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汇总了作者关于法国身份特征和记忆的主要论述，展现了一个高度统一的国家形象，即成熟时期的民族国家形象。本书的主题是由民族、共和国及革命相互交错构成的，阐述了从普遍民族到集团民族，从战争共和国到遗产共和国，从武力征服的革命到革命思想的衰竭这一系列过程。本书是作者以个人的方式书写的法国历史。在看似零散的历史片断当中，作者对每一段辉煌耀眼的历史都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从而反映了法国整段历史那神秘的独特性。

作者简介

[法]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1931年11月17日出生于巴黎。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法兰西学术院院士。1965年开始在巴黎政治研究院任助教。因为极为关注“评论工作”和对“现实的调查工作”，所以他决定“出版历史学家的原始档案材料，并让广大群众得以了解”。此项计划得到朱利亚出版社大力支持，并于1964年成功推出《档案》新系列丛书。20世纪80年代初他与法国著名思想家郭舍共同创建了杂志《争鸣》。主要著作有《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1961年)、《现在、国家、记忆》(2011年)、《公共历史学家》(2011年)。
刘文玲，女，博士，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主任，副教授，从事社会语言学、传播与社会、城市文化、中法文化交流领域的研究。发表过多篇论文和多部著作。主要著作有《中国招牌》（法文），译著有《媒介学引论》等。

绪　论／1
第一章　革命的牢固性／5
　　一　国家的降临／5
　　二　共和政体的起源／17
　　三　马克思与1848年革命／32
第二章　共和国的表现／40
　　一　儒勒·米什莱：身份特征的癔症／40
　　二　拉维斯：国家教员／49
　　三　皮埃尔·拉鲁斯的名人集／88
　　四　费迪南·比松的《教育法和初级教育词典》／95
第三章　国家、共和政体与革命／119
　　一　共和派的综合：厄尔内斯特·拉维斯的《法国史》／119
　　二　“法国行动”或者共和的反面／171
　　三　戴高乐-共产主义时期／186
第四章　反美国模式／234
　　一　革命／234
　　二　宪法／239
　　三　知识分子／245
　　四　记忆／260
第五章　身份认同之路／287
　　一　“代”的概念／287
　　二　国家回忆录的王道／326
　　三　法国和犹太人——相互交织的命运／373
　　四　从继承到变化／390
索　引／409
历史丛书／431
　　一　已出版著作／431
　　二　插图历史丛书／435
皮埃尔·诺拉著作目录／437

精彩书摘

　　《追寻法兰西》：
　　归根结底，最令人奇怪的是整个结局，是这奇特的归属感的历史结局。因为以同样的方式出现两个米什莱：一个是力大无比，普罗米修斯式的，被拉丁学区的学生们奉为“象征性人物”的米什莱；另一个是精明老练地掌握自己事业前程的小资产阶级，成为普鲁东笔下“性格多变、爱慕虚荣、贪婪淫荡的小老头”形象的米什莱。同样，米什莱也描写了法国两个形象，代表了两个法国。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他的《人民》（1846年）一书，那么，我们无疑会发现两个高度浓缩的形象。米什莱在书的开头就说：“这《追寻法兰西》不仅仅是一《追寻法兰西》，它是我自己。”在对祖国充满活力、有机性的高度赞扬当中，混合了两个法国。因为，历史的结局和国籍的冲突而产生两个对立的法国：一个是崇尚人权和共和的法国，它继承了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和普遍解放思想；另一个是更具沙文主义、排外思想、军国主义和高度民族主义思想的法国。奇怪的法国，奇怪的人民，它既具有小农业主的形象，也具有整个人类那既自然又有些兽性的形象，它带有稚气，可怜而又无辜，正是这样的人民激发了米什莱基督式的情感：“大家都同我一起来吧！”好战的人民成为法国战士的赞歌，“精力旺盛的高级雄性，最好的情人”。对眷恋土地的农民的歌颂变成极度疯狂的民族主义，成为颂扬高于一切民族的法国的凯歌，因为法国是最优秀的国家，它拥有一切。法国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国家：“上帝应该更加照亮它（法国），因为在黑夜中，当其他国家看不清的时候，它依然目光如炬。”我们只要读一下《人民》的第三部分，在这一部分，米什莱冷酷而出人意料地反对外国人，把外国人视为一个阴谋；他反对英国，认为英国是“反法国的”；他反对城市，因为城市激怒了种族；他反对手工制造业，因为那里聚集了“一群面无血色，目光呆滞的贫困的无产者”；他反对犹太人，尤其是那些“无论人们说什么，都有一个祖国，就是伦敦的证券交易所，尽管他们在各处活动，但是他们的根还是在那个黄金之国”。
　　……

