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读人群：建筑专业人士、古典文化爱好者、旅行者
　　约翰·萨莫森爵士对古典建筑的简要回顾本身就堪称经典。很少能有这样一本着作，它不仅在学界引起热烈的反响，同时也极大地增进了公众欣赏其周围环境的兴趣。如果想更好地欣赏古典风格，包括它的各种变化形式、特点，及其高明与独到之处，的确需要专家指点。作者信手拈来，轻松地将我们从希腊和罗马的源起带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复活和创新，再到巴洛克时代修辞的盛放和新古典主义严肃的陈述，还有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的博采众长，最后是现代的一些“剔除各种修饰的新古典主义”——每个时代都用经典的语言讲述着自己。

内容简介

　　本书是英国建筑史学家约翰·萨莫森（John Summerson）爵士的成名作。该书强调西方古典建筑有其特定的建筑语言，这种语言由建筑本身来体现，并且因时代而异：从古希腊、古罗马建筑语言的缘起转到文艺复兴对古典建筑语言的重演和革新；经由巴洛克时代不同凡响的修饰到达严肃的新古典主义、维多利亚风格与爱德华式博采众长的折中主义，最后进入洗炼的现代新古典主义。本书以独到的视角，平易简练的叙述和精辟的见解取胜，不仅被广大古典建筑爱好者喜爱，而且成为西方各大院校建筑系学生的入门书。

作者简介

　　约翰·萨莫森（John Summerson，1904—1992）爵士是当代伟大的英国建筑史学家之一。从1945年起直至1984年退休，他一直担任约翰·索恩爵士博物馆馆长，同时被聘为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斯莱德艺术讲座教授，并在伦敦伯克贝克学院主讲建筑史。在他众多的著作中，著名的可能是《乔治时代的伦敦》和《1530—1830年的英国建筑》，两者都是该领域的经典著作。他也是“艺术世界”系列中《十八世纪建筑》的作者。
　　
　　张欣玮（译者），1985年浙江大学文物博物馆专业历史学学士，任职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多年从事古建筑保护工作。1996年美国罗马林达大学婚姻家庭治疗硕士毕业后，从事对照顾老年父母的成年子女的心理研究，有多项论文发表。后在西雅图大学研读教育心理学，为美国学校心理学家，任职华盛顿州塔科马市公立学区至今。爱好阅读，遍访名山大川，文明古迹。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本书从形式演变的角度，以简洁的篇幅和浅显的文字勾勒了西方古典建筑从古希腊和罗马时期到早期现代时期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所以本书对于希望迅速了解这一体系建筑专业本质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一个理想读本。
　　——赖德霖
　　
　　最初读到此书，它给我一种豁然开朗之感。这种感觉一是来自作者对古典语言的明晰定义，它使读者可以清楚地辨别哪些元素是后世的改造或发展；二是来自作者对于建筑形式语言学式的解读方法。
　　——赖德霖

　　萨莫森教授讲座的初衷是普及文化知识，让更多的大众受益。由于他独到的视角、平易简练的叙述和精辟的见解，《建筑的古典语言》不仅被广大古典建筑爱好者喜爱，而且成为各大学建筑系学生的入门书。我希望这个中译本的读者也不只限于国内建筑专业的学者和学生，爱好历史文化和准备前往欧洲的游人在出行前阅读此书也会和我一样受益无穷。
　　——张欣玮

