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今看来，当年的工作状态可谓“不堪回首”。就在接到通知那天之前的一周内，还经历了“南征北战”的过程：8月18日在吉林长春为市、县政府领导培训班做文化遗产保护报告；8月20日在西藏拉萨参加中国西藏文化论坛；8月21日在四川雅安参加茶马古道保护研讨会；8月23日和24日在福建福州分别参加全国生态博物馆、涉台文物保护总体规划评审，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福建基地启动，三坊七巷社区博物馆揭牌等活动。
　　一周数省，这就是当年常态化的工作状况。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自己一路前行？除了文物人“敢于担当、乐于奉献”的情结外，恐怕*主要的就是“把工作当学问做、把问题当课题解”的工作方法。不断出现的问题、不断凸现的矛盾和不断涌现的挑战，将时间撕裂成一块块“碎片”，甚至一天之内要进行几次“脑筋急转弯”。如果不能针对闪过的想法及时停下来思考、面对发现的问题及时静下来反思，就会陷于疲于应付、不堪重负的境地。城乡建设大规模展开的时期，必然是文化遗产保护*紧迫、*关键的历史阶段。只有“把工作当学问做、把问题当课题解”，才能在复杂的情况下，夯实基础，居安思危，防患未然；在困难的情况下，深思熟虑，心中有数，底气十足；在紧急的情况下，头脑清醒，敢于直面，坚守底线。
　　“把工作当学问做、把问题当课题解”的工作方法，需要持之以恒，读书、思考、写作、归纳，早已成为每天的必修课。无论是在考察途中的汽车里，还是在往返的飞机上，抑或是在家中的书桌前，以电脑为伴，将考察的感想、调研的体会、阅读的心得及时记录下来。正是因为这一次次的梳理思绪、深化认识，长期下来，居然积攒下上千万字的记录，包括论文、报告、访谈、提案，林林总总，其中既有“一吐为快”的真实感受，也有“深思熟虑”的肺腑之言，还有“临阵磨枪”的即席表达。将它们汇集起来，既是一个时期实践经验的点滴记载，也是一个时代文化遗产事业的综合纪实，还是一个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不息生命的心灵写作。面对这些海量且繁杂的“原生态”记录，早已萌生出按照内容进行分类归纳的愿望。所幸天津大学出版社伸出援手，以“新视野·文化遗产保护论丛”为名，按照不同内容进行分辑分册，涉及文化遗产保护基础建设、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实施和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等诸多方面。
　　一路走来，吴良镛教授的学术思想始终像一座灯塔照亮我前行的方向。“把工作当学问做、把问题当课题解”，源于吴良镛教授所倡导的“融贯的综合研究”理论框架。就是力图从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入的角度，分析和梳理文化遗产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和建立新的文化遗产类型和相应的保护方式，使制约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重点、难点和瓶颈问题不断得以有效解决。实践证明：文化遗产保护、城市文化建设、博物馆发展，在方法上、尺度上、内容上虽然各有不同，但是三者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三位一体进行“融贯的综合研究”，则可以呈现出中国特色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视野。

作者简介

　　单霁翔，1954年7月出生。1980-1984年赴日本留学，从事历史性城市保护规划研究。回国后历任北京市文物局局长、房山区区委书记、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现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为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师从两院院士吴良镛教授，获工学博士学位。被聘为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2005年3月，获美国规划协会“规划事业杰出人物奖”。2014年9月，获国际文物修护学会“福布斯奖”。
　　出版《城市化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文化建设》《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等多部专著，并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

关于实现每一个少数民族拥有一座以上民族、民俗博物馆的提案
重视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和博物馆建设
关于加快中国民族博物馆场馆建设的提案
在全国民办博物馆工作座谈会上的报告
关于进一步促进民办博物馆发展的提案
实现考古遗址保护与展示的遗址博物馆
实现保护性再利用的旧址博物馆
关注“人”“自然”和“社会”环境中的民族博物馆建设
民俗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民俗博物馆建设
民办博物馆是博物馆事业的重要力量
增加高校博物馆社会亲和力的思考
民俗博物馆建设与非物质遗产保护
探索民办博物馆健康发展之路

