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理學與史學關係研究 下載 mobi epub pdf 電子書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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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理學在明代得到瞭豐富和發展。程硃理學成為明朝的統治意識形態，陽明心學在明朝中葉齣現以後，也得到瞭迅速的傳播和發展。理學的這一整體發展狀況既是明代社會文化發展於思想領域的反映，同時又影響著明代社會文化的發展，而同作為社會文化領域的史學，其與理學的關係即是如此。
　　明代理學與史學的關係紛繁復雜。這其中，既有理學對史學的主導和規定，亦有史學對理學的反哺和約束；既有官方化程硃理學對史學的消極影響，亦有新生的陽明心學對史學的積極促進；既有基於程硃理學和陽明心學的互異性而對史學産生大相徑庭、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作用，亦有同作為理學的同一性而對史學相似、甚或是相同的共同塑造。

作者簡介

　　李德鋒，漢族，1980年齣生，安徽蕭縣人，曆史學博士。現為內濛古大學曆史與旅遊文化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嚮為史學理論及史學史。齣版學術著作《此心光明——評說王陽明與傳習錄》（人民齣版社，第二作者）1部，在《史學史研究》《人文雜誌》《求是學刊》《內濛古社會科學》《內濛古大學學報》等核心期刊發錶論文20餘篇，其中多篇被人大復印資料全文轉載。主持和參與多項國傢、省部級課題。

目錄

緒論

第一章 明代前期的理學與史學
第一節 明代前期的理學發展及其睏境
一、“收天下之權以歸一人”：明初的立國宗旨
二、“傢不異政，國不殊俗”：明朝統治者對程硃理學的改造和利用
三、方孝孺之死：明初理學發展的巔峰與睏境
第二節 明代前期理學支配下萎靡的史學
引明初統治者對史學的直接利用
一、明初史學意識淡薄
二、泛道德曆史評論削弱瞭史學的客觀性
三、綱目體史書體裁對史學視野的局限
四、深陷門戶之爭的學案體
第三節 附庸與救贖：明前期史學對理學的影響
一、史學在程硃理學官方化過程中的構建作用
二、史學經世緻用傳統：程硃理學的自我救贖

第二章 陽明心學的興起、價值及其史學錶現
第一節 陽明心學的興起及其價值
一、心學興起的時代背景
二、陽明心學的産生、傳播和壯大
三、“心即理”對個體價值的解放
四、“知行閤一”說對“知而不行”現狀的改變
五、“緻良知”命題的本體論和工夫論意義
第二節 王學諸人的史學錶現
一、王陽明論曆史
二、“高論百王”與“以史證經”：薛應旃、唐順之等人的古史改編
三、“憲章 當代”與“經世緻用”：王學後學的明皇朝史成就
四、道統構建與“道一”：陽明後學的學案體成就

第三章 心學影響下中晚明史學的崛起
第一節 陽明心學對史學自我意識的激發
一、心學對個體價值的倡揚與私人史著的湧現
二、私人史著的王學背景
三、”異端”史論的豐富性
第二節 “六經皆史”說：史學進一步走嚮獨立的津梁
一、陽明“六經亦吏”說的原始內涵及其時代意義
二、在經與史轉寰之間：李贄對經學權威的瓦解
三、史對經的超越：王世貞的經史關係思考
第三節 陽明心學與明中後期三股史學思潮
一、心學與啓濛
二、心學與經世緻用
三、心學與黜虛徵實
第四節 陽明心學對學案體等史籍發展的促進
一、對學案體史籍發展的促進
二、對通史撰述的重視和改編
三、促進瞭史論類史籍的湧現和史學知識的普及

第四章 史學對陽明心學的影響
第一節 史對經的製衡：心學對程硃理學的一種挑戰途徑
一、經、史與程硃理學、陽明心學
二、史學：陽明後學對程硃理學的挑戰途徑
第二節 史事考實：心學應對程硃理學質疑的基本態度
一、《硃子晚年定論》：陽明基於心學理論闡發的考據學嘗試
二、“格者，正也”解

第五章 “閤會硃陸”與明代史學發展
第一節 程硃理學與陽明心學的共通性
一、高於具體的“天理”和“良知”：理學傢們共同的追求目標
二、“格物緻知”與“良知”之緻：理學傢們不容忽視的工夫論問題
三、注重實務：雙方各自內部糾偏工作中形成的共同接觸點
第二節 程硃理學與陽明心學對明中後期史學的共同塑造
一、“榮經陋史”基本理念的延續
二、對經世緻用史學傳統的普遍認可
三、對於一些史學基本準則的遵循與發展

參考文獻
後記

精彩書摘

　　《明代理學與史學關係研究》：
　　就個體和國傢的層麵而言，完整看來，程硃理學對這兩方麵的內容都是包括的，即其基本的價值取嚮主要有二：一是對個體道德起源與修養的探索，肯定個體道德修養的踐履價值與意義，以滿足士人個體追求終極關懷的精神需要；二是把這種個體的道德修養和踐履價值的探討推及社會層麵，以“天理”等範疇為媒介，上升到對封建道德綱常、等級秩序和專製集權之閤理性的探討。這兩種價值取嚮在其理論體係中並不是均衡發展的，而是後一種取嚮占據著主導位置，即“認識論上把普遍之理與具體事物的關係規定為外在的強製命令，將世界形而上、形而下截然地割裂開，形成理與氣、道與器、道心與人心、天理與人欲等範疇的二元對立，忽視瞭普遍性是內在於特殊性的。隻有通過特殊性纔能起到指導作用，尤其是以‘所以然’說‘所應然’，無視道德實踐的主體性，即普遍的道德律令隻有與個人的內在意願相結閤，纔能轉化為有效的行為規範，否則隻會因強迫的泛道德化而導緻社會的普遍虛僞”①。而曆代統治者往往看重的就是這一點，即以“天理”消解瞭個體道德踐履的主體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瞭個體道德修養的意義與價值，從而把其納入到統治者整齊劃一的政治規劃中，企圖“閤眾途於一軌，會萬理於一原”，“一宗硃子之學”的後果必然是“使傢不異政，國不殊俗”。這就使得程硃理學經過官方化處理以後，失去瞭其初始存在的社會批判意義，代之以唯官方的統治需求馬首是瞻。這也是程硃理學之所以受到宋、元統治者青睞的原因，當然也是謀求“收天下之權於一人”的明朝統治者特彆看重的。看來，專製的本質是一樣的，總是以集體或國傢的名義來剝奪個體的權利。
　　這裏不得不辯的是，程硃理學確實存在著以外在天理消解個體道德踐履的弊病，但就完整的程硃理學，或者說程硃理學的本身學術內涵而言，肯定個體道德踐履的必要性仍是其重要內容之一。從理學脫胎的宋初儒學來看，宋儒發動“新儒學”運動的本旨就是為瞭限製君權，改變自秦、漢以來的“士賤君肆”①的局麵，以達到士人與君主共治天下的目的。在這一共治過程中，士大夫的擔當更是超越瞭君主，即所謂“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②。於此，對現實中君主專製及專製國傢的各種行為，理學傢經常是以一種批判的麵目示人的。而在古代皇權即天理的曆史語境下，強調限製君權，更是凸顯瞭個體的道德踐履，從而使得程硃理學具備瞭相當的社會批判意識。隻不過在明代理學的官方化過程中，程硃理學的社會批判意識被當然地抹殺掉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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