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紐約時報》“年度好書”,一本關於工作空間和辦公方式趣味思考之書。
《紐約客》《衛報》《華盛頓郵報》《科剋斯書評》聯袂推薦。
2. 工作,辦公室隔間,一個與絕大數人相關的話題。
現代人,醒來的時間,超過一半都用來工作。
本書以工作方式之問,直擊現代人痛點,反思我們工作方式的生成和意義。
3. 辦公空間變遷史,由過去洞悉未來,尋找更適宜的空間和工作方式。
從19世紀陰暗賬房步入21世紀Google開放式辦公空間,
隔間,這一狹小天地,如何成為現代人工作的空間載體?
在傢辦公、自由職業紛紛興起,但“知識工人”真的擺脫瞭隔間,百年辦公室就此走嚮終結?
4. 書中對重要大眾話題——白領、女性就業等展開討論:白領人群的崛起、女性的覺醒和職場睏境、白領與藍領的關係。
咦,我們一周上班5天的辦公室也有曆史?跟著本書,一窺辦公室迷人的曆史吧。
從美國小說傢赫爾曼?梅爾維爾的《錄事巴托比》,到美劇《辦公室》(The Office),從傳統的賬房,到20世紀中期的“速記池”,再到如今Google式的開放辦公空間,雇員階層的工作場所不停轉變。薩瓦爾藉用大量通俗易懂的文獻材料,用平實客觀的文字記錄瞭這一演變曆程。
另一方麵,薩瓦爾詳細敘述瞭自1860年代起,試圖締造辦公室文化的設計師、社會學傢,以及企業管理人等對“辦公空間、辦公工具與人關係”的不同理解和構想,以此來思考雇員階層在動蕩起伏的社會思潮和經濟形勢下,搖擺不定的命運:他們既不屬於工人階級,也不屬於持有資本的精英階層,像鍾擺一樣,尋找著自身定位。最後,薩瓦爾也對新興的“知識階層”的前途、辦公室的未來做齣瞭新的展望。
此外,書中還圍繞著辦公室工作環境展開瞭幾個重要話題的討論,如白領階層的崛起、女性的覺醒和職場睏境、白領與藍領的關係、資本主義雇傭關係的新發展。
本書從泰勒的科學管理、德魯剋的“知識工作者”概念到影視小說、流行文化,剖析上班族的生存之道與自我認同,從賬房、摩天大樓到開放辦公空間,觀察辦公室與建築設計、社會變遷、心理學、企業文化之間的關係。
尼基爾?薩瓦爾(Nikil Saval)
印度裔美國人,作傢、編輯、新聞工作者,現居費城。
2004年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自2004年起,他開始研究辦公室的起源,曾在美國《n+1》雜誌上發錶瞭《辦公室的誕生》一文。薩瓦爾目前是《n+1》雜誌的編輯,他的文章也常刊於《紐約時報》《倫敦書評》《牛津美國》《洛杉磯時報》《赫芬頓郵報》《新政治傢》等媒體。
他從事過勞工相關研究,並在UNITE HERE勞工組織當過誌願工作者。
目 錄
序 言
1 辦事員階級
2 辦公室的誕生
3 女性白領革命
4 直上雲霄
5 組織男女
6 開放設計
7 空間入侵者
8 未來辦公室
9 辦公室及其終結
緻 謝
注 釋
女性、職場與潛規則
學校培訓女生和男生的方式很不一樣。男孩們被鼓勵學習記賬和會計,為的是培養他們的“商業領導力”。與此相反,女孩們被認為天生適閤做速記。商界管理者對秘書和速記員的需求——相當迫切且往往直接給齣目標人數,以及女性生來更適閤機械輕鬆無需用到數學的工作的看法,造成瞭這種專橫的區分。這種區彆對待是如此頑固,甚至今時今日還有殘留;而某些女性,則更為頑固地反抗著這種分野。除瞭數量過多的指南小冊子上宣稱速記池的工作有多快樂、多貼近商業世界,那些有機會當上速記員的少數女性還發現自己是辦公室裏薪水最高的(盡管低於同等工作的男性 )。與此相反,在中産階級女性看來,速記員這個崗位很不怎麼樣。她們更看好私人秘書這份工作,它與權力更加接近。秘書手冊上宣稱秘書工作充滿樂趣,且承諾當上秘書後能一路激動人心地在職業階梯上攀爬,當然這種情況在真實的秘書流動數據記載中從未齣現過。手冊上的內容充滿蠱惑,聲稱秘書工作很“職業”,並且能在上層社會高雅的會客室內工作,可能是在銀行裏,也可能是在高管行政套間內——好多地方都具備傢的感覺。很奇怪的,秘書這份事實上像老闆僕人一般、不斷留心老闆情緒、不斷應付老闆各種突發奇想的工作,被視作比掌握實際技能的速記員更高級。商業史學傢和管理學理論傢羅莎貝斯·莫斯·坎特(Rosabeth Moss Kanter )日後將此現象稱作“偶發地位”(status contingency )——秘書這份職業獲得威望的方式,與其說來自工作滿意度,不如說是來自與權力和威望(通常是男性權力和威望 )的親密接觸。手冊上印有這樣的故事:秘書贏得瞭老闆的信任,最終獲得瞭配備紅木辦公桌椅和地毯的個人辦公室;另外一則故事中的秘書獲得瞭“一間個人辦公室,位於公司某棟大樓的十七層,從窗戶望齣去是絕倫的城市美景”。[17]老闆外齣的時候她便負責各項事宜。這樣的故事極為罕見,但對秘書們具有極緻吸引力。
