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台湾：1620—1945》以全球视野展现了台湾社会1620年至1945年之间的发展变迁。自明末汉人移民来台垦荒至1945年光复回归，台湾从边陲小岛逐渐成为外贸重镇，成为古老中国探索外部世界的尖端，三百多年里，历经荷兰占据、郑氏王朝、清朝统一、日本殖民，台湾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不断演变，既跌荡起伏，又血泪交融，令人感慨不已。

同时，由于台湾近现代受到日本殖民戕害，因此贯穿《发现台湾：1620—1945》的另一主旨，集中在19世纪中期中国和日本共同面临的国运抉择之比较——如何融入全球化的工商业潮流并重塑国民精神。前者执着于西洋军事技术，却因循守旧，缺乏全盘思维；而后者从根本入手，全面借鉴西方先进文明，从而崛起于东方，甚至一度成为中国极大的威胁。抚今追昔，今天中国再次处在现代化的关键时刻，如何汲取历史经验教训，重塑大国文明，值得所有国人深思。

《发现台湾：1620—1945》取材广博，文笔浅显，同时又观点新鲜，寓意高远。想要了解台湾对于中华民族的特殊性和影响力，本书正是首当的读本。

作者简介

殷允芃

美国爱荷华大学新闻硕士、麦格塞塞新闻奖得主，著有《中国人的光辉及其他》《等待英雄》《点灯的人》《敬天爱人》《素直的心》等，现任天下杂志群创办人、董事长兼总编集长。

尹萍

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硕士，著有《堤河邑冒险学校》《海洋台湾》《出走纽西兰》等，译有《乐在工作》《偶然生为亚裔人》等。

周慧菁

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硕士，译有《10个与孩子的重要对话》，现为天下杂志编辑顾问。

李瑟

美国德州理工大学大众传播学硕士，著有《制度追赶成长》《女中医才知道的青春秘方》等，现为《康健》杂志总编辑。

林昭武

台大经济研究所硕士，编写过《走上现代化之路：王作荣的建国蓝图》，曾任天下杂志资深编辑。

精彩书评

台湾与大陆，只在不到一两百公里的彼岸，终会有解除旧仇新怨、不再疑惧的一日。届时两岸携手，共同建设中华，在东亚创造一个新的东方文明。

——许倬云

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台湾的过去，《发现台湾》是一部阅读起来轻松愉快的台湾简史。就如补上一堂台湾历史课，有利于两岸增进感情、共创美好未来。

——畅销书《我们台湾这些年》作者廖信忠

精彩书摘

牡丹社事件：中日关系从此易位

1874年5月，日本以牡丹社事件为借口，发动三百年来对外的首次战争——对台出兵。出兵前，日本政府做了各种配合、组织、准备……

1874年，是改变中日关系史的一年。

在飞驰的历史岁月中，很少有人会特别记住1874年，但就在这一年，发生在恒春北边二十公里处石门山谷的一场小战役，彻底改变了中日数千年来的“华夷秩序”，使得日本一跃加入了西方列强的阵容，埋下了日后侵略瓜分中国的伏笔。

事端源于三年前。1871年的冬天，一群琉球人乘船途中遭遇暴风雨，漂流到台湾东南的八瑶湾港（今屏东佳乐水北边）附近，上岸后他们误闯牡丹社，其中五十四人被排湾族居民杀害。其余十二人获救，由台湾官方协助遣送回琉球。

琉球当时为中、日的共同属国。牡丹社事件给觊觎台湾已久的日本一个生事的借口。

“亚洲必争之地”

早在半年前的春天，日本明治政府的改革派领导人江藤新平就上书，主张日本的对外政策应将“中国”视为“亚洲必争之地”，“不得此地则危，苟得此地则形成占据亚洲之形势”。

但为了要与俄、美、德、英争占中国，他建议日本应有谋略，先以数年时间整顿军备，并积极发展与中国的贸易，同时派遣“间谍”、“密探”，收集信息情报，实地调查中国的各种情况。在准备期间应先忍让，使两国之间相安无事。但等准备妥当时：

海陆军备完整、间谍掌握其情，地利详而战略定，此时若有无礼之事，则应纠正彼之错误，或与俄国相谋而并力，或使俄国中立而由我独力，一举征服中国。

于是，在牡丹社事件提供了“无礼”之事的借口后，日本开始积极布局。

1872年，日本先在福州设置日本领事馆，并秘派陆军少佐桦山资纪（后来做过日据时代的台湾总督）及儿玉利国等人，从东京到福州再乔装成商人搭船来台湾。他们得到驻淡水英国领事的协助，分头遍历台湾各处，细访民俗、密探防备并探测沿海水深，等等，后来做成详细报告。

