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国文学（2018.2）》是外国文学研究学术期刊，以外国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为主要读者对象，广泛关注世界各民族语言文学，重点介绍国外作家作品研究和批评理论的趋势和动向，为国内学者提供研究借鉴，展示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的新成果，与国内外同行进行有效的学术对话。提供深入钻研和新的探索，同时坚持文学特色，追求开阔的视野、准确简洁、自然清新的文风，致力于营造百花齐放、生动活泼的学术局面。

评论
《玩偶之家》及“易卜生主义”考辨
《深入北方的小路》中的后现代创伤伦理
澳大利亚和解小说批评与文学研究新动向
——以《神秘的河流》和《卡彭塔尼亚湾》为例
《格比尔百咏》与格比尔文本传统
从《月亮与六便士》看艺术家的生产
司各特与女主执政合法性之辩
《巴别塔》与拜厄特的自觉现实主义
吟唱创伤：论王尔德《瑞丁监狱之歌》中“反动”的自传

理论
西方文论关键词：可能世界理论
西方文论关键词：时空体
蒂泽阿多尼斯神话意象研究的若干问题
布朗肖论马拉美与文学的语言

文化研究
从《牡丹亭》到《牡丹之恋》——兼论邝丽莎的呈现式中国文化书写模式
唯美中国的诱惑：20世纪30年代牛津才子的中国之旅
浅析《一位非洲修女的日记》中的“模拟”机制
“城市自然”的再发现：论斯奈德的后现代城市
叙事
堀田善卫的《历史》和战后日本文坛的中国表述