在這個嶄新的辦公世界中,有著許許多多未言明的規則,於是乎當男人們討論職場女性的存在以及隨之而來的性愛問題時,周圍便縈繞著睏惑、恐慌和錶達誇張的痛苦情緒。維多利亞時期的美國(Victorian America )不再嚴格遵守男女社交分隔的規則,但女性侵入男性專屬工作空間會引發何種影響依然不明。女性會用她們天生更加高貴的品格,給懶惰陰柔的辦事員們帶去文明和秩序,以及男性的目標感嗎?還是說,女性會用她們的誘惑力,毀掉冷靜禁欲的男性辦公倫理,在辦公室內譜寫性愛的混亂之麯,毀掉商業世界呢?這些問題因針對女性的“結婚關限”(marriage bar)而變得更為迫切。“結婚關限”指的是辦公室不會雇用已婚女性,而未婚女性一旦結婚亦會被解聘的社會習俗。傢務勞動看來纔是她們的職業,速記員的工作無法與之並存。
盡管20世紀初期,辦公室內已婚或者結婚後繼續工作的女性員工不斷增加,但其中大部分依然是單身。麵對辦公室內大部分也是單身的男性員工,這些單身女性的存在帶來瞭潛在的麻煩,事實上已婚男士也難逃牽連。費森頓·蔡斯(Fessenden Chase )編寫的講述女速記員和老闆關係的小冊子中,女速記員不齣意料地被汙化為時刻等待著召喚的妓女。“在老闆溫暖舒適的私人‘單間’內,時刻彌漫著誘惑和機會,定力不佳的老闆很容易就抵擋不住身著靚麗羽衣的年輕女孩溫柔性感的凝視和勾引,”蔡斯寫道,蓄起一種偷窺的火熱快感,“溫柔的注視到令人滿足的親吻隻有一步之遙,而這些‘私人辦公室’女孩大體上是願意去親吻或者被親吻的,為瞭鞏固在老闆心中的地位和獲取加薪的機會。”
女性進入辦公世界這件事與婦女爭取選舉權的事業在時間上(並非巧閤地 )發生瞭重閤。在工作場所獲得越多的自由,就勢必引嚮在公民權利和自由方麵的訴求。於是,在不斷發展壯大的進步婦女公共圈,女性每時每刻都在討論和判斷辦公室給予她們的危險和可能性。工業進步運動(拉金大樓的福利政策奉行的便是該運動的精神 )先驅人物珍·亞當斯(Jane Addams )擔憂辦公室的開放環境有太多無法抗拒的誘惑,女人們被迫收取老闆的金錢和禮物,然後獻齣自己的身體作為交換。她寫道,考慮到辦公場所那令人難以忍受的自由開放,女人們自願“墮入放縱的生活,隻因為缺乏社會約束”。比較現實的擔憂是,正如詹妮特·埃格濛特(Janette Egmont )在一本速記行業雜誌中寫的那樣:女性不得不,“在拘謹和親密這兩種類似锡拉和卡律布迪斯2兩難境地的情感之間,把握好這不可能把握好的度,提高標準(對這代人來講,甚至是建立標準 ),使得男人可以依據這標準來安放他們的衝動”。最終,對於諸如埃格濛特這樣的作者,問題似乎無法避免:性愛這個幽靈就是無法抵抗的;辦公室的經營勢必受其影響;解決方案依然不明。與此同時,這樣的畫麵總是齣現:“男性辦事員不斷比較辦公室裏的兩三個女孩。是金色頭發的那個好看,還是棕褐色頭發的那個好看?這樣的討論沒完沒瞭。”
不過當然瞭,大部分關於女性權力會超越男性的言論是男人們散布的。而當男人將辦公室生活的危險歸咎於女性時,辦公室女性員工則輕衊迴絕瞭這些膽敢代錶她們說話的男人。1900年,亞特蘭大會幕浸信會教堂(Atlanta's Tabernacle Baptist Church )廣受歡迎的福音派新教會牧師萊納·G.布洛頓(Len G. Broughton )來到瞭紐約的布魯剋林,在基督教青年會嚮清一色的男性聽眾發錶瞭一係列猛烈又冗長的抨擊白領辦公場所愈發淫蕩下流風氣的演說。他錶示,速記員畢業證書並非是通往商業領域成功的車票,也並非是找到成功男人做老公的保證,而是“獲得瞭通往淫蕩生活的許可證。我寜可直接把通往地獄的通行證遞到年輕女人的雙手上,也不願意給她那個證書,那個讓她走進老闆位於高層的辦公室,然後關上門的許可”。許多女性聽聞瞭他的言論;她們不願意默默承受任何暗示女性麵對男性引誘時脆弱不堪的說法。然而跟現代讀者可能設想的不同,她們的迴應在政治上並不那麼得體。一位署名“維爾小姐”(Miss Ware )的速記員給《亞特蘭大憲政報》( Atlanta Constitution )去信,譴責布洛頓暗指速記員“墮落、道德敗壞”的言論。她堅稱至少百分之“九十九”進齣辦公室的速記員是道德高尚的基督徒;隻有那些貧窮、絕望、沒有信仰的人纔會迫於雇主的淫威就範。紐約的評論員們更是誇張,把辦事員同他們眼中更為低級的人群分隔開來,聲稱布洛頓似乎忘記瞭“他並不是在討論來自南方的有色人種”,而是在說“來自更高智力發展群體”的女性。
不論女性職員是否都是道德高尚的基督徒(盡管到戰後時期,辦事員幾乎全是白人 ),在涉及性騷擾問題時,她們進入的辦公場所事實上幾乎沒有任何保護措施——“性騷擾”這個詞到瞭20世紀後期纔被人所知。指南手冊和團體組織給予的迴答模棱兩可。人們期待女性在麵對挑逗行為和言論時默默忍耐或愉快地假裝不知情。1919年的一本秘書手冊上寫道:“她必須學會看不到老闆熾熱的目光,感受不到他放在她手上的手,或是從椅背處悄悄滑過來的手臂。”而且她必須“得體並有禮貌地”處理這一切,“因為在處理此類事情時不能讓老闆感受到被迴絕瞭”。[22]指南手冊中有種假定,那就是女性除非想丟工作,否則不能挑戰男性的權威。而實際情況也是,她們確實會因此丟瞭工作:一項針對1937年被解雇的12 000名秘書的調查顯示,起碼有2/3的人被辭退是因為她們或她們老闆“性格有缺陷”。根據部分迴答,“(秘書 )不願意陪老闆去夜總會”也屬於“性格缺陷”。[23]同其他辦公室員工一樣,白領女性必須錶現得很職業,每個人都得為自己的工作和成功負責。
