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舞鞋》是严歌苓中短篇小说选集。《灰舞鞋》写的是当年军队文工团一群少男少女舞蹈演员的生活故事，但它决非载歌载舞或是欢蹦乱跳的舞台狂欢，它镌刻着一个非正常的悲剧时代的深深烙印，承载着一段青春期的幼稚、纯真、狂热、骚动却又无比沉重辛酸的初恋情怀。是成长于上世纪60至70年代的整整一代过早告别纯真的青少年的共同感怀与集体记忆。本书编选了严歌苓不同时期的数十篇中短篇小说，这些长短不一的叙事作品，构成了一部以青春为题材的主题小说。

作者简介

严歌苓，小说家，电影编剧。1986年出版首部本长篇小说，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9年赴美留学，获艺术硕士学位。旅美期间获得十多项美国及台湾、香港地区的文学奖，并获台湾电影金马奖编剧奖、美国影评家协会奖。2001年加入美国电影编剧协会。代表作有《芳华》、《扶桑》、《金陵十三钗》、《小姨多鹤》等，其作品已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出版。

精彩书评

她的小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让我们这些同学一来感到荣幸，二来也自愧不如。

——莫言

与一些作家经验式的写作不同，严歌苓的语言里有一种“脱口秀”，是对语言的天生的灵气。

　　 ——作家梁晓声

严歌苓的写作，是汉语写作难得的精彩。她的小说艺术实在炉火纯青，那种内在节奏感控制得如此精湛。生命经历的磨砺被她写得如此深切而又纯净。

　 ——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陈晓明

严歌苓的作品是近年来艺术性*讲究的作品，她叙述的魅力在于“瞬间的容量和浓度”，小说有一种扩张力，充满了嗅觉、听觉、视觉和高度的敏感。

　　 ——评论家雷达

精彩书摘

阿多那多想，难道美国和日本宣战了？难道挂了美国国旗反而成了炮轰目标？又过了几分钟，他判断出来，炮弹并不是朝教堂而来，只不过炮阵离得很近罢了。

炮轰一直持续到中午。

女学生们下午被英格曼神父召集到教堂坐待弥撒大厅。她们见六十岁的神父呆呆地站在圣母圣婴像下面，平静而缺乏活力。

她们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大事。祈祷是为了她们的国家祈祷，神父说到“你们从此进入更深灾难的父老兄弟、母亲和姐妹”时，听上去像治丧。只有我姨妈书娟没有辨出神父的祷词和昨天不同。书娟心不在焉，在想她的父母此刻在干什么？那一上午的炮轰，她的父母在美国也许还像平时一样睡得深沉。我姨妈书娟后来知道炮轰时她父母一直守在无线电旁边，半天不换一个姿势，听着那个美国男广播员不关痛痒地报告着日军的每一步得逞。他们一夜没睡，接下来的一天也不会睡，因为消息越来越坏：大批中国战俘和百姓被进了南京城的日本兵屠杀了。他们抱头痛哭，就像此刻书娟和所有女孩们抱头痛哭一样。

神父在半分钟前告诉她们：日本军队占领了她们的总统府。

神父说：“孩子们，这一天是公元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是你们民族最不幸的一天。”

她们哭了一阵，突然听见响动，转脸看去，十几个窑姐站在后面，很想打听出了什么事，却又不敢打听。

那天的晚餐只有一个素菜汤，里面连做点缀的碎红肠也没有。意思女孩们都明白，因为吃得格外肃穆。她们不知道自己避在安全区的父母是否安全，更为逃到乡间的家人忐忑。当时父母们把她们留下，一是图美国和宗教对她们的双重保护，再则，也希望她们的学业不至停顿。

这时豆蔻走进餐厅，自己也知道有些不识相，绣花鞋底蹭着老旧的木板地面，讪讪地笑道：“有米饭吗？”

女孩们看着她。

“你们天天都吃面包啊？好干啊。”还是没一个人理她。

豆蔻只好自己和自己说下去：“不行，土包子一个，吃不来洋面包。”她走到桌前，看看那只汤桶，里面还有一节节断了的通心粉和煮黄的白菜，她厚厚脸皮又是一笑，拿起长柄铜勺。那勺子和勺柄的角度是九十度，盛汤必须得法，如同打井水，直上直下。像豆蔻这样不知要领，汤三番五次倒回桶里。女孩们就像没她这个人，只管吃她们的。

