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十三钗》是严歌苓经典中短篇选集。同名小说被张艺谋改编为电影，抛开以往战争题材中凸显的对敌方的仇恨，转而写人性在战争中的成长与壮美。以玉墨为首的十三个风尘女子在空前的灾难面前，在对血腥暴虐的巨大恐惧和悲愤里，成长起来，懂得了尊严与爱。此外还收录了严歌苓多篇经典中短篇小说，如《天浴》《白蛇》《倒淌河》《无非男女》《我不是精灵》《老人鱼》《白麻雀》等。严歌苓的许多小说都具有这样一种令人唏嘘更让人心灵为之震颤的艺术力量。

作者简介

严歌苓，小说家，电影编剧。1986年出版首部本长篇小说，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9年赴美留学，获艺术硕士学位。旅美期间获得十多项美国及台湾、香港地区的文学奖，并获台湾电影金马奖编剧奖、美国影评家协会奖。2001年加入美国电影编剧协会。代表作有《芳华》、《扶桑》、《金陵十三钗》、《小姨多鹤》等，其作品已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出版。

精彩书评

她的小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让我们这些同学一来感到荣幸，二来也自愧不如。

——莫言

与一些作家经验式的写作不同，严歌苓的语言里有一种“脱口秀”，是对语言的天生的灵气。

　　 ——作家梁晓声

严歌苓的写作，是汉语写作难得的精彩。她的小说艺术实在炉火纯青，那种内在节奏感控制得如此精湛。生命经历的磨砺被她写得如此深切而又纯净。

　 ——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陈晓明

严歌苓的作品是近年来艺术性*讲究的作品，她叙述的魅力在于“瞬间的容量和浓度”，小说有一种扩张力，充满了嗅觉、听觉、视觉和高度的敏感。

　　 ——评论家雷达

精彩书摘

阿多那多想，难道美国和日本宣战了？难道挂了美国国旗反而成了炮轰目标？又过了几分钟，他判断出来，炮弹并不是朝教堂而来，只不过炮阵离得很近罢了。

炮轰一直持续到中午。

女学生们下午被英格曼神父召集到教堂坐待弥撒大厅。她们见六十岁的神父呆呆地站在圣母圣婴像下面，平静而缺乏活力。

她们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大事。祈祷是为了她们的国家祈祷，神父说到“你们从此进入更深灾难的父老兄弟、母亲和姐妹”时，听上去像治丧。只有我姨妈书娟没有辨出神父的祷词和昨天不同。书娟心不在焉，在想她的父母此刻在干什么？那一上午的炮轰，她的父母在美国也许还像平时一样睡得深沉。我姨妈书娟后来知道炮轰时她父母一直守在无线电旁边，半天不换一个姿势，听着那个美国男广播员不关痛痒地报告着日军的每一步得逞。他们一夜没睡，接下来的一天也不会睡，因为消息越来越坏：大批中国战俘和百姓被进了南京城的日本兵屠杀了。他们抱头痛哭，就像此刻书娟和所有女孩们抱头痛哭一样。

神父在半分钟前告诉她们：日本军队占领了她们的总统府。

神父说：“孩子们，这一天是公元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是你们民族最不幸的一天。”

她们哭了一阵，突然听见响动，转脸看去，十几个窑姐站在后面，很想打听出了什么事，却又不敢打听。

那天的晚餐只有一个素菜汤，里面连做点缀的碎红肠也没有。意思女孩们都明白，因为吃得格外肃穆。她们不知道自己避在安全区的父母是否安全，更为逃到乡间的家人忐忑。当时父母们把她们留下，一是图美国和宗教对她们的双重保护，再则，也希望她们的学业不至停顿。

这时豆蔻走进餐厅，自己也知道有些不识相，绣花鞋底蹭着老旧的木板地面，讪讪地笑道：“有米饭吗？”

女孩们看着她。

“你们天天都吃面包啊？好干啊。”还是没一个人理她。

豆蔻只好自己和自己说下去：“不行，土包子一个，吃不来洋面包。”她走到桌前，看看那只汤桶，里面还有一节节断了的通心粉和煮黄的白菜，她厚厚脸皮又是一笑，拿起长柄铜勺。那勺子和勺柄的角度是九十度，盛汤必须得法，如同打井水，直上直下。像豆蔻这样不知要领，汤三番五次倒回桶里。女孩们就像没她这个人，只管吃她们的。

“哪个帮帮忙？”她厚颜地挤出深深的酒窝。

一个女孩说：“谁去叫法比?阿多那多神父来？”

“已经去叫了。”另一个女孩说。

豆蔻自找台阶下，撅着嘴说：“不帮就不帮。”她颤颤地踮着脚尖，把勺柄直直向桶的上方提，但她胳膊长度有限，举到头顶了，勺子还在桶沿下。她又自我解围说：“桌子太高了。”

