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2-18
1.从政治体制等视角审视晚清到民国的变迁。
2.社会各阶层在帝国晚期有着怎样的角力。
引 子
甲午年,清帝国被时代架上了火堆。
清帝国这栋房子确实又老又破。老员工李鸿章干了一辈子修修补补的活。
他的徒儿袁世凯不但没继承他的工作,任这老房子在风雨中摇摆,最后还帮着一块拆迁。
革命派眼里,这房子早已纳入拆迁计划,而且是强行拆迁。没有正规的拆迁队,孙中山就派人来动员。
立宪派开始都想着要修。他们都是拖家带口的人,不愿意折腾,后来眼看着房子要塌,只好跟着也喊拆。可张謇、梁启超这些人都是书生,所以只是叫喊,却不会甩开膀子去干活。
革命派本来想搞大工程,先拆后建,无奈人多,队伍不好带,还为利益争得鸡飞狗跳,投资赞助也没有搞到。最后只好交出施工大权,由袁世凯的北洋派来具体落实。
这清廷真是个钉子户,死而不僵,弄坏了变法又想搞新政,心里很想灭火,却处处干着添柴的事。帝国赖以支撑的几根柱子——士绅、立宪派、北洋派、大部分汉族官员,一一被皇族亲自拔掉。
从革命派准备拆迁到北洋派完成任务整整用了18 年。
从甲午到辛亥,情况大致就是这样。
第一章 甲午年
一群饿虎找食吃
19 世纪前,国人眼中的危险元素是北方的大漠高原,马背上的胡人常常来抢东西。因此几千年国防的重点在北方,人们认为只要守住长城一线,自己就很安全。
那几千年,东南沿海基本是安静的,尽管16 世纪的时候有几个商人雇佣了一批日本人在海上兴风作浪,还上岸抢掠。可等政府一当真,这些人就被打得屁滚尿流,跑回海上去了。
一直到19 世纪,英国靠着蛮狠手段打垮了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把美洲、非洲瓜分完,夺得海上霸主称号,把眼睛盯向东亚最富裕的中国时,国人也没太在意,所以就有了鸦片战争。鸦片战争前国人的骄傲是有根据的。这些高鼻子、金头发的白人之前不是没和国人较量过武力,结果,福建一个海盗家族就轻松把他们灭了,而这个海盗家族又轻松被大清给灭了。所以,国人的自以为是是有根据的。
康熙年间,大清朝虽然把福建的海盗家族给灭了,可其中的艰辛难免让皇帝对来自海上的势力缺乏很强的战胜信心。所以虽然皇帝对西学很感兴趣,和外国那些高鼻子的传教士关系也不错,但还是决定关起门来过日子。到了雍正皇帝继位,出于对夺嫡时与传教士们的矛盾,雍正决定把这些蛮夷都赶到广州去。从此,北方的国人与西人之间的交往基本处于终止状态。
工业革命期间的英国人眼红中国的大市场,可碍于鞭长莫及,就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多次派使者来华通好,要求通商。可刚刚有了100 多年康乾盛世的清帝国以西人无法理解的骄傲断然拒绝了英国人的要求,同时也丧失了公平进入现代世界的机会。
当英国人在海上取得霸主地位后,一场因为鸦片贸易引发的战争在让国人失去了安全感的同时,也彻底打垮了国人的尊严。从此,清帝国灰头土脸,国势一日不如一日,近代中国在面临严重外患的同时,内忧也跟着日益严峻。
总之,当危险从北方广阔的内陆转移到茫茫海上时,清廷已经失去了抵抗威胁的基本能力和勇气。外患让失去安全感的国人一方面自然开始兴起民族主义,另一方面也让国人对清廷失去了信心,外患越严重,换掉清廷的想法在国人心中也越发强烈。
1866 年,是日益衰落的清廷回光返照的一年,这一年清廷开始了为期8 年的“同治中兴”。这一年,太平天国大势已去,清廷喘了口气;慈禧太后31 岁,刚刚开始品尝到权力的滋味;光绪帝还未出生;袁世凯刚刚4 岁,正趴在袁家寨的城墙上看捻军惊心动魄的冲杀;黎元洪2 岁;未来的民国国父孙中山出生在距离广州不远的一个小山村里。
上述四人出生的时候,中国很平静,地球也很平静,没有任何异象,比如刮风下雨闪电,没听说这四个人中谁的屁股上有七个星星,也没听说谁身上冒香气,无论哪家的祖坟也没有冒青烟。他们出生的时候都只是普普通通的男孩,没任何特异之处,但他们四个先后成为这块土地最高权力的拥有者。无论这种权力是不是真的被他们拥有,起码从头衔上是。
