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集了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从1956—2009年在马克思主义领域所写的许多作品，实质上是对马克思（和不可分开的恩格斯）思想发展及其后世影响的研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提供了一种迷人的、有洞见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并考察了马克思主义的多种影响：从对贵格会运动到马基雅维利，以及在法国大革命和德国哲学中的渊源。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核心文本，从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到葛兰西的《狱中札记》再到《共产党宣言》一一进行了考察，并对过去30年来退却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分析。本书的出版会帮助读者反思马克思主义和人类在21世纪将会拥有何种未来的问题。

作者简介

享誉全球的思想大师、备受推崇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英国科学院院士及美国艺术和科学院外籍院士，先后被多个国家的大学授予名誉学位。

精彩书摘

第一章今天的马克思

一

2007年，犹太人图书周在马克思逝世纪念日（3月14日）两周前举行，从举行地点出发，步行不久就到了伦敦与马克思关系最密切的地方——大英博物馆图书阅览室。两位立场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者我和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在那里向马克思表达了我们的敬意。然而，只要想想这个图书周举行的地点和日期，这就令人倍感意外。人们不能说1883年马克思死于失败之中，因为他的著作已经开始影响德国尤其是俄国的知识分子，他的信徒所领导的运动已经开始主导德国工人运动。不过，1883年，这一切尚不能充分地展示出马克思终生的工作。他写作了一些卓越的小册子和未完成的重要著作《资本论》。在马克思生命的最后十年里，《资本论》的写作几乎没有任何进展。当一位拜访者向他询问他的著作时，马克思苦恼地问道：“哪一部著作？”自从1848年革命失败后，马克思的主要政治努力——所谓的1864—1873年第一国际——以失败告终。尽管马克思在英国流亡了大半生，但在英国政治或思想生活中却没有确立重要的地位。

然而，马克思在逝世后却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在他去世后的25年里，欧洲工人阶级以他的名义成立或者接受其思想的政党在本国的民主选举中获得了15%—47%的选票——英国是唯一的例外。1918年后，许多工人阶级的政党成为了执政党，而不只是作为反对党存在，在法西斯主义灭亡之后仍然如此，但是它们由此急切地抛弃自己最初的思想来源。如今它们仍然存在于世。与此同时，马克思的信徒在非民主国家和第三世界建立了革命组织。在马克思去世70年后，人类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共产党执政的政权下，而共产党则声称自己代表他的思想，要实现他的理想。目前世界仍然有超过20%的人口生活在共产党执政的政权下，但是除了少数例外，这些执政的共产党已经彻底改变了政策。简而言之，如果说有一位思想家在20世纪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那么他就是马克思。19世纪的卡尔·马克思和赫伯特·斯宾塞都葬在海格特墓地。走进海格特墓地，令人非常惊讶的是两人的坟墓都在彼此的视线内。在两人都在世的时候，斯宾塞是公认的19世纪的亚里士多德，而马克思则是一位依靠朋友资助而生活在汉普斯德低坡的穷人。今天，无人知道斯宾塞也葬在那里，但是来自日本和印度的年老朝圣者络绎不绝地瞻仰马克思的坟墓，流亡的伊朗和伊拉克共产党人坚持葬在他的坟墓旁边。

随着苏联的解体，共产主义政权和共产主义大众政党的时代已经走向终结，即使在共产主义政权和共产主义政党仍然存在的地方，例如在中国和印度，它们实际上已经抛弃了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旧规划。在这样一些地方，马克思发现自己再度进入了无人区。共产主义声称是马克思的唯一的真正继承人，他的思想也基本上被等同于共产主义。在1956年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之后，异议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或者马克思列宁主义流派在世界各地都留下了少数足迹，现在无疑已经成为前共产主义者的绝响了。因此，在马克思逝世100年后的第一个20年里，他已经彻底变成了历史人物，不再令人为之不安。一些记者甚至认为，今晚的这场讨论是在努力把他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拯救出来。然而，今天，马克思再次成为一位21世纪的思想家。

英国BBC的调查表明，英国广播电台的听众把马克思选为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从这个调查中没有想到太多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把马克思的名字输入Google进行搜索，就会发现他仍然是搜索量最大的伟大思想家之一，只有达尔文和爱因斯坦超过他，但却远远高于亚当·斯密和弗洛伊德。

