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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 雷立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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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24-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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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介绍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ISBN：9787513326087

版次：1

商品编码：12207190

包装：平装

开本：32

出版时间：2017-05-01

用纸：胶版纸

图书描述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奥地利学者、古典语文学家雷立柏破执之作

杨慧林、卓新平、马勇、孙郁、沈迦倾情推荐

一位说德语的奥地利人，用汉语教授中国学生拉丁语、古希腊语和古希伯来语；

一位古典语言学家，以一己之力编纂《希-汉词典》《拉-汉词典》；

一位久居北京的汉学家，讲述“故乡”那鲜为人知的历史。

内容简介

本书是奥地利学者、古典语文学家雷立柏的破执之作。雷立柏扎根北京二十余载，在这本书中，他以“世界公民”与“文化桥梁”的视角，将自己对北京深沉的感情倾注于文字，并凭借其学贯中西的学识，旁征博引，纵论古今，或从语言、文字、历史、艺术、宗教等诸多细微之处挖掘那些鲜为人知的、被淹没的历史，或以全新视角解读那些为人熟知的历史，在文化的相遇与碰撞中破除迷执。

作者简介

（奥）雷立柏 | Leopold Leeb

雷立柏（Leopold Leeb)，教授、古典语文学家。1967年生于奥地利，1985年进入大学学习哲学、宗教学及基督教神学。1988年至1991年在台北辅仁大学学习汉语和中国哲学。1995年在奥地利取得硕士学位后来到北京，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班，师从汤一介先生和陈来先生，于1999年获得博士学位。1999年到2004年1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进行翻译和研究，并开始教授拉丁语、古希腊语和古希伯来语。2004年2月至今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开设“拉丁语基础”“古希腊语基础”“拉丁语文学史”“古希腊语文学史”“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古希伯来语”等课程。

精彩书评

真正重要的，是他已经在北京住了20年，是他对北京的接触、考察和理解会让我们这些“原住民”多少感到惊讶，是他把我们共同生活的“人民大学校园”视为“舒适之地”。——杨慧林

在雷立柏的书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多种语境的北京，一个集叠着人类智慧的北京。在愚昧与文明中，在挫折与成长中，北京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汉文明的历史，而是世界文化融汇的一部分。而雷立柏的价值，也恰在这交融的过程中。——孙郁

精彩书摘

北京第一批留欧的学生

今天很多大学生，甚至高中生都会到国外学习，中国人去国外留学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如果考虑到清朝直到1894年都禁止中国的学校使用传播“西学”的教材，就可见这种变化之大。在1894年之前，出国留学的青年都需要悄悄地离开这“封闭的”大清帝国。早期出去的人包括山西人樊守义，他于1707年至1718年间在意大利学习，1720年还请康熙看他的《身见录》。康熙如果是一个开明的领导，他应该会派遣一些中国青年到欧洲学习。然而不仅仅康熙没有这个想法，就连在他的皇宫服务的外国传教士好像也没有提出这样的建议。

在康熙朝廷工作的外国人中有马国贤（Matteo Ripa，1682—1745），他是意大利人，1710年至1723年在北京朝廷担任画家和刻板家。他有一个新的想法，即在意大利的那布勒斯建立一家培养中国神父的学院，因为他感觉到，在中国无法培养出很好的神学家和传教士。因此，1723年，他与四名中国修道生和一位语言老师一起启程，先到澳门，而后航海到意大利。1724年11月他们六人到达意大利的那布勒斯，这是马国贤的家乡。他们的旅途还比较顺利，因为虽然花了一年的时间，四名学生总算安全地到达了目的地。这四名学生中有三个来自北京地区：一个是顺天府人，两个来自直隶固安（北京以南40公里），一个来自江苏金山。这四个人算是从北京派到欧洲的第一批中国（北京）留学生，所以1723年应该是值得北京人纪念的一年。彼时开始了一个伟大的传统，而这个传统实际上一直没有中断，因为从1723年以来，在意大利的那布勒斯学院中一直有一些中国人学习拉丁语和意大利语，同时也有一些欧洲人向他们学习汉语。马国贤的那布勒斯学院可以算是欧洲最古老的汉语教学机构！