“哪个帮帮忙？”她厚颜地挤出深深的酒窝。

一个女孩说：“谁去叫法比?阿多那多神父来？”

“已经去叫了。”另一个女孩说。

豆蔻自找台阶下，撅着嘴说：“不帮就不帮。”她颤颤地踮着脚尖，把勺柄直直向桶的上方提，但她胳膊长度有限，举到头顶了，勺子还在桶沿下。她又自我解围说：“桌子太高了。”

“自己是个冬瓜，还嫌桌子高。”不知谁插嘴说。

“你才是冬瓜。”豆蔻可是忍够了，手一松，铜勺跌回桶里。

“烂冬瓜。”另一个女孩说。

豆蔻两只细眼立刻鼓起来：“有种站出来骂！”

女孩们才不想“有种”，理会她这样的贱坯子已经够抬举她了。因此她们又闷声肃穆地进行晚餐。豆蔻刚想往门口走，又一个女孩说：“六月的烂冬瓜。”

“烂得籽啊瓤啊都臭了。”

豆蔻回过身，猝不及防地把碗里的汤朝那个正说话的女孩泼去。豆蔻原本不比这些女孩大多少，不通书理，心智又幼稚几分，只是身体成熟罢了。女孩们憋了满心焦虑烦闷悲伤，此刻可是找到发泄出口了，顿时朝豆蔻扑过来。一个女孩跑过去，关上餐厅的门，脊梁挤在门上。豆蔻原本是反角儿，现在变成了她们的敌人。门是堵住了，但豆蔻清脆的脏话却堵不住，从门缝传出去，阿多那多老远就听见了。伙夫陈乔治嫌他走得慢，对他说：“打了有一会了，恐怕已经打出好歹来了！”

果然如此，门打开时，豆蔻满脸是血，头发被揪掉一撮。她手正摸着头上那铜板大的秃疤。陈乔治赶紧过去，要把她从地上扶起来。她手一推，自己爬了起来，嘴还硬得很：“老娘我从小挨打，鸡毛掸子在我身上断了几根，怕你们那些嫩拳头？几十个打我一个，什么东西！”

女孩们倒是像受了伤害那样面色苍白，眼含泪珠。四十几个女孩咬定是豆蔻先出口，又先出手。她们所受的伤害多么重？那些脏得发臭，脏得生蛆的污言秽语入侵了她们干干净净的耳朵，她们一直没得到证实的男女脏事终于被豆蔻点破了。

阿多那多叫陈乔治把豆蔻送回仓库。他要去向英格曼神父请愿：马上把这群女人送出去。走到院里，他听见仓库里又是一片哄闹。人生来是有贵贱的，女人尤其如此。如果一个国家的灾难都不能使这些女人庄重起来，她们也只能是比粪土还贱的命了。

法比?阿多那多三岁时，父母在传教途中染了瘟疫，几乎同时死去。他由一个中国教徒收养长大，二十岁上投奔了英格曼神父，从此皈依了天主教。后来英格曼送他去美国深造了两年，回到中国便做了英格曼的助理。因此法比?阿多那多可以作为中国人来自省其劣根，又可以作为外国人来侧目审视中国的国民性。面对这群窑姐，他的两种人格身份同时觉醒，因此他优越的同时自卑，嫌恶的同时深感爱莫能助。他像个自家人那样，常在心里说：“你就争口气吧！”他又是个外人，冷冷地想：“谁也无法救赎你们这样一个民族。”此刻他听着远处不时响起的枪声，也听着窑姐们的嬉闹，摇摇头。才多久啊？她们对枪声就听惯了，听顺耳了。他没有去打扰她们。她们所做的事他懂得：那是行酒令，没有酒，谁输了罚一大口凉水。

法比?阿多那多向主楼走去，一时枪声密集，并有机关枪加入。难道还有中国军队在抵抗？可他知道中国军队昨天天黑前就撤光了。枪声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阿多那多与英格曼神父的谈话断断续续，两人都在猜着密集的射击是怎么回事。本来阿多那多是来向英格曼报告女学生和豆蔻冲突的事，打算催促英格曼把妓女们送往安全区。但他一走进英格曼的客厅，就感到神父满心是更加深重的忧患，他要谈的话在此气氛中显得不合时宜，不够分量。英格曼神父正从无线电短波中接收着国外电台对于南京局势的报道，他看了匆匆进来的阿多那多一眼，连让座都免了。沉默地听了半小时嘈杂无比的广播，英格曼神父说：“看来是真的——他们在秘密枪决中国士兵。刚才的枪声就是发自江边刑场。