前言/序言

绪　　论

我曾出版过两本关于法国的书：一本是《公共历史学家》，这本书希望通过个人的活动途径来勾勒出时代的特征；另一本是《现在、民族、记忆》，希望通过这三个词，体现出当代历史意识的各个极端。本书是我对法国研究工作的最后一个层面，汇总了我关于法国、法国身份特征以及法国记忆的主要论文。
这部合集的组织结构自然有序，强烈反映了一个统一的形象：一个民族国家在其成熟时期的形象。
虽然这本书分五个章节展开，但在我看来，其中最活跃、最中心的是第三章。在这一章中，罗列了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关系的几个主题：分析用27卷写成的20世纪初以来法国的历史；研究早已成为遥远记忆的极右派运动；同时唤起对戴高乐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记忆，而这两种主义30多年来都早已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这些主题的对照恰恰表达了本书的真正议题，即：国家、共和政体和革命的相互交错。厄内斯特·拉维斯（Ernest Lavisse）的《法国历史》体现了共和主义者的综合分析，希望调解一个来自革命的法国和一个来自旧体制的法国。法兰西运动（Action fran?aise）表现的是共和主义相反的一面，是戴高乐主义和共产主义，持有不同政见，同时也表达了在超越共和政体的同时实现共和政体的愿望。因此描绘出这个统一的法国各个时代的曲折道路，直到它的分裂：从1789年革命到戴高乐主义和共产主义末期，法国这两个最终版本以不同的程度融合了民族和革命性。从一个全面的民族到一个共同体式的民族，从战斗的共和国到遗产式共和国，从征服性革命到革命思想的枯竭。这是一个混合性民族计划的完结。所有从一开始就已经确定的政治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或者自由主义、欧洲主义、独立主义或者生态主义）的突破口只是进一步动摇了这一传统历史身份特征。
马克思从法国看到古典历史的模式，因为从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到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度，从资产阶级的革命政体到无产阶级的斗争，法国提供了一个从历史到纯粹国家政府最清晰、最明了的发展模式。我倒是很愿意在改变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的同时借用他的这种表达方式。法国是一个在纯粹的国家政府中汇集了大多数支配现代欧洲甚至世界的政治参数的国家。但是，它以独特的方式经历着这种普遍性的共同使命。我通过各种途径所要理解的，通过多次接触所要描述的正是这种独一无二而又奇特的混合：曾经服务于一个即将来临的法国肖像。
在一本关于法国民族独特性的著作中，阅读到一系列关于美国的章节，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在所有离法国最近的国家当中，它们也是离法国最远的国家，是真正反对美国模式的。法国和美国的两次基本革命是在同时代发生的，法国的革命借鉴了美国革命的经验。但是，在旧世界的革命创造了一个世界并围绕世界转了一圈的时候，美国的革命依然只限于美洲大陆。尽管美国内部发生过变化，但是它的宪法一直没变；而法国跌宕起伏的民族命运却强加给法国很多宪法，每次只是在为了更好地同美国相区别时才提起美国。正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所说的那样，美国是一个“没有意识形态的国家，但是美国就是它自己本身的意识形态”。关于这一点，尽管美国的知识分子生活十分紧张，但在美国，知识分子没有承担法国知识分子所承担的独特作用，也没有享受同法国知识分子一样的地位。美国因为成立的时间晚（1776年建立），所以依然生活在奠基人的承诺之下，没有承担我们所要担负的“历史重任”（黑格尔语）。革命、宪政、知识分子、记忆，这四个词、四个方面，通过比较历史，来明确阐述法国模式的基本面貌。