男性員工同樣因辦公場所內的性愛元素而有身份焦慮(status anxiety )。早在賬房年代,辦事員就因被視作毫無男性氣質而感到身份焦慮。女性在辦公場所的齣現或許給瞭他們——尤其是經理們——一些中産階級的優越感和權力感。但20世紀初期,因白領階層未能建立工會組織而導緻薪資停滯,他們相較藍領工人的經濟優勢喪失瞭,他們的男性氣質再次被質疑。1920年代,一樁轟動全國的謀殺醜聞立刻摺射齣辦公室裏充斥的種種恐懼。
在紐約市大通國民銀行(Chase National Bank )的辦公室裏,速記池中的一名女子雪莉·麥金太爾(Shirley McIntyre )與辦公室裏的一名男子沃爾特·梅耶(Walter Mayer )相遇。梅耶是名會計,也就是說,在辦公室的圖騰柱上並不比麥金太爾高多少。梅耶深深地愛上瞭麥金太爾,並馬上衝動地嚮她求婚。開始她答應瞭,但後來聽說辦公室裏的一些高管帶她齣去“感受瞭一下高檔次的生活”(梅耶的原話 ),她便不願意嫁給他瞭。梅耶苦苦哀求,甚至以自殺相逼。對此,麥金太爾不為所動,說自己不能嫁給他這樣“低檔次的人”。梅耶深受刺激,做齣瞭殘忍的行為:他前往麥金太爾的寓所,開槍殺死瞭她,然後自殺。但是梅耶沒死成,幾年後當他恢復得差不多時,以謀殺罪被起訴。梅耶在庭審期間發錶瞭極為煽情誇張的自辯,聲稱他的未婚妻變得相當物質,在她眼中“物品”要比愛來得重要。陪審團完全被他的言論牽著鼻子走,甚至連麥金太爾本人的母親齣庭作證時都錶示梅耶說得沒錯,是她女兒行為欠妥。這些言論見效瞭。陪審團最後對梅耶做齣瞭寬大的判決,判定瞭他次於謀殺罪的其他罪名。
此外,大量的新聞報道亦介入瞭此樁謀殺案的庭審。大量證據錶明梅耶犯瞭一級謀殺罪;很明顯,他早就預謀殺死麥金太爾(他寫的信確鑿錶明瞭這一點 )。然而媒體卻將他塑造成男性自尊受到傷害的白領典型。麥金太爾的薪水確實要比梅耶高——她一周可以掙60美金,而他則要少掙10美金。媒體錶示,任何其他人遭遇此事都會有相同的反應,並引證說,梅耶和麥金太爾若是生活在19世紀,定會過上平靜而又滿足的婚姻生活。而如今形勢已完全變瞭,女性逐漸獲得財務獨立,梅耶這樣的男性卻被放逐到瞭毫無齣路的辦事員工作之上。“一部分男人擔當著大業,而所有剩下的人不過是戰艦上劃槳的奴隸而已。”報紙上引用瞭以上梅耶跟友人的敘述。一場原本簡單不過的失敗戀愛被渲染成瞭白領男性的哀歌,暗指白領女性應該接受他們的愛,或者起碼應該更為溫柔地拒絕他們。
經濟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 )重挫瞭商人和那些晉升緩慢的辦事員的自信。隨後的日子裏,影射女性破壞辦公生活的通俗文學湧現,好似一場比賽。在《海斯法典》(Hays Code )迅速終結好萊塢露骨的色情品味之前,電影《娃娃臉》(Baby Face ,1933 )便已製作完成。這部電影不僅啓用瞭當時尚未成名的芭芭拉·斯坦威剋(Barbara Stanwyck )作為主演,還穩固瞭辦公女性不斷增加、男性同事對她們既渴望又害怕的時代背景下“淘金女郎”(gold digger )這類文學作品人物典型。斯坦威剋扮演的莉莉·鮑爾斯(Lily Powers )來自某工業小鎮,她父親在小鎮上開瞭傢地下酒吧3。莉莉在這個髒兮兮的地下酒吧幫著父親乾活,她每天都得想辦法擋掉那些身心疲憊、毫無希望的工人階級男人無休無止的騷擾和東摸西摸的雙手。莉莉聽取瞭對她來講猶如父親的德國流亡修鞋匠讓她利用自身天然優勢安穩下來的建議。“你不明白自己的潛力,”他大聲嚷道,“我給你的那本尼采你讀瞭沒有?”電影後續情節中,在和莉莉單獨待在修鞋鋪時,他發錶瞭一通關於女性權力意誌的超乎尋常般怪異、具有僞哲學(pseudo-philosophy )意味的演說:“像你這樣年輕貌美的女子,盡可以為所欲為。你有著超越男人的權力,但是你必須利用男人,而不是被男人利用……好好開發自己的潛能!利用男人吧!變得強大,去違抗、利用男人吧!去得到你想得到的一切!”在父親意外離奇死亡之後,她跟著一起在酒吧工作的黑人朋友奇科(特麗莎·哈裏斯飾 )逃到瞭紐約,去更好地理解她所具有的“潛力”。
在跟招聘官睡瞭之後,莉莉成功進入電影中虛構的哥譚信托公司(Gotham Trust Company )工作,公司位於裝飾藝術(Art Deco )風格的摩天大廈之中。自此,莉莉踏上瞭她一路攀爬的首個颱階。(奇科成瞭她的女傭,時不時齣來演唱一段藍調。盡管哈裏斯在電影中也有大量鏡頭,但在《娃娃臉》中,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為奇科這個角色絕不可能成為白領工人。 )電影通過彆齣心裁、風格奇異的主題再現形式,隨著莉莉嚮上“睡”去的路綫,從大廈外部將鏡頭逐漸上拉,透過窗戶,沿著外匯部門、檔案部門、按揭部門、資金托管部門和會計部門一路拍攝,直至公司的最高權力層。她甚至甩瞭年輕的約翰·韋恩4,跟他的上級在一起。“醒醒吧,孩子。”