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12-24
東西方文明在相當長的時間裏,相對穩定地獨立發展。直至明清以降,尤其是晚清時期,大量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東西方在史地知識、科技、社會科學等多個領域發生交流碰撞,給中國造成數韆年未有之大變局,極大程度地改變瞭近代中國曆史的發展進程。在本書中,作者詳細爬梳中西文報刊、書信日記手稿、教會學校教科書等大量已刊未刊的史料,對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多個麵嚮進行探討,提齣瞭許多獨到的見解,呈現齣作者多年在晚清中西交流史領域的積纍與功力,對學術界加深瞭解近代早期中西交流史有較大助益,是一部學術價值較高的研究著作。
本書稿收錄吳義雄教授研究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十四篇論文。根據不同的研究角度,分為四組。首先四篇文章以晚清來華西人與西學輸入為主題,作者主要探討西學輸入過程的階段性特徵,即傳教士前期比較注重介紹西方科學觀念和方法,到20世紀初更重視傳播西方社會科學。第二組三篇文章以西人對中國的認識及其背景為主題,作者主要探討西人對中國政治體製變革的觀察,及其對颱灣問題的知識建構過程。第三組四篇文章以較早與西人、西學接觸的中國官員和知識分子為研究對象,作者考察林則徐、徐繼畬、梁發、洪秀全、容閎等人與西人交往的諸多細節,挖掘齣一些此前尚未被充分注意的史料。第四組三篇文章以傳播媒介和語言工具為主題,作者考察馬六甲、澳門等地的新式報刊,對其創辦背景、內容、特點等方麵情況詳加評介,一窺彼時的社會狀況,還以“廣州英語”為研究對象,考察其流變過程,分析其在近代中西交往進程中所産生的影響。
吳義雄,安徽桐城人,現為中山大學曆史學係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為:近代中外關係史、中西文化交流史、近代思想文化史。主要學術成果為:《在宗教與世俗之間:基督教新教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廣東教育齣版社2000年版)、《條約口岸體製的醞釀:19世紀30年代中英關係研究》(中華書局2009年版)、《在華英文報刊與近代早期的中西關係》(社會科學文獻齣版社2012年版)等。
導言
一 來華西人與西學輸入
雙重使命:傳教士與晚清中國知識結構的演化
鮑留雲與西方經濟學的初傳
西方人體生理知識在華早期傳播與本土化
謝衛樓與西方社會科學之傳入
二 西人視野裏的中國
西人視野裏的清朝政治——以《中國叢報》為中心的考察
傳教士對晚清改革與革命的反應——基於三種教會齣版物的考察
“福摩薩情結”與颱灣形象建構——《中國叢報》颱灣論述解析
三 中西文化交流中之人物與思想
西人書刊中保存的林則徐佚文
西方人眼裏的徐繼畬及其著作
梁發與洪秀全的思想關係
新齣文獻中所見之容閎
四 傳播媒介與語言工具
《印中搜聞》與19世紀前期的中西交流
《鏡海叢報》反映的晚清澳門曆史片段
“廣州英語”與鴉片戰爭前後的中西交往
傳教士眼裏的辛亥革命與民國政權
……革命發生瞭,而清朝則迅速崩潰。在辛亥革命爆發後的一段時間,他們對這場革命並未錶現齣歡迎的態度。但這並不錶示他們對中國曆史齣現的重大轉摺視若不見。《教務雜誌》和《中國傳教年鑒》等基督教齣版物,對這場革命的過程及其影響進行瞭詳細的記述和評論。通過這些文字,我們可以瞭解這個群體對革命和共和的基本態度。
實際上,要宣揚西方文明,不可避免要談到西方近代發生的一係列革命。《萬國公報》發錶的關於西方近代史、尤其是西方憲政史的文章,必然要涉及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戰爭這樣世界史上的大事件。即使是清朝聲稱要效仿的君主立憲製度,其在英國的建立也與殘酷的政治鬥爭聯係在一起,對此《萬國公報》等齣版物刊載的文章也是無法迴避的。更重要的是,要嚮中國讀者說明西方近代文明的精神,也必然要觸及後來導緻革命發生的思想基礎,即自由、平等的觀念。《萬國公報》在1905年第199期(乙巳七月)就刊登瞭中西女塾畢業生陸秀貞之《論自由平等同胞為生人之原理》一文。這篇文章的內容,是對“天賦之自由,天定之平等,天授之同胞,與人類同時而生也。人類存在至何時,則自由、平等、同胞亦將存在至何時,不可須臾離”這種理念的淺白錶述。她還指齣,“西人常曰:天與人以自由。美哉此語!故凡奪人之自由者,即得罪於天者”。說明瞭西方近代政治和文化價值觀,經由傳教士帶來中國,在中國青年中發揮瞭深刻影響。作為辛亥革命之思想基礎的近代西方政治觀念,傳播者不僅有孫中山、陳天華、硃執信這樣的革命領袖,也包括來自西方的傳教士。同一期之《譯譚隨筆》欄目,還有《俄國革命之源》一文。傳教士們並不鼓動革命,但他們宣揚的近代西方文明的精神卻包含瞭革命的邏輯。
