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琳·戈特弗里德，美国人。祖父母一辈是来自乌克兰的犹太移民，经过三代，她的大家庭成为了美国中下阶级的一员。阿琳的外祖母是位体面、勤劳的女性；她的妈妈极具魄力，是大家庭的顶梁柱；阿琳和妹妹则从小徜徉在纽约下东区混乱而浓厚的艺术氛围之中。阿琳用了40年，拍摄下家庭三代女性的生活细节，其中有快乐的相聚时光，也有家人不断离去带来的悲伤。这些照片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当代家庭女性史诗。

? 安东尼·克伦托克维尔，捷克人。因为出身问题，他从小在劳改营里长大，19岁他逃离祖国，开始了流浪生活，*终辗转到美国，成为一名摄影师。安东尼拍摄过世界各地的战场，也应时尚杂志之邀，为包括乔治·克鲁尼、U2主唱博诺、丽芙·泰勒等在内的一线明星拍过非常独特的生活照。

? 克里斯汀·博斯特，瑞士人。原为广告公司资深创意总监，某天突然厌烦了工作，开始前往世界上生活环境极为动荡的地区，希望能在真实生活中重新寻找戏剧性，并找回自己的直觉感。

? 迪娜·利托夫斯基，乌克兰人，在美国长大。大学时专修心理学，因此将相关主题和观察方法应用到了摄影之中。她拍摄了年轻女性的婚前单身聚会、世界各地时装周的女模特，以及各种名流聚会，她把这些场景描绘成一个个舞台，展示出财富、社交、网络对人行为的塑造。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我自己花钱订这本杂志，其他杂志都是别人送的。

——吴敬琏 (经济学家)

这是我*一全本读完并收藏的杂志。

——刘树勇（老树画画；文化学者）

世界观改变世界。Lens是一本推动世界观变革的杂志。

——梁冬

拿到Lens，一直放不下来。

——吴念真（导演、作家）

一本帮助高端人群发现更大世界的读物。

——张亮（知乎联合创始人）

我喜欢这本杂志，我是Lens的读者。

——周迅（演员）

精彩书摘

朴树自述

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是有目的性的，一切都是为了做唱片。这几年都是一个非正常状态。这段时间我在想：等唱片做完了，我会干吗呢，我还挺期待的。

前几天跟一个朋友聊天，他给我的意见是：我应该多一些世俗的欢乐。我现在可能人味儿太少了。人是需要自律的，但像我现在过得这么没人味儿，也不对。

现在生活很规律。到点起床、睡觉，到点吃饭。录音全是在家里，录到累或者不能集中（精力）了，我就会停下来。而且，我晚上不会工作。

上午的时间——8点到12点，是特别美妙的，上午人是特别容易集中（精力）的。在我身边，我的朋友里面，他们好像都不知道什么是上午，其实上午是非常安静的，效率非常高。

我知道“上午”这事儿是在2009年。

几年前大病了一场，开始怀疑我原来的生活方式。那时候，一开始想的其实是，等我把病治好了赶紧出去爽，但后来过了一段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样的生活，我觉得特别快乐。

晚上演出，那没办法。我也没那么爱演出，就是一个有乐趣的工作而已，是生活所迫。不需要演出的时候，我不会改变这种生活。

*快乐的时候，肯定是在家里写歌，哪怕不写歌，觉得自己又感受到什么、连接到什么，那种快乐是无与伦比的。

我在找*适合我的方式，在自律和有活力之间有一个平衡。

……

做音乐大概有三种态度：年轻时候，就是对一切说“fuck off”，其实是很自大的，臭牛×，拒绝一切；还有一种，是更多人做的，去舔别人屁股；我岁数越大，越觉得我是开放的，是友好的。

做音乐让自己high是一很容易的事情，年轻*容易做的事情就是打动自己，随便弄点什么都感动得不得了，其实毫无价值。

现在，我是开放的，是友好的。

你心里有什么，你就去做。可能有的艺术家，越到后来越往深处走，越来越黑暗、偏执，我觉得那是对的，他心里就是那样子。

我（却）慢慢越来越easy（随和），但还easy得不够吧。

前几天我写日记，还在写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可能这张唱片做成什么样，根本都不重要，它远远不是终点，其实它就是我的人生，我在学习，只是这个而已，我可能有点把它看得过于严肃了。

在我能量足，或者说我自信的时候，我不用想别人，就是做好我自己就可以了。有的时候也会担心别人怎么看我，但岁数越大，越会觉得那根本就不重要。

我一直在描述普通人的感情，我觉得我不是一个怪物。我喜欢美好的东西。我就觉得我太普通了。有的时候，看到咱们国家那些人，他们爱听那样的音乐，爱看那样的电影，做那样的事儿……有时候，我不知道到底谁是怪物。

