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木昌彦是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领军人物，也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同路人。本书是他去世前完成的作品，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探求制度的内涵，揭示了合同、公司等经济制度与国家制度、社会规范之间的逻辑关系，虽从经济学入手但又超了经济学。本书短小精悍，既有深入浅出的理论介绍，又有对中日两国现实问题的分析，对于想要了解青木昌彦近年来的研究以及制度经济学zui新进展的人来说，是一本必读佳作。

序言
引言
致谢
第1章如何学习经济学
我本人是这样学习经济学的
经济学的学习准备
第2章制度分析的理念
制度分析入门
制度的熊彼特式创新与创新的制度
青木先生，什么是制度？
第3章制度分析的应用
探究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局限
雁行理论2.0版
中国与日本制度演化的源泉
福岛核电事故启示
第4章拓展制度论的视野
拓展制度论的视野
资本主义的未来
城市现代化与卓越团队的竞争
出处一览
注释
参考文献
译者手记
　　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1938年4月1日出生于日本名古屋市，1962年毕业于东京大学经济系，大学期间曾参与波澜壮阔的日本学生运动，1967年获得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青木昌彦曾任教于哈佛大学、京都大学、斯坦福大学，是斯坦福大学荣休教授。
　　青木昌彦学术成就斐然，不但在信息经济学、企业理论、制度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上颇有建树，而且他关于信息结构与制度创新的研究使他获得了国际熊彼特奖。他曾任国际经济学会主席，并多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界，青木昌彦是zui早关注中国经济变革的著名经济学家之一。他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1976年，他访问了大寨和清华大学，1994年参加了京伦会议，此后，几乎每年，他都会访问中国。他的著作《比较制度分析》以及他主编的《转轨中的公司治理结构》《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书，在中国产生了广泛且深远的影响。
　　2015年7月15日，青木昌彦在美国斯坦福校医院病逝，享年77岁。

　　这是一本经济学大师贡献给大众的入门读本。它的出版，是一件值得学界和大众共同庆幸的事情。青木教授作为制度经济学进入比较制度分析新阶段的开创者，运用20世纪后期经济科学的zui新成就，把博弈论的分析手段运用到比较制度分析上来，为学科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因此他能够在这本书中驾轻就熟，把一门十分高深的学问通过通俗浅白的语言娓娓道来，使经济学素养深浅不一的读者都能从中体验到科学的力量和美丽。
　　——吴敬琏
　　青木昌彦是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领军人物，也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同路人。本书是他去世前完成的作品，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探求制度的内涵，揭示了合同、公司等经济制度与国家制度、社会规范之间的逻辑关系，虽从经济学入手但又超了经济学。本书短小精悍，既有深入浅出的理论介绍又有对中日两国现实问题的分析，对于想要了解青木昌彦近年来的研究以及制度经济学zui新进展的人来说，是一本必读佳作。
　　——陈清泰
　　本书是恩师青木先生给中国的年轻学者留下的智慧，浓缩了先生对制度比较分析的心血。希望中国的年轻学者，借着先生的智慧，以先生般广阔而深刻的视野认识制度和历史，为深化改革提出理论的指引。
　　——车嘉华

