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旧的乌托邦》是英国著名社会理论家齐格蒙特?鲍曼去世前不久完成的著作，鲍曼在本书中指出，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人们越来越希望回到过去，由此进入了一个怀旧的时代。但是，要回到哪种过去？回到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霍布斯丛林状态？回到井水不犯河水、相互孤立的族群社会？任由社会两极分化？还是回到母体之中寻求最终的安全？作者对这些替代性选择一一进行了剖析和批判，并最后指出我们应相向而行，手挽手、肩并肩共同前进，加强整合而形成命运的共同体，否则我们将一起走向毁灭。

作者简介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当代西方著名社会理论家之一。出生于波兰的一个犹太家庭，1954年起在波兰华沙大学哲学与社会科学系任教，1968年被反犹主义者逐出波兰，1972年起任教于英国利兹大学，1990年被授予雅马尔费奖（Amalfi Prize），1998年被授予阿多尔诺奖（Theodor W. Adorno Prize），著有《现代性与大屠杀》《流动的现代性》《共同体》《个体化的社会》《被围困的社会》等作品。

姚伟，教授，博士。著有《关系网络、制度结构与经济绩效》（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译有沃尔特·W.鲍威尔（Walter W. Powell）等主编的《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等，在《社会学研究》等期刊上发表文章30余篇。

精彩书摘

　　1920 年，德国表现主义画家保罗? 克利（Paul Klee 1879 ～ 1940）创作了一幅名画《新天使》（Angelus Novus），该画旋即被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收藏，后来又取名《历史的天使》（Angel of History）。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早期，本雅明撰写了《历史哲学论纲》（“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一文，深入探讨和揭示了该画所传送的讯息。该文写道：历史的天使面朝过去。我们认为非常重大的系列历史事件，历史的天使却认为是场连续的灾难。这场灾难使牺牲者的尸骸不断堆叠，并掷于他的脚下。这位悲悯的天使想要停下来，唤醒那些死者，修复破碎的一切。但是，从伊甸园刮来的风暴，猛烈地撕扯着他的双翅，使之无法展翅飞翔。这场不可抗拒的风暴，把天使推向他背对的未来，而他面前的尸骸越堆越高，直至天际。这场风暴，就是我们所说的进步。本雅明对《新天使》的理解，真是独到而深邃。在将近百年之后的今天，如果我们再次玩味和揣摩这幅名画，我们就会看到，历史的天使现在又在拼命挣扎。然而，我们也许会惊讶地发现，虽然这一次历史的天使的双翅还是和过去一样，被强大的风暴束缚，“无法展翅飞翔”；但是，他却改变了方向——调了个头，他的脸从面向过去变成面向未来，他的双翅被风暴向后撕扯；而这次的风暴是从人们预期的和忧惧的未来的“地狱”，刮向过去的“天堂”——在失落的伊甸园沦为废墟之后，人们通过回忆和想像出来的天堂。人们也许认为，通过把过去与未来各自的美德与邪恶——克利一百年前画出来的，后又由本雅明所指出的那些美德与邪恶——调换位置，就可以借这幅画来抓住和理解过去与未来。当下，正是“未来”因不可信、不可控而遭受谴责、嘲笑而成为失信者的时候，也正是“过去”成为可信者的时候。“过去”成了（真正的或公认的）值得信任的对象，人们逐渐放弃了选择那即将破产的希望和未来的自由，更不再为之而努力。
　　正如哈佛大学斯拉夫比较文化教授斯维特拉娜?波伊姆（Svetlana Boym）所言，怀旧病（Nostalgia）是“一种‘损失—替代’情感，也是某个人自己幻想的浪漫”（p. xiii）。〇 1 在十七世纪，怀旧被视为一种可以治愈的情感疾病。例如，当时的瑞士医生就推荐用鸦片、蚂蝗和山地旅行来“治疗”怀旧。而“到二十一世纪，这种一直存在的疾病，逐渐演变成不可治愈的现代状况。二十世纪始于未来派的一种乌托邦，却止于这种怀旧病”（p.xiv）。她认为，眼下“全球都在流行这种怀旧病，越来多的人渴望拥有一种集体记忆的共同体情感，渴望在一个碎片化的世界中获得一种连续性”；这种流行病是“身处生活与历史加速剧变的时代中的人们的一种防御机制”（出处同上）。而这种“防御机制”的实质，在于“承诺重建今天众诸多有影响的意识形态一味主张的理想家园，引诱我们放弃批判思考，而代之以情感团结”。她还警告，“怀旧病的危险性在于，往往将想像的家园与实际的家园混为一谈”（p.xvi）。最后，她认为，“当前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逐渐复兴的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者，是这种怀旧病的‘亢奋’变态，并最具有这种危险性特征。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者通过回归和借助民族主义的符号和神话，有时甚至通过把各种阴谋理论改头换面，而编造一种反现代的历史神话”(p.41)。我认为，人们对于“其他地方”的事物，总是存在很多不同的情感，怀旧病只不过其中之一种而已。不知到底从何时开始，人们开始发现人类行为具有可选择性；但至少自发现人类行为具有可选择性之时起，或者更准确地说，自发现人类行为是且不能不是一种选择之时起，这种情感就开始出现和存在了。而自发现在某时某刻的这个世界，只不过是通过所有非自然而人为的设计、发明和创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不可确定数量的可能世界之一种之时起，这种情感就一直颇为流行，并成为人类状况中难以割裂的要素。所以，波伊姆发现，在当下“全球流行的怀旧病”中，很多人试图寻求一种当下现实世界的替代物。在人类历史的接力赛中，“怀旧病的全球流行”，已经接过以前那种“进步狂”的渐进、却势不可挡的全球流行的接力棒。然而，这种对过去的追逐，还在不间断地进行着。它可能改变方向，甚至改变跑道，但就是不会停下。法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曾试图描述和抓住这种操纵我们的、不可消除的、无法厌足的内在强制（imperative）:我听到了小号的号音，并问仆人其为何意。他说不知道，也没有听到什么号音。于是，我要出去。但是他在门口挡住我，并问道：“主人，你要去哪里？”我说：“我不知道，我只是想出去，就是想出去。没有别的，离开这里，是我能够实现我的目标的唯一途径。”他又问道：“看来你知道你的目标？”。我回答说，“是的，我刚才已经告诉你了。离开这里——这就是我的目标”。这种强迫症，可能将继续如此下去，直至地狱冰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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