《追寻法兰西》这个书名，在它朴素的外表下，同16世纪中叶法国历史学家埃蒂安·帕斯基耶(étienne Pasquier)的著作《法国研究》（Les Recherches de la France）遥相呼应，可惜现在只有一些专家学者才会想起阅读这部伟大的作品。对那些非内行的读者来说，最令人吃惊的是，作者以自由的口吻，娓娓道来各种各样的主题，从政治机构到风俗特征，从教堂的历史到语言的起源。读者很快会发现，书的内容和形式统一与一致，方法的新颖性同内容的新颖性紧密结合。也就是通过各种渊博学识的探索，切断了法兰克人是特洛伊英雄后代的神话，确定了（或者说“创造”了）法国高卢人的历史事实，这就意味着在有国王以前，在它的教堂出现以前，在贵族甚至罗马以前就已经有法国了。
不需要进行太多的比较，我们发现帕斯基耶的时代同我们的时代有某些相通的地方，在一个新的时期，即如同蒙田的《随笔集》（Essais）中所描述的新的时期（而且帕斯基耶也知道，我重新采用了他的书名来命名这本书。我们面临着建立线性叙事的同样障碍，本着调动遥远的学识，阐明现状的同样利益，有以历史客体建立法国，通过强有力的合法历史，维护和证明过去的高卢民族，现今的国家体制和共和国政体的必要性，有着同宗教战争时期一样重新定义国家政府身份（过去是君主制度，现在是民主制度）的紧迫性。
最后，也许我们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在《追寻法兰西》和《记忆场所》之间有什么关系？因为在这本书中我引用了我自己在《记忆场所》中写的几篇文章。《记忆场所》是一项集体工作，它分好几卷出版。这项工作在于研究历史积累下来的有关目前记忆的沉淀物。根据特征，穿越时间，摒弃所有时代的界限。而现在这本书是由我个人的许多文章构成，前后用了50年的时间。这些文章基本上是关于两个世纪以来的法国政治历史。只举两个相近的例子：在《记忆场所》中被视为封存的建筑，就像费迪南·比松（Ferdinand Buisson）的《教育法词典》一样，或者寻找什么样的记忆能够表达“代”的范畴，现今人们可以随时随地甚至以非传递的方式使用“代”的范畴。在这本书中却并非如此，而是将比松那部令人惊奇的《教育法词典》同拉鲁斯词典、米什莱和拉维斯的《法国历史》放在一起，形成共和国化身的长廊，或者寻找法国各“代”接替的延续逻辑性。
不可掩饰地说，在《记忆场所》和《追寻法兰西》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密切联系，即表现在主题的交叉关联，笔法的相似性以及目的的相似性。在这两本书中，都不是法国的个人历史，而是以个人的方式书写这部历史。这是一部充满光辉的历史，深入分析它的每一道光芒，都会折射出整部历史的神秘特殊性。
总之，我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来关注法国。我曾经开始写一篇论文（可惜从来没有完成），是关于1914年战争中德雷福斯事件（affaire Dreyfus）的民族思想。在最终统计政治言论中词语的出现频率时让我失去完成这篇论文的勇气。然而，谁能想到，在半个世纪以后，这篇论文终于呈现在读者面前，它的主题也稍微扩大了一些。它最终也没有摆脱自己的命运。也许这就是命运的讽刺性，它通过各种巧妙的途径和意想不到的迂回辗转，最后还是将我带回到出发点。

皮埃尔·诺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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