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四十年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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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竞悦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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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清华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2491651
版次:1
商品编码:12349323
包装:精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8-04-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53
字数:262000

具体描述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本书既从宏观角度出发,也从热门事件入手,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来中国的社会变迁。

内容简介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实现了从乡土中国向城镇中国、从

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的转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这是中国城市

化进程的动力之源。随着中国由计划经济模式转向市场经济模式,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出现,

带来了商品的极大丰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加入了世界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成为

开放社会和信息社会。


本书的叙述有两个角度:一是从宏观角度分析了四十年来中国几个重要方面的社会变

迁;二是从热门事件入手,反映四十年来中国的社会生活变迁。全书试图展示一幅中国四十

年来的社会变迁全景图并分析发生变迁的原因,并对未来进行了展望。


作者简介

毕竞悦,法学与管理学交叉学科博士。主要学术兴趣为公共政策。有多年智库工作经历。曾任《改革内参》执行主编、图书策划人。现为神华研究院战略所研究员,高级经济师。兼任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宪法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国行为法学会企业治理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互联网协会青年专家,腾讯文化频道专栏作者。

出版专著《法治美国》《世界煤炭行业公共关系战略实证研究》,出版《罗斯福宪法》《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文集》《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等学术译著十余本,在报刊、新媒体发表论文、评论百余篇。


目录

前言:中国改革的不惑之年

I


第一篇

经 济 转 型


第一章 农村:穷则思变

2


我国农村社会的现代转型

2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吹响改革号角3


取消粮食统购派购

5


第二章 城市化

8


人口迁移

8


农民工

14


户籍

18


拆迁

21


城管与城市管理

23


社区治理

26


走向有质量的城市化

30


目录



第三章 市场主体的多元化

34


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地位的确立

34


国企改革与单位制的解体

36


私人企业的合法化

39


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

48


外资企业的涌入

52


上市公司与股票市场

55


第三产业的高速发展

61


第四章 市场的繁荣

66


投机倒把的合法化

66


多种多样的“商店”

71


价格闯关:渐进中的激进

73


77


79


82


市场化媒体

86


娱乐

87


体育

90


第五章 开放中国

94


开启对外开放的大幕

94


入世

97


中国企业“走出去”

