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1、由50人論壇眾多*專傢就各自重點研究領域全麵解讀本年度中國經濟發展現狀及其未來走勢,為相關政策製定部門和研究機構提供瞭重要參考依據。論壇的發聲也為中國建立現代經濟體係,保持經濟持久穩定增長提供瞭智力支持和政策建議。
2、本書是長安論壇的演講文集,觀點鮮明、解讀*、直擊要點,是經濟研究者和經濟學愛好者瞭解中國經濟不可多得的原創作品。
內容簡介
本書為中國經濟50人論壇“長安論壇”每年推齣的研究中國經濟的品牌讀物,匯聚瞭中國經濟研究領域的*研究專傢,對中國經濟各領域的深度解讀與分析,涉及新常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金融風險、匯率改革、産業政策等多個經濟熱點話題,為公眾解讀中國經濟多領域改革與政策。
書中既有對繼續推進中國經濟改革的宏觀政策分析,把脈中國經濟發展麵臨的長期挑戰,又包含瞭對“三農問題”、中國製造業以及金融監管等關係到整體經濟安全運行的具體問題的真知灼見,並在大量宏觀經濟數據的支撐下,給齣瞭構建現代化經濟體係,開創中國經濟新格局的政策建議。
作者簡介
吳敬璉,著名經濟學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是中國經濟學界的泰鬥,當代中國傑齣經濟學傢,被譽為“中國經濟學界良心”。
餘永定,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牛津大學經濟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博導,中國世界經濟學會會長,聯閤國發展政策委員會委員。主要研究領域是國際金融、中國經濟增長和中國的宏觀經濟穩定問題。
陳锡文,中國經濟50人論壇學術委員會成員,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許善達,高級經濟師,注冊會計師。中國經濟50人論壇學術委員會成員,中國注冊稅務師協會顧問、聯辦財經研究院院長。
目錄
目錄
前言
第一章 新常態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新常態下的中國發展之路
新常態下的有關政策調整
抓住重大問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中國經濟新常態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關於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第二章 金融國際化與現代經濟體係
杠杆率上升的因與果
杠杆率:基於國傢資産負債錶的分析
中國的國際收支結構、匯率政策和外儲
亞洲金融危機二十年
城鎮化與土地製度改革
第三章 應對金融新周期增強創新能力
長周期與創新
如何防範係統性金融風險
特色小鎮的政策紅利與投資風險
新形勢下中國保險資産管理業的改革與發展
第四章 經濟轉型中的産業政策新論
新一輪工業革命與中國製造業發展
産業政策麵臨的問題:不是存廢,而是轉型
第五章 經濟發展新途徑及其麵臨的挑戰
經濟增長的平颱、周期與動能
從宏觀全局看破解“三農”難題
如何縮小收入分配差距
“四個陷阱”的曆史經驗與中國發展麵臨的長期挑戰
精彩書摘
産業政策麵臨的問題,不是存廢,而是轉型
吳敬璉
去年林毅夫、張維迎兩位教授在北大有一場引起瞭學界、産業界和政界廣泛關注的産業政策討論。我讀瞭他們兩位的講演以後也做瞭一些研究。今天我把自己學習的收獲跟諸位做一個交流。
采取什麼樣的産業政策,關係到中國經濟能否保持持續穩定的發展,是一個非常值得深入探討的重要問題。不過去年兩位教授的討論一開場主持人就點明,討論的主題是“中國到底需不需要産業政策”。這樣,討論的重點就從産業政策本身移到瞭“要”、還是“不要”産業政策上。參與討論的兩位教授對這個問題各自持有比較絕對的意見,一個說中國非常需要産業政策,一個說中國不能要産業政策。這使整個討論變成一個無法證僞的“信念之爭”,很難深入下去,也很難對實際工作提齣什麼建設性的意見。
産業政策有兩種主要的類型
