简单:与版相比,纠正了一些明显的错误,但总体上基本没有什么大的变动。
译者经过对、二版的反复比较,ZUI后决定采用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牛津世界经典丛书》的2008修订版的正文为这个译本的蓝本,并在翻译过程中,始终参照《牛津世界经典丛书》1996版、哈佛大学出版社1964年《论物种起源(版影印本)》以及派克汉姆先生编纂的《达尔文<物种起源>集注本》。因而,在翻译过程中所发现的《牛津世界经典丛书》的2008修订版中的几处印刷上的错误(漏印、误印),均已根据多个版本的检校,在译文中改正了过来,并以“译者注”的形式在译文中做了相应的说明。鉴于第三版中才开始出现的《人们对物种起源的认识进程简史》,有助于读者了解那一进程,故译者将其包括在本书中(以《企鹅经典丛书》1985年重印本中的该节原文为蓝本,并参检了派克汉姆先生编纂的《达尔文<物种起源>集注本》)。
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他的《物种起源》是划时代的著作,提出了生物进化论学说,对唯心的造神造论和物种不变论提出根本性挑战,使当时生物学各领域的概念和观念发生剧变。除了生物学外,达尔文的理论对人类学、心理学、哲学的发展都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苗德岁,位获北美古脊椎动物学会罗美尔奖的华裔学者,博士后,拥有地质学与动物学双学位。苗德岁本科就读于南京大学地质系,在科学院获得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理学硕士。1982年赴美学习,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进修,获怀俄明大学地质学、动物学博士,芝加哥大学博士后。1989年至今供职于堪萨斯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自1996年至今任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苗德岁不仅在博物学、地质学、古生物学、生物地理学、生态学、胚胎学等方面有强大的知识背景,且都有极好的英文水准和中文文学素养,对中英双语间的互译极富经验。
凝视纷繁的河岸,覆盖着形形色色茂盛的植物,灌木枝头鸟儿鸣啭,各种昆虫飞来飞去,蠕虫爬过湿润的土地;复又沉思:这些精心营造的类型,彼此之间是多么地不同,而又以如此复杂的方式相互依存,却全都出自作用于我们周围的一些法则,这真是饶有趣味。这些法则,采其ZUI广泛之意义,便是伴随着“生殖”的“生长”;几乎包含在生殖之内的“遗传”;由于外部生活条件的间接与直接的作用以及器官使用与不使用所引起的“变异”:“生殖率”如此之高而引起的“生存斗争”,并从而导致了“自然选择”,造成了“性状分异”以及改进较少的类型的“灭绝”。因此,经过自然界的战争,经过饥荒与死亡,我们所能想象到的ZUI为崇高的产物,即各种高等动物,便接踵而来了。生命及其蕴含之力能,ZUI初由造物主注入到寥寥几个或单个类型之中;当这一行星按照固定的引力法则持续运行之时,无数ZUI美丽与ZUI奇异的类型,即是从如此简单的开端演化而来、并依然在演化之中;生命如是之观,何等壮丽恢弘!