1873年，日本的准备工作完成后，外务大臣副岛种臣以换约为名，乘舰由长崎出发，赴北京向清廷问罪台湾事件。出海前他先向鹿儿岛武士出身的主战派陆军元帅西乡隆盛辞行。在军舰上，这位日本全权大使看到六百位士官、水手、伙夫皆纪律严明，不禁“抚髯大乐”，并意气昂然地赋诗“保护海南建新藩”，展示其染指台湾的企图与抱负。明治政府彼时已开始整治军备，军制也改为征兵制，破除了士、农、工、商四民间的阶级之分。

在谈判台湾问题时，清朝掌理外交事务的总理大臣答以牡丹社事件肇事者是“生番”，熟番之地清廷“置府县而治之”，而生番“置于化外，甚不理事也”。这种态度不但反映出清政府敷衍怕事的心态，更显露出清朝决策者对世界强权发展趋势的茫然无知。

相对而言，当时日本外务省对台湾问题的认知是：

“此番机会乃日本张威于亚细亚之良机。其原因乃台湾可谓亚细亚咽喉之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欧洲垂涎于此岛之国家不少。若我不得此地而为彼所得，其利害之分，自不待言……且与台湾交战乃为实地锻炼我国兵卒，即此一端，亦应云可。”

日本对台出兵

日本对台出兵是继三百年前、16世纪丰臣秀吉出征朝鲜之后首次对外发动战争。外务省官员的说法表露了日本政府的期待之情：“皇国沉浮在此一举，今后皇威不仅在亚细亚，且将辉耀于万国……”

出兵前，日本政府做了各种配合的组织准备。内阁会议先采纳了“处理台湾番地要略”，政府在长崎设定台湾番地事务局，任命当时的大藏卿（财政部长）为台湾番地事务局长官，西乡隆盛的胞弟西乡从道中将为台湾都督。

1874年5月，西乡从道率兵三千六百名，分乘八艘军船和运输船开往台湾海峡，由恒春北边的社寮（今射寮）登陆，逆四重溪而上，攻陷石门，围攻牡丹社，烧毁部落，迫降高山族。

这次战役在二十天之内就结束了，山胞和日军战死的都不到二十名。日军开始在今车城扎营，建都督府、设病院，打算屯田久驻。但日本人因水土不服，染疫疠而死的达五六百人，日军有些骑虎难下。

台湾事件对清廷的震撼效应不下于鸦片战争——日本这个向来向中国朝贡称臣的小国竟敢出兵台湾，以武力向堂堂大清帝国的威权挑战，“蕞尔日本略效西人皮毛，亦敢睥睨上国”。清廷震惊之余，一方面照会日本，说明“生番之地”系属中国版图，指责日本出兵违背两国间之友好条约；另一方面急派以干练著称的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赴台全权处理，先后调派一万名洋枪队渡台，积极备战。

但清廷自知实力不足，海防空虚，且新疆亦有纷争，不欲战事扩大。而明治政府亦因英美等国恐危及其商业利益而对日施压责难，内阁意见分裂，又逢北方朝鲜变局，也想早日结束他们所发动的第一次对外战争。结果，清廷赔款五十万两，承认日本征讨番地为义举，也间接承认琉球改属日本。由登陆到撤兵，日军占领台湾南端的时间，总计为半年。

当时旅居中国的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宓吉，从旁观察、评论、慨叹：“台湾事件的处理等于向全世界宣告：这里有一个富饶的帝国，它将随时自动地给你支付赔款而绝不进行战斗。支那的命运的确是结束了。”

……

前言/序言

序言

为什么现在要回头看历史？

殷允芃

为什么现在要回头看历史？

许多人都发出这样的疑问。那么多的问题今天都还没解决，未来的方向还有许多歧见与纷争。

近十年来，台湾似乎深陷转型的泥沼，虽奋力挣扎，却进展有限，沉重厚软的泥泞，使人耗尽了力气，又难以找到踏脚的着力点。大家变得急切、焦躁、难安。

使前进的脚步迟滞难行的泥塘是什么？这泥沼是如何形成的？又要如何清理？

今天的问题、未来的方向，答案不在今日现象的一再争执解析中。这些造成台湾今日困扰的深层原因，要向历史中去追寻。

汉唐一路传下来的中国

历史的探索充满令人惊奇的发现与慨叹，也带给人事清理明后的心平气和。不管是历史的偶然或历史的必然，事情的根源原来数百年前就已种下。

开放大陆探亲旅游之后，当时许多台湾长大的知识分子都经历了巨大的震撼，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那汉唐一路传下来的中国，早已不再汉唐。地理、历史课本中一再描述的物产丰盛、文化辉煌的中国，几百年来已不存在。而重建辉煌，过去不是未曾努力，不是没有机会。

