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出版家李昕先生个人回忆录，以人民文学出版社14年、香港三联8年、北京三联9年工作经历为线索，分享30多年（1982—2014）编辑之路的酸甜苦辣，回顾总结一生编辑经验、成败得失，讲述出版背后的精彩故事。全书鲜活地展现了改革开放后*批出版家在大时代中的学习、成长历程，也为我们描摹了近30年的中国出版史。

作者简介

李昕，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曾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香港三联书店总编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编辑，现已退休。从事编辑工作33年，是业内知名的出版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早年曾被评为首届全国中青年优秀图书编辑，2013年被深圳读书月评选为年度“致敬出版人”。工作之余，从事文学和编辑学研究，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南开大学、河北大学兼职教授，北京印刷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有一系列文学研究和编辑学论文以及文学创作散见于报刊，著有《做书：感悟和理念》《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李敖登陆记》《做书的故事》等。

精彩书评

李昕不仅有“识”，而且有“胆”，可谓学胆识兼备，他不仅善于“策划”，而且有“策略”，做事比我稳当多了。今天读了他的《做书的日子》，更明白自己对他的一切感觉都没错。他真的默默地做了许多好事，为国家为他人默默地做了许多“嫁衣裳”。

——刘再复

精彩书摘

“大战风车” 团队里的兄弟

— 李昕《做书的日子》序

刘再复

3 月间，李昕兄告诉我，他正在写作一部“回忆录”，追忆的是自己的编辑历程，还说写成之后希望我为他的新书作一序文。他的“希望”不带任何“世故”之思，即没想到由我这个海外游子作序会不会带来什么不利影响。我答应作序也不带任何“世故”之念，即完全没想到李昕可是中国一流人文出版社“三联”的“总编”等等。只是想到，我的写作生涯与李昕兄的编辑生涯太密切，太息息相关了，我可以讲讲自己的感受。历史的经验固然值得注意，但自己的经验和感受却最可靠。我的经验和感受告诉我：李昕可真是好编辑呀！

李昕编辑生涯的三个主要段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编辑时期，在香港担任三联副总编和总编时期，在北京担任三联副总编和总编时期）都和我关系密切，具体地说，他都支持过我，帮助过我，甚至是“激活”了我。

使用“激活”这个词，绝非故作惊人之语。我可以告诉朋友们：如果不是2002 年春的那一天，李昕和舒非（诗人，三联编辑）一起到香港城市大学教师宿舍找我并郑重地向我约稿，我可能不会写出“红楼四书”，也不可能写出《双典批判》等，我“返回古典”并燃烧起书写古典的热情，完全是那一天他们给点燃的。那一天，李昕以香港三联负责人的身份看望我，知道我在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郑培凯主持）正在讲解《红楼梦》和《三国演义》《水浒传》，就立即做出约稿的决断。他用斩钉截铁的语气对我说：“您的《红楼梦》讲稿，我们可以出版。您什么时候交稿，我们就什么时候进入编辑过程。”他讲得一点也不含糊，一点也不犹豫。其炽热的口吻，其坚定的态度，让我立即感受到信赖与真诚，也感受到鼓舞。不管怎么说，香港三联是有内地官方背景的出版社，我作为一个海外游子，已经多年没有在这种出版机构出过书了。那个瞬间，我完全没想到他如此大胆，如此坦率，如此“毫无畏惧”。在李昕与舒非的“感召”之下，我当时就做出一个重要决定：好，抓紧整理，整理好了就交给你们。大约努力了一年，我终于把《红楼梦悟》整理出来了，舒非作为责任编辑很快就推出《红楼梦悟》。没想到，2004 年，李昕兄调到北京三联担任副总编。离开香港前夕，他又告诉我：“《红楼梦悟》，不仅要在香港出，我到北京后，也要在北京出简体版。”这又给我一个意外的惊喜，也使我信心百倍。于是，我又着手写了《共悟红楼》《红楼人30 种解读》《红楼哲学笔记》。李昕兄指定曾诚、刘蓉林、徐国强等为责任编辑，于是“红楼四书”就这样在香港与北京先后问世了。见到“四书”的样本，我和许多朋友说：“你知道这套书的第一原动力是谁吗？是李昕！”

