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十年田野研究成果
《*后一公里村庄》是当代著名三农问题专家、著名社会学者贺雪峰教授经过10年调查，深入全国千余村庄后的全新著作，纤毫毕现地展现中国农村。

全景性乡村区域文化调查
本书首次从区域差异的视角审视中国乡村，引用大量一手的真实案例，分析中国乡村社会所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特别是对农民收入与社会分层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全面和详尽的探讨。书中所论及的问题反映了中国乡村*迫切需要被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对于致力于研究乡村发展问题的学者，以及对村庄话题感兴趣的读者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内容简介

中国农村正在经历*的巨变，这种巨变还会持续若干年。这是中国一百多年持续进行的现代化*终在农村地域上的体现。延续数千年的稳定村庄结构，因为农民大规模进城务工经商、农民家庭收入越来越依赖村庄以外的城市工商业收入而发生变化。村庄空心化，建立在家庭以上的村庄基本社会结构如宗族、门子等家庭联合体受到冲击，家庭结构本身也处在变化之中。农民价值与意义世界的变化，传宗接代观念受到冲击，为什么活，活着要干什么，现在成了问题。

“*后一公里”既是贺雪峰田野治学理念与方法的体现，也是他研究的重要乡村治理现象。作者历经十年，身体力行深入中国乡村地区，运用大量一手的真实案例，分析中国乡村社会明显的区域特征。记录了中国乡村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现象和问题: 村庄类型、乡村政治、熟人社会、高价彩礼、乡村生活秩序的构建、农民收入与乡村社会分层的关系等。通过对村民个体、家庭及乡村社会组织等多层面的乡村调查，呈现出当下中国乡村内在的生存状态，并在村庄治理这样一个宏大而又紧迫的命题下，深入探讨了如何重塑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

作者简介

贺雪峰，长江学者，著名三农问题专家，现任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乡村基层民主和乡村建设理论研究。研究方向：乡村治理，乡村建设，农村社会学，政治社会学。