100


自贸区的尝试

101


外汇改革

103


人民币国际化

105


拓展对外开放的程度

107




第六章 信息社会的成型

110


互联网的蓬勃发展

110


自媒体

113


社交网络

117


网络上的生意

120


第二篇

社 会 民 生


第七章 社会结构的演变

127


改革开放前的社会结构

127


社会分化与贫富差距

128


中国社会各阶层

130


中等收入陷阱

133


分配不公的根源

135


从分化到整合

137


第八章 农村面貌

140


凋敝的乡村

140


农村里的留守

143


包产到户的遗留问题

146


农村公共事务的治理危机

148


什么是美好乡村

152


第九章 房地产

154


住房制度改革的序幕拉开

154


房地产市场下的分化

156


房地产发展的影响因素

159


中国房地产问题的症结

161



第十章 劳动与就业

165


劳动力市场体系的培育

165


国企下岗潮

166


劳工权利

168


民工荒

171


大学生就业

173


创新与创业

174


实现劳动的转型升级

178


第十一章 医疗

181


推向市场的医疗

181


就医难,看病贵

184


老百姓为何讳疾忌医

187


医患矛盾的症结

189


第十二章 养老

193


人口老龄化

193


未富先老

194


走向公平养老

196


第十三章 生态环境

198


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

198


夹缝中的环保

203


走向沟通与均衡

208


第十四章 食品安全

210


食品安全出现问题的主要环节

210


食品安全监管尚需完善

213



第三篇

文 化 心 理


第十五章 社会公德

216


道德的平民化

216


理想信念的迷茫

218


拜金主义

220


社会信任危机

221


第十六章 婚姻家庭

225


家庭关系的变化

225


《婚姻法》的演变

227


从《电视红娘》到《非诚勿扰》

230


第十七章 教育

232


高考:教育指挥棒

232


折翼的高等教育

236


留学热

242


南方科技大学:自主办学的尝试

243


百年树人的教育大计

244


结语:走向和谐社会

248


主要参考文献

252





精彩书摘

企业、员工多方利益。在我国国企改制中,诸城就采用了这种模式,取得了

较好效果。


国企改革的诸城实践

诸城是山东省一个县级市。1992年,诸城率先对国有企业进行了一

场“股份合作制改革”。

1992年,按照国务院通知要求,诸城对市属150家独立核算的公有

制企业进行了资产清理,结果清理出一片“大窟窿”:103家明亏或暗亏,

占企业总数的68.7%;亏损额高达1.47亿元。一些表面看来红红火火的

企业,实际上却已资不抵债,成为名存实亡的“空壳”。企业的呆账、死

账上千万,占应收款的10%。企业债台高筑,全市企业资产负债率80%

以上,每年光支付利息就达1.5亿元。

诸城的情况是全国的一个缩影,不过诸城在改革上走在了前面。诸城

市委市政府清醒地认识到,改革的深处是产权问题,不触动这个“禁区”,

只能原地踏步。以前的公有制企业改革仅仅在放权让利、调整政策上兜圈

子,产权关系依然不明晰,利益关系不直接,企业负盈不负亏,工人当家

不作主,厂长有权难落实,政府手大捂不过天。

先出售、后改制、内部职工持股,是诸城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基本做法。

具体来说,就是将企业国有或集体资产评估后出售给企业内部全体职工,

把原来的国有和集体企业改造成内部职工持股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分配形

式为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领导体制为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

制,公司职工既是雇员又是股东。

开元电机厂是市委市政府选中的第一家试点企业。诸城先搞了两套方

案:一是个人股不得超过20%,国家完全控股;二是将企业存量资产出

售给职工,国家以土地作价入股。但这两个方案均遭到职工的反对。随后

市委市政府广泛征求意见,并请来北京的一些专家做论证,最后形成了第

三套方案:由全体职工以企业内部股权证形式集资270万元,将企业资

产全部买下,成立诸城市开元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把这个国有企业变成由

277名股东共同拥有的股份合作制企业。



1996年2月,中央联合调查组赴山东诸城处理“卖光国企”事件,最

后的结论是:诸城的改革方向正确、措施有力、效果显著、群众满意。

一个月后,3月22日至24日,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朱基一行34人来到

诸城,进行了为期3天的考察,对诸城市采取多种形式探索搞活小企业的

做法表示肯定。

这场改革明晰了企业产权,救活了一大批企业,形成了良好的机制,

转变了职工的观念,锻造了一个成熟的企业家队伍。此后,国企改制在国

内全面展开。


诸城改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然而我国的国企改制并非都遵循这种模式,

有的地方未能处理好各方利益,引发了一些社会矛盾。


私人企业的合法化1


1956年中国实行工商业改造以后,此后的二十几年里,私营经济几乎从

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消失,“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成为中国

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固有认识。


“文革”结束后,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长期被压抑的生产力获得了“松

绑”,私营经济又悄然兴起。


剩余劳动力催生个体经济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成倍提高,农村出

现了剩余劳动力。1978年3月,国务院在批复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全国工

商局长会议的报告时指出,为了方便群众生活,并解决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城镇恢复和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1978年12月,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两个农业文件宣布解禁农村工商业,家庭副业和农村集