當韋恩被甩後露齣迷人的感傷神色時,一位女職員對他說道,“娃娃臉就要進入比你更高的階層瞭。”每每陷入睏境,莉莉隻需施展她的魅力便可輕鬆脫身。影片如此展現其動人之美:鏡頭拉近,聚焦於她光彩奪目的笑容;此外,特意的模糊處理令她看起來更加超凡脫俗。但是娃娃臉的追求是全然物質的:鏡頭帶著我們不斷迴到她的寓所,每一次她攀爬成功,她的住處便會隨之變得更為寬敞和奢華。終於,一場醜聞襲來,她的其中一位前任情人開槍殺死瞭現任情郎,即公司的總裁,然後自殺。莉莉被調到哥譚信托在巴黎的分公司,在那裏她又重迴最底層。隨後,公司新任總裁考特蘭·特倫霍姆(Courtland Trenholm )前往巴黎看她,也不可抗拒地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但請記得,這可是大蕭條時期,銀行已不如從前那樣穩固。哥譚信托也未能幸免,公司陷入瞭恐慌,特倫霍姆不得不拿齣個人的百萬美金來挽救。他懇求莉莉把她的傢當都賣瞭。“不,我不會賣的,”她言簡意賅地拒絕道,“我得為我自己考慮。為瞭得到這些東西我付齣瞭太多,我過去的人生太過辛苦艱難。我跟其他女人不同,我心裏所有的溫柔和善良都已死去。這些東西是我擁有的一切,沒有它們,我就什麼都不是瞭。沒有它們,我就得重迴最初的糟糕境地。不,我絕不會放棄它們。”這番話令人震驚:真實浮現,這是莉莉第一次坦陳自己的動機。可惜後麵的結尾很不怎麼樣,充滿瞭說教意味:特倫霍姆試圖自殺,莉莉在救護車上嚮他承認自己其實是愛著他的。她放棄瞭金錢,迴到瞭她原本的階層。若是影片最後部分能傳遞齣這樣的信息,即莉莉其實和所有女人一樣,追求的是婚姻而不是權力,那麼《娃娃臉》這部電影好歹還能獲得一些贊許,畢竟它賦予瞭莉莉角色一點能動性(agency )——斯坦威剋可是相當賣力地想要傳達這種行動的能力。《娃娃臉》和許多同時期的影片一樣,摺射齣瞭整個階級男性潛意識中的恐懼,他們以為是自己意誌力的缺乏導緻瞭事業上最終的失敗。這部影片還和許多同時期的影片一樣,嚮這個無階級區分的國度保證,這裏的階級界限並沒有被逾越:盡管莉莉努力逃離工人階級,她最終還是嫁給瞭貧窮的特倫霍姆。
被這種根深蒂固的恐懼攫住的辦公室,並非全然消極等待著,看是否還有男職員因求婚被拒殺死女職員,或者公司是否會被淘金女郎毀掉。兩性一同工作對辦公室裏的男女職員都可能造成傷害,對外界社會也可能造成傷害,在這樣普遍的擔憂下,一些公司開始徹底清除工作場所中殘留的男性特權,同時按性彆隔開工作環境。曼哈頓20世紀初期最大最具標誌性的摩天大樓之一,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大樓(the Metropolitan Life Insurance Building )內部,舊派經貿商人和辦事員在辦公時所用的痰盂被禁用瞭。同時被禁止的還有抽煙,大樓隻保留瞭某些特定的吸煙區域。辦公室本身則跟其他大樓很不一樣,收拾得一塵不染——用曆史學傢奧利維爾·如恩斯(Olivier Zunz )的話講,是“如傢一般乾淨整潔的典範”。此外,男女員工有著獨立的入口、門廳、電梯和樓梯;休息區域也按性彆分開。在泰勒主義準則下,工作被排得滿滿當當,全然占據著員工的上班時間。電子鍾嚴格計算著時間,主管四處查看,確保沒人悄悄聊天,當然更彆提大聲交談和歡笑瞭。
同時,與辦公室相比,劇場、電影院、夜總會和遊樂場這些社交場所相對開放,男人女人們總能想到辦法,在工作場所先接觸上,為辦公室外更進一步的發展做準備。再怎麼嚴格,男女作為上下級總得接觸,不論是女速記員聽寫男性上司的口授,還是男性主管監視女打字員的工作。但這些都比不上大都會人壽開展的娛樂項目,其中一項是舞蹈課——應當年席捲美國大城市的爵士舞狂潮(吉特巴舞[jitterbug]、查爾斯頓舞[Charleston])而開。盡管大都會人壽的女員工們——公司的宣傳冊稱她們為“都市麗人”(Metropolitan Belles )——隻被允許在同性範圍內練習舞蹈,但男女辦事員們常常成群結隊聚在大廈樓頂一起練舞。
哪怕是女秘書和男上司之間飽受懷疑的關係,也有瞭新的發展。人們開始用“辦公室嬌妻”(office wife )這個詞來稱呼那些比老闆妻子與之更為親密的秘書。小說傢費思·鮑爾溫(Faith Baldwin ),一位極受歡迎的辦公室性愛生活記錄者,在她的暢銷書《辦公室嬌妻》(The Office Wife,1929 )中探討瞭該問題:“在獲得勝利後或勝利在望時,在話多得說不完的孩子般的情緒下,她感到自己和老闆是如此接近。她想……自己是多麼瞭解他啊。她已能在見到他的那瞬間就知道他是否纍瞭或者心情不好,他這天過得順不順利,他是否躍躍欲試,開始一場戰鬥,還是意興闌珊地打算應付瞭事。”[27]鮑爾溫的小說中,那位享受特權、可以隨時進齣老闆行政套間內室而不是整天睏在開放的速記池裏的秘書,很快便與老闆如影隨形,為他提供瞭一切本該由他妻子給予的關懷和照顧。她開始對工作充滿激情,乾得極為齣色,成瞭模範員工;然後,在童話般的故事結尾,這位辦公室嬌妻真的嫁給瞭她的老闆——故事似乎在告訴我們,辦公室並不是充滿令人反感的求愛和騷擾之所,而是幸福生活的源泉。當然故事的另一麵——職業生涯沒有進階,可以通過嫁給上司來獲得安慰。你很能乾,但你無法晉升;不過你能得個安慰奬,那就是嫁給能夠晉升的人。這樣,如今看來無法忍受的境遇、摧殘人心的真實社會矛盾就這樣被虛假地解決掉瞭。
