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为学说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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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骏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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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民初
• 思想史
• 文化史
• 学术史
• 启蒙运动
• 现代化
• 革命思想
• 文化转型
• 知识分子
• 中国近代史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20108492

版次：1

商品编码：12260210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10-01

内容简介

清末民初的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一转型时代，关注民族、国家和自身命运的读书人为因应西潮掀起了种种思想革命和文化运动。作者通过对学生生活、教科书、“排满”革命等问题的细腻考察，重塑清末民初读书人的群体形象，尝试挖掘这些读书人当时生活、行动与心境的几个侧面，解说清末民初中国的变之深与变之痛。

作者简介

瞿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青年研究员、ECNU-UBC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前期的中国思想文化史、城市史，著有《辛亥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2009）、《花落春仍在：20世纪前期中国的困境与新路》（2017），另有论文数十篇见于各期刊。

目录

第一章　似真亦幻：清末“排满”的立论与接受／001
　　第一节　“夷夏之辨”的歧义／003
　　第二节　东西洋学理的多义／021
　　第三节　排满报刊及明末遗献的阅读／031
第二章　重识辛亥：1911年革命研究的“再历史化”／043
　　第一节　“再历史化”的基础——史料／044
　　第二节　“再历史化”的方法——去熟悉化与通贯史事／046
　　第三节　现代中国转型中的1911年革命／061
第三章　联结晚清与五四：转型时代学生生活史述论／070
　　第一节　清末学生生活世界的改变／072
　　第二节　1911年革命的希望与失望／084
　　第三节　学生们的五四之“动”／092
　　第四节　学生生活史与五四之影响／104
第四章　小城镇里的“大都市”：清末上海对江浙地方读书人的文化辐射／114
　　第一节　改变地方读书人生活的上海／116
　　第二节　重塑地方权势结构的上海／133
第五章　新文化运动中的“失语者”：凌独见与五四时代／146
　　第一节　《非孝》之争／148
　　第二节　新文化之路／153
　　第三节　为何“失语”／161
第六章　变教与教变：《共和国教科书》与民初教育转型／177
　　第一节　教科书出版与民初教育结构／177
　　第二节　民初教科书的多重面相／185
第七章　启蒙的复杂图景：清末民国教科书的“另一面”／206
　　第一节　教科书内外的启蒙与传统／206
　　第二节　启蒙成为生意后的双重影响／226
第八章　“走向现代”的悖论：清末江浙地区的宪政选举／247
　　第一节　全国较先进者——江浙选举之筹备／248
　　第二节　多歧纷呈——江浙的选举资格调查／253
　　第三节　最坏的年代？——选举之投票／260
参考文献／270
附　录／296

精彩书摘

　　《天下为学说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
　　一方面依托于来自上海的新书报，江浙地区的地方读书人在旧有的血缘、地缘、学缘网络基础上建构了新的交往网络。这一网络牢固地将在地的那些乐倡新学、爱读新书报者结合在一起，成为有力量影响地方社会的新学社群。这个新学社群是如何通过新书报来互动的呢？我们来看张棡日记中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这一天的情况。
　　那天对瑞安的新学社群中人来说是个“大日子”，因为盼望多时的招商局海轮到了温州，正和信局的王永增带着新书报乘这趟船从上海回来了。他给张棡捎来了《新民丛报》第三、五、六、七号，《政艺通报》第六号和四月的《中外日报》。看到久盼的报纸，张棡“欣慰之至！”当天下午同属瑞安新学社群的余崧舫、项纫秋等人闻讯马上跑到张棡家来看新书报， “均赞叹不置”。
　　类似这样托购、聚看、借阅、交换新书报的情形在张棡和其他地方读书人的日记中屡屡出现。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二日下午，张榈内兄林骏家的工人阿全又依常例给他送来了正和信局寄来的《新民丛报》、《政艺通报》、《中外日报》和《同文沪报》，附带还有林骏的一封信。见过阿全后，张桐立即马不停蹄地写了三封信：一封复林骏，一封给正和信局并附买报款洋四元，还有一封交庆元银楼老板石品南，因为此银楼除了卖首饰外，还是新书报的代办处与销售地。张榈等每次进城，银楼就成了地方新学社群中人的重要聚集地。信交给工人后，张棡还没忘记要给林骏“中版《日本国志》”一部，因为这位内兄已经拜托他寻觅此书很久了。
　　……