“自己是个冬瓜，还嫌桌子高。”不知谁插嘴说。

“你才是冬瓜。”豆蔻可是忍够了，手一松，铜勺跌回桶里。

“烂冬瓜。”另一个女孩说。

豆蔻两只细眼立刻鼓起来：“有种站出来骂！”

女孩们才不想“有种”，理会她这样的贱坯子已经够抬举她了。因此她们又闷声肃穆地进行晚餐。豆蔻刚想往门口走，又一个女孩说：“六月的烂冬瓜。”

“烂得籽啊瓤啊都臭了。”

豆蔻回过身，猝不及防地把碗里的汤朝那个正说话的女孩泼去。豆蔻原本不比这些女孩大多少，不通书理，心智又幼稚几分，只是身体成熟罢了。女孩们憋了满心焦虑烦闷悲伤，此刻可是找到发泄出口了，顿时朝豆蔻扑过来。一个女孩跑过去，关上餐厅的门，脊梁挤在门上。豆蔻原本是反角儿，现在变成了她们的敌人。门是堵住了，但豆蔻清脆的脏话却堵不住，从门缝传出去，阿多那多老远就听见了。伙夫陈乔治嫌他走得慢，对他说：“打了有一会了，恐怕已经打出好歹来了！”

果然如此，门打开时，豆蔻满脸是血，头发被揪掉一撮。她手正摸着头上那铜板大的秃疤。陈乔治赶紧过去，要把她从地上扶起来。她手一推，自己爬了起来，嘴还硬得很：“老娘我从小挨打，鸡毛掸子在我身上断了几根，怕你们那些嫩拳头？几十个打我一个，什么东西！”

女孩们倒是像受了伤害那样面色苍白，眼含泪珠。四十几个女孩咬定是豆蔻先出口，又先出手。她们所受的伤害多么重？那些脏得发臭，脏得生蛆的污言秽语入侵了她们干干净净的耳朵，她们一直没得到证实的男女脏事终于被豆蔻点破了。

阿多那多叫陈乔治把豆蔻送回仓库。他要去向英格曼神父请愿：马上把这群女人送出去。走到院里，他听见仓库里又是一片哄闹。人生来是有贵贱的，女人尤其如此。如果一个国家的灾难都不能使这些女人庄重起来，她们也只能是比粪土还贱的命了。

法比?阿多那多三岁时，父母在传教途中染了瘟疫，几乎同时死去。他由一个中国教徒收养长大，二十岁上投奔了英格曼神父，从此皈依了天主教。后来英格曼送他去美国深造了两年，回到中国便做了英格曼的助理。因此法比?阿多那多可以作为中国人来自省其劣根，又可以作为外国人来侧目审视中国的国民性。面对这群窑姐，他的两种人格身份同时觉醒，因此他优越的同时自卑，嫌恶的同时深感爱莫能助。他像个自家人那样，常在心里说：“你就争口气吧！”他又是个外人，冷冷地想：“谁也无法救赎你们这样一个民族。”此刻他听着远处不时响起的枪声，也听着窑姐们的嬉闹，摇摇头。才多久啊？她们对枪声就听惯了，听顺耳了。他没有去打扰她们。她们所做的事他懂得：那是行酒令，没有酒，谁输了罚一大口凉水。

法比?阿多那多向主楼走去，一时枪声密集，并有机关枪加入。难道还有中国军队在抵抗？可他知道中国军队昨天天黑前就撤光了。枪声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阿多那多与英格曼神父的谈话断断续续，两人都在猜着密集的射击是怎么回事。本来阿多那多是来向英格曼报告女学生和豆蔻冲突的事，打算催促英格曼把妓女们送往安全区。但他一走进英格曼的客厅，就感到神父满心是更加深重的忧患，他要谈的话在此气氛中显得不合时宜，不够分量。英格曼神父正从无线电短波中接收着国外电台对于南京局势的报道，他看了匆匆进来的阿多那多一眼，连让座都免了。沉默地听了半小时嘈杂无比的广播，英格曼神父说：“看来是真的——他们在秘密枪决中国士兵。刚才的枪声就是发自江边刑场。

连德国人都对此震惊。”

近十点钟，枪声才零落下去。

英格曼神父对阿多那多说：“敲钟。”

“神父……”阿多那多不动。

英格曼懂得阿多那多的意思。整个城市生死不明，最好不以任何响动去触碰入侵者的神经。

“上万人刚刚死去了。是放下武器的无辜者，像羔羊一样，被屠宰了。敲钟吧，法比。”英格曼神父说着，慢慢撑起微驼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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