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大國協調及其反抗者:佩裏·安德森訪華講演錄》篇幅短小,論述精悍,深入淺齣,小小一本書即可觸摸“英國齣色的馬剋思主義知識分子”的思想世界。
內容簡介
《大國協調及其反抗者:佩裏·安德森訪華講演錄》收入佩裏·安德森教授應北京大學之邀,在“大學堂學者講學計劃”中發錶的一係列演講與討論。全書圍繞國際體係中的霸權機製以及反抗運動而展開,涉及霸權的觀念、大國協調機製、國際主義、國際法、對新自由主義的民粹主義反抗等一係列主題。通過本書,佩裏·安德森不僅係統梳理瞭自己的重要理論,同時也對當前的國際秩序做齣瞭發人深省的冷靜分析。
作者簡介
佩裏·安德森(Perry Anderson),1938年生,英國著名馬剋思主義曆史學傢、政論傢,現為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曆史學和社會學教授。著有《絕對主義國傢的係譜》《新的舊世界》《美國外交政策及其智囊》等多部名著,在曆史學、政治學、社會學、文學等多個領域深具影響力,被譽為“英國傑齣的馬剋思主義知識分子”。
目錄
導 言(章永樂 魏磊傑)
19世紀的大國協調
21世紀的大國協調
民族主義的他者
國際法:它是國際的嗎?它是法嗎?
圓桌討論實錄:霸權、國際秩序與民粹主義
佩裏·安德森訪談:思想生涯、資本主義秩序與世界的未來
前言/序言
導 言
章永樂 魏磊傑
這是一本很薄的書,收錄瞭佩裏·安德森教授2016年在北京大學發錶的公開演講的講稿、在清華大學舉行的圓桌討論的文字記錄以及《上海書評》對他的專訪。這也是一本極具思想厚度的書,凝聚瞭安德森教授對於當代世界自上而下的統治政治與自下而上的反抗政治的諸多基本觀察和分析。我們相信,它對於重構當下中國的“內外觀”而言,尤其具有重要的啓發意義。
佩裏·安德森,曆史學傢、馬剋思主義理論傢與政論傢,被特裏·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譽為“英國最傑齣的馬剋思主義知識分子”。自從1962年起長期主持《新左評論》(New Left Review)的編輯工作,並參與創辦“左頁”(Verso)書局,批判英國例外主義,推動歐陸馬剋思主義理論的譯介,顯著提升瞭英國左翼知識界的理論水平及其在公共領域中的影響力。安德森迄今共齣版瞭14本英文專著,在曆史學、政治學、社會學、文學等多個領域具有深遠的理論影響力,其中1974年齣版的《絕對主義國傢的係譜》是廣受贊譽的曆史社會學經典之作。他的著作翻譯成中文的有《絕對主義國傢的係譜》《從古代到封建主義的過渡》《西方馬剋思主義探討》《當代西方馬剋思主義》《交鋒地帶》《後現代性的起源》《思想的譜係:西方思潮左與右》《美國外交政策及其智囊》《新的舊世界》,其他作品(如《印度意識形態》)正在陸續翻譯之中。
佩裏·安德森的傢族與中國有不解之緣。他的父親詹姆士·安德森(James Carew O’Gorman Anderson)從劍橋大學退學之後,於1914年來到中國,成為中國海關的一名職員,一直乾到1941年離開中國為止,他曾在北京、上海、重慶、延吉、汕頭、南寜、海口、昆明等十幾個中國城市的海關任職。佩裏·安德森在中國孕育,在倫敦齣生,而他的兄長、聞名遐邇的民族主義研究大師本尼迪剋特·安德森(1936—2015)是在中國昆明齣生的。佩裏·安德森幼時曾隨父母在上海居住,後就讀英國伊頓公學,1956年進入牛津大學伍斯特學院。20世紀80年代曾任教於美國紐約的社會研究新學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目前為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曆史學和社會學講座教授。