前言/序言

自　　序

一部中国近代史常让我们有不知从何说起的感觉，这缘于我们总是也只能通过前人留存的文字、实物和言语的“碎片”来感受历史和认识历史。中国近代史相较之前的中国史，碎片恰恰留得特别的多。
这好比一幅高难度的拼图，治近代史者面对的是从史料魔盒中倾泻而出的海量碎片，因此若无关节之言来定位之，统摄之，我们将经常看到错乱之图与失真之图。而本书选择的关节之言是“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
谈“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并非是说在近代中国转型中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不重要，相反在纷繁的历史过程之中这些都是极其重要的变量。不过对思想和文化力量的重视乃至迷信确实是近代中国转型中的一个显著特色。梁启超即指出：“思想者，事实之母也，欲建造何等之事实，必先养成何等之思想。”杜亚泉则发现，“吾国历史上内部之战乱，究其最重之原因，则关系经济者居多”。但到了近代与西洋思想相接触后，多演变为国民思想之冲突，由此产生的现象是近代中国“少数维新之士”总是试图凭借“先进”的思想来搅动不那么“先进”的社会，而且还经常效果显著。
1903年夏曾佑在《中外日报》上撰《论新党之将来》一文，把“逐满党”和“立宪党”放在一起批评，说他们“观其举动，则空言而止”——演说是空言！出报是空言！著书是空言！发电是空言！与反对者大哄也是空言！而且“终日所言，皆欧美、日本之粗迹，而于己国之历史之往事，社会之现情，瞠乎未之有睹，而且不屑道之”。可是到1912年，在袁世凯的奏疏里，这些在夏氏看来植根于“欧美、日本之粗迹”的“空言”却着实不空，变成了“人心由学说而定，莫可挽回者”！
在夏曾佑眼中新党因咄咄“空言”而未来无望，到清廷因“人心由学说而定”而黯然逊位，其间距离不过九年，但“思想革命”和“文化运动”的力量已昭然若揭。
1912年后各路人物仍然在不断阐释、演绎着这种似乎无所匹敌的力量。梁启超就说辛亥革命“由表面观之则政治革命、种族革命而已；若深探其微，则思想革命，实其原动力也。盖数千年公共之信条，将次第破弃，而数千年社会组织之基础，将翻根柢而动摇”。
李大钊则指出：
吾尝远翻历史之陈案，近窥世局之潮流，见夫兴亡倏忽，文运变迁，世主倾颓，宗教改革，而知凡百事件之因缘，罔弗基于人类思想之变化，思想之酝酿，遂为一时之势力。表示此势力者，无问其为一人物为一制度，均不过一时民众思想之代表而已。罗马帝国之陵夷，亚拉伯帝国之建设，自外象观之，或由外敌之侵入，或由王朝之颠覆，而其真因，实在国民思想之变化耳。即如吾国革命，成功之速，世所罕觏，平心论之，清室非有凶暴之君，民军不过一旅之众，而黄鹤楼头，一呼百应，谓非由于国民思想之变化而何也？
孙中山谈五四运动时特别说道：“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戴季陶更是斩钉截铁地说：“一个时代的革命，他事实上的表现，一定是以革命的要求作前驱。革命的要求常常是以思想的革命为表现。所以，无论在那一国，那一个时代，一个大革命出现之先，一定有一个新旧思想战的时代。”即使到了梁启超写《欧游心影录》的时候，他看似对当年自己极度认同的“欧美、日本之粗迹”有深切的反思和重新的评价，但对一般意义上的“思想解放”仍信心十足，说：
思想一旦解放，怕人人变了离经叛道。我说，这个全属杞忧。若使不是经不是道，离他判他不是应该吗？若使果是经，果是道，那么俗语说得好，“真金不怕红炉火”，有某甲的自由批评攻击他，自然有某乙、某丙的自由批评拥护他，经一番刮垢磨光，越发显出他真价。倘若对于某家学说不许人批评，倒像是某家学说经不起批评了。所以我奉劝国中老师宿儒，千万不必因此着急，任凭青年纵极他的思想力，对于中外古今学说随意发生疑问，就是闹得过火，有些“非尧舜、薄汤武”，也不要紧。
