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选取13位当代中国颇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大家：王明明、盛小云、李鸣岩、薛伟、陈建中、陈幼坚、齐慧娟、六小龄童、董圆圆、郑渊洁、何水法、吴悦石、丁毅，围绕人生故事、心路历程和艺术见解展开对话。他们以画家、音乐家、设计师、戏曲名家、作家等不同身份，坦诚分享求艺之路上的辛酸甘苦，冷静解读自己的创作历程和心得体悟。

从书中，可以看到他们在通往成功道路上的艰难求索和寂寞耕耘，看到他们在盛名之下的冷静自省和对人生的豁达淡定。

作者简介

胡正跃，浙江余杭人，职业外交官。曾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河内大学、外交学院（进修）、美国乔治敦大学（进修）。1976年进入外交部。历任科员、副处长、驻越南使馆一秘、驻新加坡使馆公参、亚洲司副司长、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外交部国外工作局局长、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亚洲司司长、部长助理、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特派员。现为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

精彩书摘

郑渊洁：成功源自赞美

胡（胡正跃）：前两天在中央电视台《朗读者》节目看到令尊大人，看上去身体硬朗、思维敏捷、感情充沛。您父母都是文化人吗？

郑（郑渊洁）：我生在石家庄，父母都是 1949 年前参加的解放军。父亲是山西人，读过三年私塾，在那个时代的解放军里很少见。因为他的爸爸是中医，所以有点钱。

我妈妈祖籍是浙江绍兴人，祖上是名医，被皇帝的人看中以后，举家从绍兴迁京，成了给妃子看妇科病的御医。这样，我父母两个人就在石家庄认识了。我妈妈在北京出生，后来就读女一中。她当时住在虎坊桥，小时候是骑着自行车去女一中上学，要穿过中南海，那时候中南海是一个街心公园。

但是我家再往上的成分不好，我爷爷是富农，姥爷也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抄家斗死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姥爷应该是快 90 岁了。那时候我去看他，他跪在院子的炉灰渣上，旁边是红卫兵。我姥爷是名医，解放以后让他去光明医院当公家的医生，他不去，就要在自己家里行医，这是“文化大革命”斗他的一个原因。我姥爷跟施今墨一块儿办过“华北中医大讲堂”。施今墨比我姥爷有名多了，我姥爷跟他合作办学，培养了好多中医人才。

解放以后，解放军办了军事院校，把有文化的解放军调来当教员，我爸爸被选中了，到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当哲学教员。这时候他认识了我妈，后来结婚了。他们住在一个很简陋的、大约只有 7 平方米的平房里面。我妈妈不是教员，是军校的财务。

我出生以后，因为地方小，我躺在床上都能看到我爸爸在干什么。他干的最多的事就是备课，因为他有压力，他只上过三年私塾，教人家一年，人家就该教他了，所以他要努力。最后他发现看书能解决问题，于是开始大量地买书。当时我看得最多的场景就是他在一个小炕桌上写字、看书、备课。

我今天能当作家，就源于从小耳濡目染。我从小就对读书和写字有崇拜心理，因为我想让爸爸跟我玩，但他就是抱着我看书。我看他拿着笔在上面写眉批什么的，我也拿着笔乱画。我们家的《资本论》上现在还有我画的痕迹。其实教育孩子不用说话，身教效果最好。

我爸爸是整个高级步兵学校最能讲课和最能写的人，他讲马列主义讲得下边的人从头笑到尾，全是用故事的方法讲。我小时候听过他的课，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有一堂课他是这么开始的，他说：“大英博物馆一个桌子下面有两个脚印，怎么来的呢？是因为马克思长年累月去看书，看到高兴的时候就来回搓这个脚，把水泥地搓出印来……”最后他说：“马克思主义就在这诞生的，就是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候。”

解放军后来成立一个部门，叫总政。总政就要到各个军事院校去挑能写的人，挑到石家庄高级步校，就找到校长滕海清，滕海清是开国上将。滕海清说：“我给你推荐小郑。”这一推荐我们全家就去了北京。到北京以后我上了西直门总政第一幼儿园。

