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著名学者孙歌在系列讲演基础上整理修订而成，集合了作者近几年在思想史研究中新的工作进展与突破。全书包含三个内在互相关联的章节，第一章从认识论角度重新讨论了“普遍性问题”，认为新的普遍性所对应的知识实践方式，不是将讨论抽象化，而是通过深化对于具体性、特殊性讨论，进一步开放差异性，在具体的层次建立连结。第二章处理了日本战后知识界围绕马克思主义史学者书写的《昭和史》一书展开的论战，触及了历史书写如何处理人的问题。第三章讨论了沟口雄三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理路，抓住沟口对于“自然”“心”“公私”的讨论，指出沟口对于中国历史动力与众不同的把握能力。

书稿保留了演讲时的即兴和口语化表述，并有意通过大量的事例，将较为抽象的问题拉到日常生活以及较为具体的学理层面展开，因此比较高屋建瓴、深入浅出。三个章节看似内容迥异，其实内里相通。所有的讨论都旨在认识论的层面打破二元对立和静态的思考习惯，建立可转化的、动态的思维模式。这一点不仅仅彰显于作者重点对认识论的推进过程，也同样体现在具体案例的分析之中。

作者简介

孙歌，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法学部政治学博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曾任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一桥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客座教授。研究领域为日本政治思想史，主要著作有《主体弥散的空间》（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竹内好的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文学的位置》（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把握进入历史的瞬间》（台湾人间出版社，2010）、《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三联书店，2011）、《思想史中的日本与中国》（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等。

精彩书摘

什么是日本的“昭和史论争”

一，“昭和史论争”的基本轮廓

今天我要谈一个日本思想史中的个案，这是发生在五十年代中期日本思想界的一场论战。这场论战后来被称作“昭和史论争”。大家知道“昭和”是日本的一个时代，从1926年开始到1989年结束，是昭和天皇从继位到去世的这一段时期。在昭和的前半期，最主要的事件就是侵略战争。这个我不需要多讲，我们中国是最大的受害国，同学们大概在历史书上都学过。那么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日本的知识分子，特别是进步知识分子，一直面对如何处理战争这一史实的问题：如何对待日本发动战争，最后在一种被强迫的状态下接受战败的这样一个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不可能置身事外，所有日本人都卷入了。因此日本知识分子一直在面对这个问题，特别是史学界。在五十年代的日本史领域里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有相当地位的，而且他们有一些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力的知识和政治实践活动。我要谈论的这场论战，就是围绕着一本由三位日共背景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书写的著作《昭和史》（岩波书店，1955年）展开的。
《昭和史》只是一本小开本的通史。简明扼要，是一本口袋书。它是关于昭和前期历史，特别是以侵略战争为主导的这一段历史的入门书。三位作者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它的书写方式，对于我们中国的同学们来讲，应该并不陌生，我们在从中学一直到大学历史课上、政治课上学到的通史的书写方式，基本上也是“昭和史”的写作方式。简要地说，它的基本视角是唯物史观，就是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统治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构成社会基本矛盾，经济危机往往是导致战争的基础，无产阶级政党代表了历史发展正确方向，等等。我可以给大家简单地念一念这本书的章节目录，大家就会有一定的了解。我简单地念一下：

第一章：“昭和的新政”
第一节转换的时代
第二节金融恐慌下的政变
第三节对于中国革命的干涉
第四节 “满洲的某个重大事件”
第二章：从恐慌转向侵略
第一节大恐慌与日本
第二节动摇的统治体制
第三节右翼的抬头
第四节满洲事变（这是日语的说法，我们叫“九?一八事变”）
第三章：在非常时期的名目之下
第一节五?一五事件
第二节走向国防国家的道路
第三节二?二六事件
第四节准战时体制
第四章：无涯的战争
第一节日中战争
第二节 “国家总动员”
第三节近卫新体制
第四节太平洋战争前夜
第五章：走向溃败
第一节“初战告捷”
第二节战争经济的实态
第三节 “一亿人玉碎”
第四节接受波茨坦公告
第六章：战后的日本
第一节占领政策的推移
第二节战争的力量与和平的力量

