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投射在墙上，画面模糊不清，扬声器里传来失真的声音。影片快进，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歌响起，墙上的方形亮光变成了白刷刷的房间，地板上坐着二十几名美国战俘。讲台上架设好麦克风，一个高大憔悴的男人慢慢走近讲台。他穿着蓬松的囚服，袜子和拖鞋，一只手放在身前，被夹克衫遮住了，另一只手放在大腿上，朝房间前面的官员们弯腰鞠躬。他对着麦克风慢慢说道：

“我是迈克尔?J.兰德尔，美国海军少校，1967年2月10日在轰炸宁平的一家民用医院时被抓，就在宁平附近。尽管我犯战争罪的证据确凿，但是越南民主共和国并没有对我做出任何惩罚，他们向我展示了我还有其他美国人造成的苦难，我对我的所作所为感到抱歉，抱歉我们杀了孩子。我向美国人民呼吁停止这场战争，越南民主共和国没有……他们对美国人民没有敌意。是当权主战论者在作祟。我为我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

摄像机扫到其他囚犯，他们像一个个专心听讲的学生那样面无表情地坐着。影片在北越国歌声中结束。

“手法太笨拙了，”阿里说，他的英文几乎毫无瑕疵，“他那只手肯定是被绑住了。”在影片放映期间，他一直仔细地观察着达丽娅。画面中出现那张憔悴的脸的特写时，达丽娅的双眼瞪大了一会儿。除此之外，她一直面无表情。

“朝医院扔燃烧弹，”阿里沉思道，“这种事他有经验。”

“他开直升机进行营救时被抓了，当时他正试图拯救一架被击落的鬼怪战机上的人，”达丽娅说，“你看过我的报告了。”

“我看到的是他告诉你的。”纳吉尔说。

“他告诉我的是事实，他没有说谎，”她说，“我和他住了两个月，我清楚。”

“不管怎样，这只是一小部分，”阿里说，“关于他的其他事会更有趣。”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阿里盘问了她关于这个美国人行为的所有最私密细节。盘问结束后，达丽娅似乎在房间里闻到了一股味道。不管这味道是真实存在还是出于她的想象，都将她的思绪带回到蒂尔1的巴勒斯坦难民营——那时她八岁，正在叠潮乎乎的床单。黑暗中，她妈妈和带来食物的男人曾在这铺盖上一起呻吟。

法西尔接过质问的话头。他有一双技术人员粗糙却灵活的手，指尖布满老茧。他坐在椅子前端，挎包放在旁边的地板上。

“这个美国人鼓捣过炸弹吗？”

“只鼓捣过军用炸药包，但是他的计划周密，规划到分钟，看起来很合理。”达丽娅答道。

“在你看来合理，同志。或许是因为你深陷其中。让我们看看到底有多合理。”

此刻，她希望这个美国人在这里，希望这些人能够听他慢吞吞地解释，解释他是如何一步一步把一个庞大的计划分解成一系列确切的问题，而且每个问题都有对应的解决办法。

她深吸一口气，开始讲解如何在全体美国人的眼前一瞬间杀死包括新任总统在内的八万人的技术问题。

“问题是重量，”达丽娅说，“我们只能携带六百千克的炸药，请给我一支烟，还有一张纸和笔。”

她在桌前弯下腰，画了一条曲线，像是一个碗的横截面，在曲线内稍微向上的地方，她画了另一条短一点的曲线。

“这就是目标，”她指着大一点的曲线说，笔移到了小点的曲线上，“塑性炸药的原理是——”

“是，是，”法西尔打断道，“像是一个巨大的克莱莫杀伤地雷2，很简单。人群的密度是？”

“一个挨着一个，上半身完全处于爆炸范围内。我想知道炸药是不是——”

“纳吉尔同志会告诉你想知道的。”法西尔傲慢地说。

达丽娅不为所动地继续，“我想知道纳吉尔同志给我的杀伤性炸药是不是事先用铁球包裹好，就像克莱莫杀伤地雷一样？六百千克只是我们所需炸药的重量，不包括抛射筒和弹片。”