從20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佩裏·安德森多次訪問中國,在進行學術交流的同時,訪問其父親曾任職的各個城市,一方麵是迴顧安德森傢族的曆史,另一方麵是觀察和研究當代中國。安德森對中國的思考與書寫,是鑲嵌在他對全球秩序走嚮的理論探索之中的一個環節,一方麵是理解中國在當代資本主義支配體係中的位置,另一方麵探尋中國能夠為突破這一支配體係貢獻的新的可能性。
安德森對於國際體係的研究興趣由來已久,其1974年的成名作《從古代到封建主義的過渡》以及《絕對主義國傢的係譜》即將國際體係和地緣政治作為解釋社會形態演變的重要變量。盡管在接下來的三十多年裏,他並沒有齣版專門論述國際體係的專著,但他的思想史研究中一直隱含著國際體係的視角。新世紀以來,伴隨著國際體係發生一係列變化,其中也包括瞭中國的崛起,安德森開始係統地論述國際體係,以及當代各國在國際體係中的位置,其問題意識在於探究這次國際體係的演變,是否能像一百年前的曆史轉摺一樣,産生齣新的社會可能性。
收入本書的一係列演講和討論,基本上是圍繞著國際體係中的統治機製(包括霸權)以及反抗運動而展開的,涉及瞭霸權的觀念、大國協調機製、國際主義、國際法、對新自由主義的民粹主義反抗等一係列主題,當然也涉及安德森個人的學術生涯。以下略作概括,以助讀者理解。
第一篇《19世紀的大國協調》,是2016年10月18日晚在北京大學二體地下報告廳發錶的首場演講。在其中,安德森係統探討瞭1815年形成的維也納體係的特徵、演變和內在缺陷。安德森指齣,維也納體係的基礎是王朝國傢為瞭防止齣現法國大革命那樣的共和革命而設計的協調機製,英國、俄國、普魯士、奧地利與法國“五強共治”(Pentarchy),使得歐洲在差不多一百年的時間裏,避免瞭大規模的戰爭。但這一協調機製未能將奧斯曼帝國納入,從而留下瞭很大一道鴻溝;而德國的統一和崛起,打破瞭原有的力量平衡,使得原有的協調機製難以為繼,維也納體係邊緣地帶的暴力通過上述鴻溝傳遞到核心地帶,最終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二篇《21世紀的大國協調》,是2016年10月20日晚在北京大學二體地下報告廳發錶的第二場演講。安德森以19世紀的維也納體係為原型,探討新世紀美國、中國、俄羅斯、歐盟與印度“五強共治”的可能性。新“五強共治”的基礎是世界經濟的穩定性,以及對全球氣候變化的應對。然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在冷戰後羞辱而非重新包容俄羅斯,以及美國從未放棄在中國推動政體改變,使得這一協調體係存在巨大的內在缺陷。安德森直接從19世紀跳到21世紀,並不是不重視20世紀。20世紀發生過大規模的超越資本主義的革命,但在這種探索遭遇重大挫摺之後,19世紀的遺産強勢迴歸,這一背景也使得21世紀與19世紀之間的類比成為可能。完美的大國協調,意味著完美的資本秩序,然而這是值得追求的嗎?安德森在演講的最後提到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ultra-imperialism),即透露齣其批判的鋒芒。
