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穆儒丐为民国时期著名剧评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沈阳是家喻户晓的名人，对东北现代文学产生过不可低估的影响。其学术地位在文学史上评价不一，虽然一度被忽视但最近渐被关注。《伶史》为戏曲研究著作，仿《史记》形式，叙述民国时期著名伶人的家世及历史，如《程长庚本纪》《梅巧玲世家》等。
　　《燕都名伶传》《北京梨园掌故长编》《异伶传》《菊部丛谈》四书均由张次溪编撰，其中《燕都名伶传》为张之著作。其中《北京梨园掌故长编》搜集整理的戏曲史料类别十分丰富，既搜集整理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钦定台规》中相关戏曲的条文律令，也有从《花间笑语》等野史笔记中摘录伶人轶事，使清末民初之京剧往事得以重现目前。《异伶传》以程长庚、谭鑫培等伶人为线索贯穿起作者心目中可称为“异才”的几位伶人小传。《燕都名伶传》《菊部丛谈》都是带有强烈个人感情的笔记野史整理，其中有可欣喜处，亦有可感叹处，都是生动具体的细节描述。张次溪亲历皮黄盛世，对京剧的发展历程、名家轶事、流派剧目、舞台艺术等文化艺术有深入、生动、独到的分析，其所编撰的文集具极高文献史料价值。

作者简介

　　穆儒丐（1884—1961），中国现代史上早期白话小说家之一和享誉一时的剧评家，原名穆都哩，后更名穆笃哩。穆都哩在满语中的意思是“辰”，所以也称为穆辰公，号穆六田，晚年取汉名宁裕之。1905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1911年回国先后从事秘书、教师、报纸编辑等职业。1953年被聘为北京文史研究馆馆员。著有大量小说、随笔、戏曲评论和岔曲作品，但因其特殊的经历，曾为日本侵略者办《盛京时报》，被后人所忽略。其作品《伶史》、《福昭创业记》、《北京》、《梅兰芳》等渐被关注并得以挖掘。

　　张次溪(1909—1968)，名涵锐、仲锐，字次溪，号江裁，别署肇演、燕归来主人、张大都、张四都，东莞篁村水围坊人。少时，随父母在京生活。1923年考入世界语专门学校，不久入孔教大学，获文学士学位。曾先后应聘为《丙寅杂志》编辑、北京《民国日报》副刊编辑。1928年冬赴天津，任职河北高等法院兼《民报》编辑。1929年，章太炎等组织国学会，张被举为理事。

　　陈均，文学博士，200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任教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出版有专著《中国新诗批评观念之建构》《空生岩畔花狼籍——京都聆曲录》《也有空花来幻梦——京都聆曲录Ⅱ》《花开阑珊到汝——京都聆曲录Ⅲ》，小说《亨亨的奇妙旅程》，诗集《亮光集》，昆曲艺术家传记《仙乐缥缈——李淑君评传》《义兼崇雅终朝采兰——丛兆桓评传》等，编校有《京都昆曲往事》《苏辛词说》《梅兰芳》《北京，1912》《北京梦华录》《我的诗的故乡》等。