為什麼討論陷入到這麼一種睏境呢?在我看來,關鍵就在於沒有意識到,産業政策是有不同類型的。我們當前應當麵對和研究的問題,不是全稱肯定産業政策,或者全稱否定産業政策,而是應當采取什麼樣的産業政策。或者像哈佛大學的羅德裏剋(D. Rodrik)教授在《相同的經濟學,不同的政策處方》(2007)一書裏所說:一方麵,“産業政策已死”是誇大之辭,實際上世界各國有越來越多的産業政策在發揮作用;另一方麵,“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産業政策,而是更好的産業政策”。
我就從這個問題談起。不管是全稱否定産業政策的論者,或者是全稱肯定産業政策的論者,似乎都沒有注意到,産業政策是有不同類型的。有些人心目中的産業政策,僅僅是中國在上世紀80年代從日本引進的那種産業政策,或者說,是日本在上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所采取的那種産業政策。其實那種産業政策隻是産業政策多種類型中的一種,世界上並不是隻有這一種産業政策。
據考證,“産業政策”是日本人的發明。它由日本政府的通商産業省(簡稱通産省)在1970年前後開始使用。不過早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上半期的統製經濟時代,這種政策的基本內容已經現齣瞭雛形。到瞭50、60年代,它們就在新的條件下得到瞭係統的運用。
戰後初期的日本經濟體製錶現齣兩種不同的趨嚮。一種趨嚮是占領軍當局要求否定日本戰爭時期的統製經濟,實現自由化。在占領軍當局的壓力之下,日本進行瞭一係列改革。例如,解散瞭財閥集團,實現瞭價格自由化,頒布瞭反壟斷法,加強瞭反卡特爾執法。這些措施的朝嚮是建立起自由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但是同時還有另外一種趨嚮,就是繼承戰爭時期統製經濟的一些遺産,由政府通過各種政策手段乾預經濟。在戰後的日本,掌管産業政策的主管部門特彆是通産省與掌管反壟斷政策的公正交易委員會之間經常發生矛盾,甚至“雙方長期扮演瞭互相為敵的角色”。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以後,前一種趨嚮有所削弱,後一種趨嚮則有所加強。
華裔美國社會學傢高柏1997年寫過一本書,題目是《經濟意識形態與日本産業政策:1931-1965年的發展主義》 ,詳細地論證瞭日本在上世紀50、60年代實行的産業政策,實際上延續瞭日本戰時形成的“發展主義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的代錶人物是一批很特彆的人物。他們有著雙重特色:一方麵他們是馬剋思主義者;另一方麵是國傢主義者,這本書比較客氣地把他們叫做民族主義者,也有人把他們叫做軍國主義者。由於當時馬剋思主義者不許在大學裏麵教書,有的人就退嚮書齋為政客們做一些政策研究工作,還有一些人到瞭東北,幫助關東軍推行統製經濟。戰後,這些經濟學傢成為政府對經濟乾預政策的主要推手。比如日本著名經濟學傢、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老朋友有澤廣巳,就是戰後初期日本産業政策的重要推動者。嚮重化工業傾斜的“傾斜生産方式”就是他們提齣的。甚至“重化工業”這個除少數東亞國傢不見使用的詞語,也是他們創造齣來的。總之,一是由於有日本在戰時統製經濟的這種遺産,二是在這樣一批經濟學傢的助推下,日本在上世紀50、60年代采取瞭一係列後來被叫做“産業政策”的這一套政府乾預經濟的做法。
戰後初期的日本産業政策有兩個主要的組成部分,一個是産業結構政策,另一個是産業組織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它的産業結構政策。根據日本東京大學教授小宮隆太郎等在《日本産業政策》(1984) 一書中的描述,産業結構政策這一概念意味著“政府為改變産業間資源配置和各種産業間私營企業的某種經營活動而采取的政策。”換句話說,就是運用財政、金融、外貿等政策工具和行政指導的手段,有選擇地“促進某種産業或者某些産業的生産、投資、研究開發、現代化和産業改組而抑製其他産業同類活動的政策”。所以,這種産業政策後來被叫做“選擇性的産業政策”或“差彆化的産業政策”。産業組織政策,則是意味著扶植大企業,實現産業的集中化和眾多小企業圍繞大企業進行的“事業共同化”。
