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湖南时务学堂既是湖南近代化教育的开端和中国近代化教育的开端之一,也是湖南大学重要的近代起源。《湖南时务学堂遗编/千年学府文库》收录时务学堂办学期间师生札记、批复以及相互讨论之记载。其时正值戊戍变法之际,遗编内容反映了当时维新变法新思潮,影响至于全国。遗编由熊希龄保存,梁启超五十寿诞时献以为寿。有梁启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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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湖南时务学堂遗编序
学约
学约十章
界说
读孟子界说
读春秋界说
湖南时务学堂第一集
答问
李炳寰问共六条
蔡艮寅问一条
左景伊问共七条
周镇藩问一条
邹代城问共三条
黄瑞麒问共二条
李洞时问共十一条
曾继寿问共六条
谭国黼问共四条
杨树谷问共三条
黄颂銮问共四条
陈为鐄问共四条
杨士辉问共二条
李渭贤问共二条
周宏业问共七条
唐自杰问一条
戴修礼问一条
汪燮问一条
谭学芹问一条
唐才质问共四条
蔡钟沅问共四条
徐世琮问一条
李泽橒问一条
方传鸾问共五条
朱茂芸问共二条
陈其殷问共十四条
黄敦鼒问共二条
郑宝坤问共四条
时务学堂初集
卷一
劄记
劄记
劄记
劄记
劄记
劄记
劄记
劄记
劄记
劄记
劄记
劄记
劄记
劄记
劄记
时务学堂初集
卷二
劄记
劄记
劄记
劄记
劄记
劄记
劄记
劄记
时务学堂初集
卷三
劄记
劄记
劄记
劄记
劄记
劄记
劄记
劄记
劄记
前言/序言
时务学堂,维新运动期间湖南创办的第一所近代学校。时务学堂创办仅一年时间,但它在湖南乃至全国都有重要影响。
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成立以后,蒋德钧有“嫌其迹近谋利,乃创焉添设时务学堂之议”。到1897年1月,湖南巡抚陈宝箴同意了由蒋德钧、王先谦、熊希龄等人提交的《请设湖南时务学堂公呈》和《开办湖南时务学堂简明章程》。1897年8月,发布《时务学堂绿起》,阐明了设立学校,招收维新人才的宗旨。此外,任命熊希龄焉提调,聘请梁启超焉中文总教习,韩文举、叶觉遭、欧榘甲等人为中文分教习,李维格焉西文教习。后湖南巡抚陈宝箴亲自发布《时务学堂招考示》,招收学生,第一批招收学生中有杨树达、唐才质等人。
初期,熊希龄、梁启超等人对时务学堂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进行革新,强调“天下为己任”。激进的维新派通过担任教习,致力于传播维新思想,力图把时务学堂作为宣传维新运动的主要阵地。至时务学堂中文教习所批的学生的课艺、日记披露时,其激进的言论包括去跪拜、变服饰、兴民权、开议院、借助五经诸子大义阐发民权等思想,引起各界哗然。反对的声音因之出现。如1898年6月底,岳麓书院学生宾凤阳、杨宣霖、彭祖年等联名上书王先谦,对熊希龄梁放超大力攻击。陈宝箴的维新思想与梁启超的思想也存在分歧,各种因素情况作用下,他更换了提调熊希龄,并同意三名中文教习辞职,后汪论书补任时务学堂总理,时务学堂勉强维持。到戊戌政变发生,时务学堂无奈停办。1899年春,据原御史黄均隆弹劾奏章中时务学堂「讲求实务,有名无实”之语,将时务学堂易名为求实书院。1902年,更名焉湖南省城大学堂。1903年,与改制后的岳麓书院合并,组成湖南高等学堂。1926年,改名焉省立湖南大学。
时务学堂的出现,开启了湖南近代教育的先河。时务学堂在教育制度上的创新,包括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在教学内容上,强调政学是治国之大道,并借公羊、孟子大谈政治,宣传维新思想。中西并重是时务学堂教学的一大特色,开设的课目中包括西方的语言文学、自然科学和科学技术以及西方政治学说,推动湖南学习西方风气的形成与发展。其次,时务学堂采取班级授课制,同时吸取传统书院教育的特点。梁启超在给陈立三和熊希龄的信中写道:兼学西文者为“内课”,用学堂之法教之;专学中学、不学西文者焉“外课”。“学堂之法”就是指班级授课制,其最大的特点是可以大规模的教授学生,为维新变法培养更多人才。“书院之法”包括讲学制度、札记制度和间答法等教学方法。传统的教学方法与近代教学内容相结合,推陈出新,对现代教育仍有借鉴意义。
时务学堂“以政学为主义”的教学方针对当时的湖南影响较深。湖南三面环山,北有洞庭湖,环境相对闭塞,洋务运动对湖南的影响也有限,直到维新运动给湖南带来了新的风气。
《湖湘文脉·千年薪传:一部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发展史的立体画卷》 引言: 一部伟大的著作,往往如同一扇窗,让我们得以窥见历史的洪流,理解思想的演进,感受时代的脉搏。《湖湘文脉·千年薪传》正是这样一部力作,它以其宏大的视野、深刻的洞察和严谨的考证,为我们徐徐展开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发展史的立体画卷。全书并非孤立地呈现某一位学者的思想,也不是简单地罗列某个时期的学术思潮,而是以一种动态的、发展的眼光,聚焦于那片孕育了无数英才俊杰、贡献了无数思想火花的土地——湖湘大地,探寻其千年以来学术文脉的源远流长与吐故纳新,特别是其中蕴含的、深刻影响中国近现代变革的思潮与实践。 第一卷:文脉溯源——湖湘文化的根基与萌芽 本卷追溯湖湘文化悠久的学术传统,将其深深植根于中国古代文明的沃土之中。我们首先审视先秦时期湖南地区的文化遗存,考察其与中原文化交流融合的痕迹,初步勾勒出湖湘文化早期地域特色的形成。继而,重点阐述汉唐宋明清时期,湖湘地区重要的教育机构、学术流派以及代表性学者,如岳麓书院的兴衰与传承,程朱理学的湖湘化,以及明清之际湖湘士人的经世致用思想的萌芽。通过对这些历史的梳理,读者将清晰地认识到,湖湘学术并非横空出世,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独特的文化基因,为后来的思想爆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部分的研究,旨在揭示湖湘文化在历代中华文明史中的独特地位,以及其内在的生命力。 第二卷:时代风云——湖湘学人在变革中的觉醒与担当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近代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变。本卷聚焦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一群湖湘学人如何在内忧外患的时代浪潮中,开启思想的求索与变革的实践。我们深入探讨鸦片战争后,西方思想的涌入如何冲击着传统的学术观念,以及湖湘士人对此的初步反应。重点将放在“变法维新”运动前后,以湘勇为代表的湖湘地区官僚士大夫阶层,在引进西学、兴办新政、改革教育等方面的努力与困境。我们将详细考察以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为代表的洋务派思想,分析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局限与贡献,以及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启示。