但如果“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仅仅是有无与伦比的力量，近代中国随着思想文化之潮流浩浩荡荡，心无旁骛地向前奔去，人们特别是读书人就不会有“两头不到岸”的过渡时代的感觉。这正如我在一篇文章里说的“冲决网罗若真的如此容易，青年们的激进化潮流反而不易如此洪猛，当时青年的处境和心绪却是用另一个词形容反更为妥协，那就是进退失据”。“进退失据”说的是近代中国一方面是思想和文化的力量勃然而起，看似莫可匹敌；另一方面思想和文化的力量再如何强大，总要遭遇那些“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传承下来的条件”。那些条件与思想文化的力量相碰撞，遂在近代中国转型中表现为以下多重具有相当紧张性的历史面相。
第一，中国是一个“老社会”，“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带来的是“新环境”。这“老社会”在“新环境”的刺激下不变是不可能的，但要让“老社会”彻底变化也是不可能的，于是近代中国就变成了“半吊子”的老社会与“不完全”的新环境并行的“中国”。此正如梁漱溟所言，“旧秩序既以不容于新意识被排而去，而新秩序显又以缺乏新事实而安立不起来”。
而且这个“老社会”不是个小地方，它是一个大中国，有极其广袤的疆域、诸多的民族和数亿的人口。这一疆域、民族、人口的基本面在清乾隆时代就已确定，“传统的管理方法和传统的知识都不可能完全应对（乾隆时代）新的问题，由于人口的增加，原来的人类生活、生产方式已经不能养活那么多人了，所以，应该采用另外一些生产方法”。其实何止是生活方式和生产方法，在生活和生产发生了大变化的背景下，乾嘉以降中国的文化传统也因疆域、民族、人口等基本面的变化而更加成为一个“巨大复杂、学派林立、彼此竞争的思想天地”。当这个“思想天地”与西方遭遇时，两个“庞大的，变动不居的，疑窦丛生的人类实践区域”的互动就开始了，并长久持续着，在此过程中血泪与希望共生，困窘与新路并存。
第二，近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的来源之多样和路径之繁杂常令人目不暇接。陈独秀曾提醒张君劢注意“各种新思想都有各种事实为他所以发生的背景”。这个“各种事实”和“各种新思想”正是“转型时代”的基本底色。戴季陶在《世界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的适应》一文里就充分描述了影响中国的世界时代精神的“各种各样”与“民族的适应”的“无所适从”：
中国人今天大家都有一点觉悟了，都晓得特权主义、国粹主义是死人坟里的殉葬物，一切的生活问题靠他是不能解决的了。大家都在若有识，若无识的当中随着世界的新潮走。这个当口，恰被一个向右转的德谟克拉西，向左转的梭霞里士姆，卷到潮流的漩涡里，漩到头眼昏花。究竟向右呢，向左呢？自己也分别不出来。好容易有聪明的人，在自由和平等的交流点上发现出一个社会民主主义来，以为这是一条可以走的路了，谁知刚上了路，就看见前途横着几条分歧的大路。向那一条走好呢？法国人向那里去了，英国人向那里去了，德国人、俄国人都各有各的路去了。顾得东来顾不得西，可怜这睡眼朦胧的中国人，竟变成一个中心无主的迷路儿了。
更吊诡的是，由于思想与文化的来源之多和路径之繁，寻找思想革命和文化运动后的中间“定点”和最后“终点”竟几乎成一不可能的任务，正如李大钊所言：“宇宙进化的大路，只是一个健行不息的长流”，于是革命和运动的本身就渐渐成为其目的，“在革命中是没有静止状态的，不能原地踏步，不能满足于最初一度达到的目标而进行自我克制”。在这样的背景下，新思想和新文化一方面似乎做到了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日新月异；但另一方面其实质却已命定地被掏空，处于随在随灭、初新即旧，方生方死的状态，“觉悟者”能留下的大概只有怀疑的态度。蒋梦麟即说：“他们讲思想革命的人，不但对于遗传的或‘舶来’的思想抱一种怀疑的态度，对于自己的思想行动也是如此。”这话提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思想革命”究竟革出了什么？“文化运动”到底动出了什么？杜亚泉就曾指出：“态度非思想，思想非态度，谓思想是态度，犹之谓鹿是马耳。”这样“指鹿为马”恐怕并非蒋梦麟等有意为之，而是蕴藏在思想革命和文化运动内部的结构性矛盾里。