不過在去年的那場討論中,許多人沒有注意到另外一種情況,就是産業政策還有彆的選項,就是說,有其他類型的産業政策可供選擇。隻要讀一下有關産業政策討論的曆史文獻,這一點是非常清楚的。
直到上世紀70年代初期,日本國內外的許多經濟學傢都認為,日本經濟從1955年開始的10%以上的高速增長,就是主要得益於上麵所說的這種選擇性的産業政策。但是1973年發生第一次石油危機使情況發生瞭變化。由於石油價格猛漲,日本發生瞭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在前後四年的時間中,GDP年平均增長率從10%以上下降到負數。許多有識之士,特彆是一些受過現代經濟學訓練的經濟學傢對當時執行的産業政策提齣瞭質疑。其中錶現最突齣的是東京大學資深教授小宮隆太郎。他組織瞭幾十位經濟學傢,經過兩年時間的研究,對日本的産業政策提齣瞭一套研究報告。這套報告編成《日本的産業政策》一書在1984年齣版。它對日本50、60年代執行的選擇性産業政策從理論到實踐進行瞭深入的批判性的分析。這些經濟學傢並不全稱否定實施産業政策的必要性,而是認為在市場失靈 的情況之下,可以也應該采取所謂“功能性産業政策”來彌補市場失靈,恢復提升市場的功能。
在現實的壓力和學者的批判之下,日本在上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瞭從選擇性産業政策嚮功能性産業政策的轉變。按照東京大學的另一位資深教授植草益的說法,從第一次石油危機後的反思開始,日本的産業政策發生瞭重大變化,也就是開始從利用補助金、低利貸款、稅收等進行的政策乾預,轉嚮用提供有關産業結構的長期展望和國際經濟信息來誘導民間企業的産業政策。
國際論壇在分析不同類型的産業政策時用語往往不同,但是內容卻是大體相同的,即把産業政策分成兩種主要的類型,一種叫做選擇性的、縱嚮定位的、或者硬性的産業政策;另一種叫做功能性的、橫嚮定位的、或者軟性的産業政策。
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開始接觸日本戰後初期的産業政策,接著引進瞭這一套産業政策。當時我們中的大多數人都讀過當時在國內流行的頌揚選擇性産業政策以及它的主要執行者—通産省的書刊,如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E. Vogel )的《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啓示》 、美國加州大學教授約翰遜(C. Johnson)的《通産省與日本奇跡——産業政策的成長(1925-1975)》 等。很少有人知道,還有其他類型的産業政策。更不知道日本經濟學界已經對這套現行的産業進行瞭深入的批判性研究。
當時我所在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是日本産業政策的主要引進者。中心主任馬洪同時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他既是選擇性産業政策的主要推手有澤廣巳的朋友,也是組織瞭對這套政策批判的小宮隆太郎教授的朋友。1985年在衝繩召開的中日經濟學術交流會上,小宮教授嚮馬洪院長鄭重指齣,現在世界上一些流行著作對日本産業政策的實際效果普遍存在著評價偏高的傾嚮,自己和其他幾十位日本經濟學傢對這個問題做瞭全麵的考察和討論,現在把這本書送給你供中國朋友參考。馬洪院長迴國以後讓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日本研究所把這本書翻譯齣來,在1988年正式齣版。 不過它的影響很小。我們拿到這本書的中譯稿以後,也沒有做深入的研究。總之,我們當時對於日本産業政策的認知是很不深入、很不全麵的。
前言/序言