胡：你的小学时代是怎样度过的？它对你后来的文学生涯有何影响？

郑：到了该上学的时候，院里的孩子就都去了八一学校，军队的。我爸爸也想让我去，他带我报名去了。报名的时候人家就不要我，为什么呢？只收校官以上的孩子，我爸爸当时是大尉，他级别不够。当时我觉得他很失败，他很没面子。别的小孩都贬低过我，说：“你上不了八一校。”我说：“为什么？你们怎么能上？”他们说：“你爸不是少校。”后来我果然被拒之门外了。

那是 1962 年，我爸爸居然想让我上重点小学，也是很超前的。我记得八一学校门口有一条河，等公共汽车回家的时候，地上有一个很大的石头，我爸爸一脚把石头踢到河里去了。我当时从他这个动作知道他很沮丧，当着儿子很没面子。他说：“那咱们就上管片儿的小学。”管片儿的小学叫马甸小学，当时马甸还全是坟地。马甸小学就是一个农村小学。去了以后第一天上学，老师说：“除了背书包，你们还要背一个东西。”我们说：“背什么？”说找一个篮子，干什么？捡马粪。那时候那里叫学院东路，就是现在的三环东路，跑的主要是马车，马会随地大小便。当时我们学校门口的贫下中农还需要种地，就让我们这些学生义务给他们捡马粪。就这么一个学校，条件很差。但是我三生有幸，碰到了好老师。

她是我的班主任老师，叫赵俐，当时 17 岁，北京师范学校毕业，第一年教书，喜欢文学。她在小学二年级教作文。有一天她说：“今天我教你们写文章，我出一个题目，下课铃响的时候，你们组织一篇文章出来。”题目是《我长大了想干什么？》，她说：“你们想将来有出息吗？”我们说：“特想！”她说：“那小时候就得有远大理想。”我们说：“怎么叫有远大理想？”当科学家，当工程师，当……反正就当这些有头有脸的，全都被她说了一遍，然后说：“开始写吧。”我们就开始写。

我妈妈是特有个性的人，从小她就告诉我一句话叫：“哪人多，你就别去哪。”我说：“为什么？”她说：“人多的地方不安全。”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别跟别人一样。结果我就想，我妈从小这么告诉我，我没机会实践，我今天试试吧，老师都让我们说有远大理想，我就故意写一个谁也不会写的职业。

下课铃响了，我这作文就交上去了，题目就是《我长大了掏大粪》。其实那时候有一个劳模叫时传祥，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跟他握手。我就说他的故事，我说我长大就要掏大粪。交上去以后我觉得很紧张，老师会不会觉得我跟她捣乱呢。

结果过了一个半月，有一天上课老师说：“郑渊洁，你站起来。”我就站起来了。她说：“你到前边来。”我到前边去了，我以为我犯事了。她说：“你在一个半月之前写的那篇《我长大了掏大粪》，老师认为与众不同，很有新意，给你推荐到学校的校刊上发表了。你现在免费领两本，其他同学每人花一毛八分钱买一本。”那一瞬间我就产生一个错觉，就是全世界我郑渊洁写文章写得最好，谁也写不过我，这肯定是错觉，但这错觉一直保留到今天。要没这一下，我今天根本不可能以这个身份坐在这，一点可能都没有。从这件事情以后，她只要一留作文，我一写，就是范文。

董圆圆：缘定京剧，是天赋也是努力

由尚转梅，开排新戏

胡（胡正跃）：之前您还是尚派，后来是什么时候开始转向梅派的？

董（董圆圆）：从到北京开始，我的艺术道路发生了重大转折。原本我是想继承尚派艺术的，而且一直跟孙老师学了很多尚派戏，直到1987年的一天晚上，我特别有幸看到梅葆玖先生演出的《凤还巢》。当时我被师父的演唱、念白那纯正的梅派韵味和大气端庄的台风深深吸引，一下子就喜欢上了梅派，我想我追求的，应该就是这样的艺术风格。机缘巧合，1987年中国戏曲学院校庆，院领导安排我演《霸王别姬》，为此特别请来了梅葆玖先生给我说这出戏，而且还请景荣庆先生提携我演霸王。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是太幸运了，做梦也想不到学演第一出梅派戏，就是跟梅葆玖先生学的。这出戏的唱、念、表演、剑舞都是先生一字一句、手把手教给我。到现在还记得，我第一次到他位于干面胡同的家中去学习的情景：我去的时候，虽事先约好了，但梅先生碰巧还没回来，家里只有我师娘在——那时候还没叫师娘，我叫阿姨。她说玖叔还没回来，叫我等他一会儿。一会儿，玖叔回来了——那时候我称他玖叔。玖叔叫我一起吃饭——炸酱面，我因为已经吃过了就到另外一间屋等着。他吃完饭开始一字一句给我说戏，到后来我们又换到北京工人俱乐部——北京京剧院老排练厅说身段和剑舞。