连德国人都对此震惊。”

近十点钟，枪声才零落下去。

英格曼神父对阿多那多说：“敲钟。”

“神父……”阿多那多不动。

英格曼懂得阿多那多的意思。整个城市生死不明，最好不以任何响动去触碰入侵者的神经。

“上万人刚刚死去了。是放下武器的无辜者，像羔羊一样，被屠宰了。敲钟吧，法比。”英格曼神父说着，慢慢撑起微驼的身体。

女孩们已就寝，听到钟声又穿起衣服，跑下楼来。窑姐们也围在仓库门口，仰脸听着钟声。钟声听上去十分悠扬，又十分不祥，她们不知怎样就相互拉起了手。钟声奇特的感召力使她们恍惚觉得自己丢去了什么。失去了的不止是南京城的大街小巷，不止是她们从未涉足过的总统府。好像失去的也不止是她们最初的童贞。这份失去无可名状。她们觉得钟声别再响下去吧，一下一下把她们掏空了。

英格曼神父站在院子中央。他低沉而简短地把无线电里听到的消息复述一遍。“假如这消息是真的——成千上万的战俘被一举枪杀了，那么，我宁愿相信我们又回到了中世纪。对中国人来说，历史上活埋四十万赵国战俘的丑闻，你们大概不陌生。不要误以为历史前进了许多。”神父停止在这里。他嗓音越来越涩，中文越来越生硬。

英格曼神父领着人们为死难者默哀之后，又让阿多那多带领女孩们唱起安魂曲。窑姐们再回到仓库时，安静了许多。

入夜时分，我姨妈书娟和另一个女孩挤睡一张床上。一夜冷枪不断，成千上万被屠宰的士兵在书娟的概念中还非常模糊，她还不能想象那场面惨到什么程度。她是到大起来之后，才感到这场大型屠杀多么惨绝人寰。

书娟想把自己的初潮讲给同伴听，又感到难以启口。她从女孩已沦落为女人，而这沦落是万恶之源。一阵杂乱的敲门声响起。门是后门，正对她们窗口，已经锁了很多年。

阿顾还没睡，拎着灯笼跑来。阿多那多已站在后门口，对阿顾打了个手势，叫他不要吭声。但灯笼的光显然已从门缝漏出去，门外的人更是死乞白赖，手在槐木镶铁条的门上拍得又急又重，骨头皮肉都要拍烂了似的。

“求求大人，开开门……是埋尸队的……有个中国当兵的还活着，大人不开恩救下他，他还要给鬼子枪毙一回！……”

阿多那多存心用洋泾浜中国话说：“请走开，这是美国教堂，不介入中日战事。”

“大人……”这回是一条流血过多、弹痕累累的嗓音了，“求大人救命……”

“请走开吧。非常抱歉。”

埋尸队的人在门外提高了声音：“鬼子随时会来！来了他没命，我也没命了！看在上帝面上！我也是个教徒。”

“请马上把他带到国际安全区。”

“路太远，到处都是鬼子，他受伤又重，求求您了！……”

“很抱歉。请不要逼迫本教堂违背中立立场。”

不远处响了两枪。埋尸人说：“慈善家，拜托您了！……”然后他的脚步声沿着围墙远去。

这时陈乔治把英格曼神父搀下楼来。神父在楼梯口站住了，然后转过身，慢慢沿来路回去。他不能置门外的中国士兵的生死于度外，更不能不顾教堂里几十个女孩的安危。

法比?阿多那多从阿顾手里接过钥匙，打开锈住的大锁，拉开门，刚刚探身出去，又迅速退回来，同时把门关上。

英格曼神父停在第五阶楼梯，听阿多那多说：“不是一个，而是三个！三个中国伤兵！……”

埋尸人的嗓音又响起来：“那边有鬼子过来了！骑马的！……”