精彩书摘

一
彩礼性质的区域差异

广东英德市农民罗观林，1982 年结婚，岳父要 1000 元彩礼，正好罗观林妹妹出嫁，要来 900 元彩礼，他便送出 900 元彩礼，将妻子娶了回来。罗观林说，1982 年，农村很穷，不要说 1000 元，就是 30 元的彩礼他也拿不出来。一般人结婚要出彩礼，都是全村人帮助凑钱才拿得出。有一家女儿出嫁，非要 2000 元彩礼，男方只能向全村人借钱，全村人所有现钱都拿出来才凑够彩礼将媳妇娶了回来。不过，娶回来的媳妇受到全村人的敌视，认为她害苦了大家。这个媳妇在巨大压力下不久就自杀了。
10 年前，罗观林的儿子娶媳妇，女儿出嫁，彩礼水平都在 6000—8000 元。我们调研的 2016 年 3 月，当地彩礼一般在 1 万—2 万元。1982 年，农村基层公务员每月收入在 30 元左右，900 元就相当于农村公务员 30 个月的收入。2016 年，英德县乡镇干部的工资收入大概为每月 6000 元，1 万～ 2 万元彩礼只相当于农村公务员 3 个月的工资。也就是说，以农村公务员工资为参照，英德农村彩礼水平下降为从前的十分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罗观林的经历并非个案，而是在华南农村具有相当的普遍性。20 世纪 80 年代初，华南农村彩礼可能没有 900 元这么高，但也不会低太多。当前华南农村彩礼却普遍不高。改革开放以来，华南农村的彩礼呈现出大幅度下降的趋势。
改革开放之初，华北农村彩礼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甚至没有彩礼一说。最近 10 年，华北农村的彩礼水平急剧上升。10 年前，华北地区彩礼 2 万～ 3 万元已很普遍，到现在，华北很多地区农村的彩礼早已超过10 万元，甚至高到 10 万～ 20 万元的也很普遍。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华北农村的彩礼基本上是从无到有，从低到高，快速地增长。为什么不同地区彩礼变化会有如此的不同？区域差异也许是理解问题的一个视角。按我们的说法，华南农村多宗族性村庄，这些村庄大多是聚族而居的团结型村庄。团结型村庄对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各种力量具有一定的抵御能力，经过宗族的抵制，外来力量大为减弱，对村民的改变程度因此降低。新中国很重要的一个理念是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自由恋爱，彩礼因其封建性质而被认为是不正确的，但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现代理念以及彩礼不正确的理念在华南农村并未受到彻底冲击，分田到户以后，嫁女儿就应当收回女儿养育成本的观念依然存在。所以，在华南农村，彩礼又称为“奶浆钱”，是归女方父母的，有人直接称这是“卖女儿的钱”。而华北农村多为分裂型的小亲族村庄，华北村庄内部一般都存在着若干竞争性的结构，这种竞争性的结构往往试图通过援引外来力量来强化己方，打击对方。因此，新中国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理念很快就被引入村庄，带有封建性质的彩礼因其不正确性被抛弃。改革开放之初，华北农村普遍没有彩礼，这应是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后来华北地区又出现了彩礼，且彩礼数额很快地提高了呢？总体来讲，中国农村存在男女性别失衡问题，男多女少。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华北农村女孩不愁嫁，男孩错过婚期就要打光棍。因此，女孩就有了选择权。在男孩个人条件相当的情况下，女孩当然愿意选家庭条件更好的结婚。
相对有几个兄弟的男孩家庭，女方更愿意选择独子家庭，因为独子家庭就可以全部占有男方父母的家产。有多个儿子的家庭，父母要让儿子娶到媳妇，比只有一个儿子的家庭更困难。多子家庭为了让儿子成家，就愿意预先支付彩礼给女方，保证女方利益而娶到媳妇。大儿子结婚，父母为儿媳支付彩礼，二儿子结婚，父母再准备一份彩礼。三儿子到了结婚年龄，父母可能不仅拿不出彩礼，而且负债累累，三儿子就有了打光棍的风险。这里的彩礼是男方家庭给儿媳妇的预付收入，而不是给到女方父母的。这是与华南农村彩礼的本质区别。只有一个儿子，未来媳妇要高额彩礼没有意义，因为本来就是一家人。儿子越多，未来儿媳妇越是要高额彩礼，因为彩礼是父母送给未来
媳妇的私产。男方家里兄弟多，造成女方要高额彩礼，就抬高了一个地区彩礼的水平，由此导致即使只有一个儿子，父母也得为未来儿媳妇备下一份达到地区平均水平的彩礼作为儿子媳妇小家庭的私产。对于条件在一般水平之上的家庭，彩礼不是大问题；对于条件较差的家庭，彩礼压力巨大，女方可能不只是要彩礼，而且要在城里买房，要车，甚至最好是“有车有房、父母双亡”。对于多子家庭，即使家庭条件还不错，也经不住女方及其家人多次轮番地提出条件，结果就是“生两个儿子哭一场”“生三个儿子只能骨瘦如柴”了。华北农村彩礼越来越高，是因为彩礼具有提前从父母那里分割家产的意味。显然，华北农村，借助女方在婚姻市场上的优势，女方及她们的家庭通过彩礼实现了利益的最大化。在这个意义上，华北彩礼持续上升反映出来的是女方在婚姻市场上地位的持续提升。也就是说，妇女地位提高了。
有趣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华南农村彩礼水平实质上下降了，却也反映出华南女孩地位的上升。改革开放之初，华南宗族农村真正建立在自由恋爱基础上的婚姻是很少的，父母对子女婚姻干预很多。现在，华南农村的女孩也外出打工，越来越多地选择自由恋爱，父母对女儿的自由恋爱也乐观其成，其中原因是：第一，家庭条件比过去好了，不需要通过嫁女儿的彩礼来补贴家用了；第二，男女平等的认识越来越普遍，争要高额彩礼会降低女儿在婆家的地位；第三，女儿自由恋爱了，父母要高额彩礼也越来越难了。因此，以补贴娘家为特征的华南农村的彩礼，随着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和自由恋爱而越来越低了。
同样的妇女地位上升，在华南农村与华北农村却引起了彩礼一降一升的不同效应。
随着跨省婚姻的普遍化，婚姻市场上男多女少的格局不再局限于一个地方，而会走向普遍化。华南农村也会出现女孩少不愁嫁而男孩多娶不到媳妇的问题，从而可能出现女孩向男方父母要彩礼，导致彩礼数额越来越大的情况。这个时候的彩礼就不同于过去的“奶浆钱”，而变成了类似华北农村提前向子女分割父母的家产。当前华南农村正在出现这种彩礼上的微妙变化。
从我们对全国农村的区域划分来看，除华南多为团结型的宗族村庄和华北多为分裂型的小宗族村庄以外，中部的长江流域多为分散型的原子化村庄。原子化村庄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妇女解放的彻底性。男女平等和自由恋爱成了真正的地方实践，表现之一就是长江流域的原子化村庄存在的男孩生育偏好最少。父母因此可能对儿子女儿同等看待。在性别失衡、女方在婚姻市场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女孩当然会借此向男方要价，比如提高彩礼、买车买房等要求。与华北农村不同的是，中部原子化地区，女方向男方提出了要求，比如彩礼，女方父母不仅不会要彩礼，而且会准备一份相当厚实的嫁妆，其价值可能与男方的彩礼不相上下。这样，彩礼和嫁妆就变成了男女双方父母为子女建立家庭所提供的支持，这是双方父母财产的代际转移。在这个意义上，在中部地区，女孩也可以参与父母家产的分割。农村彩礼在南中北农村的这种差异现在还显著存在。有趣的是，无论不同地区的彩礼水平有多么巨大的差异，它们都显示了妇女地位的持续上升，也许还有自由恋爱的兴起。