……
译者序
名著如同名人,对其评头品足者多,而对其亲阅亲知者少。达尔文及其《物种起源》便是这一现象的显明例子之一。在纪念达尔文诞辰200周年及《物种起源》问世150周年的各种活动尘埃落定之后,译林出版社却诚邀我翻译《物种起源》,这本身似乎即是一件不按常理出牌的事。也许有人会问,《物种起源》一书已有多个中译本,还有必要重译吗?其实,这也是我在接受约请前考量ZUI多的问题,但在我发现此前所有的中译本均是根据该书第六版所译之后,我旋即决定翻译该书的第二版《论物种起源》(这个“论”字是在第六版才消失的),由于这是一本与该书第一版差别极小却与第六版甚为不同的书,故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重译”,而是试图赶上近20余年来国外达尔文研究的新潮流了(详见《版本说明》一节)。
正如著名的达尔文学者布朗(Janet Browne, 2010)所说,每个时代的达尔文传记的作者们,都会描绘出一个略微不同的达尔文的形象,并与当时流行的认知程度“琴瑟和鸣”:从19世纪末的刻苦勤奋的达尔文,到20世纪30年代的受人尊敬、顾家舐犊的达尔文,再到20世纪50年代的生物学家的达尔文,直到20世纪90年代的书信通四海、广结通讯网的达尔文。当然,这些多种脸谱的达尔文形象,并非是相互排斥的,而应该是相得益彰的。同样,对《论物种起源》(或《物种起源》)一书的解读亦复如此。有人曾戏言,达尔文的学说像块豆腐,本身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全看厨师加上何种佐料;个中ZUI著名的例子,莫过于曾风靡一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优生学”以及后来更为时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一说了。即令在当下互联网的“谷歌”和“百度”时代,鼠标一动,达尔文的文字便可跳上显示屏,却依然发生了一些蜚声中外的研究机构把自己的话硬塞到达尔文的嘴里的怪事。在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即原来的大英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网页上,竟一度出现过下面这一句所谓摘自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引语:“在生存斗争中,ZUI适者之所以胜出,是因为它们能够ZUI好地适应其环境。”事实上,达尔文压根儿就未曾说过这样的话,尽管他从《论物种起源》第五版开始,引用了斯宾塞的“适者生存”一语,但他对此却是不无警戒的!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位于旧金山的加州科学院总部新大楼的石板地面上,竟镌刻着伪称为达尔文的“名言”:“不是ZUI强大的物种得以生存,也不是ZUI智慧的物种得以生存,而是ZUI适应于变化的物种得以生存。”(James Secord, 2010)。可见,人们是多么容易把自己的观点想当然地强加于达尔文的头上啊!达尔文若地下有知,真不知道他会作何感想。
对达尔文的众多误读,有的是连达尔文本人也难辞其咎的。譬如,一般的达尔文传记多把达尔文描写成在中小学阶段智力平平,又曾从爱丁堡大学中途辍学。但达尔文实际上是19世纪的比尔·盖茨,他们之所以都从名校中途辍学,乃其所学与其兴趣相悖所致。而达尔文的博学、慎思、洞见与雄辩,恰恰说明了他的智力超群。1831年,他在剑桥大学毕业的近400名毕业生中,成绩名列第十,岂是一个智力平平之人呢?原来是达尔文在其《自传》中,极为谦虚地称自己不曾是个好学生,因而100多年来着实误导了许多人呢。又如,一般人都认为达尔文是在贝格尔号的环球考察期间转变成为演化论者的,达尔文在《论物种起源》一书的《绪论》中就曾开宗明义地写道:“作为博物学家,我曾随贝格尔号皇家军舰,做环游世界的探索之旅,在此期间,南美的生物地理分布以及那里的今生物与古生物间的地质关系的一些事实,深深地打动了我。 这些事实似乎对物种起源的问题有所启迪;而这一问题,曾被我们ZUI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者称为‘谜中之谜’。”这便引起了很多人的误读;事实上,现在大量的研究表明,尽管他在五年的环球考察中,以地质学家莱尔渐变说的眼光观察他沿途所见的一切,并对物种固定论的信念逐渐产生了动摇,但达尔文从一个正统的基督教信仰者向一个彻头彻尾的演化论者的转变,则是他环球考察回到英国两年后才开始的事。
上述种种近乎怪诞的现象,委实印证了一种说法,即:《论物种起源》一书虽然被人们所广泛引用,却鲜为人们从头至尾地通读。这究竟是何原因呢?窃以为,由于《论物种起源》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科学领域,越来越多的人意欲阅读它,但苦于书中涉猎的科学领域极广(博物学、地质学、古生物学、生物学、生物地理学、生态学、胚胎学、形态学、分类学、行为科学等等),加之达尔文为了说服读者而在书中不厌其烦地举证,故往往使缺乏耐心的读者知难而退或浅尝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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