中间有件事特别令我遗憾，最后学舞剑的时候，我师父拿把剑，用大录音机放伴奏，跟着音乐的节奏教我。等我们俩练完已经晚上了，吃完晚饭我们想起来剑没拿，再回去排练厅找的时候门已经关了。第二天早上再去，这把剑就不见了，问谁都说没见着。后来我师父说，这把剑是当年梅大师用过的，丢了蛮可惜的，其实也是很珍贵的文物了。为了给我说这出戏，还丢了把剑，我特后悔。之后我又有幸接触另外一位老师——姜凤山先生，我叫他姜爷爷，就是给梅大师操琴的，还参与了《穆桂英挂帅》的编腔。他一辈子钻研梅派，对梅派的节奏、尺寸、韵味、劲头儿，研究掌握得太熟悉了。姜爷爷给我说唱，给我吊嗓子，台上给我伴奏。说来也巧，他跟我姥姥、我妈妈都合作过，算上我等于拉过我们家三代人。我是那种悟性较好又很刻苦认真的人，两位老师都喜欢我，说我很努力很勤奋，都说教我很省心。我从1987年开始学梅派到今天已经 30年了，向师父、姜爷爷学习了几乎所有梅派经典剧目：《霸王别姬》《贵妃醉酒》《穆桂英挂帅》《西施》《太真外传》《凤还巢》等。

胡：您是什么时候拜梅先生为师的？

董：我真正拜梅葆玖先生为师是 1995年。我学了这么多年，才敢说我想拜师，因为始终觉着是不可能的事情，自己不够格，不敢说，不敢提。1995 年，北京京剧院重新恢复成立梅兰芳京剧团，5月4日成立，师父安排我 5月1日拜师，正式拜入梅门。他觉得“梅派”艺术这杆大旗他得扛起来，师父当时把我调入梅兰芳京剧团，建团那天我唱的还是《霸王别姬》。

董圆圆与师父梅葆玖先生合影（西施）

胡：“梅派”和“尚派”一样，可以说都是京剧由成熟走向鼎盛的标志。

董：是的。20世纪50年代，京剧绝对是一个鼎盛时期。那个时候京剧四大名旦、四小名旦还有很多大艺术家都还健在，出了一大批的经典剧目。那时候有一点特别好的是，党和国家来扶持、管理剧团。之前私人剧团是为了养家糊口，真正出精品还得靠国家扶持，把好角儿都集中在一起，可想而知这是多高的水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庆的时候，梅大师创演的《穆桂英挂帅》，观众席里坐的是毛主席、周总理，那时候党和国家领导人不但重视京剧，也真心喜欢、懂京剧。所以50年代是京剧艺术的巅峰时代。

胡：您拜入梅门之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董：我拜入梅门后一直跟着师父好好继承，不但继承梅派艺术，更要继承梅兰芳大师永无止境的创新精神。我越学越演，就越爱梅派，越能感受到梅派艺术的博大精深。梅派艺术是这样，刚开始学的时候觉得不难，越学越觉得它深奥。我觉得任何东西，越简单大方的，也是越难的。由简到繁，由繁到简，艺术肯定都是这个过程。

京剧讲究传、帮、带，在我二三十岁艺术成长的关键时刻，我师父带我同台演出，两人分饰同一角色，比如《龙凤呈祥》《西施》等。同时，他还请很多好角儿提携我同台演出。第一位提携我的是景荣庆老师，后来是谭元寿老师——我叫他谭大爷，他跟我爸是师兄弟。粗略算来，先后提携过我的人有景荣庆、谭元寿、马长礼、张春华、尚长荣、叶少兰、张学津、计镇华等艺术大家。我师父一直希望有年轻人把梅派传下去，所以我在梅剧团这些年得到我师父和姜爷爷的栽培与扶持，学演了大量的梅派戏，而且几乎把所有梅派经典剧目都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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