辦公室生活的這些特點對於今時今日的我們來講,顯得微不足道,甚至那些令人不適的部分也是如此;但在當年,這可是史無前例聞所未聞的。不管是好是壞,在當今人們所處的兩性世界的建立過程中,辦公室發揮瞭巨大的作用。它讓男男女女們有機會相遇——即使不是以平等的地位和身份相遇,也起碼好過令人憂慮的與外界隔絕的傢庭世界。盡管很長時間內,女性在辦公室依然是少數,管理層更是幾乎沒有女性,但是她們已成為辦公室生活的主要組成元素瞭。
此現象在大眾媒介中也成為事實:20世紀二三十年代湧現瞭大量以“白領女孩”為題材的通俗小說。此類小說中描寫的女性典型同閱讀它們的群體有著某種一緻性。盡管女性已在工廠裏工作瞭數十年,但區彆在於:這些女性幾乎全部來自工人階級和移民傢庭,與英文媒介絕緣。然而,辦公室裏工作的中産階級女性往往是小說的閱讀群體,而小說閱讀群本來就主要是女人。從此開始瞭一股辦公室小說和辦公室電影的潮流,在特定媒介中齣現的人物有著與該媒介消費者極為相似的職業。
關於白領女孩的小說總是驚人地相似,或許由於多年來它們往往是由男性所撰寫。不論是劉易斯的小說《職業》,還是布思·塔金頓(Booth Tarkington )同時期的《愛麗絲·亞當斯》(Alice Adams ),或大蕭條時期剋裏斯托弗·莫利的暢銷書《基蒂·弗伊》(Kitty Foyle )中,女主角總是在傢庭男性頂梁柱(即女主角的父親 )死後,纔不得不去從事白領工作,她們的父親生前本身也不怎麼頂用。這些關於女性被迫進入職場的老生常談掩蓋瞭整體的曆史,即許多女性是齣於自身的意願,自主進入工作場所的。但是劉易斯及其同代作者深受當時西奧多·德萊塞(Theodore Dreiser )和傑剋·倫敦(Jack London )的自然主義小說(naturalist novel )影響,而西奧多·德萊塞與傑剋·倫敦本身則追隨著愛彌爾·左拉(émile Zola )的步伐。在這些作品中,與生俱來的生理特點和強大的社會因素總是大大限製和決定著人們的選擇。
在這些作傢中,隻有劉易斯構想瞭一部具有男女平等思想的作品。無論可能性如何微乎其微,小說中的女主人公還是獲得瞭職業上的成功。尤娜·戈爾登,和她辦公室裏的姐妹們一樣,期待的不過是熬過這些纍人的工作,最終找到並嫁給辦公室裏的男子。她眼見著那些年長許多的女人跟辦公室裏各種各樣的機器較著勁,最終因工作的毫無意義而崩潰:“歇斯底裏的情緒有時會蔓延開來,然後那些本該高高興興的三十五歲或四十歲女人們也加入進來,跟年長的女人們一起啜泣。尤娜不禁心想,等到自己三十五歲時,會不會也哭成那樣,一直哭到六十五歲,度過毫無意義、哭哭啼啼的三十年。”她愛上瞭年輕的男同事,沃爾特·巴布森(Walter Babson ),一位靜不下來、語速很快、愛用俚語的迷人編輯。沃爾特時不時會為工會和社會主義呐喊,但他無法沿著公司的職業階梯嚮上攀爬,也付不起婚禮的費用,便離開瞭尤娜去往西部,剩下她一個人苦苦思索著未來的單身生活。當母親去世時,齣於悲痛和一陣無用感,尤娜嫁給瞭一名銷售員,埃迪·施沃茲(Eddie Schwirtz )。施沃茲酗酒嚴重,因此丟瞭工作,隨後便開始依附、榨取尤娜。
承受瞭多年虐待之後,尤娜離開瞭施沃茲,換瞭份更好的辦公室工作,並搬入瞭一處全女性住宅區。正是從這裏開始,小說的基調有瞭奇怪甚至是根本性的轉變。傾聽其他女性的故事給瞭尤娜新的自信;她成功說服白綫酒店(White Line Hotels )聘她擔任初級經理。過人的能力助尤娜節節晉升,甚至有瞭聘用助理的機會。結果這助理竟是她的舊情人沃爾特·巴布森。尤娜成瞭白綫酒店的高管並嫁給瞭沃爾特。小說的結尾處,她想象著自己有瞭孩子,同時依然身居其職的生活:“我會繼續工作,盡管這把紛擾的辦公世界強加到瞭我的身上,但我起碼能戰勝和剋服它,讓我的員工過上像樣的生活。”這樣的故事著實不同尋常,講述瞭完全不可信的幻想齣來的個人成功之路,不比當時備受歡迎的霍雷肖·阿爾傑故事可信多少。不過,這次卻是具有女權主義色彩的幻想,在這樣的幻想中,“結婚關限”根本就不存在。當時的女性幾乎無人能有這樣的意識。然而,無論如何辦公室提供瞭此種美好想象,接下來的歲月將見證人們為實現此想象所做齣的艱難奮鬥。
序 言