“为什么？”

“当然是因为重量受限了。”她厌倦了法西尔。

“如果你没有榴弹，之后呢，同志？如果你想依赖冲击力，请允许我告诉你——”

“请允许我告诉你，同志。我需要你的帮助，并且你也会帮助我。我自知没有你的专业知识，你和我也不是竞争关系。革命中不容有嫉妒心。”

“把她想知道的告诉她。”纳吉尔用严厉的语气说。

法西尔立刻表示：“塑性炸药不装弹片，你要用什么呢？”

“塑性炸药外面会被裹上一层177毫米口径的来复枪子弹。这个美国人相信它们会在超过150度上垂直散射，覆盖到260度的水平弧面，在杀戮区平均每人会中3.5枚子弹。”

法西尔睁大双眼，他曾经见识过美国的克莱莫地雷，还没一本教科书大，却能把行进的军队炸得人仰马翻，摧毁他们周围的每一寸草地。她提议的炸药威力堪比一千枚克莱莫同时引爆。

“怎么引爆？”

“一组由十二伏电源驱动的电子引爆装置，还准备了一组一模一样的备用系统，由独立的电池驱动。此外，还有备用导火线。”

“就这些了，”技术员说，“我问完了。”

达丽娅看着他。他在笑。是出于得意还是出于对哈菲兹?纳吉尔的恐惧，她不知道。

她在想法西尔是否清楚那条大曲线代表的是杜兰体育场——一月十二号超级碗比赛开始的头二十一分钟就在这里。

达丽娅在大厅尽头的房间里等了一个小时，被叫回纳吉尔办公室时看到“黑九月”的头目独自一人。她明白了。

除了台灯照到的地方，房间里一片昏暗。纳吉尔靠在墙上，身后拉出一道影子。灯光下的双手把玩着一刃黑色军刀。他开口了，声音异常温和：

“放手干吧，达丽娅，能干掉多少人就干掉多少人。”

突然，他身体前倾，出现在灯光里，释怀地笑了笑，牙齿被他黝黑的脸衬得雪亮。他打开了技术员的箱子，拿出了一个小雕像，心情看上去不错。这是一座圣母像，和在宗教物品店橱窗里见到的差不多，色彩鲜亮的流水线产品。“看看这个。”他说。

她把雕像在手里转了一圈，大约有半公斤重，不像是用石膏做的。圣母像的边缘有一圈微小的突起，好像是被模具压出来而不是浇铸的。

“塑性炸药。”纳吉尔说，“跟美国人的C-4差不多，只不过是在遥远的东方制造的。比起C-4还有不少优点。牺牲了一点稳定性，因此对单一目标更具杀伤力，而且加热到五十度以上，也能保持极高的韧性。”

“明天起两周后，一千两百座这玩意儿将由货船‘莱蒂西亚’号运往纽约。运货单上会注明它们是从台湾转运过来的。进口商穆齐会去码头提货，之后你要确保他一个字都不会说出去。”

纳吉尔起身伸了个懒腰，“你做得很好，达丽娅同志，你也赶了挺远的路。你现在可以和我一起休息了。”

纳吉尔在威尔顿路十八号的楼上有一栋装修简陋的公寓，与法西尔和阿里在这栋楼其他楼层的房间差不多。

达丽娅坐在纳吉尔的床边，大腿上是一个小型磁带录音机。纳吉尔命令她在磁带上录一段话，袭击之后在贝鲁特电台播放。他坐在沙发上，看着她光着身子对着麦克风录音，她的情绪也随着录音的开始而逐渐激动。

“美国的公民们，”她说，“今天，巴勒斯坦的自由斗士们将一颗大炸弹塞在了你们的国家的心脏地带。这种恐怖是你们国家那些死亡商人带给你们的，是他们给以色列送去了武器。你们的领袖对无家可归之人的哀号充耳不闻。你们的领袖无视巴勒斯坦那些犹太人的掠夺，无视他们在东南亚犯下的罪恶。枪支、战机还有数十亿的美金从你们国家流向战争贩子手中，而你们成百万的同胞依然在挨饿。人民不容背叛。