1866 年,后来与中国发生了密切关系的邻居们也没闲着。俄国已把农奴从土地解放出来做工人(1861 年),他们试图追上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脚步。日本人则在痛定思痛后野心勃勃地准备开始明治维新(1868 年)。也许日本人在这时还不知道工业革命是什么,但是他们知道自己已经远远落后于这个世界。与日本相同的是,中国的一批官僚们也看到了帝国与世界的差距。所以他们希望通过学习西方,搞各种工业来赶上西方。他们的这种努力在历史上被称为“洋务运动”。可惜他们无法代表全体帝国的官僚和利益集团。因此,帝国最终被比自己小得多的日本扔得很远。
在孙中山成长的岁月里,这场以通讯、内燃机和电力为三大代表的工业革命在世界范围搞得红红火火,到甲午年,基本弄完。电报、电话让全球的信息资源得以迅速共享,铁路网络在连接了整个欧洲大陆的乡村与城市同时,也连接了东方与西方,从巴黎到海参崴,从前至少要两个多月,现在10 天左右就能到达,人类超越时空的能力空前增强。一些企业在胆大精明的老板经营下,不停地兼并联合,最终得以在各自的行业内垄断全国的市场和资源。欧美各工业国家人口急剧增加。1800 年,亚洲人口占全球的七成,到1900 年,只能占到五成左右。
当夜幕降临,地球北部的铁路沿线的城市以及沿海的各口岸,城市如星星一样亮起来,大街小巷,灯火辉煌,亮如白昼,莫斯科、维也纳、柏林、罗马、巴黎、伦敦、纽约、旧金山、东京、孟买……电,这一工业文明的成就,用光亮的形式魔法般地展示出来,“不夜城”是那个时代的新事物。
中国,沿海沿江的城市逐次亮起了灯火,如香港、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青岛、天津、镇江、汉口等地。我们可以肯定光绪、袁世凯和黎元洪的童年肯定是没有看到过这种被称为“电灯”的东西。唯一有可能见过的只有孙中山。生活在广东香山的童年孙中山或许见过澳门的灯火。如再把目光推延到更北更西——广阔的中国内陆依旧沉迷在茫茫黑夜之中。那里,人们依旧生活在中古儒家社会里,没见过电灯,不知道火车是什么样子。他们的日月重复着2000 多年前的图景。于他们而言,时间是静止的,如一口古老沉默的井。
这是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垄断资本的时代,电力时代。那几头新近强壮起来的列强猛虎,突然插上了翅膀。他们露出了獠牙,张开了血红的嘴,明显的表现是饥饿。因为饥饿,他们沿着地球表面疯狂地找猎物,往地球深处掏矿物资源,连南北两极冰雪覆盖的不毛之地也不放过。他们为了利益争抢得头破血流。中国,这个远东庞大而虚弱,但依然还剩余不少油水的帝国,自然沦落成他们眼里的肥肉了。
推荐序 从“老屋拆迁”到“共和月饼”
认识刘大木先生是在天津的一个民间读书会上。那天,研究儒学的老朋友金纲兄告诉我,刘大木是年轻一辈中少见的读书种子,做学问有拼命三郎的架势。之后经过几次接触,觉得这个年轻人温文尔雅,言谈间有着浓厚的书卷气,读书甚博,主要做中国近代史研究,我更为结识这样好学的年轻人而高兴。后来得知,其实他的史学研究并无师承,基本靠自学,于是更加钦佩他的努力了。
今年五月底,他说有一本书稿要出版,嘱序于我。六月初的时候,我就收到了厚厚的一本打印稿。读过之后才知,这本书稿作者是下过大功夫的,业余水平绝对弄不出来。作品所表现的中国蹒跚走出帝制、沉重迈向共和的主题十分鲜明,庞杂的史料经作者的梳理,展示得简洁有序而又不乏历史特有的深度,不由得让人产生沉甸甸的感觉。
历史本是由人和事构成的,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是历史写作的基本功。本书在写作方法上显示了功力,用的是以人带事的结构,试图糅合传统纪传体与纪事本末体的优点,抓住清末“老屋拆迁”和民国初年“共和月饼”一头一尾两大变局,让读者如身临其境般地体会“三千年未有之巨变”的震撼,可以更为精确地思考和把握中国的历史脉搏,以及未来的走向。
我的专业是财税学与财税史,并未专业做过晚清史研究。不过,我曾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财税改革下过功夫。这次阅读刘大木的书刚好可以拿来与晚清的财税改革作一个对比。虽然国内外对这两场革命进行对比研究的专著并不算少,但从财税角度进行对比的却不多见。武昌起义的背后是保路运动,保路运动的背后是清廷的财政危机。自甲午战后,为支付给日本的巨额赔款,清廷就不断地向西方列强借款。庚子年后,几乎要靠借款度日,自此几乎丧失了独立的财政主权。辛亥时期的南北竞争,很大程度上也是对外借款的竞争。