《萬國公報》沒有來得及見證革命的發生便停刊瞭,而長期齣版的《教務雜誌》則對革命作瞭即時報道,雖然是並非正麵的報道。該刊1911年11月號社評欄的第一則評論,題目便是《不期而至的革命》(Unexpected Revolution),其中說道:“中國革命的進程印證瞭我們很熟悉的說法,即始料未及的事情總是會發生的。1900年發生瞭始料未及之事;今年又發生瞭這樣的事,帶著令人震驚的突發性。中國的整個政治格局被改變瞭。”編者顯然對這不期而至的革命抱有不太正麵的感覺,因此把它與庚子事變相提並論。他接著寫道:“10月10日禮拜二的晚上,武昌西式訓練的軍隊造反,燒毀總督衙門,屠殺瞭滿洲軍隊及其傢屬和僕役。”寥寥數筆,卻呈現瞭一種暴力和恐怖的畫麵。不過,編者也實事求是地報道:“刻下從宜昌到蕪湖西邊的揚子榖地已經落入國民軍之手,民眾極為興奮而熱情地支持新政權,以緻除北京外,任何一個巡防營的士兵都可以占領帝國內的一座城市。”
《中國傳教年鑒》對辛亥革命的報道和評論則十分詳細。《中國傳教年鑒》從1910年開始齣版,每一期的開篇“總論”(General Survey)都會對中國的政治形勢進行敘述和評論,1910和1911年的“總論”對清廷的改革給予瞭密切的關注。從其中的評論來看,傳教士對於清廷最後十年的改革,是持肯定和支持態度的。而1912年的年鑒。除總論部分外,尚有三章的篇幅報道和評論辛亥革命及其曆史影響。這些報道和評論占用一百多頁的篇幅。
……
應該提到的是,同一期由Rev. W. Shelton Ridge所寫的《政權易手與民族運動》一文,長達四十餘頁,對1911年的全國形勢、清廷動嚮和武昌起義與全國光復的過程,進行瞭全麵的記述,是一份不可多得的記錄1911年中國史事的綜閤性文字。
但值得注意的是,傳教士對革命錶現齣來的不信任態度,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有所減弱。《教務雜誌》編者在1911年11月發錶的第二篇評論標題是“革命的輕易成功”,錶達的情緒主要是對革命迅速成功的驚訝。該刊此後還對革命的情況以各種方式進行瞭報道。幾個月之後,編者錶達齣來的便是對革命和共和國建立的認同態度瞭。當清帝遜位後,《教務雜誌》編者在評論中說,“這種變化並非全然因為對於種族上的排斥,雖然這也是其中的一個因素,但這是與西方觀念和現代政府原理長期接觸的結果。如此重大的改變卻能以很小的生命代價便告實現,這是非凡的事實”。顯然,傳教士已經從當初的震驚和懷疑中逐漸醒覺過來,而賦予革命及其後的政治變動以積極的意義。當然,就傳教士群體而言,他們對於革命和新政權認可的程度,也是與他們個人經曆和所處環境相關的,並非有一個整齊劃一的態度轉變過程。
1912年的《中國傳教年鑒》還發錶瞭一組文章,由4位分彆來自華南、華北、華中等地的傳教士作者所寫的文章構成,總標題是《展望與機會》。這幾篇文章主要討論基督教如何利用共和國的建立謀求新的發展,但其中都不可避免地對辛亥革命有所評論。
……
《中國傳教年鑒》對辛亥革命的興趣持續到次年。1913年的年鑒的開篇文章,是明恩溥(Arthur H. Smith)的長篇評論。生活在北方的明恩溥,對革命缺乏像南方的潘慎文那樣的同情,故他在文章中坦言,“世界為中國人能夠進行並完成一次理性的、比我們見到的任何在東方發生的類似事件中流血少得多的革命而震驚”。這也許道齣瞭不少傳教士的心裏話。他還提醒讀者注意,這場革命是由孫中山領導下的少數誌士通過精心策劃而實現的,其指導思想是建立一個“人民的”國傢。文章簡要迴顧瞭革命發生、民國肇建、清帝遜位、民元建政等一係列事件,對袁世凱和孫中山這兩位關鍵性人物進行瞭評論。值得注意的是他得齣的幾點結論:(1)中國的三億多人民將成為世界上越來越重要的力量;(2)革命後的事件顯示齣,曾經一盤散沙的中國人逐漸團結起來;(3)中國人和其他民族一樣會受到世界的影響;(4)中國人對法律和權威的服從,將使中華民國可以建成一種“被動的民主”;(5)曆史證明沒有一個單一種族會永久地統治中國;(6)任何外來勢力試圖“管製中國”都將不會成功,而中國人則將是獲利的一方。在一定意義上,這幾點結論可以看作是對辛亥革命以及導緻這場革命的中國民族特徵的某種意義上的肯定。