以上是《昭和史》初版的章节目录。从这个目录不难看出，这是一本国家视角的政治简史。它讲的是昭和前半期日本重大的政治和军事事件。因为这是一本国家视角的历史书，所以我们看到，它写作的主要对象是国家如何动员民众去参加侵略战争，又怎样地一步一步走向失败。这本书由三位史学家合作写成，仅仅用了半年时间。所以，可以说是为了对应当时的社会氛围、出于政治上的现实斗争考虑而突击写作的入门书，作为急就篇，完成度是很高的。三位史学家中最主要的作者叫远山茂树。他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非常著名的、很有建树的一位。他自己的专业并不是现代史，而是近代史，主要是研究明治维新前后的历史。他自己花大量精力去做的研究，是关于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社会的研究。从搜集资料开始到用最简洁的方式给每一个复杂的、有多种变化的事件加以简洁的概括，这个工作量是很大的。应该说，这本书作为一本入门性的历史书，其实是有相当高的质量的，特别是作为通史，它的简洁明快很难得。所以它出版之后就卖得很好，这里面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比如说在日本史学界，通史的写作相对是比较少的，所以一旦有通史出现，它的需求量就比较大。更重要的是像《昭和史》这样正面总结和整理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著作，在当时还是很少见的。它所使用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范畴，也具有很强的冲击力，在战争结束正好十年的1955年就能出版这样一本书，对于日本的读者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事件。
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历史背景，就是1955年这一年，日本政治上形成了所谓“五五年体制”，这是日本政治转向保守化的开始。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日本文部省对于历史教科书的审查显示了明确的右翼倾向，即试图以民族自信心和保护人民对天皇的感情等等理由，阻挠进步知识分子在历史教科书中正面记述侵略战争的努力。
《昭和史》虽然不是一本教科书，但是作为简洁的通史，它具有某种教科书的功能。在亲历战争的一代人步入战后的时期，这本书提供了官方和民间社会缺少的视角，因此，它会立刻受到关注是很自然的。
但是，《昭和史》受到欢迎并不意味着它受到一致的好评。这本书是1955年11月出版的，在1956年上半年就引来了很尖锐的批判。始作俑者是一位文艺评论家，叫龟井胜一郎。龟井在三十年代曾经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并没有加入日本共产党。我需要做个简单的说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里边有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并不一定在政治实践上加入日本共产党，甚至不一定认同日本共产党，但是他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可以在思想上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二十年代开始到三十年代初期，日本曾经有过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潮，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被作为“西方理论”输入日本知识界，其理论的魅力吸引了大批政治取向并不相同的知识青年。龟井也是其中的一位。后来，龟井因为参加了一些左翼文化活动被逮捕。他为了保释出狱，发表了转向声明。粗略地讲，这似乎就是一个叛变行为，但是这个问题没有那么单纯，因为龟井并不是“组织上的人”，他恐怕也没有谁可出卖。日本的转向有好多类型，龟井并不属于政治叛变的那种类型。这个问题我没有条件展开讨论，在此姑且省略。也许和这个有些关系，当龟井挑起了《昭和史》论争，同时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阵之后，基本上没有人出来揭他转向的老底，倒是他自己专门写文章讨论转向的意义。还有一个与龟井有关的，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近代的超克”座谈会。我们没有翻译过来这个座谈会的文本。我相信翻译过来销路也不会好，中国读者不会有兴趣去读它，读了也会有云山雾罩之感。但是在座的很多同学，可能读过竹内好的论文《近代的超克》，“近代的超克”座谈会重要的发起人之一，就是龟井胜一郎。我这样说，主要是为了帮助大家在结构关系上了解龟井胜一郎相对于远山茂树这一群历史学家，他们在政治取向上的一个距离。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说，如果他不是左翼，不是共产党人，那他就是右派。龟井不是右派。尽管他的很多言论，如果想上纲上线，都可以说他是右派。但是，他不是右派。我可以举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战后积极地推进与中国大陆发展日中友好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就是龟井胜一郎。他有一个说法，说日本人在战争时期所以会协从战争，是因为对中国一直存在着歧视感觉。所以我们要克服日本民间的这种歧视感，要积极地推动日中友好。
但是这些都不是我今天要讨论的内容。我们大致了解了一些轮廓性的要素之后，我想尽快进入学理性的讨论。龟井胜一郎发表第一篇批判《昭和史》的文章时，他批评的要点是《昭和史》里没有“人”。在这本书里，看不到普通日本人的喜怒哀乐，看不到大时代里各种人的心理纠葛和矛盾痛苦。它不仅把所有历史人物概念化，归类为某一个既定的阶级，而且在军国主义统治阶级和共产主义以及自由主义者的对立框架中叙述历史，动摇于其间的“国民”却不可见，也听不到死者的声音。基于这一基本判断，龟井提出下面的几个论点。这些论点非常有意思，所以我才要在今天讲课开始的时候强调，不要用简单的二元对立方式去想问题，因为昭和史论争里面所有的讨论，假如你用二元对立的视角去看，你就不能准确地抓住它。
龟井是这么批评的，他说，我们为什么需要历史呢？通常，我们需要读历史，是基于两个愿望。第一个愿望，是在我们民族的、时代的长河里边去寻找生的根源。也就是说我们生命有一个源头，这个源头，是在我们民族文化的这个脉络里边。所以我们需要去读历史，读了历史我们才能知道我是谁，我所在的这个文化从哪来，怎么来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说我们读历史是为了和历史上的一些优秀人物相遇，我们要邂逅一些有质量的生命，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形成自己生命的伦理。因此在危机迭起的时代，一定是史书大量出版的时代。因为在这样的危机条件下，人最需要思考上述这两个问题。龟井说，可是《昭和史》满足不了我们的需要，因为这是一本给中学生死记硬背用来应付考试的书，是一本可以背知识点的读本。他接着有一段很厉害的批评，我把原话给大家念一下。