财政是一个国家的命脉所在,一旦财政失去独立,国家主权便会受到根本性的威胁。法国的情况也类似。为解决财政危机,路易十六召开三级会议。长期对国王不满的第三等级利用三级会议发难。双方谈判不成,最终触发了暴力革命。
清末民初这一段历史一直是近代史研究的热点。坊间的研究专书与论文繁多,通俗性的读物也不少,相关的资料更是浩如烟海。只是正经史学家的研究文章大多很枯燥,大众感兴趣的细节,他们又语焉不详,而通俗读物一般都是业余写手弄的,大部分史料不太靠谱。而且这一段历史因为处在变局的漩涡当中,头绪很多,非常复杂,真要全方位地编织史料,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可以说,刘大木是花了整整五年时间啃了一块硬骨头。
这本书里呈现的有:可靠史料基础上的鲜活的细节,平正通达而不失新颖的史观,通俗幽默而不失优雅的文笔。诸君在阅读的时候一定能感觉得到。近年来,历史类纪实性读物盛行,这实在是文化传播的好时机。文化普及需要有好书,而好书必须有好作者,好作者须具备三样东西:一是渊博扎实的学识,二是通俗优雅的好文笔,三是服务于大众读者的精神。英国的威尔斯、美国的房龙、日本的陈舜臣和盐野七生,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学术著作多为高头讲章,繁琐的考证加上艰涩的文笔,让普通读者望而却步。如今将高深的学问转化成通俗读物,让大众读者能轻松阅读,不失为一项功德。一个国家公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实在有赖于那些优质的历史读物。本书可以归于这一类。
历史是过去与现在永无止境的开放性对话。在对话过程中,历史一次次被召唤,被激活,面对历史其实就是面对现实。时间虽已过去一百多年,但那个时代提出的问题至今仍有价值,仍引人深思。读史,或许是我们了解自己和未来的一个办法。
本书的不少细节是我此前在同类其他书中不曾读到的,颇值得一读。比如书中提到甲午年的广州鼠疫,其中提供的数据为:1894 年的鼠疫,广州死亡人数达11 万,而同期的香港死亡人数仅2550 人。愚昧的制度和观念杀害的人远远超过鼠疫。这一结论无疑是发人深省的。
当年李鸿章在一次答美国记者提问时,双方曾有过如下对话。
记者问道:阁下您赞成将美国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李鸿章回答: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爱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一份伟大的报纸必是文明精神的一种体现,而我们的报纸还承担不起这份重任。
更多的精彩细节,在此不需透露太多,想知道的,诸君还是直接阅读原著为好。
是为序。
李炜光
2017 年7 月16 日于天津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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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堆上的晚清帝国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每一本书都是一个用黑字印在白纸上的 灵魂,只要我的眼睛、我的理智接触了它,它就活起来了——高尔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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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看历史书,就是图一乐。好玩,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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