第三，在“思想革命”和“文化运动”的背后隐含着的共同背景是近代读书人对于“变化速度”的渴望。1919年梁启超曾劝导读书人“天下事是急不来的，总要把求速效的心事去掉”。但这话正倒映出大多数读书人的“急迫”。这种“急迫”一方面体现在实际历史过程之中，与欧洲相比，其两三百年的变化过程我们经常用几十年甚至十几年就走完了。“速成”虽未必“滥造”，但总留下了不少“不伦不类”、“非驴非马”的痕迹。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心态上，如蔡元培所说，读书人常“想用简单的方法，短少的时间，达他的极端的主义”。
我们之所以要重视读书人对“变化速度”的渴望是因为这一背景如被置换，“转型时代”的很多问题大概就很难构建。比如“文化运动”究竟应该是重视“提高”还是着眼于“普及”。若读书人感到时间充裕，其实都可慢慢做去。但在“时不我待”的状态下就面临两难的选择。又如革命与改良的争论，“智识”是不是罪恶等问题都与这一背景密切相关。
第四，“思想革命”和“文化运动”从来不仅仅关乎思想与文化。其有力量很多时候恰恰是因为思想文化可以“使用”，可以成为工具，可以成为“护符”。杜亚泉就特别指出新旧思想之争实际上是“利欲”与“意气”之争！由此不禁让我们想到列宁的话，“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这段话提醒我们思想文化的本身，思想文化的“使用”和其“使用”后的结果都应平等地视作历史之事实。它们之间的联系有时是顺理成章的，有时是旁逸斜出的，有时是反其道而行之的，有时甚至是出乎意料的，但正是这些似乎并不圆融合洽的联系构成了“近代中国”的大历史。
以上是从“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的角度出发为近代中国转型之大舞台做的一个简单剪影，却已经能看出其无与伦比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这一方面让我们面对这段历史常生无力之感，研究它实在是一条荆棘满布的困难之路；但另一方面这也构成了这段历史的独特魅力之所在，所谓牵缠往复、曲径通幽、柳暗花明、福祸相倚均在其中有充分的展现，我写作这本书的长久动力即在于此。在交代全书的结构之前，有几点先需要向读者说明
第一，本书的焦点在张灏讨论的1895～1928年这30多年的“转型时代”。关于“转型时代”，前贤多有佳作，可谓精彩纷呈，美不胜收！因此本书不是一本面面俱到之作（这实在太超越我的学力），而是希望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更多地提供自己这十余年来对这段历史的解读和心得。
第二，本书特别希望讨论的是为何“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这正和标题“天下为学说裂”相关。近代中国的家国天下之变，最为显著的是国变，20世纪前半期即已有了三次“改朝换代”。但在国变背后影响更深远的是天下之变，即张灏所说的“与政治秩序解体相伴而来的是深重的文化危机”。这种“文化危机”或曰政教危机的发端、表现与后果，特别是它对具体人物的影响，将是本书的着力所在。
第三，陈旭麓先生曾睿智地指出：“我们总是想把政治思想看作是社会经济亦步亦趋的，我们写戊戌、辛亥、五四不都是这样写的？但是我们的政治思想像朵飞在天空的白云，想遮盖大地，其实它还是离地面很远的孤云。”这里陈先生一方面说的是“转型时代”人们的思想状况与我们自以为能信手拈来的“社会”状况并不贴合；另一方面则说明真正与思想相关联的“社会”状况正有待史家来进行重建。因此本书会较多地注意转型时代的思想与社会如何“交互激荡”，以努力揭示“离地面近一些的思想”。