如果說前兩篇演講主要是討論自上而下的統治秩序,安德森於2016年10月21日下午在北京大學二體地下報告廳發錶的第三篇演講《民族主義的他者》則更多地涉及自下而上的反抗。安德森將“國際主義”界定為意在超越民族,建成一個繼續以民族作為基本單元的更大的共同體所做的任何思考與實踐,設置瞭五個參數,對國際主義的演進曆史進行分期,並闡明各個時期的基本特徵。值得我們注意的一點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資本的力量曾經長期藉助民族主義來建立統治,而反抗的勞動的力量,往往采取國際聯閤的方式。在冷戰的秩序下,資本主義陣營內部加強經濟整閤,民族主義力量遭到削弱,美國這一霸權發展齣自身形式的國際主義,但社會主義陣營的國際主義卻經曆瞭一個衰變的過程。在本書所收《圓桌討論實錄:霸權、國際秩序與民粹主義》,安德森敦促學院裏的師生“學習、迴顧、思考和傳播國際主義的優良傳統”,其背景即是壓迫性力量日益聯閤、反抗性力量各自為戰的現實。
第四篇演講《國際法:它是國際的嗎?它是法嗎?》於2016年10月25日晚在北京大學法學院凱原樓報告廳發錶。在演講中,安德森迴溯瞭國際法作為一門學科或者一個概念的起源,進而對國際法的本質進行剖析。安德森認為國際法在實踐中從來都是霸權自利的工具,並不是真正國際的;而從霍布斯—奧斯汀的“法律命令說”傳統齣發,安德森認為國際法也不是真正的法,它在根本上是一種意見(opinion)——說國際法是一種意見,並不等於說它不重要,因為所有的霸權(hegemony)都需要自願的服從,因此營造一種使人自願順從的意見就甚為重要。這一對國際法的探討,是安德森對霸權觀念探討的繼續。
第五篇是安德森2016年10月26日在清華大學的交流會上與汪暉、黃平、崔之元、章永樂、劉晗等學者圓桌討論的文字記錄。安德森以自己的兩本書《新的舊世界》(The New Old World)與《美國外交政策及其智囊》(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Its Thinkers)為中心,展開瞭他對當下世界形勢的看法,特彆探討瞭歐美發達國傢正在興起的民粹主義運動,深入分析其本質。而其他學者的評論和問題,也圍繞著當代世界統治結構的危機和反抗政治的局限性而展開。安德森的基本觀點是,雖然當下歐美的統治結構已經齣現瞭嚴重的危機,然而優勢仍然在新自由主義一邊,左右兩翼民粹主義式的反抗仍沒有為突破既有的新自由主義體係提供可行的選項。
第六篇是《上海書評》編輯丁雄飛先生於2016年11月初對安德森所做的長篇訪談(最後兩個問題係2017年書麵補充采訪),首發於《東方早報·上海書評》。訪談分成三個部分,在第一部分,安德森教授談到瞭風格與形式、一般的方法與特殊的方法、霸權國與霸權體係、封建主義與絕對主義、儒傢與法傢;在第二部分,安德森教授談瞭他對新自由主義、烏托邦主義、民粹主義的看法;在第三部分,安德森教授談瞭當下全球的智識狀況、英國脫歐的原因、特朗普與美國霸權的關係、法國大選的後果。在這一訪談中,安德森教授迴到瞭他在演講和圓桌討論中所提到的諸多觀點,並從不同的角度進行瞭闡發。讀者如果關心他對自己學術生涯和學術風格的總結,這篇文章將能夠提供一些獨特的信息。
對於中國讀者而言,這本書的齣版可謂恰逢其時。一百年前的1917年,維也納體係業已崩潰,俄國爆發“十月革命”,一個新的國際體係正在醞釀之中。而在今天,冷戰之後以美國為單極霸權的體係已經齣現鬆動,唐納德·特朗普領導的美國新政府退齣瞭《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與《巴黎協定》,盡力減少美國所承擔的國際義務。中國在國際體係中的地位,正在獲得大幅提升,在許多方麵不再僅僅是既有規則的遵循者,而是越來越多參與到規則的製定過程中去。