在我看来，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有两个原因。第一，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的终结把马克思解放了出来，马克思在理论上不再被公开地等同于列宁主义，在实践中不再被公开地等同于列宁主义政权。非常清楚的是，仍然有相当多的理由重视马克思对世界的看法。第二，尤其明显的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世界在一些关键的方面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预见的世界极为相似。1998年是这本惊人的小册子发表150周年，恰好也是全球经济剧烈动荡之年。公众的反应清楚地体现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预见。悖谬的是，这一次是资本家而不是社会主义者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社会主义者是如此地沮丧，竟然没有重视这个纪念日。我想起了我对美国航空公司飞行杂志编辑的采访所感到的惊讶之情，他们杂志的80%的读者是美国的商务旅客。我写了一篇关于《共产党宣言》的短文，他认为他的读者会对关于《共产党宣言》的辩论感兴趣，可他会采用我的短文吗？更令我惊讶的是，大约是在世纪之交的一次午餐会上，乔治·索罗斯问我怎么看马克思。我知道我们之间的观点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因而想避免争论，给出了一个含糊的回答。他说：“此人150年前发现了资本主义的一些事实，我们今天必须予以关注。”他的确是这样做的。此后不久，据我所知，那些从未成为共产主义者的著作家开始认真对待马克思，就像雅克·阿塔利的马克思新传记和马克思研究那样。阿塔利也认为，对于那些想把当前世界改变得更美好的人来说，马克思留下了许多的思想。应当记住的是，即使从这种观点来看，我们今天也需要重视马克思。

2008年10月，《金融时报》发表了题为“陷入灾变的资本主义”的头条新闻，这时无人再对马克思回到了公众视野中表示怀疑。当全球资本主义正在经历自20世纪30年代初以来最严重的动荡和危机时，马克思不可能退出公众的视野。另一方面，21世纪的马克思几乎必然不同于20世纪的马克思。

有三个事实支配了20世纪人们对马克思的看法。第一个事实是那些革命提上日程的国家与那些革命尚未提上日程的国家——宽泛地说就是北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区以及其他地区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分化。第二个事实来自于第一个事实：马克思的遗产自然地分化成两种遗产：（1）社会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的遗产；（2）那种由俄国革命主导的革命遗产。这一点在1917年由于第三个事实而变得十分清楚：19世纪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堕入我所说的“大灾难时代”，即从1914年到20世纪40年代的时期。那场危机是如此严重，使许多人怀疑资本主义能否复元。就像20世纪40年代非马克思主义者约瑟夫·熊彼特所预言的那样，资本主义不会注定被社会主义经济取代吗？事实上，资本主义确实复元了，但不是回到它的旧形式上。同时，苏联的社会主义选择似乎对崩溃具有免疫力。1929—1960年，苏联的社会主义看起来似乎合情合理，即使对许多不赞同这些政权的政治方面的非社会主义者来说，相信资本主义已经耗尽元气，相信苏联政治证明它会超越资本主义，似乎也不是不合乎情理的。在苏联人造卫星发射的那一年，这一观点听起来并不荒谬，在1960年后更明显如此。

这些事实及其对政策和理论的影响都属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的时期，超出了马克思本人的经历和评价的范围。我们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评判不是依据马克思本人的思想，而是依据后世对其著作的阐释和修正。我们顶多能够声称，在19世纪90年代末期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思想危机期间，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即那些曾与马克思、更可能与恩格斯进行过私人交往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开始讨论一些与20世纪相关的问题，尤其是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后来马克思主义者的许多讨论在马克思那里找不到思想来源，而是专属于20世纪，尤其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实际上可能或者应当是什么样子的问题，这个问题基本上诞生于1914—1918年俄国战时经济的经验和“一战”后的准革命危机或革命危机。

因此，马克思不可能主张，作为一种保证生产力最快速发展的方式，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优越。这一主张属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资本主义危机面对苏联“五年计划”的时代。实际上，马克思主张的并不是资本主义已经达到它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能力的极限，而是资本主义增长的不均衡运动产生了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而这种生产过剩危机迟早会证明生产与资本主义管理经济的方式不相容，造成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冲突。资本主义就其本质来说不可能适合随之而来的社会化生产经济。马克思认为，这必然会是社会主义经济。