這段影像來自監控錄像,因此畫麵粗糙、安靜無聲,且視角固定,但我們可以輕鬆認齣這裏的場景:這是農耕地一般的地方,隻不過充盈其中的不是一塊塊農田,而是一個個辦公格子間,忙碌其中的不是農民,而是辦公者。他們擁擠在格子間裏,眼睛盯著電腦屏幕,一個個窩在一間間由日光燈照明的小小隔間裏。一名身著襯衫、打著領帶的男子坐在辦公桌前,旁邊是他的一名同事,蜷縮在文件櫃前翻找文件。時間流逝,眼前的景象幾乎沒有任何變化,突然,蜷縮著的男子抓起一捆文件,用力扔嚮他的同事。隨後,這名男子舉起他笨重的電腦顯示屏——來自另一個年代的陰極射綫巨獸——他的同事往後退瞭退。電腦顯示屏搖搖晃晃地衝嚮瞭隔壁的格子間,砸到瞭一張辦公桌的角上,然後彈到瞭地麵上,冒著煙。麵對這個情況,這名男子神態自若、冷靜異常,隨後又從地上撿起更多的紙,嚮遠處呆若木雞的同事們瞄準,胳膊發齣咯咯的響聲,然後將這些紙甩嚮這些人。文件紙在空中飄散開來,就像是巨型的婚禮五彩紙屑。然後他站上辦公桌,開始踢起將這辦公室切割成網格狀的薄薄隔闆,隔闆被踢變瞭形。躲在角落裏的兩名同事用手機錄著這名男子的行為。他在這間辦公室裏走來走去,揣著怒氣,但身體柔軟輕盈,好似芭蕾舞者。他又從一張桌子後抓起一根大棍子,然後開始砸嚮復印機。終於,其中一名同事鼓起瞭勇氣,從他身上奪過瞭棍子,並跟他扭打瞭起來,將其打倒在地。這名男子被繳瞭械,按住在地上,最後被一支電擊槍所製服。在最後的鏡頭中,我們看到他像嬰兒一般,扭動著,抓撓著自己的肚子、領口和領帶。
2008年6月,有人在知名科技博客Gizmodo上分享瞭這個視頻,並配著一句話:“一段極緻暴力的隔間監控視頻,每一位格子間辦公者的幻想。”隨著時間推移,這段視頻在網絡上病毒式地傳播開來,這時,當時躲在角落裏拿手機拍攝的某個人也將他拍的視頻放到瞭網上:新的視頻有瞭聲音和顔色,將辦公室令人惡心的牙膏綠牆壁更好地帶到瞭觀眾眼前;將雪花般散落的文件紙中人們的尖叫聲更好地傳到瞭觀眾的耳朵裏;並讓我們更好地感受到瞭那位男子在他最後的反抗中錶現齣的痛苦和興奮。但這些都不能與原始監控視頻從上至下的全景式鏡頭感相比:通過這個,我們輕而易舉地看到這個辦公室是多麼擁擠,我們很容易就可以明白此種憤怒在這裏滋生發芽是多麼理所當然。“這哥們酷極瞭!”視頻的第一條評語這麼寫道,“他真正懂得什麼叫活著。他的那幫獄友真該一同加入這場反抗。”最後不可避免地,當這個視頻點擊量超過幾百萬時,就有人齣來說視頻是僞造的(現如今誰用的不是扁平的液晶顯示屏啊 )。但是不管這個視頻是真是假,它確實戳到瞭人們的痛處。不管人們覺得這視頻是真的還是僞造的,有一點是共同的,用一個博主的話來講,那就是——“內心深處,每一個打工者都希望這視頻是真的”。
1997年,斯蒂爾凱斯公司(Steelcase Corporation )對格子間辦公者進行瞭一項調查,發現93%的人想要換個工作環境。2013年,悉尼大學兩名研究者的調查結果顯示,情況在這些年中並未有過什麼變化:在全部的辦公室工作者中,格子間辦公者(人數大概是辦公室工作者的60% )對自身工作環境最為不滿。(不齣所料,獨立辦公室內工作的辦公者是這些人中對工作環境最為滿意的。 )多年來,這股對辦公空間和辦公生活的不滿已經滲入瞭更廣泛的文化範疇:挑釁,冷嘲熱諷,不多的勝利,更多的失敗。在電影《辦公空間》( Office Space,又譯《上班一條蟲》 )中,某傢科技公司裏怒氣衝衝的三人小團體將他們對公司裁員的不滿發泄到瞭辦公室的打印機身上。他們對打印機棒打腳踢的。(你可以在YouTube上找到許多類似的模仿視頻。 )在埃德?帕剋的《個人時間》和約書亞?費裏斯(Joshua Ferris )的《我們走到瞭盡頭》(Then We Came to the End )這兩本小說中,對電子郵件撰寫禮儀的討論成瞭一種準學術性的話題;發現早餐會議時還有剩餘的免費百吉餅可以吃,竟成瞭辦公日常生活裏的亮點。兩本小說都用瞭不帶感情色彩的“我們”來進行敘述,更好地傳遞齣瞭當代白領生活圖景中消極的一緻性和冷淡的無名感。在電視劇《辦公室》(The Office )英國原版中(後來美國、法國、德國、魁北剋、以色列和智利均有翻拍,瑞典版本和中國版本正在製作中 ),有個角色竟把訂書機放進果凍來作弄他人。而丹麥作傢剋裏斯蒂安?雲格森(Christian Jungersen )的全球暢銷書《例外》(The Exception )則將“辦公室政治”的概念用到瞭極緻。書中,辦公者互相鈎心鬥角,甚至互相殘殺。
當然瞭,最值得一提的還是漫畫《呆伯特》(Dilbert )。《呆伯特》將辦公室生活中各式各樣的無趣和無聊變成瞭簡潔明瞭便於攜帶的諷刺作品。後來這漫畫能發展齣各種周邊産品也是可以理解的。呆伯特桌麵日曆、呆伯特馬剋杯、呆伯特鼠標墊和呆伯特毛絨玩具(所有這些都可以在購物網站的“格子件”[Cubeware]版塊找到 )在辦公室裏隨處可見。而這種韆篇一律、恒久不變,正是漫畫《呆伯特》擅長諷刺的對象。盡管《呆伯特》有時候陰鬱黯淡,但是翻看整部漫畫是一種簡單甚至人文的體驗。這種感覺被電影《辦公空間》裏的一個角色用非常簡單的話描述瞭齣來:“人被生下來,並不是為瞭待在狹小的隔間內,對著計算機屏幕坐上一天又一天的。”
或者你可以化用盧梭(Rousseau )的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卻無往不在隔間之中。1
巴爾紮剋說過“幸福沒有曆史”,辦公室也沒有。社會學傢C.賴特?米爾斯說:“白領躡手躡腳地來到瞭這個世界。”白領工作的地方也同樣悄無聲息。而其他諸如工廠等工作場所,來到世界的時候可是伴隨著咣當聲和鳴笛聲的,動靜頗大;獨獨辦公室毫無聲響。到瞭20世紀中期,也就是米爾斯寫作《白領》這本書(時至今天,該書仍舊是係統詳盡闡述這個主題的唯一一本書 )的時候,辦公室裏的男男女女幾乎是美國勞動力市場中最大的組成部分。然而,辦公室到底從哪裏而來,這依然是一個謎。或許是太乏味平常瞭吧,所以大傢都覺得沒什麼好認真研究的。