精彩书摘

　　一日，庆亲王为其侧福晋作寿筵，邀鑫培演剧以助兴。此时灯红酒绿，奇馔杂陈，列席者皆腹满肠肥，所谓国家社稷之臣也。忽一官蹑足至庆王前,低声曰:“谭老板至。”庆王闻言，颜为之霁，即趋至仪门，与之携手而入，诸官皆逊座不遑。旋庆王复引鑫培至一静室，陈设瑰璚，人间得未曾有，所谓吸烟室也。庆王乃以阿芙蓉饱饷鑫培。既而复至客厅，与众宾茶话。庆王因语鑫培曰：“鑫翁此来，为寒宅光，良感。然必看薄面，为众宾演剧两出。”鑫培曰：“不难。惟我疾新愈，不敢应命。”固强之。鑫培曰：“王爷必欲使我歌两出，能使一军机大臣跪我，则必应命。”庆王有难色，忽一人已匍匐于鑫培脚下矣。视之，则军机大臣那桐也。鑫培见而大笑，几绝其缨。是日果歌两出。其傲慢不羁如此。
　　清鼎革，鑫培家居，似已无心世事。然家无余财，其子五人皆染贝勒习气，狗马玩好，一以仰赖鑫培。鑫培之喉，无异五子之外府。囊空，辄促其售技以取盈。以故鑫培仍不免为子孙作牛马，加以民国以来，戏价陡昂，鑫培歆于利益，得善价而沽。且今大总统袁公政务之暇，亦不能不藉声曲以自娱，而鑫培遂以前清供奉之资格，而为公府供奉矣。虽烟禁甚严，独宽鑫培。以故士大夫趋之若鹜，而其声价反视清季为高。比来，年事愈增，而精神矍铄，不类七旬之人。所演之戏，皆其壮年时物，而精粹不减于畴昔。以其性傲故，不徇人情，必激之乃能以佳剧饷人。为正乐育化会长数年，碌碌无所表见，但拥空衔。有德人某，震于其名，欲与之谈剧理。彼自惭无学，则拒而不见。识者讥其为当时外交家之代表。
　　顾鑫培虽自视高，而享用则力求节俭。衣饰皆三十年前制，无新裁者，虽敝不易。酷嗜阿芙蓉，尤喜鼻烟，他无所好。有妾一人，自沪上载归者，然非金屋娇，乃烧烟婢也。鑫培颇迷信，有疾辄礼佛，尤以普陀山菩萨为灵，进香者再。又以胸无点墨，目少一丁，故不愿与文士接，与世务尤隔阂。社会上事，彼初未尝闻见，凡一切公益慈善事，向不列名，即百端劝挽，终不解其义。然人皆惑于其声，不忍厚非之。鑫培尝念“奇”为“寄”，念“冒”为“胃”，此皆由于口授之误，而人以其为名家，亦无指摘之者。若在他伶，早为众矢之的矣。
　　初，民国始建，副总统黎黄陂功最高，人以敬黄陂者，推而及于鄂人，谓鄂人皆豪杰可敬也。时聚福班有名妓小阿凤，以鄂人故，艳帜独高。而谭鑫培亦以鄂籍，尝受黄陂之余爱。好事者至谓黎黄陂、小阿凤、谭鑫培为鄂中三杰，足征时人之趋向矣。
　　鑫培儿子虽多，无一克继父业。有名小培者，亦为须生，然殊庸劣。鑫培虽痛恨之，而不督其艺。每当坐困时，辄追念杨月楼、俞润仙，以为有子。尝叹曰：“生子当如杨小楼。若吾儿者，豚犬也。”其晚年之牢骚，盖如此焉。
　　……
　　刘赶三，天津人。面冷而工谑，世业药商，至其父，家渐起，令之就学，以儒生昌大门户。赶三折节读书，未冠，已负声华。后无所遇，改业伶，习须生，已而学为丑。
　　清穆宗崩时，赶三适在阜成园演《南庙请医》一剧，作科白曰：“东华门我是不去的，因为那门儿里头，有家阔哥儿，新近害了病，找我去治，他害的是梅毒，我还当是出天花呢，一剂药下去，就死啦！我要再走东华门，被人家瞧见，那还有小命儿吗？”闻者咋舌，目为疯人。
　　赶三既以艺著，升平署总管招为供奉。一日，慈禧后命演《十八扯》，饰皇帝，临入座，忽吊场曰：“汝看吾为假皇帝，尚能坐；彼真皇帝，日日侍立，又何曾得坐耶！”缘慈禧与德宗结怨，待德宗极苛。每观剧，慈禧后坐堂中，而令德宗侍立于侧，视同仆妾。故赶三为之鸣不平也。慈禧为掩众口，自是赐德宗坐焉。或曰：赶三以谑语讽之，适刺其心，又使之欲怒无从，欲责无由，殆亦优孟之流亚欤。
　　又某岁，某贵人宴客，招赶三演《思志诚》一剧，赶三饰鸨母，演客至时，引吭高呼曰：“老五老六老七，出来见客呀！”时惇、恭、醇三邸，适自外入，惇行五，恭行六，醇行七也，故赶三以是讥之。惇邸闻而击案，曰：“何物狂奴，无礼如此！”将下之狱，众为缓颊，杖四十。而赶三之气尤不稍衰，出尝语人曰：“贵人之暴横如此，非善征也。”
　　又相传某科会试，第三题为“民事不可缓”。会元某氏，卷内有“臣请为王言之”一句，闱墨刊岀，无人察及。数日后，赶三在某园演戏，自揭其戏目于园门，曰“某日准演《滕文公晋封王爵》”。及期，某君适见之，良久始悟，卷中有是语。叩之园主，知为赶三所为，乃以百金赠园主，请寝其事。又，某岁会试题为“君子坦荡荡”，赶三演《连升店》饰店家，诘王名芳曰：“谅尔也不知闱中命题之意，此指十三旦侯俊山也。坦字右旁为旦，左旁为土，乃十一旦，荡荡各为一旦，加此二旦，则十三旦矣。”
　　光绪乙未春，马江战败。时提督为张佩纶，佩纶为李文忠婿，又系文忠所荐者，清廷震怒，议处佩纶罪。文忠恐获罪，乃自请处罚，廷议：予以摘去翎顶之处分。赶三乃编数语，插于所演戏中，曰“摘去头品顶戴，拔去双眼花翎，剥去黄马褂子”，云云。适李伯行在座，伯行，文忠犹子，以为侮己，大怒。翌日，告巡城御史，拘赶三去痛杖之。自此郁郁不自得，而疾作矣。先是，赶三有腹泻疾，以是病益深，而终以死。
　　赶三家畜一驴，粉眉白目，四足毛青似漆。每出，辄骑之。软屉青缰，项下响铃一串，行于街市，人闻铃声，即知为刘赶三也。又常系大鼓于驴顶而击之，再以大锣近驴耳而敲之。日久，驴不畏锣鼓，后更系之于后台。至散戏后，牵至台上，驴登台既惯，毫不惊慌，两耳贴然，立于柱傍，锣鼓喧阗不惊。故赶三演《探亲》，牵驴上场，竟以是享名。顾赶三遇驴亦善，不施鞭策，刍豆皆用细粮。驴亦知人意，及赶三死，长嘶不已，家人以白布披其体。及殡，驴随众行，既殓，驴终日悲鸣不食而死。
　　……