史詩般的變革:穿越傳統與現代的經濟脈絡 圖書名稱:全球金融風暴下的經濟韌性與結構重塑:21世紀初的挑戰與抉擇 作者: [虛構人名,如:陳景宏、艾米莉亞·瓦格納] 齣版社: [虛構齣版社名稱,如:環球視野齣版社] 字數: 約 1500 字 --- 內容提要 本書並非聚焦於特定國傢或地區的單一經濟體發展路徑,而是以全球化進程中,一係列顛覆性的宏觀經濟事件為切入點,深入剖析21世紀初期(2000年至2020年間)世界經濟所經曆的結構性斷裂、風險傳導機製的復雜化,以及各國為求生存和發展而采取的非傳統調控手段。 我們拒絕描繪一個綫性、平穩的經濟增長敘事,而是試圖還原那個充滿陣痛、快速迭代的“大轉型時代”。全書核心關注點在於“韌性”與“重塑”:麵對前所未有的金融衝擊、地緣政治的摩擦加劇,以及技術進步帶來的勞動市場顛覆,不同經濟體是如何在既有框架內尋找突破口,又是如何被迫或主動地進行深層次的結構性調整。 本書的敘事綫索圍繞三大核心闆塊展開:金融體係的脆弱性與監管的滯後、全球價值鏈的重構與逆全球化暗流、以及技術革命對資本與勞動的重分配效應。 --- 第一部分:看不見的引力與崩塌:2008年前後的金融係統性風險 本部分詳盡梳理瞭全球金融危機(GFC)爆發的前夜,全球信貸市場是如何在“過度創新”的金融衍生品和寬鬆貨幣政策的共同作用下,積纍起難以察覺的巨大風險。我們著重分析瞭“影子銀行體係”的膨脹機製,以及各國央行在危機爆發初期所麵臨的“流動性陷阱”與“信心黑洞”的雙重睏境。 書中不僅迴顧瞭雷曼兄弟的倒塌如何成為一個引爆點,更深入探究瞭危機如何通過跨國銀行間的復雜關聯,迅速演變為一場全球性的“信心傳染病”。我們特彆關注瞭主權債務危機在歐債聯盟內部的爆發路徑,分析瞭緊縮政策(Austerity)對內需的抑製作用,以及這種政策選擇如何加劇瞭特定區域的社會不平等。 重點討論瞭危機後全球金融監管框架(如《巴塞爾協議III》)的革新嘗試,但同時也尖銳地指齣,新技術和新的金融工具(如早期的加密資産嘗試)正在挑戰傳統監管的有效邊界,為未來的金融穩定埋下瞭新的隱患。 --- 第二部分:地平綫的拉伸與收縮:全球價值鏈的博弈與再定位 進入本世紀第二個十年,全球貿易格局不再是單純的效率最大化導嚮。本書認為,地緣政治的緊張局勢和供應鏈的“過度集中化”風險,共同推動瞭全球價值鏈(GVCs)進入一個“去風險化”(De-risking)與“近岸化”(Near-shoring)的復雜博弈階段。 我們詳細考察瞭關鍵技術和戰略物資的國際供應鏈是如何從追求“成本最低”轉變為追求“安全可控”的。書中對比分析瞭不同國傢(尤其是在半導體、關鍵礦産等領域)采取的産業補貼政策和齣口管製措施,認為這些政策標誌著“經濟民族主義”思潮的迴潮,是對冷戰後自由貿易理想的一次重大修正。 此外,本書還分析瞭“貿易戰”背景下,企業層麵的“雙軌製”戰略調整:一方麵,企業試圖通過在不同關稅區建立“平行生産綫”來規避風險;另一方麵,數字化轉型加速,使得服務貿易在全球貿易中的比重顯著上升,對傳統的商品貿易統計方法提齣瞭挑戰。 --- 第三部分:技術浪潮的衝擊:效率提升與勞動力市場的撕裂 本書的第三部分聚焦於信息技術(IT)和自動化技術對生産要素配置産生的深刻影響。我們認為,“第四次工業革命”帶來的生産力提升是真實的,但其紅利在不同社會群體中的分配是嚴重失衡的。 書中運用計量經濟學模型,分析瞭自動化(如機器人和AI早期應用)對中等技能勞動力的替代效應,導緻瞭勞動收入份額占國民收入比重的下降,並加劇瞭收入兩極分化。我們探討瞭“零工經濟”(Gig Economy)的興起,這種模式在提供靈活性的同時,也侵蝕瞭傳統雇傭關係的社會保障基礎,引發瞭關於“未來工作”性質的激烈辯論。 我們同時也辯證地看待技術進步帶來的“超級巨頭”現象。這些平颱型企業憑藉網絡效應迅速積纍瞭空前的市場支配力,這不僅引發瞭反壟斷的監管反思,也對國傢層麵的稅基和數據治理能力提齣瞭前所未有的挑戰。 --- 結論:適應一個“低增長、高不確定性”的未來 《全球金融風暴下的經濟韌性與結構重塑》的最終結論是:21世紀初的經濟世界,已經告彆瞭以穩定預期為基礎的古典宏觀經濟學框架。未來十年的核心任務不再是追求單純的GDP增速,而是構建更具抵抗力的經濟係統、修復被金融和技術衝擊撕裂的社會契約,以及在不確定的地緣政治環境中,維護開放性與戰略自主性的微妙平衡。 本書麵嚮對全球經濟史、國際金融、産業政策及社會經濟轉型有深刻興趣的讀者,旨在提供一個復雜、非綫性的視角,理解我們是如何從“黃金三十年”的尾聲走嚮一個充滿結構性挑戰的新時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