书评
《全球流动时代的跨文化作家与跨文化小说》述评

精彩书摘

　　《外国文学（2018.2）》：
　　19世纪挪威戏剧家易卜生（HenrikJ.Ibsen）是西方“社会问题剧”的创立者，也被称为“西方现代戏剧之父”。他的剧本《玩偶之家》是“社会问题剧”的代表作之一。以往评论界称该剧是妇女觉醒与解放的宣言书，易卜生则是描写妇女解放、为妇女争取自由的戏剧的先驱。这在我国学界几乎也是无可争议的。
　　应该说，这样的文本解读并没有偏离原作本身所演绎的基本内容，因为该剧确实通过对男女主人公娜拉与海尔茂的矛盾冲突的描写，撕下了男权社会中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的面纱，暴露了建立在男权统治基础上的夫妻关系的虚伪，提出了妇女解放的问题。剧本的描写中，表面上娜拉和海尔茂的家庭和谐美满，小两口日子过得十分温馨。海尔茂看上去似乎很爱娜拉，平日里对她满口的甜言蜜语。他说夫妻应当分挑重担，并且，他常常盼望有一件危险的事威胁娜拉，好让他拼着命，牺牲一切去救娜拉。但当他发现了娜拉曾假签名借债后，不但没有挺身而出，反而怒骂娜拉是“道德败坏”的“下贱女人”，因此不准娜拉有教育子女的权利。可见，他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名誉和地位，他爱妻子不过是口是心非，骨子里只是把她当作好看的“纸娃娃”，是一个玩偶，没有自由的意志，一切要由他来支配。在他看来，妻子对丈夫只有责任，而没有任何权利，因此，在家庭生活中，娜拉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和附属品；男女是不能享受平等权利的，女人可以为男人做出牺牲，而男人则不行。他曾直接对娜拉说：“人不能为他爱的人牺牲自己的名誉。”相反，娜拉对丈夫的感情是真诚纯洁的。在父亲病重因而无法拿到他的签名的情况下，她不得已冒充父亲的签名借钱为丈夫治病；当伪造签名的事将败露时，她曾决定牺牲自己，甚至以自杀来保全丈夫的名誉。这些都表现出她的真诚与善良。娜拉和海尔茂的冲突展示了各自不同的思想境界和性格特征。如果说海尔茂代表了当时欧洲普遍的男权主义思想，那么，娜拉则代表了女性对独立人格与尊严的追求。随着剧情冲突的展开，温馨家庭的面纱被掀开了。当娜拉明白了自己在家庭中不过是个玩偶之后，就毅然出走了。
　　娜拉的出走，向男权主义提出了公开挑战，向社会提出了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问题。因此，该剧上演后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反响。所以，以往评论界说《玩偶之家>是妇女解放的宣言书，易卜生也被誉为描写妇女解放、为妇女争取自由的戏剧的先驱，是不无道理的。正因如此，这个经典剧本对当时和后来一个时期西方社会的妇女解放运动起到了激发和推动的作用，并且其影响是世界性的。
　　“五四”时期，《玩偶之家》传入我国之后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五四”的先驱者们对易卜生都表现出了空前的热情，纷纷推介他的戏剧作品。《新青年》曾经很特殊地出过“易卜生专号”，《新潮》和《小说月报》等刊物也相继推介易卜生作品，一时间文化艺术界出现了“易卜生热”。阿英在《易卜生的作品在中国》中说，“就由于这些介绍和翻译，更主要的配合了‘五四’社会改革的需要，易卜生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里，就起了巨大的波澜，新的人没有一个不狂热地喜欢他，也几乎没有一种报刊不谈论他”（范伯群、朱栋霖190）。尤其是《玩偶之家》，它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女性解放的“教科书”，娜拉成了广大青年男女争取自由婚姻、个性解放的偶像。受此剧本启发，不少作家也创作了同类题材的文学作品。胡适模仿《玩偶之家》创作了表现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主题的《终身大事》。他还说，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了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是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觉得社会家庭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鲁迅则以该剧主人公为题发表了《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更深一层地探讨中国式的“妇女解放”的社会基础问题。他还以此为题材创作了短篇小说《伤逝》，提出了“娜拉现象”背后的社会问题。总之，作为“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在我国主要被理解为表现了家庭婚姻、男女平等、妇女解放问题的经典戏剧，在中国的文化与文学语境中，该剧无疑具有很强的反封建意义。该剧所表达的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观念，几乎成为一种“母题”，深深融入了我国的文化价值系统。正如阿英在《易卜生的作品在中国》-文中所指出的，“易卜生的戏剧，在当时的妇女解放运动中，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范伯群、朱栋霖192）。
　　然而，易卜生自己对该剧的创作却别有一番心机。他在该剧发表20年后的一次演讲中说：“谢谢大家……但我的确不敢领受为妇女运动而自觉努力的盛誉。我甚至不明白什么是‘妇女运动’。我只关心人类本身的事……我不过是一个诗人，却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社会思想家……就像许多其他问题，妇女的社会问题应当给予解决，但是那不是我创作的原始动机。我的创作的目的是描写人类”（Lettersand Speeches232）。在此，易卜生起码表达了两层意思：第一，《玩偶之家》的创作动机不是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第二，该剧讨论的根本问题是人类而不是男女平等之类的一般“社会问题”。研究一个作家及其作品时虽然不能被作家自己的“一家之言”牵着鼻子走，但也不能不作为参考，更为关键的是，要借此通过文本解读去证明其可靠性。
　　从《玩偶之家》深层意蕴看，该剧表达的是“人”的觉醒和人性解放的问题；换言之，娜拉不仅代表妇女，更代表生存于西方传统文化中的整体的“人”。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诉求的是男女人格尊严上的平等，指涉的主要是社会道德和制度问题，而“人”的觉醒和人性解放，不仅仅是社会道德和制度问题，更是其赖以存在的文化根基问题。
　　剧本的开场是圣诞节前夕，海尔茂马上要升任银行经理了，家里的气氛格外热烈。从象征意义的角度看，圣诞节意味着耶稣受难与复活；从剧情发展的角度看，主人公的精神与灵魂将迎来“受难”与“复活”一一娜拉在痛感“玩偶”地位后的觉醒与反叛，这是剧本结局的深沉隐喻。剧中，海尔茂极力规劝准备离家出走的娜拉，而她说：“这些话现在我都不信了。现在我只信，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一一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247）娜拉说的“我是一个人”，当然包含了“女人也是人”的意思，同时也是指人类的意义上的“人”。从后一层意义上说，娜拉提出的不仅仅是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问题，而且是指西方传统文化中人的自由与解放的问题。因为，剧本中海尔茂极力维护的不仅仅是传统的家庭婚姻的道德规范，而且是那个社会赖以存在的传统文化体系，娜拉则是它的叛逆者。
　　在娜拉提出要出走时，海尔茂就搬出宗教和法律来逼迫娜拉就范，在他眼里，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海尔茂认为，宗教能拯救人的灵魂，犯有过失的人就应当认罪，要“甘心受罪”，也就是说，娜拉就应该认罪并受罚。娜拉则提出反驳说：“不瞒你说，我真的不知道宗教是什么……牧师对我们说的那套话，我什么都不知道。牧师告诉过我，宗教是这个，宗教是那个。等我离开这儿一个人过日子的时候，我也要把宗教问题仔细想一想。我要仔细想一想，牧师告诉我的话究竟对不对，对我合用不合用”（248）。这是她对宗教合理性的大胆质疑，其间隐含了尼采式关于传统文化死亡一一“上帝死了”的意味。海尔茂认为，现实社会的法律是神圣的、合理的，他还用法律来威胁娜拉。娜拉则公开对这种法律提出抗议，认为它是“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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