精彩书摘

　　《博物馆的多样化发展/新视野·文化遗产保护论丛（第三辑）》：
　　良渚文化遗址和红山文化遗址，作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最具规模的考古遗址，应成为具有纪念、研究、教育、观光功能的文化圣地。考古研究成果证明，良渚遗址区内包括宫殿、祭坛、墓地、城址、村落等各类遗存。但是，由于良渚遗址保护面积庞大、遗存分布广泛、区内人口密集，使保护工作面临比其他地区同类考古遗址更多的压力。《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经过几年的磨合，各方也逐渐达成共识，确定保护范围为4202万平方米，建设控制地带2390万平方米，为加强良渚遗址保护提供了科学、可行的管理依据。在此基础上，正式启动良渚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确定了以良渚古城遗址、塘山遗存、瑶山祭坛等为保护项目实施重点，实现总面积2500万平方米的大型考古遗址公园。近年来，朝阳市政府认识到要实现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可持续保护和周边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必须用文化战略的眼光来审视考古遗址的保护，用文化战略的思维来考虑广大民众的长远利益。在推进牛河梁遗址的保护过程中，探索实现大遗址保护展示与环境保护、生态保护、农民生产生活改善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有机结合，通过建设牛河梁考古遗址公园，形成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最终惠及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与民众生活改善的良性循环之路。2008年正式启动了牛河梁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近期将实现800万平方米核心保护区范围对社会开放。
　　在我国，考古遗址公园被称为是一项实践操作先于理论研究的新生事物。为了加强考古遗址公园的理论研究，近年来，国家文物部门召开了一系列专题会议。2008年10月，来自10个历史性城市和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部门的代表以及专家学者，参加了在西安召开的“大遗址保护高峰论坛”，与会代表注意到，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给文化遗产保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这突出表现为大遗址保护与土地资源高度紧张的矛盾日益凸显，与城市建设的冲突日益凸显，与传统保护理念和模式的不协调日益凸显。面对这一形势，必须重新思考和定位大遗址的保护模式和管理方式。与会代表同时注意到，从高句丽遗址、殷墟遗址到大明宫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再到金沙遗址、鸿山遗址，都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保护行动。伴随着这些实践，大遗址正在从城市中被人遗忘的角落、脏乱差的角落，逐渐转变为城市中最美丽的地方，最有文化品位的空间。论坛围绕“做好大遗址保护，推进城市和谐发展”的主题，就探索大遗址保护新模式，推动大遗址保护健康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确保民众共享保护成果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形成了我国大遗址保护方面的第一个专门性文件《西安共识》。
　　2009年6月12日，以“大遗址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为主题的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召开，在广泛交流和讨论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良渚共识》。《良渚共识》指出，考古遗址公园应“根据不同遗址各自的特点，紧扣其内涵和价值，采取有针对性的保护展示方式，形成独特的风格和魅力”。2009年II月，来自18个城市的代表，再次相聚古都洛阳参加“大遗址保护洛阳论坛”，形成了大遗址保护的《洛阳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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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把工作当学问做把问题当课题解
　　“新视野·文化遗产保护论丛”出版在即，出版社嘱我写一个自序。心怀往昔，愿以时间为轴写出自己简短的感言，希望聚焦有启迪意义的文化历程，也希望表达充满真情实感的“乡愁”。
　　2011年8月25日清晨接到通知，我将要离开工作近10年的国家文物局，到故宫博物院工作。消息突然，没有精神准备。记得当天上午工作日程是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做专题报告。一路上，10年来的工作情景在脑海中闪过，想到在走向新的岗位之前，应该对以往工作进行回顾，负责任地进行工作交接，于是到会场后便放弃了已经准备好的多媒体演示内容，改为讲述参与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体会，将近两个小时的畅谈，仍感意犹未尽，充满着回望与寻觅的思绪。
　　如今看来，当年的工作状态可谓“不堪回首”。就在接到通知那天之前的一周内，还经历了“南征北战”的过程：8月18日在吉林长春为市、县政府领导培训班做文化遗产保护报告；8月20日在西藏拉萨参加中国西藏文化论坛；8月21日在四川雅安参加茶马古道保护研讨会；8月23日和24日在福建福州分别参加全国生态博物馆、涉台文物保护总体规划评审，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福建基地启动，三坊七巷社区博物馆揭牌等活动。
　　一周数省，这就是当年常态化的工作状况。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自己一路前行？除了文物人“敢于担当、乐于奉献”的情结外，恐怕最主要的就是“把工作当学问做、把问题当课题解”的工作方法。不断出现的问题、不断凸现的矛盾和不断涌现的挑战，将时间撕裂成一块块“碎片”，甚至一天之内要进行几次“脑筋急转弯”。如果不能针对闪过的想法及时停下来思考、面对发现的问题及时静下来反思，就会陷于疲于应付、不堪重负的境地。城乡建设大规模展开的时期，必然是文化遗产保护最紧迫、最关键的历史阶段。只有“把工作当学问做、把问题当课题解”，才能在复杂的情况下，夯实基础，居安思危，防患未然；在困难的情况下，深思熟虑，心中有数，底气十足；在紧急的情况下，头脑清醒，敢于直面，坚守底线。
　　“把工作当学问做、把问题当课题解”的工作方法，需要持之以恒，读书、思考、写作、归纳，早已成为每天的必修课。无论是在考察途中的汽车里，还是在往返的飞机上，抑或是在家中的书桌前，以电脑为伴，将考察的感想、调研的体会、阅读的心得及时记录下来。正是因为这一次次的梳理思绪、深化认识，长期下来，居然积攒下上千万字的记录，包括论文、报告、访谈、提案，林林总总，其中既有“一吐为快”的真实感受，也有“深思熟虑”的肺腑之言，还有“临阵磨枪”的即席表达。将它们汇集起来，既是一个时期实践经验的点滴记载，也是一个时代文化遗产事业的综合纪实，还是一个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不息生命的心灵写作。面对这些海量且繁杂的“原生态”记录，早已萌生出按照内容进行分类归纳的愿望。所幸天津大学出版社伸出援手，以“新视野·文化遗产保护论丛”为名，按照不同内容进行分辑分册，涉及文化遗产保护基础建设、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实施和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等诸多方面。
　　一路走来，吴良镛教授的学术思想始终像一座灯塔照亮我前行的方向。“把工作当学问做、把问题当课题解”，源于吴良镛教授所倡导的“融贯的综合研究”理论框架。就是力图从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入的角度，分析和梳理文化遗产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和建立新的文化遗产类型和相应的保护方式，使制约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重点、难点和瓶颈问题不断得以有效解决。实践证明：文化遗产保护、城市文化建设、博物馆发展，在方法上、尺度上、内容上虽然各有不同，但是三者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三位一体进行“融贯的综合研究”，则可以呈现出中国特色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视野。
　　从1984年进入城市规划部门以来已经30余载，从1994年进入文物系统以来也已经20余年，其间有不少令人难忘的回忆。有幸在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站，来到故宫博物院，一方面继续享受紧张工作带来的压力和挑战，另一方面得以将几十年来积累的体会应用于具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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