二
老年人的退养
按当前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一个就业者到了 60 岁就应当退休，过起拿退休金的生活。当前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还存在城乡差异，城市居民的退休金比较高，每月最低也有上千元。农村基本养老保险金，当前大多为每月 70 元。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若能参加社会养老保险，连续缴纳 15 年社会养老保险且所在企业也同时缴纳应担部分，那么他到60 岁时就可能拿到每月上千元的养老金。

家有一老是一宝

上海市前几年推出颇有特色的“镇保”，即凡是退出承包土地的农户，到 60 岁就可以每月领到 1500 元左右的“镇保”。苏州也推出类似的失地农民保险，农民到了 60 岁每月可以领到 810 元养老金。一般农业地区的农民，到了 60 岁每月可以领到 70 元的养老金，与过去一分钱没有相比，还是很不错的。这当然是最低保险，农民自己一分钱都不用交。若之前自行缴纳了养老保险，这个保险金额就可以提高。从无到有，农村老年人如今每月都有一笔现金收入。虽然数额不大，意义却很重大，尤其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村老年人普遍“有饭吃，无钱花”的问题。因此，有些农村的老年人也说“新农保是半个儿子”。
仅靠新农保肯定是不够的。农村老年人仍然要依靠家庭养老这种传统的养老方式。养儿防老，古已有之。中国人一直是靠家庭来养老的。新中国成立之后，没有儿子的老人则通过“五保户”制度由集体和国家来养老。
靠儿子的家庭养老与国家制度性养老有很大差异，主要在于家庭是一个共产单位，成员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在老年人身体很好的时候，他们不能说自己已经 60 岁了，应该退休了，所以就不再劳动了，就该儿子养着。一般情况下，农村老年人只要身体好，甚至只要能动，就会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种田、种菜养猪、捞鱼摸虾。当前中国农村普遍出现半工半耕的家庭结构，年轻人外出务工，年老父母在家务农，他们的劳动收入足以养活自己，还可以支持子女。农村老年人都有土地，还有庭院等空间，他们的劳动力可以与土地结合起来形成产出，这些产出不仅可以养老，而且可以有所积蓄。机械化和电力的普及，使农业生产不再是重体力劳动，年龄大的老年人也可以从事农业生产。从这个意义上讲，除了家庭养老以外，每家农户都有的承包地，以及住房的庭院空间也为农民提供了养老保障。农村老年人只要能动，就可以从事力所能及的农业生产，就有能力自己养活自己。只有当年事已高且不再有劳动能力时，他们才需要子女赡养。一般情况下，农村老年人从丧失劳动能力到去世的时间都不会很长，所以，赡养父母对农村子女来说并没有很大的压力。反倒是超过 60岁的老年人普遍从事农业生产，可以为农民家庭提供农业收入，因此他们就不是负担，而是财富。所以农村也有这样一说：“家有一老是一宝”。
相对来讲，宗族地区的农村老年人，尤其是客家男性比较懒散，他们到了 60 岁，或子女结婚了，就开始改变心态当起老年人，退休了。在广东清远和江西赣州客家地区调研发现，这些地区的老年人普遍比中西部地区老年人更悠闲，更逍遥。客家农村的老年人认为，既然子女已经成家，就应该由他们来承担家庭重任，子女就应该赡养好父母，父母完成了人生任务，剩下的就是享受人生的休闲退养时光了。在客家宗族地区，老年人普遍地位较高，且较少从事农业生产，这与宗族地区存在强有力的结构性力量有关。并且，这个结构性力量的话语是有利于老年人的，是为老年人在家庭中拥有较高地位说话的。客家宗族地区的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认为，子女成家了父母就应当从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子女赡养且养好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子女养好父母的这种天经地义，在原子化程度很高的洞庭湖平原和江汉平原，可能就是完全反过来的。在两湖平原，村庄中的舆论是老年父母应当多为子女考虑，年轻人在社会上立足真是不容易，所以，父母只要能劳动，就一定要劳动，以最大限度地为子女提供更多积蓄。若父母年龄大了，生了重病，不能动了，也千万不可以拖累子女。一个瘫痪在床的老年人竟然不自杀，那一定是老糊涂了。这样一种明显偏向年轻人的舆论，当然也有结构性的力量在支撑，只是这个结构性力量太不利于老年人了。