精彩书摘

　　第一章古典主义的基本要素（节选）
　　首先我必须假定读者已具备了一些常识。比如知道圣保罗主教堂是一座古典建筑，而威斯敏斯特修道院不是。大英博物馆是一座古典建筑，而南肯星顿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不是。特拉法格广场周围的所有建筑——国立美术馆、圣马丁教堂、加拿大馆、甚至南非馆都是古典建筑，白厅所辖的公共建筑物也都是古典建筑，但议会大厦却不能归入此列。这只是对它们之间的一个简单区分，你们可能立刻会认为我在谈的只是表面现象。究竟什么时候的建筑可算作古典建筑？年代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建筑的品质不是说与风格无关，而且比其他的一切更重要吗？事实的确如此，然而不从直观上将古典建筑与其他建筑区分开来，我便无法继续下文。我打算把建筑作为一种语言来考察。此刻我想要假定的只是当你看到建筑的拉丁文时，你必须能认出来。
　　建筑的拉丁文，这又引入了另一个一般知识的假定。古典建筑植根于古典文化时代，即植根于古希腊和罗马的世界，在古希腊的神庙建筑中，在罗马人的宗教建筑、军事建筑和市民建筑中。不过本书并不着眼于讨论希腊、罗马建筑，也不讨论建筑的古典语言如何生成和发展，而是考察这一古典语言的性质与运用——作为从古罗马继承下来，自文艺复兴到现代的五个世纪里几乎整个文明世界共同使用的建筑语言，它是如何被运用的。
　　这么一来，我们的目的就可以明确了。再让我们来看建筑中“古典”这个词，要想给古典主义下一个严格的定义，只能是自找麻烦。因为它在不同情境中有各种具体的含义，这里我建议只考虑其中的两种意义，它们将贯穿本书始终。第一种意义是最明显的。一座古典建筑是指这座建筑的装饰构件直接或间接地采用了古代世界（人们常称之为古典世界）的建筑语汇，这些构件是极易识别的，如以标准手法制作的五种柱式，以标准手法处理的门窗及山墙端部，还有用于所有这一切构件上的标准类型的线脚。
　　我觉得通过这些方面能够切实地描述出什么是古典建筑，但还仅仅是表面的，它让你认出穿在某类建筑物外面的“制服”，而我们恰巧把这类建筑称为古典建筑，可对于建筑中古典主义的本质却毫无触及。所以我们必须得更加谨慎。“本质”[essences]是难以捉摸的，在探究中经常可以感觉到，可它并不实在。尽管如此，在古典建筑史上还是有一系列关于建筑基本要素[essentials]的陈述，它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受到一致公认。以至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古典建筑的目的是要达到并展现出各部分之间的和谐。我们能够感到这种和谐存在于古典文化时代的建筑中，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内置于”主要的古典成分之中，特别是在下面随之要提到的五种“柱式”里。不过，和谐也被一批理论家作了抽象的思考，他们认为结构中类似音乐般的和谐是通过比例获得的，也就是说通过确保建筑物比例的简单算术函数，以及一座建筑物中各个部分之间的比例，或者是使用同一比例，抑或是直接与这些比例有关就可以获得。关于比例的高论已连篇累牍，我无意再度涉及。文艺复兴时关于比例的概念相当简单，使用比例的目的就是想建立一种贯穿整个结构的和谐。所建立的和谐通过明显地使用一种或数种柱式作主导构件，或者仅仅是通过单一比例的重复，而变得使人可以理解。了解了这些就足以使我们能继续深入下去了。
　　但什么是古典？这个颇为抽象的概念值得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你们可能会问，是否可以将一座根本没有任何与古典建筑有关的装修的建筑物，仅凭比例的均衡就判定为“古典”建筑？我想回答肯定是“不行”。在描述这座建筑物时，你们只能说它的比例是古典的，说它是古典建筑则是概念的混淆和术语的滥用。沙特尔主教堂[Chartres Cathedral]的门廊在配置和比例上完全是古典的，但却是人人公认的哥特式建筑。人们能从哥特式系统中，引证大量与古典式极其相近的建筑实例。不过提醒一句，若认为哥特式与古典式彼此对立，那也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它们很不相同，但绝不是对立的，毫无联系的。只是由于受到19世纪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我们才将它们置于截然不同的心理阵营。那些说他们喜欢古典式胜于哥特式的人们，或者是喜欢哥特式而非古典式的人们，我猜想，通常是19世纪这一曲解的受害者。事实上，建筑的基本成分如同文艺复兴时期理论家所阐述的那样，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世界上的许多建筑中得到表现。在我们“什么是古典”的概念里，必须把一些基本成分包括进去，而且我们还必须接受这样一种事实，即只有当古典建筑含有某种对古代“柱式”的暗示时才是可辨认的，无论这种暗示是如何的微不足道、如何的不周全。这种暗示可能不外乎某些凹槽或突出部分，诸如一个上楣的处理，甚至几个窗户的设置所提示的底座与柱子及柱子与柱上楣的比例。一些20世纪的建筑，如著名的佩雷[Auguste Perret]和他的追随者的部分作品（图116），在某种程度上是古典式的。他们虽然完全采用现代的材料，但是通过使用一些极其细微的、暗示着古典特征的手法来体现古典精神，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还将更多地讨论这些问题。在此之前我们必须理解柱式的问题，即这五种建筑柱式。对柱式大家或多或少都有所耳闻，但它们究竟是什么？为何是五种而不是四种、十六种或三百二十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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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中译本序