贸市场得到认可。中央政策给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三条出路:一条是进入


1  本部分的写作参考了徐庆全的《“私营经济”是怎样获得一张“准生证”的?》,来自其微信公众

号“八十年代”。



正在迅速发展的社队集体所有制工业;一条是给承包大户当雇佣劳动力;一

条是进城“拾遗补缺”——到城里贩运、出售来自农村的农副产品以及开设

饮食服务摊点。


给承包大户当雇工催生了农村的个体经济。进城“拾遗补缺”则催生了

城镇的个体经济。在这个过程中,农业不太发达的地区反而走在了前面。比如,

人均占有土地不到半亩的温州人是全国较早地自发进城贩卖家庭手工业产品

的。贩卖鸡鸭等农产品的农民不但催生了以长途贩运为主的个体经济,而且

催生了被城里人称为“二道贩子”的个体户。


但是,这些为城镇从事个体经营的农民那时却获得了一个“盲流”的身份。


这时,城镇里也呼啦啦地出现了一批不被称为“盲流”的闲人:800万

回城知青和城镇失业大军。政府的安置毕竟是有限的,为了让他们能自谋生

路,政府为他们打开了个体经营的大门。


197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各

地可根据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

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但不准雇工。


1979年6月,北京大栅栏街道办事处供销组长尹盛喜带领20名待业青年,

靠借贷的1.000元在前门摆茶摊,靠“2分钱”大碗茶起家。后来他们越做越大,

在北京、深圳和海南都建立了公司。


1979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6部门提出的《关于

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问题的请示报告》,肯定了工商业者的劳动

者身份。


1979年11月底,温州19岁的章华妹在父亲的支持下,以150元做本钱,

在自家门前摆出一张小桌子,出售低廉日用品,月收入约100元,在当时相

当不错。1980年8月11日,温州市革命委员会批转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

于个体商业户进行全面整顿、登记、发证工作的报告》。紧接着,“打击投机

倒把办公室”摇身一变成了工商管理所,依据政策,通知章华妹申领营业执照。

1980年12月11日,鼓楼工商所向章华妹颁发了由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盖章的营业执照——工商证字第10101号,对章华妹的合法经营地位进行了

确认。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第一份个体工商营业执照。





前言/序言

中国改革的不惑之年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在《魔山》中有这样一句话:“往昔越是接

近当下,其往昔性岂非越深刻和越显传奇?”步入2018年,中国改革开放

迎来“不惑之年”。四十年来,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衣食住

行用等日常生活的变迁,到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的丰富,无不折射出社会的

变化。那么,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的社会与之前相比到底有哪些不同呢?


首要的是社会转型。其中最主要的转型是由乡土中国转向城镇中国。传

统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根据费孝通先生的研究,“乡土中国”的主要特征

体现为用“礼治秩序”进行社会管理。那是一个熟人社会,以农业生产为主,

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与大部分先发现代化国家不同,中国的现代建

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在城市化规模较小的情况下发生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了计划经济、城乡分割的体制,通过农业反哺工

业,建立了初具规模的工业化。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才开启大规模的城市化

进程。城市化改变了中国的社会面貌,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类似于其他国

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同时还出现了中国的一些独特问题。


“市场经济”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一个关键词。邓小平和陈云是中国市场

经济观念的先行者。根据《陈云年谱》记载,1979年2月,李先念在一次会

上说:“我同陈云同志谈,他同意在计划经济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为补充,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是个补充,不是小

补充,是大补充。”陈云于3月8日撰写的文章《计划与市场问题》中也提



?

中国四十年社会变迁


II


出了市场经济概念,将“市场调节”与“市场经济”两个概念通用。原文最

后部分提到: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并不是随着计划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部