再苦再累心中留

上海农村老年人 60 岁退休，每月可以拿到 1500 元的“镇保”，夫妻两口人，每月就有 3000 元养老金，再加上有自己的住房，可以在庭院种蔬菜，生活成本很低，每月养老金就有很大的节余。尽管如此，上海农村老年人也是只要能动，就会想方设法打零工。在上海正规就业要交“三险一金”，超过 60 岁的老人已经领了“镇保”，当然就不需要缴“三险一金 ” 了，所以这些老年人主要是非正规就业，比如去村办企业上班，工资都是现金结算。上海农业需要雇佣季节性劳动力，工资为每天 80 元，也是现金结算，上海农村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是这些季节性劳动力的绝对主力。上海农村老年人之所以 60 岁以后还从事各种非正规就业来获得收入，主要是想帮衬子女。
前不久在苏州农村调研，发现当地超过 60 岁的老年人除了每月领取 810 元的养老金外，几乎都在想方设法赚钱，根本没有年龄大了该退养休息的概念。在调研的望亭镇，超过 60 岁的老年人每年所获收入普遍比年轻人要高，同时兼三份工作也绝非个别现象，而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较为典型的是早上 4 点起床当清洁工，8 点正式上班，晚上当保
安，甚至 70 多岁了也要到工厂做工。在家照顾孙辈的老年人也可以做各种手工活，比如折锡纸一年收入 7 万元。苏州农村的老年人只要能动，就一刻也停不下来。苏州农村发达的工商业也为老年人提供了远多于中西部农村老年人的就业与收入机会。这样一来，一对老年夫妇一年收10 万元以上并不是难事，一对年轻夫妻却很难有 10 万元的年收入。总体来讲，在苏州农村，农民的收入主要来自务工。苏州本地年轻人要与外来农民工竞争，工资收入就不可能太高，但他们的消费远高于外来农民工。尤其是本地年轻人之间存在着攀比心理，最典型的就是买车和衣着消费，买房子也是大笔开支。江苏省计划生育十分彻底，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得到严格执行，苏州农村年轻人都是独生子女。他们的中产阶级生活水平仅靠自己的收入当然是无法维持的，他们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要通过广泛存在的各种获利机会来获得收入。正是通过代际剥削，年轻人才可以过上与收入不相称的中产阶级化了的生活。
代际剥削中，最典型的是婚礼期间的彩礼与叫礼。望亭镇年轻人结婚，男方父母要出高额彩礼，这当然是归新婚小夫妻的。此外，结婚的年轻人还会得到长辈送的“叫礼”，即在婚礼上开口叫人所获得的礼金。叫礼很昂贵，且男女双方亲友都要出叫礼，一场婚礼下来，双方亲友所送叫礼就有二三十万元。叫礼以及彩礼都是长辈对晚辈的资金转移，是典型的代际剥削。在苏州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更多的获利机会导致老年人全天候地工作，以至于一个人同时做三份工作成为普遍现象。这些老年人显然不是在为自己的养老而奔忙，而是在为保卫家庭荣誉、保卫自己的尊严而努力奋斗。
相对来讲，中西部地区的农业具有季节性特征，农闲时间长。所以，虽然当地的老年人只要能动就会劳动，但他们大部分时间还是农闲，基本上是与村庄里的熟人一起聊天打麻将。