看来刚才他是假装走开的，假装把伤员撇下，撒手不管。他那招果然灵，阿多那多打开了门。他谎称只有一个伤员，也是怕人多教堂更不肯收留。

“你撒谎！”阿多那多指控，“到了这种时候还是满口谎言！”

阿顾说：“既然救人，一个和一百个有什么两样？！”他这是头一次用这样的口气和洋人说话。

“你闭嘴！”阿多那多吼道。

不远的街道上，果然有马蹄声近来。一个粗哑的声音从伙房边巨大煤堆后面传出来：“开门！不开门我开枪了！”

这时人们看见两个全副武装的中国军人出现了，一个持手枪一个端步枪。英格曼神父在胸前飞快地画了个十字。两个人都拉开了枪栓，拿长枪的人踉跄一步，人们看见他的下半截裤腿几乎是黑的。那是浸透了的血污。

“把门打开，法比。”英格曼神父说。

法比给了个又快又狠的手势，阿顾立刻将钥匙插入锁孔。埋尸队的人说：“快些！”

锁孔锈得太厉害，阿顾几番打不开。持长枪的士兵蹿过来，阿多那多肩膀一抽，头颈紧缩，两手向上伸去，不知是去护脑袋还是对挺过来的刺枪告饶。但士兵只是用刺刀别进门闩，用力一撬。刺刀折断了，门闩也松开来。一大团黑糊糊的人影涌了进来。

后门关上不久，一个马队从街口小跑过来。门内人都成了泥胎，定身在各自姿态上，两个武装军人的枪口朝着后门，只要门一开，子弹就会发射。直到马蹄声的回音也散失在夜空里，人们才恢复动作。

英格曼神父首先看见的是两个穿黑马甲胸前贴着长圆形白布的人。他断定这两个人是“埋尸队”队员，被日本人临时雇来的中国劳力。他们身上各倚负着一具血肉模糊的人形，想来便是死里逃生的中国战俘了。另一个战俘还能自行站立，一手抱住左肋，那里也是大片暗色血渍。英格曼神父问他们一共有多少战俘殉难。他们答不上来，说刑场就有好几处，来不及埋的尸首会被烧掉。

“阿顾，立刻去把急救药品拿来，多拿些药棉，让他们带走。”英格曼的意思很明显：此处不留他们这样的客人。

持短枪的人并没有收起进攻的姿势，枪口仍指着英格曼神父：“你要他们去哪里？”

“请你放下武器和我说话。”神父威严地说。

持短枪的人三十岁左右，军服虽褴褛，但右胸的口袋别了一支钢笔。他说：“很对不住您。”

“你们是要用武器来逼迫我收留你们吗？”英格曼说。

“因为拿着武器说话才有人听。”

法比?阿多那多大声说：“干吗不拿着枪叫日本人听你们说话呢？”

英格曼制止道：“法比。”他转过头来对持短枪的人说：“军官先生，拿武器的人是和我谈不通的。请放下你的武器。”

军官先垂下枪口，当兵的也跟着收了姿势。

陈乔治这时出现了，气喘吁吁地说：“刚刚烧了些热水，去洗洗伤口，包扎包扎吧！”他转身向英格曼神父说：“怕血淌得太多，救不过来了。先到我屋子里，上上药，把伤裹一下。”

英格曼神父对两个埋尸队的人说：“去吧，先把他们的伤治一治再说。”

阿顾一听这话，得了赦令似的上来，帮着埋尸队的两个人往陈乔治屋里抬伤员。陈乔治的屋紧挨伙房，门开在一人高的煤池后面，还算隐蔽。

这一夜女孩们都没睡。她们在天微明时看见窑姐们把几幅旧窗幔洗出来，搭在临时牵起的麻绳上晾晒。那些窗幔要给伤员们当铺盖。

早餐后英格曼神父一身弥撒大袍，法比?阿多那多启动了那辆老旧的“福特”轿车，两人神色匆匆地出门去。直到晚餐前两人才回来，英格曼神父一脸病色，两眼空洞，上楼时两手都抓住楼梯扶手。女孩们在晚自习时间问法比?阿多那多，发生了什么事让英格曼神父如此失态。阿多那多告诉她们，从安全区回来的路上，他和英格曼神父差点挨了日本兵的子弹。女孩们追问，日本兵难道敢对一个美国神父开枪？阿多那多想说什么，大喉结提起又坠下，三番五次，还是摇摇头把话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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