三百多年前，中、日两国同时面临西方工业革命的冲击，采取了同样的闭关锁国的对策。那时中国的国力仍居世界第一。

1867年，当十六岁的日本明治天皇登基，在各藩主的拥护下开始大力“维新”时，十二岁的清朝同治皇帝，在一众洋务大臣的围绕中，也已开始积极“中兴”。中、日两国同时站在现代化的起跑线上。

如果现代化的定义，是“不断调适以因应多变的世界”的能力，那么今日的大陆和台湾是否具备了这种能力、这种条件？

对历史的诚恳与尊重

在对历史的探索中，每一个人都警觉到了，寻寻觅觅，却在灯火阑珊处——现代化成功的关键，在于对历史的诚恳与尊重。

没有历史的深厚基础，没有后来者对先行者功过的客观认可与虚心检讨，现代化的努力只会是空中楼阁。

为了制作这个以“追溯台湾三百年政治经济发展史为经，探讨现代化的条件为纬”的专辑，天下杂志的五人项目小组自今年年初就开始了密集作业。采访、阅读、找资料，除了遍游台澎之外，也走访了大陆和日本。在鼓浪屿遥想当年郑成功主镇东亚最大商船队伍的雄风，在鹿港天后宫体验人民亘古以来对“海静波平、物阜民丰”的祈愿，在日本下关春帆楼重温国家衰弱任人欺侮的无奈。

这个过程中交杂着兴奋、感慨和挫折不安的心情。台湾和大陆的史料残缺难寻，疏漏之处必多；参考的上百本书籍，观点各异，殊难查证。但每一个参与制作的编辑，都学习、收获了很多，也各有各自的深刻认识。

各有深刻认识

曾翻译过《2000年大趋势》《居里夫人传》等书，对现代化与理性主义颇有接触的尹萍感受到：“没有历史背景做思考的依据，古迹不过是断瓦残垣，英雄也只像是剪贴在纸上的人物，从不曾真的存在过。”

“在过往的几十年经验里，感觉台湾几乎是个全无历史感的地方。大家虚空地、片断地、平面地生活在现代的时空里，最远只能追溯到自己的童年。就连对‘家’的概念也很模糊，因为迁移是那么经常发生的事，身边的朋友没有一个人是住在自己当年出生的地方，甚至是成长的地方。‘家’所代表的，往往只是一间公寓，一个门牌号码。每个人都突兀地被摆放到周围环境里，似乎随时准备拔腿就走。”

“是不是正因如此，我们都活得很不快乐，总是猜疑、浮躁、急功近利？”

撰写了《走上现代化之路》一书的林昭武的体会是：“如果历史是共同的记忆，那么也要先拥有共同的记忆才能留下历史。”

“记忆来自何处？史料、书籍、图片、声音……处处皆是。但若没有从小对身边人事物的深刻关怀，记忆便无法深刻、长久；记忆无法凝聚共同的力量，便无法写出共同的历史。”

“写台湾史最大的感触：先对自己的土地和人民有深刻关怀，才能生出对自己的土地和人民的信心，历史才能成为共同的记忆和力量。”

参与过《一同走过从前》和《人才即国力》等天下专辑制作的李瑟，深觉实践力行的重要：“如果隔邻日本曾以三十六年的时间实践维新而改变国家命运，成为第一个非白人先进国家，中国人应该也可以。”

“我们的社会需要大家以医生治病济世的心情努力开创下去，不要大家都做病理家谈论不休。”

感触敏锐、感情丰富的萧锦绵观察到：“长久以来，乡愁台湾易于渲染，使人愁肠寸断。而长久以来，历史台湾零碎模糊，似乎并不存在。我们对待历史没有态度，我们有的只是不负责的乡愁。深度观察台湾，无疑会看到一幅景象——一列失去记忆的火车，以不顾一切的姿势往前冲，轰隆轰隆的。”

无法选择过去，却可决定未来

一向沉着冷静的周慧菁做了这样的总结：“历史像一条河，我们无法挽留逝去的河水，却可以从河水中看清现在的自己。”

“河流有方向，就因为它有源头；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才晓得要往哪里去。了解历史，并不是要背负过去，而是为了向前走时能够无后顾之忧，可以走得更踏实、更坦然。我们的祖先一直处于身不由己的漩涡里，我们这一代，虽然无法选择过去，却可以决定自己的未来。这是我们的幸运。”

《发现台湾：1620—1945》只是一个“打开历史，走出未来”的初步探索。欢迎大家一齐来讨论、参与、开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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