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文章正式发表时,根据别人的建议,陈云将“市

场经济”一词改成“市场调节”,1995年《陈云文选》出版时又改回“市场

经济”。邓小平于1979年11月与外宾谈话时讲到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

市场经济,但当时依然强调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随着改革实践的

发展,1987年邓小平同中央几位领导谈话时说:“我们以前学苏联的,搞计

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他又在1989年6

月9日的讲话中提到,“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

不能改”。这时已经不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了。中共十三大报告也没有再提计划

经济为主,而是讲计划与市场内在结合。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提出,计划

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完全超越和突破了计划经

济是社会主义制度内在属性的传统看法。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根据邓小

平的理论指导,正式提出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已经建

立。与城镇中国相呼应的是,随着中国由计划经济模式转向市场经济模式,

中国由农业社会转向工商社会。农业社会与大一统的皇权政治相呼应,血缘

纽带是基础,由血缘关系派生出同姓、同宗、同族、同乡关系。工商社会则

意味着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和商品的极大丰富,同时也意味着传统伦理秩序的

解体。在精细化的工业生产模式下,血缘、地域的同盟被打破。


在这场变革中,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可以概括为分化和失范。中国几千年

的自然经济已经解体,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引入,更使数以亿计的农民离

开世代据以为生的土地进城打工,动摇了中国人几千年不变的生活方式,也

在农业文明上悄无声息地打开了一个缺口。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会整齐划

一;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开始分化。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社会日益多元化,

另一方面贫富分化、阶层分化等问题凸显。


中国当前的社会分化一定程度上与改革的模式有关。与苏联的“休克疗

法”改革相比,中国采取的是一种渐进式改革的模式。在改革顺序上,我们

采取先生产后流通、先经济后社会、先沿海后内地的方式;在改革进程上,

我们采取 “摸着石头过河”、先行局部试点后逐渐全面推开的方式;在改革的利益分享结构上,我们采取了先改革增量然后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的办

法。这种改革特点导致改革的受益人群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改革开放

初期,由于改革是从基层率先发动的,农民、工人从中优先获得较大利益。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从生产到流通、从经济到社会、从一般

部门到垄断部门的推进,改革的受益群体从农民、工人转向精英群体,而且

随着时间推移,精英群体从改革开放中获益越来越多,农民和工人获益相比

之下越来越少,甚至出现了边缘化倾向。1


与分化同时,在西方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双重冲击下,中国的传统文化、

道德体系面临着挑战,体现为社会失范。传统中国可以说是一个伦理社会,

以熟人社会为主,社会秩序主要靠伦理道德来维持。随着社会流动的增加,

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伦理社会赖以维系的基础不复存在,中国走

向了工商社会。工商社会的主要准则是法律,依赖的是契约关系,但是由

于中国法治建设的滞后,无论是立法、执法还是司法方面都不够完善。同时,

中国的社会组织建设迟缓,还没有从传统社会的组织形态转型到现代社会

所需要的自治型社会形态。中国社会旧的体系已经瓦解,新的体系尚未建

立和完善。


这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变革的社会。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世界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所谓现代化,就

是工业化、科学化的进程。这一进程带来了经济和技术的长足发展。所谓全

球化,就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

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即此地所发生的事件可能是由许多英里以外的

异地事件而引起,反之亦然”。2现代化和全球化都体现了一种“进步”的观念,

而在此之前的农业社会,人们更安于现状、不求改进。现代化和全球化对中

国社会构成全方位的冲击。


改革开放虽然带来了社会的繁荣,但是清流与泥沙俱下。社会失范、贫

富分化等问题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人们常常感叹“人心不古”,于是怀念改革开放前的“纯真”岁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历史学家房龙在《宽容》一书的开篇描写了一个虚构的故事:宁静的山