人們最初是在19世紀中期注意到瞭辦公室。最初這些地方被稱作賬房,跟幾百年前意大利經貿商人的辦公室沒什麼區彆。這些地方小而舒適,或者起碼是小的吧。“斯剋魯奇2賬房的門總是開的,為瞭能隨時監視辦事員的工作。可憐的辦事員待在一個油箱似的陰暗小房間裏,謄寫著信件。”人們意氣風發地來到這裏工作,等到走齣這油箱般的地方時,早已佝僂萎縮。在這油箱般的地方,那麼多的勞動卻好像隻生産齣瞭文件。最初的時候,人們並不覺得辦公室是必需的。商貿是高貴的,驚險刺激:商貿是場探險,它能帶領人們走嚮富貴
繁榮。
然而辦公室卻是虛弱空洞的,最重要的是,還很無聊。辦公室裏的生意是乾燥沙啞的。然而正是這份無聊和令人乏味的體麵感,使得辦公室成為20世紀一大不可或缺的話題基礎:各種關於中産階級的美言,各種關於穩步嚮上爬升的職業承諾。這個陰暗小房間裏的小小辦事員說不定有一天就登上瞭人生巔峰;這窩在雜亂賬房裏的小小會計,今天還在這裏處理著各種數字,明天說不定就在勇氣的帶領下成瞭CEO;待在格子間的碼農說不定就一路碼進瞭董事會。不論齣現怎樣的變遷,辦公室帶給人們對於職業發展的持續希望,和對穩定體麵生活的保證,是其他任何工作場所都無法企及的。
換句話說,辦公室從來都不該是無聊的代錶。事實上,自20世紀初期,辦公室就成瞭美國職業生活方麵最具烏托邦精神的理念與情感的策源地之一。20世紀初期,辦公室開始從最初的模樣擴大成為鍍金時代(Gilded Age )龐大的繁華生意的行政中心。彼時,辦公室為人們提供瞭從另一個無聊乏味的代錶場所——工廠——逃離的可能。諸如路易斯?沙利文和弗蘭剋?勞埃德?賴特這樣具有遠見卓識的建築師設計齣瞭辦公大樓。這些大樓內部規整高效,有如生産流水綫,隻不過少瞭身體上的危險和辛勞,也因此更能體現齣社會威望。到瞭1950年代,職場新人男孩(也可能是新人女孩,雖然概率小許多 )已經可以在腦海中想象自己一步步攀爬職業階梯的畫麵。在這畫麵中,他或者她手中的權力不斷增大,底下供其使喚的部屬不斷增加。
20世紀中期的美國,白領工人所獲得的威望和象徵的權力是其他所不能提供和賦予的。而一些白領工人身居的場所——諸如利華大廈和西格拉姆大廈——也成為20世紀最具標誌性的建築。到瞭1960年代,管理學理論傢們開始暢想一個新的辦公室工作群體,即計算機科技發展下的“知識工作者”:這些白領受過良好教育,是具備創新能力的職業人,他們用“思考能力”來換取報酬。從緻力將室內辦公室環境同文書工作的流通相配閤的、來自德國的Bürolandschaft3,到羅伯特?普羅帕斯特設計的由可移動模塊構成的、為思想活躍無時無刻不在苦思冥想的未來辦公者提供的“行動式辦公室”,辦公室設計理論傢則為這群“知識工作者”設計齣瞭各種各樣令人眼花繚亂的辦公室布局。1990年代,隨著互聯網泡沫帶來的狂熱幻想,各種烏托邦式辦公空間更是源源不斷齣現:仿若微型城市一般的辦公場所,有著保齡球場地的辦公場所,堪比大學校園的辦公園區,猶如布置過的傢庭車庫或娛樂室的小而舒適的辦公室。隨著21世紀初期遠程辦公技術的進一步發展,設計師和理論傢開始瞥見實體辦公室本身的終點。實體辦公室將被隱形而又無處不在的、坐在咖啡館和起居室裏、連著互聯網的辦公群體所取代。一傢名義上位於印度孟買的公司,員工可能在美國康涅狄格州新迦南市待著,穿著睡衣睡褲就可以參加公司的網絡會議。
然而拉近瞭看,就會發現畫麵並沒有那麼美好。照搬工廠車間的模式,使得辦公室工作也變成瞭麻木的重復性勞作。20世紀中期的中層管理者感到自己的精神被上瞭枷鎖,成瞭一個“組織人”,他的靈魂被公司俘虜瞭。而女性進入白領階層之後,則往往被分配到行政或秘書方麵的崗位,這就很難往上升職,並且還飽受性騷擾的睏擾,陷入瞭一種雙重的附屬境地。而辦公場所本身則遭到瞭無窮無盡的復製:每一棟優雅的西格拉姆大廈都會有十多棟劣等的山寨作品爭相模仿,內部裝修缺少人性溫暖。人們試圖修復這些問題卻帶來瞭更多的問題:德國的“辦公室景觀”造成瞭亂糟糟的工作環境,讓人無法專注工作;而羅伯特?普羅帕斯特的行動式辦公室多年來被扭麯成瞭美國辦公世界最為臭名昭著的象徵——辦公隔間;甚至互聯網公司瘋狂的辦公室之所以被人們銘記,也不是因為理想主義的設計風格,而是公司員工們瘋狂的工作時長——許多人都稱它們為“白領血汗工廠”。與此同時,越來越多人成瞭在咖啡館裏工作的自由職業者,但隨之而來的還有財務上的持續不穩定,沒有福利,且相對來講在工作過程中缺乏社交。簡而言之,白領的故事就是有關自由和升遷承諾的故事,隻不過這自由和升遷的承諾一次又一次地沒被兌現。
為什麼規劃師、建築師、設計師和管理者有著最美好的初衷,卻無法為美國辦公者帶來幸福的工作環境呢?而少數幾個成功的辦公室,又是因什麼而成功?為什麼辦公室生活的魅力(乍看如此有地位有尊嚴 )一直以來都那麼難以捕捉、令人失望呢,無論是最早時候的“錄事巴托比”4的體驗,還是《辦公空間》裏揮舞著棒球棒狠砸打印機的三個哥們的感受?辦公室裏發生的一切又是如何影響辦公室外麵的世界?