前言/序言

　　伶史、国史与掌故
　　——《伶史（外四种》出版前言
　　本书共辑有五书，一名《伶史（第一辑）》（以下简称《伶史》），一名《燕都名伶传》，一名《异伶传》，一名《北京梨园掌故长编》，一名《菊部丛谭》。这五部书，皆是晚清民国时期关于梨园，关于伶人艺事的著作，向来征引较多，也是谈论、叙述及建构近代戏曲史的基本文献。简介如下：
　　《伶史》，穆辰公（即穆儒丐）著，1917年5月由汉英图书馆初版发行，发行者何卓然。书前有谢素声、罗愁秋、章希夷、刘伯、李啸天、何德铨（卓然）等序及自序。此书仿《史记》之体例，以传记体述近代名伶之事，分“本纪”“世家”。“本纪”列有程长庚、孙菊仙、何桂山、金秀山、谭鑫培、郭宝臣、侯俊山、刘鸿升、黄润甫、德珺如、陈德霖、龚云甫共十二人；“世家”列有梅巧玲、俞润仙、余三胜、杨月楼、杨桂云、余玉琴、王攀桂、田际云、汪桂芬、朱文英、阎金福、罗巧福、张云亭、陆长林、李寿峰、陆玉凤、叶忠定、姚增禄、刘永春、许荫棠共二十人。在《凡例》中，穆儒丐云：“本书以传记体叙述近代名伶之事迹言行，尤择其有关政治风俗者，而特著之。”
　　《燕都名伶传》，张次溪撰，列有程长庚、杨隆寿、刘赶三、谭鑫培、时小福、汪桂芬、孙菊仙、陈德霖、时慧宝、王长林、汪笑侬、程砚秋、荀慧生共十三位伶人传记。序云：“因旁征博引，缀拾旧闻，上溯道咸，迄于近今。咸为作传，以垂久远，名之曰《燕都名伶传》。”
　　《异伶传》，陈剑潭撰，张次溪辑。约作于宣统年间。此书述名伶程长庚、谭鑫培轶事，并涉简三、汪桂芬、杨月楼和王玉峰。此书将国事与伶事相交织，实则用以抒发感怀。
　　《北京梨园掌故长编》，张次溪辑，摘录清朝政府禁戏条令十二条，笔记所载戏曲琐闻十四则。卷首云：“清代梨园人物盛极一时，善才佳话散见于前人笔记，惜少好事者为之搜辑，遂使湮没弗彰者比比焉。余久蓄斯旨，第余晷恒鲜。今就近日随手摘录者，萃为此编，刊以问世。”
　　《菊部丛谭》，罗瘿庵（罗瘿公）撰，张次溪辑，记有谭鑫培、陈德霖、余叔岩、杨小楼、王惠芳、王瑶卿、贾碧云、王凤卿、龚云甫、阎岚秋、王楞仙、侯俊山、田桂凤、金秀山、黄润甫、余菊笙、余玉琴、刘赶三、姜妙香等名伶的逸闻。
　　以上五书，后四部曾收入张次溪所辑《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续篇）》，流布甚广。唯有穆儒丐的《伶史》，虽有近代戏曲史述征引，原书却不易见。穆儒丐其人，亦少为人所知。近年以来，随着《北京梦华录》《梅兰芳》《北京》《福昭创业记》诸书相继被挖掘整理，穆儒丐之名才稍稍得以浮出水面。穆儒丐是一位著述甚丰却又被历史所湮灭的旗人大作家，其对老北京和旗人的书写，大约相当于老舍。戏曲是穆儒丐终身所好，这也是彼时北京旗人之风气，加以穆氏大半生寄身于报界，因此戏曲撰述很多，如小说、剧评、剧本、随笔之类，多以伶人伶史为主题。他所撰写的小说《梅兰芳》，因书中人物是实名（及相近之化名），又涉及梅兰芳早年的堂子生涯，故被“梅党”冯耿光搜而焚之。他早年还曾参与“白党”，捧少年“白牡丹”（即荀慧生），与一帮文人扶助“白牡丹”成名与成长，但最终被弃。在小说《北京》里，他详述了此段“伤心史”。正因为沉浸于晚清民国梨园的浓厚氛围之中，耳闻目染于伶人艺事，而且穆儒丐又关心世事（其小说多为社会小说），常以伶人与世事相映照，故有《伶史》出焉。