同时,也将审视早期维新派在湖南的活动,以及他们对国家前途的忧思与探索。这一部分的研究,旨在展现湖湘学人面对时代挑战时,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求变的心路历程,以及他们在思想和实践上为国家寻找出路所付出的努力。 第三卷:革故鼎新——新文化运动与湖湘思潮的激荡 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如同一场思想的春雷,席卷全国,也深深地震撼了湖湘大地。本卷将重点分析新文化运动在湖南的传播与发展,以及湖湘学人对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的接收、消化与再创造。我们将考察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早期传播,以及其与中国传统思想的碰撞与融合。重点将放在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湖湘青年,他们如何在高师学习期间,接触并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将其与改造中国社会、实现民族解放的伟大理想相结合。这一部分将深入剖析他们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等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理论观点,以及这些思想如何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同时,也将关注当时湖南的其他重要学术思潮,如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通过对比分析,展现湖湘思想界的活跃与多元。本卷的研究,旨在揭示湖湘学人如何在思想激荡中,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找到了新的方向,并贡献了具有世界意义的理论财富。 第四卷:薪火相传——思想的实践与现代中国的构建 历史的车轮进入20世纪,湖湘学人的思想不再仅仅停留在纸面,而是深刻地融入了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之中。本卷将聚焦于湖湘学人如何将自己的学术思想付诸实践,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发展贡献力量。我们将重点回顾毛泽东等湖湘精英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战略决策和思想指导,分析其理论如何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同时,也将关注新中国成立后,湖湘地区在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发展,以及众多湖湘籍学者在各自领域内做出的重要贡献。我们将审视新中国成立后,湖湘地区如何继承和发扬优秀的学术传统,如何应对新的时代挑战,如何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不断探索。这一部分的研究,旨在展现湖湘文脉如何在现代中国的发展进程中,不断焕发生机,并持续发挥其独特的价值。 第五卷:审视与展望——湖湘学术的当代意义与未来走向 在历史的长河中回顾,也需要立足当下,审视过往,并展望未来。《湖湘文脉·千年薪传》的最后一卷,将对湖湘学术思想的发展进行系统性的总结与反思。我们将梳理湖湘学术在近现代中国发展中的核心特质,如强烈的家国情怀、鲜明的经世致用倾向、以及勇于批判与创新的精神。我们将探讨湖湘学术如何在中国乃至世界思想史中占据独特地位,其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贡献,以及其在当代社会依然具有的借鉴意义。最后,我们将展望湖湘学术的未来走向,思考如何在传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应对全球化挑战,回应时代发展提出的新课题,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新的思想力量。本卷的研究,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更广阔的视角,理解湖湘文脉的价值,并从中汲取智慧,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启示。 结语: 《湖湘文脉·千年薪传》不仅仅是一部学术著作,它更是一次穿越时空的思想之旅。它以湖湘大地为坐标,以千年文脉为经纬,以无数湖湘学人的智慧与实践为血肉,为我们呈现了一部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发展的生动史诗。通过本书,读者将深刻体会到,思想的力量是何其伟大,家国情怀是何其深沉,而一代代湖湘英才,正是以其坚韧不拔的探索和无私奉献的精神,点亮了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的星空,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本书,是对历史的回望,更是对未来的启示,它将激励我们在新的时代,继续传承和发扬那份源远流长的湖湘文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属于我们的智慧与力量。
这套文库的出版,对于我们这些关注地方文献整理和保护的人来说,简直是一份厚礼。在我看来,一部文化典籍的价值,首先在于其是否被妥善地保存和系统地呈现出来。很多珍贵的历史文献,因为缺乏系统的整理和规范的出版,很容易在时间的流逝中被遗忘,甚至损毁。而《千年学府文库》显然肩负起了这样的责任,它不仅将分散在各处的、零星的“遗编”汇集一堂,更重要的是,它可能还对这些文献进行了必要的校勘和注释,使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这种对地方教育史的抢救性挖掘和系统化整理,体现了一种深厚的文化自觉。我特别关注它对于不同时期学堂的并置对比,这能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一个地域的教育思想是如何经历内部的迭代和外部的冲击而逐渐演进的。这种对比分析,远比单一的历史叙述更有说服力和深度,它让读者得以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深入地揭示出历史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对于研究中国教育史,尤其是地方精英培养史的学者而言,这无疑是一部不可或缺的工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