“好好听着，美国公民们。我们想成为你们的兄弟。你们必须要推翻那些约束着你们的肮脏的政府。从此以后，只要有一个阿拉伯人死在以色列人手中，就会有一个美国人死在阿拉伯人手中。每个被犹太匪徒破坏的穆斯林圣地和基督徒圣地，美国本土都会以相应的破坏得到报复。”

录音继续，达丽娅的脸涨红了，乳头挺立。“我们希望这种残酷的现状会在不久后结束，选择权在你们手里。我们不希望新的一年还是以流血和痛苦开始，愿主的安宁降临于你们1。”

纳吉尔站在她前面，她迎上前去，他的浴衣滑落下来。

当达丽娅和纳吉尔在凌乱的床单上紧紧缠绕在一起时，两英里外的地中海上，一枚小型以色列导弹静静地划向空中。

导弹飞到了鸽子洞1南一千米处，一艘小艇栖在岸边，十二个全副武装的男人爬了进去。他们穿着俄罗斯人、阿拉伯人和法国人裁剪的工作服和领带，穿着绉胶底的鞋子，没人有身份证明。他们表情严肃。这不是他们第一次来到黎巴嫩。

水在弦月下呈烟灰色，海面被一股温暖的离岸风吹起涟漪。八个男人划着桨，在到威尔顿路沙滩的四百米水路上奋力前进。此时是四点十一分，距日出还有二十三分钟，离第一线天光照向城市还有十七分钟。他们静悄悄地将艇推上岸，用一张沙黄色帆布遮住。然后快速走上沙滩，前往哈姆莱路，那里有四个男人和四辆汽车正等着他们，北边旅店里透出的光映照着他们的轮廓。

他们离车只有几码的时候，一辆棕白相间的路虎在离哈姆莱路三十码处刹车。路虎的车头灯照着这支车队，两个穿着棕褐色制服的男人从卡车上跳了下来，并举起手枪。

“别动，亮明身份！”

一阵爆米花般的炸裂声后，这两位黎巴嫩警官被袭击者用鲁格消音手枪的9毫米子弹射中了，瘫倒在地，制服上扬起一股灰尘。

还有位警官坐在车上，试图开车逃跑。一颗子弹飞来打碎了挡风玻璃，同时贯穿了他的前额。卡车冲向路边的一棵棕榈树，随之这位警官被甩扑到了喇叭上。两个男人跑向卡车，将死人从喇叭上推开，但是车头灯依旧照向了几栋海滨公寓。

窗口开了，有人用阿拉伯语粗鲁地吆喝道：“是哪个狗娘养的在吵，谁去报警！”

袭击队队长站在卡车边，用醉醺醺的阿拉伯语嘶哑地吼了回去：“法蒂玛在哪儿，她再不下来我们就走了！”

“你们这几个酒鬼赶快滚，不然我要报警了！”

“再见，邻居，我走了。”街上的嗓音醉醺醺地答道。公寓里的灯光熄灭了。

两分钟不到，海水就淹没了卡车和里面的几具尸体。

其中两辆汽车沿着哈姆莱路向南驶去，另外两辆掉头进了沿贝鲁特角的海滨公路，穿过两个街区，重新往北拐进了威尔顿路。

威尔顿路十八号有人二十四小时看守，一位哨兵站在门厅前，另一个站在街对面建筑的屋顶上，手中拿着机关枪。现在这位屋顶哨兵以奇怪的姿势躺在枪边，喉咙在月光下潮湿地起伏。门厅旁的哨兵躺在门外，喝醉酒进入了梦乡。

纳吉尔睡着了，达丽娅悄悄推开他，走下床进了浴室。她在淋浴下面站了很久，享受着刺人的喷洒。纳吉尔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情人。她一边给自己打上香皂，一边笑着。她在想那个美国人，以至于没听到大厅里传来的脚步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