我觉得我是正常得一塌糊涂的人。

在我们这里，一切都是钱，钱和性支配一切。这个国家穷了太长时间、压抑太长时间了，可能需要一段心理补偿。

当我听到说我的歌曾给人带来好的感觉，我特别开心。我就是压抑了，天生想做的事情我没敢做，被否定得太多了，不自信。我年轻的时候是特“缩着”，写歌也是，爱偷偷摸摸的。我越老越放，可能跟别人走的是相反的路。

母亲离去，我和冷硬世界的*后一道屏障没了

文：路瑞海

阿琳·戈特弗里德仍记得在母亲葬礼后重回家中的那一刻: “积着一层脏水的浴缸、堆着脏衣服的蓝绿色沙发、风干的肥皂片、脱水的面霜，都是生命逝去的遗迹。”她说:“就像是我和冷硬世界的*后一道屏障没了。”在此两年前，外婆也去世了，这于她是无比艰难的两年。

在痛苦中，外婆和母亲的照片给了她很多慰藉。“很庆幸我很早就无意识地开始给家人留影。”阿琳说。从1972 年开始，她就用爸爸给她的一部旧相机拍摄家人。40多年过去了，这些照片容纳了一个家庭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也记录着如同幽静长河交汇流淌的三个女人的人生。

每当想念母亲和外婆时，阿琳会捧起相册，看着熟悉的面孔和场景，“感觉会马上接到妈妈打来的电话”。

……

外婆米妮，1896年出生于乌克兰的敖德萨，搭乘拥挤狭小的移民船和家人一起到了美国。从亲戚的杂物间到廉租房，再到旧公寓，一家人不断辗转。白天，米妮做裁缝，为新富们量体裁衣; 晚上，她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啃英语。

阿琳还记得童年时，外婆米妮住在纽约下东区的一栋高层公寓里，公寓没有电梯也没有洗手间，居民们不得不到楼下排长队使用厕所。冬天走廊里充满了凉凉的穿堂风，夏天能闻到队伍里的汗味儿。“一杯汤后红酒，等于从医生那儿省一卢布”，阿琳至今记得米妮用老家的谚语传达的生活智慧。“我外婆有一种天赋，在生活的黑暗时刻，只有她能够带给大家快乐和轻松。”

……

在“白人大迁移”到郊区的过程中，纽约城区开始被非裔美国人和各类移民占据。“我经常去下东区闲逛，那里有各种不同种族、不同阶层，人们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我喜欢他们的直接和激情。”阿琳对Lens回忆道，“我常常到附近的街区看看都发生了什么。我爱那种氛围，伟大的街头音乐、可口的街头小吃，我常去小摊上吃烤鸡，这比去一间梦幻餐厅吃大餐更令人快乐。”

在街上，阿琳学会了萨尔萨舞和一些西班牙舞。12 岁时，父亲给了她一台旧的 35 毫米相机，从此社区中的朋友和家人成为她的拍摄对象。

……

父亲马克斯66岁去世后，这个大家庭几乎变成了一个女性王国。作为王国的统领，阿琳的妈妈莉莲终止了自己的事业，接手小五金店，并把家搬到了下东区。阿琳描述母亲是“一个强大却安静、沉默的领导者”。莉莲大学毕业，这在那个时代的新移民家庭中相对少见。“她对我意味着一切，我的灵感与缪斯，她督促我要做到*好。我有时崇拜她、有时恨她。”谈到和母亲深沉复杂的感情时，阿琳如此说。

毕业后，阿琳起初得到了一份摄影助理的工作。“那是个特别艰难的阶段，因为当时没有摄影工作室愿意雇用女人，说我们扛不动那些设备。”不久，她成了自由摄影师，“我拍摄了许许多多故事:密苏里州的大旱灾、纽约旅馆里依靠社会福利生存的妈妈、车祸致残的男人——他有一只帮他处理日常事务的猴子，非常有趣”。

……

“当我看到时间流逝，母亲的糖尿病恶化，外婆已经超过一百岁，我试图让时间停止，但显然我不能，所以拍摄她们变得更紧迫了。”2000年，104岁的米妮走到了生命尽头。两年后，糖尿病夺去了莉莲的视力，抽走了她的全部精力。因为遗憾没有为临终的米妮拍摄更多照片，所以在莉莲的生命终点，阿琳拍了大量照片，多到让母亲大声喊停。

老年人的生活越来越被身体机能的下降所主宰:没有胃口、记忆迷失，每日所思所想只是如何翻身、如何止疼。阿琳用镜头平静地记录和捕捉生活中的种种，不戴面具、不包糖衣，这些真实的纪录显示了衰老的残酷和破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