由以上三点出发，全书共分为八章，第一章“似真亦幻：清末‘排满’的立论与接受”、第二章“重识辛亥：1911年革命研究的‘再历史化’”、第三章“联结晚清与五四：转型时代学生生活史述论”可视为一组，这三章的焦点落在1911年革命前后。这既是我博士论文的深化和延展，同时又是“转型时代”的一个主轴性的问题。职业革命家经常说的是：“在革命爆发之前，革命看起来是不可能的。革命爆发之后，革命看起来却是不可避免的了。”但史家要解释的是：何以革命“不可能”，革命却发生了；何以革命发生后都觉得它不可避免，革命就真的顺理成章了。这就需要对引爆1911年革命的主要思潮——“排满”，作为实际发生的和作为符号记忆的1911年革命，以及参与1911年革命，并承受革命结果，进而发动新的革命的主体——学生做深入而具体的考察。
第四章“小城镇里的‘大都市’：清末上海对江浙地方读书人的文化辐射”、第五章“新文化运动中的‘失语者’：凌独见与五四时代”尝试从温州瑞安的张棡、杭州的凌独见等地方读书人入手来看清末的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我努力想揭示的是从清末到五四的“文化运动”是如何影响具体个人的生命情境的，而一个个“中间人物”又是如何共同塑造“文化运动”的形态，影响“文化运动”的走势的。对这些地方读书人来说，“文化运动”既是理想的，又是现实的；既是遥远的，又是贴近的；既是需要去努力寻找、学习的，同时又是大风弥漫，笼罩身心的。这些诡论性的具体人物与“文化运动”的关系大概可以从本书的个案中得到一些解答。
第六章“变教与教变：《共和国教科书》与民初教育转型”、第七章“启蒙的复杂图景：清末民国教科书的‘另一面’”处理的是转型时代“思想革命”和“文化运动”得以展开的重要载体——教科书。我希望一方面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为分析对象，来讨论教科书如何从各个方面影响了民初的教育转型，这是教科书与新人、新事、新物、新潮结合的一面；但另一方面教科书与启蒙之间又不是线性的简单勾连。清末民国的教科书与中国之传统、启蒙的生意等有着错综多元的联系，因此又需要揭示转型时代启蒙与教科书之间超越以往研究之想象的互动，以重新绘制复杂的历史图景。
第八章“‘走向现代’的悖论：清末江浙地区的宪政选举”希望通过清末江浙地区咨议局选举和地方自治选举的具体过程来探析清末宪政思潮“落地”的历史，它的中心问题是为何“走向现代”的理想如此美好，“走向现代”的实际却是如此“骨感”。在这美好与“骨感”的落差之间透露了：什么是好的政治，大概仍是我们长久需要去思考的问题。
本书得以问世，实有赖于诸多师友长期的扶掖奖进。许纪霖师启蒙我以常识，导之我以方法，拓展我之视野。我虽愚钝，不能得之万一，但十余年来随侍左右，春风化雨，多有浸染。马自毅师不嫌弃我是一海上浮薄少年，引我入史学之门，得炙于陈旭麓先生开创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之绵延传统中，实乃我之侥幸与福气。更重要的是两位先生不仅言传，而且身教。其待人接物之间既有现代知识分子的洒脱意态，也有旧日士大夫的铮铮风骨。由吾师之为人行事返观中国读书人的历史，常能有古今相映之得。
许、马二师外，曾教我、助我、惠我的师友众多，其中多有学界前辈、卓越名家与青年才俊。不过小书太陋，难与各位师友的学问与盛誉相匹配，恕不一一指名道谢，唯盼若能拨冗阅读，可以不吝指导、质疑、纠错和点拨。同时也要感谢曾帮我复印材料、核对文稿、修订注释的各位研究生同学，道一声辛苦，与你们在一起，常能教学相长。
在做学问的旅途中除了依靠自己的禀赋和用功之外，更重要的是每个人的命与运。而读书人的顺命与好运就是有支持你、为你牺牲的家人。我的父母、岳父母、内子于明静多年来给予我的全方位支持实难以用文字来表达。因此一本书署名的作者可能只有一人，但背后实际上凝聚着一群人的心血，其中也包括小儿瞿想。他自小懂事，晓得父亲在电脑前时不来打扰，自己看书玩耍，但对他来说这实意味着少了许多与父亲在一起的时间，此间得失常令学问中人无奈并且有愧。