　　近世梨园史料文献，有由菊谱至伶史至掌故之学的趋势。有清一代，士子文人科举之际，客寓于京都，选色征歌，闲笔记之，是谓菊谱。如《云郎小史》《消寒新咏》《燕兰小谱》等，既述梨园逸闻，又赏玩伶人韵事，更是以此一浇自身块垒之怀。此类文字，虽述及彼时之梨园，但从史料文献角度来看，历史信息往往残缺，譬如菊谱所咏多为生旦，而少见及净丑等角色。然可见彼时风气之一斑也。
　　《伶史》，则可说是由菊谱转为伶史之标志。之所以有此变化，推想起来，原因当然很多，如科举制度之废止，报刊之出现，新文化运动之展开，梨园文字当然随之而变。撰述辑录此类文字的作者，由士子文人也变成报刊的“剧评家”与研究者。
　　细察五书的作者和编者，诸如罗瘿公、陈剑潭，为晚清民初之官僚文人，所作多为笔记文字，写作方式迹近于菊谱，即记载名伶逸闻，而别有寄托也。而穆儒丐、张次溪，则是有意识地书写、保存梨园文献，上承中国戏曲史《青楼集》《录鬼簿》之传统，中以伶史比拟国史，即以伶史为国运之表征，或以伶史讽喻国是。穆儒丐的《伶史》用意尤其如此，盖因穆氏为旗人，在民国取代清朝之后，有遗民之悲焉。下则演变为掌故文学，谈古论今，犹如灯下扪蚤，记录梨园名伶之逸闻，以作同好之谈资。
　　诸书之体例及撰述方式不一，相较而言，穆儒丐、张次溪因有写作梨园历史之意识，相对较为审慎，而罗瘿公、陈剑潭多为亲历和耳闻之随记，或许“神话”与传说的成分较多，好在时代及人物多有重复及相互勾连之处，此种历史之层累，有心人自可比而较之，或者也有一种趣味存焉。
　　穆儒丐在《伶史》“凡例”写及：“近代名伶大都供奉前清内廷，不无遗话轶闻之可纪。惟外间传说，鲜能征实，出于臆造者，犹不遑枚举。本书择其信而可征者著之，其荒唐无稽之谈，则概付阙如，用昭信史。”此语可明穆氏写作之态度。虽则如此，《伶史》因其大多为“口述史”，口耳相传，与史实相抵牾的叙述也不在少数。钮骠在《王（瑶卿）批《伶史》辑录考略》里，列举王瑶卿在《伶史》上的批语，——身为名伶之王瑶卿，点批《伶史》，自然很是难得，也可窥见《伶史》作为梨园文献所存在的问题。此处略引一例，关于孙菊仙之出身：《伶史》述孙菊仙“孙菊仙者，津人也。……锐意于武举业，刀马之暇，酷好声曲。”而王瑶卿批曰“菊仙乃是天津一锔碗匠出身，并非应试者。……”孙菊仙出身于武举，已是近代戏曲史（梨园史）之常见叙述，由此想来，或许更多的是由八卦逸闻而流传之“神话”了，犹如谭鑫培之《定军山》被认为是一部存在于口述史中的中国第一部电影。
　　20世纪40年代，曾有“同光十三绝”之说。此后“同光十三绝”成为晚清民初梨园名伶之代称，也是彼时梨园“黄金时代”之象征。但是，“同光十三绝”其实出自虚构或伪造，而且“十三绝”之角色行当亦不全面，尤难称作此一时代梨园之“伶史”。穆儒丐所述之诸多名伶庶几可当之？要之，名伶逸闻，展卷读来，不仅晚清民国之历史与生活气息扑面，更可兼作掌故文章，白日消磨，不亦快乎。
　　陈均丁酉清明前一日于燕园。

伶史（外四种）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