我所重视的是，皇国史观与唯物史观（注：皇国史观基本上是日本右翼拥护日本天皇制的意识形态，就是认为日本的历史万世一系，由天皇的血脉一脉相承，所有的人都要效忠于天皇，这种意识形态叫做皇国史观）立足于完全不同的立场，却双双促成着那种套用现成框架，味同嚼蜡般干燥无味的史书的泛滥。历史学家必须是不亚于文学家的文章高手。要通过写人来创造魅力。魅力就是说服力。在我的阅读范围内，左派的历史学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承续着官僚的文章系统，这实在令人吃惊。（龟井胜一郎：《对于现代历史学家的疑问——要求历史学家具有综合能力真的不可能吗》，《文艺春秋》，1956年3月号）

完全一样的表述，在1942年的“近代的超克”座谈会里也出现过。这个座谈会纪要后来结集成册的时候，龟井写了一篇导言，在那个导言里，他也表述了同样的看法。他说日本的唯物主义左派和皇国史观右派是双胞胎。他们主张的内容不一样，可是他们意识形态化的那种操作方式是完全一样的。时隔十多年，这个批评，被用来具体针对1955年出版的这本《昭和史》，而龟井几乎没有改变他的基本判断。
那么《昭和史》是不是这样的一本书呢？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龟井也没有说错。但是龟井把他所批评的这样一种研究形态归结为文章表现力，这是有问题的。《昭和史》的解释框架，基本上是我们所熟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框架。就是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日本为什么会发动侵略战争呢？是因为它的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危机，它需要对外扩张，它的人口超过了国土容量，社会内部产生了阶级分化，阶级斗争导致的社会压力迫使统治阶层要转移矛盾，于是发生了对外侵略战争。而在对外侵略战争的过程当中，统治阶级和人民大众之间也不断地产生对抗。日本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在发动人民从内部牵制侵略战争、扭转远东战场局势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一直在代表着正确的历史发展方向，而且在动员组织群众方面也获得了一定成功。这是1955年这版《昭和史》所建构的叙述框架。我们确实可以说，这本书的写作，作为一本国家视角的政治史，它使用的是高度整合的写作方式。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巨大的框架，它是以国家为单位的，中国对日本，统治阶级对民众，每一个范畴都是高度整合的。当然了，由于这是一本简史，又是在这个现代史写作的积累很薄弱的时期出现，它基于对形势的判断短时间内赶写出来，这种情况本身情有可原。但是，当《昭和史》论争发生后，它引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以《昭和史》为媒介，引发了进一步的讨论。接下来的讨论，实际上渐渐离开了这本书本身。因为这本书只是一本入门书，它在事实上无法承担那么多的功能，我们没有必要把历史学的原理问题全部加在一本入门书上，这是违反学理常识的。但是，由于这场论争是由这本书开始的，因此这本书就变成了大家都要去研究的一个对象。可以这么说，《昭和史》是一个重要的媒介，它的功能并不在于它本身的是非对错，而在于它占据了一个不可替代的结构性位置，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重要的讨论。因此，读这本书，目的却并不在于对它做出评价。
远山茂树很快写了两篇反批评文章。他在第一篇里面，明确地谈了他自己的思想立场和学术立场。有意思的是，他基本上没有理会龟井关于阅读历史两个需求的论述，更没有理会写作风格的问题，他基本上把“历史学应该写人”的问题，归结为文学的要求，认为这不是历史学的责任。在反批评文章第一节里，他强调的中心问题是，当时日本社会出现了一种反科学的、主观主义的历史叙述倾向，这样的历史叙述，由于它违背了历史学客观性的准则，所以它和日本政府以及右翼保守势力产生了共谋关系。远山不是在谈一个抽象的问题，他讨论的是所谓“五五年体制”形成的这个时期里，日本文部省开始对历史教科书进行审查，并且以教科书不能具有“政治偏向”为名，封杀揭露日本侵略战争、助长民众阶级意识、反对天皇制的历史教科书，同时，社会上开始流行“揭露内幕”的战争记录，而暴露战争内幕的当事人，多是发动战争的亲历者或者有间接关系的人。至于普通民众的战争记忆，远山认为，个人的记忆难免以偏概全，过于情感化，因此发生了民众记忆与历史的客观真实错位的情况。鉴于上述理由，远山强调，建立科学的历史学势在必行，不如此，不足以在整体上把握日本发动战争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机制。
所以，远山茂树等人写这本《昭和史》是为了对抗淡化侵略历史、甚至是美化侵略历史这样一种政治上的右翼倾向。同时，因为当时在日本社会很盛行回忆录式的写作，远山感觉到，这种写作有很大的问题。因为战争的亲历者、当事人，特别是战犯的回忆录肯定是避重就轻，是不客观的。而民众自己写的个人生活史，由于它过于局部化，所以也不具有历史学所要求的整体性和客观性。因此，远山说，无论如何，我们现在迫切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建立科学的历史学，进行客观的整体叙述。
那么，科学的历史学的基础是什么呢？是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知道，历史唯物主义里面核心的观点，叫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唯物史观表述的这个历史过程，其实不是这些抽象概念所说的那么简单。那么，我们先来看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怎么对待这个问题的。
远山在他的回应文章中说，历史学试图逻辑性地揭示人作为历史的社会的存在，与此相对，文学通过形象来描写作为历史的社会的存在的人本身。他首先做的这个区分，我相信没有人会反对。远山接着说，文学的任务，是描写人及其生活如何是富有个性的，具有偶然性的。大家要注意，他强调文学要描写偶然性，就是说，要描写那些存在于不可替代的一次性特殊状态中的人和事物。文学要描写的是那种不可重复的、那些偶然的、个别的状态。那么，历史学呢？历史学需要揭示的是必然性，就是说，尽管包含了个性差异，但人是作为阶级而存在的。尽管贯穿了偶然性，还是要不断实现必然。（远山茂树：《现代史研究的问题点——与〈昭和史〉批判相关联的问题》，《中央公论》1956年6月号）
远山的这个论述需要做一些仔细的斟酌。我们可以看到，远山对于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理解，并不是宽泛的一般定义式理解，而是具体的、有政治意涵的理解。换句话说，远山所说的必然性，基本上不是一个哲学范畴，而主要是一个政治学范畴。在这个视野里，人只有归结到阶级的范畴里面去，才能与必然性发生关联，才能不断实现必然性，因此，个性作为历史学的范畴，是没有多少价值的。因为在远山的表述里，特别是《昭和史》的写作所表现出来的这样一种追求必然性、轻视偶然性的思维方式里面，暗含了对于局部的、个别状态的忽略；所以，历史学的任务就变成了只要求史学家描写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这个总趋势是阶级斗争的，是政治形势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只要是这样的一些要素被一个一个的历史事件呈现出来，那么，历史书写就完成了它的任务。远山强调的是，如果我们去描写人，你描写的就是个别的、偶然的对象，不能呈现历史的法则。所以这是文学的任务，跟历史学没有什么关系。
如果我们回到龟井的这个批评上，那么可以看到，龟井对历史学的要求和远山对历史学的要求，它们是对接不上的。如果进一步追问的话，我们会发现，远山视野里边的这个历史对象，和龟井视野里边的历史对象，尽管存在于同一段历史时期，但是它的主体，它的内容是不同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场论争在它的核心地带，在两个对峙的知识分子之间，是缺少接触点的，是缺少足够进行进一步延展的前景的。