书名：山河破碎间的知识图景：晚清士人的世界观重塑与现代转型 内容简介 本书旨在深入剖析晚清至民初这一剧烈动荡的历史时期，知识精英群体如何面对前所未有的冲击，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信念崩塌后，逐步构建起一套适应现代世界的全新知识体系与文化视野。不同于聚焦于具体政治事件或激进思想的叙事，本书着重于呈现知识分子在思想深层结构上的嬗变过程，以及这种嬗变如何影响了国家与民族的现代性进程。 第一部分：旧秩序的瓦解与知识的迷茫 晚清的外部压力，特别是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不仅是军事和政治的挫败，更是对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传统知识框架的致命打击。本书首先描绘了这一时期士人阶层所经历的认知危机。传统的儒家经典，作为支撑整个社会结构和政治伦理的基石，其解释效力开始衰减。 “天人感应”的失灵与史学重构的困境： 传统史学和天人感应论试图以天命观来解释王朝的兴衰，但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这种解释显得苍白无力。本书细致考察了如魏源、龚自珍等先驱者在试图修补传统知识体系时所展现的挣扎。他们试图在“中学”中寻找“西学”的影子，进行一种“以古证今”的努力，但这种努力往往受制于既有的范式，难以产生根本性的突破。 从“经世致用”到“格物穷理”的张力： 晚清思想的主流依然是关注如何治理国家（经世），但学习西方的具体技术（格物）却日益重要。这种实用主义的转向，并非全盘接受，而是在对西方科学技术进行有限的“挪用”过程中，知识的重心开始从伦理教化转向对物质世界的认知。本书将探讨这种“半心半意”的引进如何造成了思想上的断裂与不适感。 精英群体的代际差异： 观察不同年龄层的士人对于外部冲击的反应。老一代的守旧与新一代的激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认知鸿沟。早期接受洋务教育的群体，在技术和制度层面的模仿，并未带来预期的国力提升，这使得他们对知识的“效用性”产生了深刻的怀疑。 第二部分：域外知识的涌入与思想疆域的拓展 随着晚清朝廷有限的开放，大量域外知识以不同路径涌入中国，彻底改变了知识传播的地理格局和内容结构。 翻译运动的史诗： 本书将重点分析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为核心的知识翻译工程。这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概念的移植。例如，“科学”、“哲学”、“民主”等核心概念在翻译过程中的多重选择与最终定型，深刻地反映了译者自身的知识背景和政治倾向。我们探讨了不同译本之间的细微差别如何影响了后世对西方思想的理解。 日本作为知识中转站的作用： 考察赴日留学生群体如何成为新旧知识交汇的最前沿。日本明治维新带来的成功经验，使得“日译汉字词”成为中国知识界获取新知的主要通道。这种“隔岸观火”式的学习，使得新知识在进入中国前，已经经过了儒家文化圈内部的初步消化和改造。 新式学堂的兴起与知识的“去中心化”： 考察新式学堂（如京师大学堂）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如何从根本上挑战了以八股文为代表的传统教育体系。