于是，毫不奇怪，“社会主义”是20世纪关于马克思的辩论和评价的核心。这不是因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规划明显是马克思主义的——事实上并不是，而是因为所有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政党都赞同这样一种规划，而且共产党实际上声称已经制定了这样一种规划。这种规划就其20世纪的形式而言已经死亡。苏联的“社会主义”和其他“中央计划的经济”，即在理论上无市场的国家所有和控制的命令经济，已经成为过去，而且不会复兴。社会民主党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志向始终是未来的理想，但即使作为正式的志向，它们到20世纪结束也已经遭到了抛弃。

社会民主党人心中的社会主义模式和共产主义政权建立的社会主义究竟有多少内容属于马克思呢？这里十分关键的是，马克思本人慎重地避免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经济制度作出具体的阐述，也没有论及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形式，他只是指出，共产主义社会不可能人为地构想或设计出来，只能从社会主义社会中演变出来。他在这个主题上作出的一般性论述，例如他在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论述，没有给他的继承人提供具体的指导，事实上也没有给那些他们认为在革命之前属于学术问题或空想实践的问题提供严肃的思考。我们知道如下一点就已经足够了：共产主义将建立在——用著名的工党党章“第四条”的话来说——“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通常认为通过工业的国有化就可以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

十分奇怪的是，关于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最早理论并不是由社会主义者提出的，而是1908年由意大利的非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恩里克?巴罗内(Enrico Barone)提出的。在“一战”结束时私人工业的国有化问题提上现实政治的日程之前，也没有其他人思考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当时，社会主义者毫无准备地面对着他们的问题，从过去或其他人那里也得不到任何的指导。

“计划”包含在任何类型的由社会管理的经济中，但是马克思对此没有具体的论述。当苏俄在革命后尝试“计划”的时候，“计划”只能是临时的产物。在理论上，“计划”只能够通过设计出各种概念（例如列昂惕夫的投入产出分析）和提供相关统计数据才能实现。后来，非社会主义经济广泛地采用这些设计。在实践中，“计划”只有按照“一战”时同样临时产生的战争经济尤其是德国的战争经济才能实现，特别重视电气工业，这是德国和美国电气公司经理中的政治同情者告诉列宁的。战争经济仍然是苏联计划经济的基本模式，即一种事先确定某些目标——超速工业化、赢得战争、制造原子弹或者把人类送上月球——然后计划通过不顾短期代价地配置资源来实现这些目标的经济。这不是只有社会主义才有的状况。走向事先目标的工作可能带有或多或少的精密性，但是苏联的经济实践上从未超出这种状况。而且，尽管自1960年以来苏联经济一直尝试“计划”，但是从未摆脱在尝试使市场适应官僚的命令体系时所暗含的两难困境。

社会民主主义以一种不同的方式修正了马克思主义，要么推迟社会主义经济的建立，要么更现实地设计出不同形式的混合经济。就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仍然致力于创立一种完全社会主义的经济而言，这包含着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些思考。最令人关注的思考来自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例如费边主义者韦伯夫妇，他们设想通过一系列不可逆转的和累进的改革实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逐步变革，因而，尽管他们没有对社会主义的经济运作提供任何思考，但却为社会主义的制度形式提供了一些政治思考。最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者”爱德华·伯恩施坦主张，改良主义的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的目标没有任何实践的现实性，从而巧妙地处理了这个问题。事实上，大多数在“一战”后成为执政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满足于修正主义政策，实质上使资本主义经济的运作满足了工人的一些要求。这种立场的权威著作是安东尼·克罗斯兰的《社会主义的未来》（1956年）。他认为，随着1945年资本主义解决了建立丰裕社会的问题，公有企业（国有化的典型形式或其他形式）不是必要条件，社会主义者的唯一任务是保证国民财富的公平分配。这一切已经远离了马克思，事实上远离了传统社会主义者的构想：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种非市场的社会，这是马克思大概也会赞同的一种构想。

我只想补充一点：最近经济新自由主义者与其批判者之间关于国有企业和公有企业地位的争论，在原则上并不是一场专属于马克思主义乃至社会主义的争论。这场争论停留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一种企图上：通过国家全面退出对追求利润的企业活动的管制或控制，把自由放任原则的病变转化成经济现实。这种把人类社会交给（所谓的）自我控制和使财富乃至福利最大化的市场——充斥着理性地追求私利的行动者——的企图，在任何发达经济、甚至在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早期阶段上没有任何先例。这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学家对亚当·斯密的误读，就像苏联极端的100%国家计划的命令经济是布尔什维克对马克思的误读一样。毫不奇怪，这种更接近于神学而不是经济现实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也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