　　赖德霖
　　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建筑家梁思成曾称宋《营造法式》和清《工部工程做法》为中国建筑的“文法”，而斗拱、栏杆等结构和造型要素为中国建筑的“语汇”。他的这一表述对于多数学习过中国建筑史的读者来说并不陌生。追本溯源，梁思成对建筑的语言比拟受到了17世纪以来西方建筑学传统的影响。据科林斯[Peter Collins]的《现代建筑中变化着的理念，1750—1950》[Changing Ideals in Modern Architecture，1750—1950]，由于语言与建筑一样具有构成要素、结构规则和功能，所以早在17世纪，欧洲的理论家们就开始将建筑类比语言，其中包括巴黎美术学院的著名建筑家勃夫杭[Germain Boffrand]（1667—1754）、小勃隆台[Jacques-Francois Blondel]（1705—1774），以及加特麦理—德—昆西[Antoine-Chrysostome Quatremere de Quincy]（1755—1849）。这种类比到19世纪已经非常普遍，仅仅从科林斯书中的介绍就可以发现，当时的建筑家已经认识到，建筑风格和语言一样，具有表意性、集体性、历史性、时代性，并与文明程度有很大关系。美国19世纪后期的著名建筑评论家舒勒[Montagomery Schuyler]（1843—1914）还认为，建筑和语言一样具有民族性。
　　进入20世纪，随着现代建筑的兴起，这一比拟在西方一时显得有些过时。特别是维特科夫尔[Rudolf Wittkower]的《人文主义时代的建筑原理》[Architectural Principles in the Age of Humanism]一书在1949年的出版更促使人们将对建筑历史问题的关注，从形式语言转向设计原理，从现象转向思想。但20世纪60年代后，意识到建筑“交流”的重要性，又有以语言为类比的建筑著作问世。其中如载维[BrunoZevi]（1918—2000）的《现代建筑语言》[The Modern Language ofArchitecture]（1973）和詹克斯[Charles Jencks]的《后现代建筑语言》[The Language of Post-Modern Architecture]（1977）。正如载维认可的，重启这一议题的人是英国著名建筑史家萨莫森[John Summerson]（1904—1992）爵士，他的《建筑的古典语言》[The Classical Language of Architecture]（1963）就是一个重要代表。
　　萨莫森18岁进入伦敦大学学院的巴雷特学院，师从阿尔伯特·理查德森[Albert Richardson]（1880—1964）。理查德森是一位学院派建筑家，1947年获皇家建筑金奖，1954年担任了皇家学院的院长，其作品深受英国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早期的晚期乔治风格和新古典风格影响。这两种风格都是西方古典建筑传统的延续。萨莫森因此也对古典建筑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先后研究了19世纪第二个十年英国“摄政王时期”伦敦的主要设计者纳什[John Nash]（1752—1835）、巴洛克时期英国最著名的建筑师雷恩[Christopher Wren]（1632—1723）以及著名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师索恩[John Soane]（1753—1837）。1941年他加入国家建筑记录会[National Buildings Record]，1945年又出任索恩博物馆[JohnSoane Museum]馆长，1958年获得勋位。
　　萨莫森著述颇丰，但以根据作者1963年英国广播公司（BBC）播出的系列讲座编辑而成的《建筑的古典语言》一书最为著名——该书在出版后的二十五年里，重印竟多达十四次。全书共六章。前两章关于“语汇”和“语法”，后四章关于这套语言的发展。
　　第一章《古典主义的基本要素》介绍了经由维特鲁威[Vitruvius]、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和赛利奥[Sebastiano Serlio]定义的五种“柱式”及其基本构件组合。当然，他还介绍了维特鲁威赋予几种柱式的拟人化“品性”。
　　第二章《古典时代的建筑语法》以罗马大斗兽场为例介绍了多种柱式的重叠组合关系、柱式与拱门比例的制约关系，以及柱子与墙壁的结合关系和柱距[Inter columniation]所体现的立面节奏感。
　　第三章《16世纪的建筑语言》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布拉曼特[Donato Bramante]和帕拉蒂奥[Andrea Palladio]对古代的继承、发展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另一个是赛利奥[Sebastiano Serlio]、朱利奥·罗马诺[Giulio Romano]、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等人对古典“语汇”和“语法”的变形与突破，即后世史家所称的“手法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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