谷里,人们过着幸福的生活。然而总是有少数人想走出山谷,去看看外面的

世界。这些人是山谷里的异数,为山谷的规则所不容。但“人无远虑,必有

近忧”,终于有一天,山谷遭遇了天灾,无法继续自给自足。山谷里的人循着

被他们判为“异数”的人的足迹走出山谷,获得了新生。


的确,人们走出山谷会遭遇更多变数,既往的平静不复存在。但是自给

自足无法永远维系,追求自由、多元的生活符合人的本性。改革开放对于中

国而言也是如此。当前人们的心理落差主要源于经济、制度和文化之间的落

差,我们在物质层面已经现代化,中国的GDP现居世界第2位,但是我们

的制度和文化还没有完全现代化,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矛盾滋生。比如,中

国的私家车数量逐年增加,许多家庭都有了私家车,但是我们的交通规则和

交通意识还没有跟上,导致许多问题——闯红灯、乱停乱放、挤道占道、肇

事逃逸等,让人觉得还不如“出门基本靠走”的年代和谐。但是我们已经不

可能回到不使用机动车的年代,只能不断改善体制机制。


对于改革,我们需要有正确的认识。


第一,任何改革都存在着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能因

为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就去否认改革本身。希望改革一步到位是一种激进的想

法。


第二,现实具有复杂性,社会中有不同的利益群体,改革对不同利益群

体的触动不同,改革的效果不能看个别人短时间的状况,而要从长时期看社

会整体的状况是否得到改善。


第三,改革不是在真空中进行,不能忽视国家历史、文化等的影响。这

些“本土资源”制约着改革的进度。


我们要保护改革的成果,对于改革开放带来的许多问题只能通过深化改

革来解决,而不能走回头路。


深化改革,首要的是解放思想。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提出了“传统观念”

的概念,他认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以方便为准,而避免费力不讨好或扰乱

生活的说法。传统观念能够抚慰人心,却不一定合乎事实。正是这种“传统

观念”会阻碍变革。而正如中共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解放思想就是要破除各种教条,不唯上、不唯书、

只唯实。各种观点都可以争鸣,避免上纲上线,形成一个自由的思想市场,

集思广益并在思想碰撞中让更优的决策胜出。


笔者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可以说与中国改革一同成长,写作这本书就

是从一个常人的视角入手描述改革开放给我们的社会生活带来的变化。对于

改革开放的关注更多地强调其经济意义,实际上改革开放也带来了一场社会

变革,产生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领域,这个变化过程构成中国现代转型的

一部分。改革开放是由政府主导、民间呼应、政府与民间良性互动的一个历

史进程。


改革开放影响了每个中国人的生活,今天,中国人的生活已经与四十年

前截然不同。社会生活受制度影响,反过来,社会生活状况也会影响制度的

下一步走向,构成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客观现状。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避免

地生活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这是我们“走不出的背景”。对这个“背景”进

行描述和反思是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之一。


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在1956年出

版的《农民社会与文化》中提出了一种二元分析框架,即大传统与小传统,

用来说明在复杂社会中存在的两个不同文化层次的传统。大传统是指以城市

为中心,社会中少数上层人士、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小传统是指在农村

中多数农民所代表的文化。其后,欧洲学者用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对这一概

念进行修正。笔者在本书中展示与之不同的大传统与小传统。大传统即正式

的国家制度;小传统则指大众的日常生活。本书的叙述有两个角度。一是从

宏观的角度,分析四十年来中国几个重要方面的社会变迁。二是从热门事件

入手,反映四十年来中国的社会生活变迁。本书试图展示一幅中国四十年来

的社会生活全景图,不仅仅停留在对事实的描述,还会分析现状产生的原因,

对未来进行展望,但并不侧重于提供政策建议。本书并非正史,主要不是关

注改革开放对国家层面的影响,而是着眼于改革开放对普通民生的影响。从

这个角度出发,一些颇具影响的政治、经济大事件没有进入本书的关注范畴。


本书属于当代史研究。书写当代史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不识庐山真

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由于自己就处于这个时代,无法远距离地进行大历史的观察,同时受制于自身条件,难免失之客观。但是,书写当代史也具有

一定的优势。对古代史的写作未必也都是客观的,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曾

经指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体现了当代的视角和当代的关怀。对当代史

的写作则会有更多感同身受的体会。当代发达的网络、媒体为写作提供了更

多的资料,同时许多事件的亲历者还都健在,可以从他们口中获取更多的一

手资料(虽然未必绝对客观),这些便利条件是写作古代史时所不具备的。历

史是活着的过去,而当代是活着的历史。本书将更多地利用身处当代的优势,

即使无法跳出历史的窠臼,也希望本书的研究依旧可以为日后的研究提供一

定的素材。


本书的主要挑战是需要跳出自己所处的时代,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判

断当下事件的历史价值。受到过多舆论关注的事件并不一定具有历史价值,

还有一些知识界讨论较多的事情可能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未变成现实,这些

都需要笔者凭力去进行判断其现实意义。由于个人水平所限,难免有以偏概

全之处,万望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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