知识的传授主体从私人讲学转向机构化、标准化，这标志着知识权威性的转移——从对经典的阐释权，转向对新知识体系的掌握权。 第三部分：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与文化批判的兴起 在新的知识景观下，知识分子的身份焦虑达到了顶峰。他们不再仅仅是“士大夫”或“儒生”，而必须重新定义自己在国家与社会中的角色。 “国民性”的反思与知识分子的责任： 戊戌变法失败后，知识分子开始将目光从制度改革转向国民精神的重塑。梁启超等人在《新民丛报》上提出的“新民”口号，标志着知识界认识到，没有国民素质的提升，任何外在的政治变革都将是空中楼阁。本书深入分析了他们如何运用历史叙事、社会达尔文主义等理论工具，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激烈的批判，试图“激发国民之自觉”。 从启蒙到革命的张力： 考察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对于“启蒙”与“革命”的取舍。一部分人坚信渐进式的思想改良能够自下而上地推动社会进步，而另一部分人则在目睹清廷的腐朽后，转向了推翻旧政权的激进行动。这种分化不仅是个人的选择，也是不同知识路径（如自由主义与激进革命思想）冲突的体现。 语言的革命与白话文的艰难推广： 知识界认识到，要真正实现思想的普及，必须突破文言文的壁垒。本书探讨了白话文运动的曲折历程，以及知识分子在推广新语言过程中所面临的来自传统士林的巨大阻力，以及他们如何通过小说、戏剧等大众媒介进行知识的渗透和文化的重塑。 第四部分：民初的知识整合与现代思想的初步定型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但随之而来的军阀混战和政治分裂，使得知识分子再度陷入对现代国家构建的迷茫之中。 对“共和”的理论建设与实践困境： 知识分子们试图将西方成熟的政治理论（如三权分立、主权在民）移植到中国土壤中。本书对比了早期共和派与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参与者在理解“西方”概念上的差异，指出早期对民主的理解更多停留在政治框架层面，而缺乏深厚的公民社会基础。 文化保守主义的复苏与“中学为体”的再次回潮： 在政治动荡中，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反思激进西化带来的文化失序。他们试图在“体用论”的框架下，重新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试图在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这揭示了现代思想构建并非一条直线，而是在不断的拉扯与调整中前进的复杂过程。 本书试图呈现的，是一个知识体系在“内卷化”与“外拓”的双重压力下，经历痛苦重塑的宏大图景。它关注的是知识的结构、传播的路径以及知识分子群体在面对“世界”时，如何一点一滴地改变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最终为中国的全面现代化奠定了艰难的思想基础。