“诗意”的回归

“珠三角”农村地区，绝大部分土地上都盖了厂房，因此农民可以从集体收入中获得较多分红，而且，几乎每个农户都建了面积很大的房子出租，每年可以获得不低的租金收入。集体分红和租金收入，再加上就业收入，“珠三角”农户的收入水平并不低。相比之下，望亭镇的农民只有微乎其微的集体分红，自家住房出租收入也很少。“珠三角”的老年人因为有租金收入和分红，到了 60 岁就很少再去工作，而更愿意含饴弄孙，每天喝早茶，过快乐的老年退养生活。“珠三角”的年轻人与苏州年轻人一样，也面临与外地农民工竞争工作岗位的困境，不过，“珠三角”的年轻人似乎很难像苏州年轻人那样剥削父母。甚至按人头均分的集体分红，以及出租家庭住房所获的租金，年轻人通常也不会向父母要回自己那一份，因为集体分红是以户为单位直接分给户主的，而户主是虽然退休但仍然掌握财权的父母。家庭住房是父母所建，租金当然也由父母掌握着。也许，正是依靠着租金收入，“珠三角”的老年人才享受到真正的退养与休闲时光。

当前中国农村的情况十分复杂。农村老年人状况如何？他们能安度晚年吗？国家如何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保障？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认真的讨论。不理解当前中国农村老年人的生存状况，就不可能形成真正有针对性的政策，来保障农村老年人的生活。

前言/序言

导读丨中国乡村正经历*的巨变(节选）农民进城后的乡村存在问题

在中国农村的巨变中，最显著的一点是几乎所有农村青壮年都进城务工经商，生活的主要收入来自城市，主要生活场所也转移到了城市。这种变化是农民选择的结果，一方面城市有了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体制改革为农民提供了进城的保障。农民进城，中国农村一直以来存在的人多地少的问题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农民收入持续提高，农村贫困大幅度减少。在这个意义上，农民进城是农民的选择，也是他们改善福利的途径之一。农民进城不是被迫的，而是主动的。同时，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农民进城往往只是家庭青壮年劳动力进城，而不是全家进城，因为全家进城的成本太高，农民工的收入不足以支撑整个家庭在城市的体面生活。农民选择了年轻子女进城务工经商、年老父母留村务农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当前中国大约70%的农民家庭选择了这样一种“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这种家计模式可以让农民家庭同时获得务农收入和务工收入，而农村生活成本比较低，这样农民家庭每年都有经济上的节余。有节余的日子才是比较好过的日子。同时，这种“半工半耕”家计模式下必然会出现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城造成农村空心化，之前维系农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社会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
农民进城，对农民家庭来说当然是利大于弊，对村庄生产生活秩序则是弊大于利。国家自2000年以来开始大规模向农村转移支付，不仅为农村的最弱势群体提供了低保和困难救助，而且为农民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新农合、新农保支持，从而为农民提供了基本保障和社会保险，缓解了农村中的绝对贫困。国家支农资金还为农民提供了大量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正在快速改善。
国家投入解决了农村存在的一部分问题，但国家投入不是万能的，国家不可能为所有人提供全面完善的公共服务，很多公共服务还要依靠农民自己解决。这就是国家无力解决的从国家投入到农民需求之间“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中普遍存在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并不是工程问题，更不是国家投入的问题，而是农民组织问题，即这些与农民生产生活基本条件密切相关的事务必须要由农民自己组织起来解决。比如国家不可能为每一个农户打扫他们门前的“生活垃圾”。在维持村庄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传统力量已经弱化甚至解体，而国家行政力量又无力来接替时，农村社会就出现了各种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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