這本《隔間》將探討辦公室的設計和曆史,講述無名的辦公室工作者,講述他們使用的打字機、文件櫃,還有他們坐著的椅子。《隔間》還梳理瞭那些試圖打造辦公室的個人的曆史。他們中有些人緻力塑造辦公室的物理麵貌,有些人則試圖影響辦公室身後的社會。他們所做的一切往往都齣於這個目的:改善在辦公室裏工作著的人們的生活。但最後的結果往往和初衷相去甚遠。這是一部從坐在辦公桌邊上感受社會變遷的人的視角窺視到的曆史。
本書受C.賴特?米爾斯的《白領》激發,也是對該書的緻敬。《白領》是講述20世紀中期非體力勞動者的經典作品。雖然本書並沒有詳盡地討論《白領》,但是它的影響和理念無處不在。但是當然,兩本書的撰寫方式是不同的:米爾斯的《白領》是社會學的,或者說起碼有作者明顯的主觀烙印;而《隔間》是一本社會曆史書,摻雜瞭一點新聞學,在最後部分還融入瞭一點未來學。此外,米爾斯使用的術語“白領”要比“辦公室”來得更加寬泛和模糊。米爾斯書中的“白領”除瞭辦事員和速記員,還包括教授、銷售、醫生和將軍。我把討論範圍限製在辦公室上麵,並未就米爾斯討論的許多關於專業人士和政治事務的話題展開,也沒有就一些更為間接的話題進行探討。在《隔間》一書中,人們可以通過辦公室瞥見曆史,通過那些在辦公室裏辦公的人們來窺視世事變遷,通過那些試圖暢想辦公者可做之事和辦公工作應有之形的人們來品味曆史過程。[1]
《白領》齣版於1951年,當時白領工人在勞動力市場占比幾乎達到50%。當時大部分觀察傢都認為這個新興群體將要代替由工匠和個體商人組成的舊有中産階級。他們的主要特點還有待界定,他們的政治觀點和人生觀還尚未定形。米爾斯的描繪很不留情:他眼中的白領就是些“小男人”,是自主的追隨者,他們覺得自己獨立自主、具備創業精神,哪怕身陷大公司的牢籠。盡管他們的工作逐漸變得和工廠工作一樣——日復一日,但是這份職業中一些無形的威望和地位讓他們察覺不到:自己實際也屬於特定的階層,有著特定的利益訴求。他們的政見待價而沽。“他們最可能追隨哪個群體和運動呢?”米爾斯寫道,“答案就是,那個最可能贏的。”[2]米爾斯對白領的自我認知理解得很對,白領工人臣服於某些模糊的範疇,比如威望,比如地位;但他對辦公場所的社會特徵的描述還有待探討。他筆下的辦公室是一個充斥著樂嗬嗬握手和空洞社交的地方;此外,人們做著無聊和令人麻木的工作,一個個孤立其中。
按米爾斯的說法,似乎整個白領階層都可以被視作新中産階級,因此是一個獨立的群體。然而縱觀辦公工作的曆史,其所體現齣來的並非如此。辦公室內的事情也好,辦公室外的事情也罷,鮮少是穩定不變的。而辦公者對自身的理解,對他們生命際遇的理解更是變幻莫測。將米爾斯對辦公室的描述框架放到曆史中去論述,各種已形成的或尚未形成的思想體係和階級將在書中一一展開。此外,本書還有一些關於我們為何工作、我們又該如何工作的根本性探討。
當辦公室不僅僅是除商店和工廠以外的另一個工作場所,更成瞭先進工業社會的標簽的時候,這個世界所變成的模樣也是米爾斯沒能想明白的。當德國記者齊格弗裏德?剋拉考爾在1920年代來到柏林時,他被這座城市的“雇用文化”程度震驚瞭,這裏到處都是領薪水的辦公者。現如今,在美國哪一個城市,或者說在歐洲哪一個城市,這樣的事情還會讓人驚訝呢?辦公室文化已成為美國最主要的工作場所文化,美國是一個職員之國。《隔間》講述的就是這段曆史,這段辦公室文化成為主流的工作場所文化的曆史。而這段曆史對未來已有什麼影響,或將有什麼影響,《隔間》也將一一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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