评分☆☆☆☆☆

这部作品初读起来，便被它宏大的叙事视角和深邃的文本解读能力所震撼。作者似乎拥有一种魔力，能够将那些看似陈旧的史料，重新点燃成一个个鲜活的时代切片。我尤其欣赏他对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群体心态的细腻捕捉。不同于许多刻板印象中的“革命者”或“守旧者”，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活在一种巨大的张力之中——既渴望着与西方接轨的现代化，又被深植于传统文化的土壤所牵绊。那种在进步与保守之间摇摆的挣扎，那种在传统与现代的十字路口上迷惘徘徊的集体意识，被作者描摹得入木三分。文字的密度很高，信息量极大，但又不失文学性的流畅。读完之后，你会感觉自己不仅是了解了一段历史，更是参与了一场关于“如何成为现代中国人”的漫长而痛苦的集体对话。它迫使你重新审视我们今天所习以为常的许多观念的起源，那些奠定我们今日思想基础的基石，究竟是在何种剧烈的碰撞与融合中形成的。这种对思想根源的追溯，远比单纯梳理事件脉络来得更有价值和回味。

评分☆☆☆☆☆

与其他研究同期历史的著作相比，这部作品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对“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张力的深入挖掘。作者似乎对不同身份背景下的知识分子——是留日归国的、是本土科举出身的、是受新式学堂训练的——在面对同样问题时所产生的思维差异，进行了非常细致的谱系分析。我发现，那些被后世简单归类为“改革派”的群体内部，其观点分歧之大，甚至超过了他们与保守派之间的鸿沟。书中的很多论述，都指向了一个核心问题：在缺乏成熟的现代政治理论框架时，如何用本土的语言和文化资源去重新阐释“国家”、“民族”和“个人”这些全新的概念？作者通过对大量一手文献的梳理，呈现了他们在词语和概念的打磨过程中所付出的巨大心力。这种对思想“工具箱”构建过程的细致描摹，对于理解近代中国的思想困境极具启发性，它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和曲折。

评分☆☆☆☆☆

一口气读完此书，感觉心神为之一振，同时又带着一丝历史的沧桑感。这部著作的叙事节奏把握得相当巧妙，它能在宏大的历史背景和聚焦于个别思想家的精微分析之间自如切换。我特别喜欢作者在阐述某种激进思潮兴起时，总能回溯到其在传统儒家典籍中找到的某些“影子”或“预示”，这使得“西学东渐”的过程不再是单向的移植，而更像是一场复杂的“对话”和“重塑”。这种将传统与现代视为一个连续体来考察的态度，极大地提升了本书的厚度。它让我们看到，清末民初的变革，与其说是对旧体制的简单颠覆，不如说是一场对自身文化身份的痛苦自我拷问与重塑。合上书本时，我深感作者成功地将一个沉闷的学术命题，转化成了一部引人入胜的、充满思辨力量的时代史诗，让人久久不能平静。

评分☆☆☆☆☆

翻开这本书，立刻就能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学理气息，它绝非一本轻松的通俗读物，而是一部需要你全神贯注去研读的学术力作。作者在梳理清末民初复杂的思想流变时，展现出了惊人的文献功底和扎实的理论框架。特别是在分析不同学派之间错综复杂的影响与反作用力时，那种层层递进、逻辑严密的论证过程，让人不得不佩服其学识的渊博。我注意到，作者并没有采用简单的“谁影响了谁”的线性叙事，而是将不同地域、不同圈层的思想活动视为一个相互交织的复杂网络进行分析。比如，他对区域性学术社群如何孕育出地方性的启蒙声音，以及这些声音如何反过来影响了中央层面的决策制定，进行了非常精彩的对比研究。对于一个对近代思想史有一定基础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提供了大量新的视角和未曾深挖的细节，它极大地拓展了我对那个时代思想边界的认知。阅读过程中，我时常需要停下来，对照着自己的笔记反复咀嚼某些关键的论断，以确保完全领会了作者构建的那个庞大而精密的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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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给我的感觉，就像是走进了一座巨大的、充满了回音的旧式图书馆。作者的笔触冷静而克制，他没有过度煽情，而是用一种近乎冷静的解剖刀，剖开了那个风雨飘摇年代里，知识分子们在信仰崩塌与重建过程中的精神困境。我尤其赞赏作者对“文化”一词的界定和使用，它超越了简单的文学艺术范畴，深入到社会结构、伦理观念乃至日常生活仪式层面。读到关于新旧观念冲突如何具体渗透到家庭教育、婚姻观念甚至服饰变革中的那些章节时，我仿佛能看到那些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人们，在历史洪流前的无力与挣扎。这种“微观史”的切入，使得宏大的“革命”叙事变得立体可感，不再是教科书上冷冰冰的口号。它揭示了思想的革命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渗透在无数次日常的、隐秘的、甚至失败的尝试之中的漫长过程。这使得全书的基调显得既沉重又充满人性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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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很有启发性的书。咋读起有些晦涩，多读几遍就豁然开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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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的书很好，天下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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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质量还可以，只是内容有些深涩，角度新颖，做学术的可以买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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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来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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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很好的很好的很好的很好的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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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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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真的很棒，朋友很满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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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思想观点还是值得一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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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