　　中国与日本制度演化的源泉
　　为了解释人均GDP随着时间变动以及在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运行机制，发展经济学家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一直致力于检验技术与人口之间的内生联动作用的影响。他们研究得出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如下。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新创意（idea）随着人口增长而出现（Lee，1988；Kremer，1993；Jones，1999）。但是，在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技术进步的成果都被导向了人口的增长，由于农业技术的规模报酬递减，所以并没有促进人均GDP水平的提高。这一状态被称为马尔萨斯陷阱或马尔萨斯均衡（Hansenand Prescott， 2002；Clark，2007）。然而，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这种状态缺乏活力。随着新创意的状态越过某一临界点，规模报酬不变的技术摆脱了土地的限制，供给就变得有利可图，实物资源与人力资本开始被重新配置到城镇地区的工业革命兴起（Jorgenson，1961；Galorand Weil，2000；Hansen andPrescott，2002）。同时，在西欧的附庸国（offshoots），新生儿死亡率的下降和移民涌入带来了劳动人口的增加。这种由人口迁移导致的人均GDP增长被称为“人口红利”（BloomandWilliamson，1998）。然而，持续的技术进步将导致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偏好，以及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和/或成本的增加（对于父母来说），于是，人们倾向于生育更少的孩子（Becker、Murphyand Tamura，1990；Galor andWeil，1996，2000；Lucas，2002）。人口转变导致了现代增长机制，在其中人均GDP增长是靠索洛—罗默技术革新（内生技术革新）维持的，如果没有索洛—罗默技术革新则增长速度与之前的转变阶段的增长速度相当。但是，这并不是历史的终结，接下来我将对此进行简短的讨论。
　　从马尔萨斯状态向现代内生增长模式的转变，常常依据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典型事实来模型化。然而，新方法的理论创新在于将不同的人均收入水平理解为连续的正常发展过程，而不是由不同变量所决定的不同均衡增长路径（Galorand Weil，2000；Hansen andPrescott，2002；Galor，2011）。从这种统一连续的角度来看，东亚奇迹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奇迹，而是一种追赶现象（BloomandWilliamson，1998；Ngai，2004）。为了更好地从整体上理解发展过程，我们也许希望知晓为什么不同经济体（比如说西方和东方，或者同处东亚的中国、日本和韩国）的连续发展阶段，在起始时间、持续时间和制度形态上都存在差异。此外，从这些差异中可以得到哪些启示，以揭示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制度是怎样变化的？
　　在前一节中，我们从量化角度定义了东亚经济发展过程的五个连续阶段——M、G、K、C和PD阶段，这五个阶段指出了东亚经济发展的共同模式，而且基本上与此前介绍的经济发展统一分析框架相一致。然而，虽然东亚经济体在发展阶段的数量特征方面存在着普遍的共性，但是它们以及其他经济体的各个发展阶段的出现时间与持续期都是不同的。原因何在？它对未来发展又有什么启示？要回答这些问题，显然需要对我之前抽象出的制度进行明晰的考察。然而，关于制度的概念，经济学家以及其他领域的制度研究者很难形成一致的理解。
　　近年来，经济学家们采用的一个比较流行的方法是，通过计算每种制度与所认定的理想制度安排之间的差距来衡量制度的质量，这些制度安排包括法治、普遍的信任关系、公司治理中对小股东的保护等欧美国家所奉典范，根据经济表现对这些指标进行回归。但是，据此测算出的差距意味着什么呢？仅是效仿欧美的开明政策和企业家的创新行动，各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就能达到“现代经济增长阶段”吗？在此过程中，缩小差距的必然性和或然性真的存在吗？虽然这些症状描述与处方看起来都很清楚，但是对理解东亚经济轨迹的本质，预测它们未来的发展轨迹，以及对它们制定政策可能并无太大帮助。
　　相较于有关制度的外生观点，我采用了下面的概念框架来理解制度以及它们的动态变化，我在zui近的研究中对这一框架做了详细阐述（Aoki，2001，2010，2011）。
　　制度本质上是社会博弈在现在及未来不断重复进行的公认模式。这种模式由有效的法律、社会规范、组织以及其他外在造物（externalartifacts）等来概括地或公开地表征，它们都是制度的实体形态。这些公开表征的基本职能是，通过重复的社会博弈不断调节个体参与人的预期。个体形成的预期辅之以个人偏好，或多或少形成了社会博弈的稳定状态；这也意味着作为公开表征的制度的信任度提高了，因而不断重复。如此一来，个人的社会认知（主观预期）与现实中进行的社会博弈状态，不断受到制度的调节，人均收入及人口动态出现某些趋势。在此基础上，制度作为内生结果，可以用博弈论的均衡概念来分析。
　　但是，制度也会发生变化。因而，关于发展过程的制度轨迹的基本特征可以近似地理解为间断均衡（punctuatedequilibria），即连续均衡的序列。然而，这些连续的均衡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以一种路径依赖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在每一个发展阶段，博弈状态都不是完全静止的状态，而是根据人均收入水平变化、由前代人口决定的人口年龄结构等人口动态要素而变动。这种变化可以用来预测社会博弈状态的下一阶段，并通过社会博弈实验创造出新的博弈方式，以此作为过渡的条件。新的博弈状态在确立的过程中，其典型模式将由各种制度实体来具象化。因而，制度应该被理解为与经济和人口的动态化相互演化，而不是单向地决定经济表现与人口状况。制度既为经济体的经济、人口结构变量向下一阶段转型创造了条件，但也因此受限于这些变量。为了进一步理解演化论历史观，让我们回顾东亚经济发展的M阶段（马尔萨斯阶段），探究与现代经济发展路径紧密相关的制度的历史起源。与许多历史学家一样，兰德斯（DavidLandes）认为清代的中国未能迎来工业革命、技术进步缓慢的原因是，“自由市场和财产权制度”的欠缺以及“对全体社会生活的极权主义控制”。有趣的是，他将农业视为“例外”（Landes，2006，第6页）。M阶段（后期）的东亚经济以农业经济为主导，个体农户经营着他们自有的或者租赁而来的小块土地，这些土地通常不超过几英亩。正如速水佑次郎等人（Oshima，1987；HayamiandOtsuka，1993；Hayami，1995）颇具说服力的论证所描述的，因气候条件多变，这种小规模农户的农业经营与耕作需要对植物进行精细的人工护理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如此一来，在类似的自然条件和农业环境基础上，东亚各国有不同的制度特征。例如，土地所有权保障、土地租赁契约履行、农民之间信任关系的理想状态、遗产继承习俗以及由政治形态本质决定的缴税义务方式，在东亚地区内部也呈现相当大的差异。东亚内部多样化的制度安排，告诉我们不能将东亚的情况一概而论。我们不能将其归结为有别于新教的“儒教”，不同于民主主义的“极权主义”、古典马尔萨斯主义所强调的“地主剥削”，以及有别于基于法治的普遍道德的“家族纽带”、与个人主义相对的“集体主义”等概念。M阶段所呈现的差异，时而显著、时而微妙，对于东亚经济内部以及与其他地区相比的制度轨迹，它提供了不可忽视的转折点，并因此决定了经济绩效的差异。让我们探寻中国与日本在M阶段制度演化的各自起源，比较各自的风格，来进行深入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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