李昕在北京主持三联编辑业务的9 年（2005 –2014）里，我也开始了一段“回归故国”的心事浩茫的历程。从“返回古典”到“返回北京”，这纯属偶然。在这偶然里，有一重要因素，便是一个名为“李昕”的人。因为他，我在三联一鼓作气出了将近20 部书，除了“红楼四书”外，还有《贾宝玉论》（李昕退休后在生活书店出版），《李泽厚美学概论》《双典批判》（责任编辑：朱竞梅），《随心集》（责任编辑：朱竞梅），还有由郑勇兄担任责任编辑（后提升为副总编）、由白烨编选的《刘再复散文精编》十卷（《师友纪事》《人性诸相》《世界游思》《槛外评说》《漂泊心绪》《八方序跋》《两地书写》《天涯寄语》《散文诗华》《审美笔记》等），在三联的“敢为天下先”精神的影响下，也由于周青丰兄的推动，福建人民出版社、中信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也纷纷推出我的旧作与新作共60 种左右。几年间，我的名字又重新走上祖国的大地和祖国的心灵，真的“复活”了。所以说李昕兄不仅帮助了我，而且“激活”了我，并非虚言。

其实，在去香港之前李昕在北京的14 年（1982–1996），我的文学生涯与李昕的编辑生涯就奇妙地联结上了。他于1982 年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便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到了1985 年，他也只能算是工作之初。而我刚就任文学研究所所长，也是初弄潮流，很需要国家的金牌出版社支持。那时，我借助手中权力，想做一番打破“苏式教条”的改革事业。一方面，我自己提出两大理论：一是提出“性格组合论”，想以人性论打破阶级论；二是提出《论文学主体性》，想以“主体论”哲学基点取代“反映论”哲学基点。当时我把“苏式教条”当作“大风车”，把自己当作堂吉诃德，真的是想冲撞搏斗一番。没想到，就在那个时刻，我和李昕相逢了。他支持我，要出版我的《论文学主体性》，但篇幅不够，于是，我又选了一些相关的文章，编成一部《文学的反思》。李昕说，此书是“重头戏”，书前要放一张照片。我说，能否放一张我和爱人陈菲亚的合影，她为我抄写稿子很辛苦。李昕满口答应：“没问题！”这张照片让菲亚高兴了好久，说了几遍“小李真不同凡响”。没想到，此书出版后，我的一位师长竟然给出版社提了意见，说“把妻子的照片也放上去，太过分了”。因为这本书，我才知道李昕这位刚出茅庐的年轻编辑非同一般，做事不拘一格。我喜欢这种敢担当、有作为的人才。李昕还有一件事让我感动，就是我在“大战风车”时，主编一套“文艺新学科建设”丛书，也得到他的全力支持。为了“战胜风车”，我借用各种“武器”，其中包括借用自然科学的新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进而我又在文学所开设一个新的研究室，命名为“新学科研究室”，请我的好友董乃斌和程广林（程麻）当正副主任。新学科室的建立引起了非议。当时副院长汝信提醒我：文艺新学科名字太张扬，有人不赞成。为了证明新学科的合理性与可能性，我策划这套丛书，自己担任主编。在这一“紧要关头”，我请三位出版界朋友帮忙，一是文联出版社的郑荣来兄，二是中国社科出版社的白烨兄，三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李昕兄。没想到，李昕兄又是满口答应。他的支持真的鼓舞了我。于是，书一本一本问世。李昕对这套丛书的支持，让我从内心深处把他当作“自己人”。尽管我从未有过“山头”意识和“圈子”意识，但在无意中却真把他当作80 年代“大战风车”的同伴，“堂吉诃德傻子王国”里的兄弟了。因此，十几年后在香港重逢，也算是“他乡遇故知”。

在北京和李昕相识时，我只想到他是“青年才俊”，可以助我这个“弄潮儿”一臂之力，并没有想到他以后会是国家出版事业的真脊梁等等，直到他退休，我才恍然悟到，这么年轻，怎么就退休了。那一瞬间我先是意识到自己老了，之后，便意识到，这个李昕真能干。不仅有“识”，而且有“胆”，可谓学胆识兼备，他不仅善于“策划”，而且有“策略”，做事比我稳当多了。不像我那么“堂吉诃德”，那样“老战风车”，也是在那个瞬间，我才意识到，自己已无“话语权力”了。只是今天读了他的《做书的日子》，更明白自己对他的一切感受都没错。他真的默默地做了许多好事，包括出版《胡风评论集》这样的特大好事，为国家为他人默默地做了许多“嫁衣裳”。而我此刻在美国落基山下阅读他的回忆录，除了回应“默默的敬意”之外，什么也没有。

于美国科罗拉多

2017 年4 月23 日

做书的日子：1982-2014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