前言/序言

代序

浅谈李贽与鲁迅

薛毅

2016年春，我邀请孙歌老师来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做系列演讲。其间我陪孙歌去植物园散步，不知聊到什么话题，孙歌劈头说了一句：“要不，你研究李贽去吧！”我挺摸不着头脑的。李贽这名字，在文革“批林批孔”期间经常听到，那时候鲁迅和李贽几乎是并举的，都被作为最坚决地反对孔孟之道的战士。文革之后则不太有人谈起他了。中文系课程稍稍提及他的童心说，几乎是用浪漫主义的方式重新解释的。近年来，国学热正当时，更不见这个异端的影子。只有孙歌主编的“沟口雄三著作集”中，李贽有着独特的地位，他是沟口理解中国思想史的切入口。

沟口的著作《作为方法的中国》1996年被翻译成中文，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这本书的第一章批判性地讨论了竹内好的《中国的近代和日本的近代》，在阅读孙歌的相关论著之前，我对竹内好的兴趣倒首先是被沟口的论述激发的。他批评了竹内好自我否定式的构造导致将中国革命理想化，从而无法客观化地讨论日本和中国。但是，我不认为竹内好的思路必然会产生这个结果。竹内好依照亚洲的经验提炼出了两种近代化的范型，他最大的关注点在于亚洲如何产生主体。在一定程度上，沟口相对隔开了西方的冲击对现代中国的铸造力，而着重讨论前现代中国在现代环境下的再生。对比竹内好的观点，沟口论述现代中国的部分显得平和、松弛了很多，不像历史与人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