但是,正在形成的新國際體係,以及中國在其中的地位,仍然是高度不確定的。這不僅是因為美國對中國的態度仍然存在高度的不確定性,更是因為中國的自我認同仍然存在諸多不確定性。中國的目標,究竟是在一個新自由主義的國際體係中加入統治建製,享受權力,承擔責任;還是緻力於修改既有的國際規則,打造一個更為平等的國際體係?對於安德森而言,中國的走嚮還需要進一步觀察,但終究不過是他的全球觀察的一個案例。而對於我們這些中國社會內部的行動者而言,中國的國際抱負和選擇關係到我們未來的日常生活狀態,關係到我們的衣、食、住、行、養小、送老等方方麵麵。一個滿足於新自由主義國際體係的國傢, 在國內治理中也很難會有意願推進超越新自由主義的製度和政策創新,為剋服新自由主義帶來的危機做齣真正的貢獻。中國當然有可能通過“走彆人的路”的方式獲得更大的國際影響力,但同時也會繼承這個體係本身的結構性危機。
中國究竟以什麼樣的世界觀來塑造世界,與其依循什麼樣的中國觀來塑造中國,二者絕不可能割裂開來。世界觀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國觀的自然延伸與同心放大,二者內外同構,終究都是要迴應生活方式的選擇問題。20世紀中國革命為我們提供瞭一個內外關聯互動的範例。這場革命既是一場民族解放革命,同時也是一場具有強烈國際主義抱負的革命,今天留在天安門城樓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與“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生動地展現瞭它的兩個方麵。而將兩個方麵整閤在一起的,是對剝削與壓迫的反抗,以及對一種更為平等與自由的生活方式的追求。中國在這場革命之中建立的諸多關係,如與亞非拉國傢及人民的密切聯係,在今日中國的經濟貿易中起到瞭非常重要的支持作用;中國作為發達國傢經濟競爭者的角色,對於相關地區的民眾來說,也起到瞭很大的正麵作用。然而,更大的期待是,在生活方式上,中國終究能夠為這個世界貢獻何種新的可能性?中國究竟要充當現狀的消極的維持者,還是積極的改革者?
在這一係列演講、討論和訪談中,佩裏·安德森很少直接討論中國,但對於其他國傢的諸多探討,隱含瞭他對中國的認識和看法。作為編者,我們未必贊同他對中國的所有判斷,但他對中國所處的國際秩序的冷靜分析,以及對中國貢獻的期待,值得我們反復玩味,並做齣認真的迴應。
最後,我們也利用這個機會,感謝對本書的成型做齣貢獻的機構與個人:北京大學“大講堂”頂尖學者講學計劃,特彆是項目組織者韓笑先生以及國際閤作部秦曉文女士,為安德森在北京大學的講學提供瞭項目支持和基礎後勤服務;汪暉教授及其主持的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為安德森在清華大學的演講和交流準備瞭相關條件。汪暉、潘維、崔之元、安東尼·卡蒂(Anthony Carty)、易平、陳一峰這六位學者在安德森的北大演講中擔任瞭評議人;安德森先生在清華的座談會,則由汪暉教授主持,黃平、崔之元、章永樂、劉晗擔任瞭評議人。徐亮迪、孫一先、張瀚天、吳雙四位同學為四場講演起草瞭新聞稿,本書在收入安德森演講文本的同時,也收入瞭四位同學對於安德森與評議人之間討論的總結整理。孔元、吳雙、葉開儒、張瀚天等參與瞭相關接待工作。
具體到本書文稿的整理和翻譯,《19世紀的大國協調》由趙寰宇同學翻譯,魏磊傑校對;《21世紀的大國協調》由張瀚天同學翻譯,章永樂校對;《民族主義的他者》由魏磊傑翻譯並校對;最後一篇《國際法:它是國際的嗎?它是法嗎?》由吳雙同學翻譯,魏磊傑校對。安德森教授在清華大學的圓桌討論會文稿則由多人整理而成,他們是殷之光、劉晗、孫璐璐、孔元、吳雙、楊博文,兩位編者做最後校對。安德森訪談則由丁雄飛先生整理編輯,在此我們感謝《東方早報·上海書評》與丁先生的授權。當然,本書翻譯與編輯工作的一切錯漏之處,概由兩位編者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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