……
以上隻是比較簡單地考察瞭辛亥革命後較為短暫的時間內,基督教傳教士對於這場革命的反應。這些傳教士所發錶的相關言論,未必就能代錶所有傳教士的看法。但我們還是可以從中窺見傳教士群體在中國政治發生劇烈變化的時期,從自己的角度齣發對這場革命采取的立場及其變化。傳教士對清廷改革和共和革命的認識與評價,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以其與基督教的關係為考量的重點。他們的態度及其變化,直接關係到他們對於中國基督教之未來的思考。
《中大史學文叢》編輯說明
中山大學曆史學科肇始於學校創立之日,近百年來,始終在中國學術界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影響深遠的“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即在中山大學籌設。1952年,嶺南大學並入中山大學,曆史係由此兼祧兩校史學之學脈。傅斯年、顧頡剛、陳寅恪、岑仲勉、梁方仲、硃希祖、劉節、硃謙之、陳序經、羅香林、容肇祖、端木正、戴裔煊、梁釗韜、硃傑勤、金應熙、陳锡祺、蔣湘澤、何肇發等多位大師、名傢,先後在曆史係任教,為曆史係奠定瞭豐厚的基礎和優秀的傳統。他們的學術事業,構成中國現代史學史上的精彩篇章,他們創設並發展的諸多學術領域,至今仍為曆史係具有特色和優勢的學術園地。其教澤綿長,曆史係曆代學人均受沾溉,濡染浸潤,以研求學問為職誌,以守護學風為己任。
近數十年來,曆史係同仁奮發有為,在繼承前輩學術傳統基礎上,依托新時期不斷改善的治學條件,把握當代史學發展趨勢,在學術道路上艱辛求索,在秦漢史、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與敦煌學、宋史、明清史、中國近現代史、中國社會經濟史、中外關係史、曆史人類學、東南亞史、國際關係史、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等學術領域,勤奮治學,作育英纔,取得瞭豐碩的成果。曆史係學者的研究既體現瞭深耕細作、發幽闡微的樸實學風,也突齣瞭跨學科交叉的特色,以及對學術理念和方法執著追求的精神。近年,曆史係之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代史均曾被評為國傢重點學科,世界史學科亦被評為廣東省重點學科,顯示瞭曆史係學術實力整體上的提升。
在這一發展過程中,曆史係教師齣版、發錶瞭眾多學術成果。編輯齣版這套《中大史學文叢》的目的,是將各位學者所發錶的專題研究論文,按照各自的主題編輯成冊,以集中展現他們多年治學的成就,供學界同行參考、指正。此次齣版的是這套《文叢》的第一批,僅為曆史係部分在職教師的研究成果。收入其中的論文均發錶於改革開放時期,是在中國史學迅速發展並與國際史學界頻繁交流的背景下所取得的學術成果。將這些成果結集齣版,既可使各位學者得以藉此機會對自己多年來的研究進行總結,也可以使我們迴顧這一時期曆史係學術發展的曆程,以更好地籌劃未來之大計。由於各位教師治學領域各異,故《文叢》並無統一的主題,但這樣也許更能體現曆史係作為一個學術集體的風貌。我們希望今後能繼續編輯,以將其他同仁的學術作品漸次結集齣版,持續地推進曆史係的學術研究和學科建設工作。
《中大史學文叢》自2015年開始籌劃。這一計劃提齣後,得到各位作者的積極迴應。中華書局對我們這一計劃給予大力協助和支持,近代史編輯室主任歐陽紅女士進行瞭悉心策劃和組織編輯的工作,各位責任編輯亦付齣瞭大量的心血和汗水。在此一並緻以深切的謝意!
《中大史學文叢》編委會
201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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