谁是北京的第一批留学生呢？第一个人是谷若翰（外文名称：Joannes Baptista Ku），1701年出生在顺天府，1714年在北京进入修道院，1717年宣发圣愿，1723年到1724年到意大利，1734年1月17日被祝圣司铎，同年回中国，被派遣到四川和直隶传教。他回来后为中国教会服务近三十年，1763年1月25日在北京去世。很遗憾，无论是车公庄外的天主教墓园（利玛窦墓）还是原来正福寺的墓园（现在在五塔寺）都没有“谷若翰”的墓碑——我们不知道北京第一名去欧洲留学的人葬在哪里。

第二个人殷若望（外文名称：Joannes Evangelista In）来自直隶固安，也可以算为北京地区的人，虽然固安县今天属河北廊坊市。殷若望于1705年出生，1714年在北京进入修道院，1723年与马国贤一起离开北京，在那布勒斯学习十年之久，1734年被祝圣司铎，同年9月被派到中国。一年后（1735年11月15日）他不幸在湖南湘潭去世。

与他一起离开北京的还有黄巴桐（外文名字：Philippus Hoam），他1712年出生于直隶固安，1719年接触修道院生活，1724年到那布勒斯学院，1739年宣发圣愿，1741年被祝圣司铎，但1760年8月才返回中国，被派到直隶。他于1776年4月26日去世，但学生名单上没有显示出他在哪里去世。

第四位从北京出发的中国留学生没有回国：吴露爵（Lucius Vu，1713—1763）是江苏金山人，1724年在那布勒斯开始学习，而且学习的时间很长，他于1741年才被祝圣司铎，后来去罗马服务，1763年8月在罗马去世。

今天，每年都有很多留学生从北京出发去欧美学习，但其中又有多少人能意识到，最早的留学生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到达目的地并完成学业呢？

中国最古老的西文图书馆

中国最古老的西文图书馆可能是在澳门，因为澳门和西方的合作最早，而且没有中断。但北京也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西文图书馆：北京北堂的图书馆。

在中国所有的西文图书馆中，“北京北堂图书馆”历史悠久，极负盛名。这座图书馆的前身是利玛窦在南堂创办的书屋，它后来经受了很多历史考验。

可以说，所有的耶稣会会院（早期的有肇庆、南昌、南京等）都有小型的图书馆，以罗曼语系（拉丁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的书为主。耶稣会的北京南堂和东堂在17世纪都有藏书馆，除此之外还有私人的藏书馆，比如嘉乐（Mezzabarba）的藏书、耶稣会的索智能主教（de Souza，1740年至1757年担任北京主教，115卷）的藏书和方济会第三会会士汤士选主教（Gouvea，512卷）的藏书。另外，中国内地各省在1800年前已经有十多座小型图书馆，其中的部分书籍在乾隆和嘉庆镇压教会时期（1785—1826）传到了北京北堂图书馆。1948年，北堂图书馆有4101部书，共5133卷，其中有2855卷提供了书的来源。

意大利人利玛窦的传教方法是科学知识和书籍；他还请在欧洲的友人寄给他一些书，1605年5月16日他写信说：“在与几何学、钟表和星盘有关的问题上，我获得了许多书籍，足够了，够我用了。”利玛窦在意大利的老师是丁先生（Clavius），而这位学者也曾是伽利略的老师！在北堂图书馆保存了这位著名学者的一本书。

因为1616年南京礼部侍郎陈桥抨击外国传教士，北京礼部下令逮捕和放逐传教士们，南堂的住院也被出售和拆毁。虽然北京的基督徒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反对这个命令，传教士们还是被放逐到了澳门，龙华民（Longobardi）和汤若望于1623年才回到北京，收回南堂的住院。在这次教难间，南堂的书籍大概保存在栅栏，由两名华人耶稣会会士看守。

为了回应利玛窦和龙华民的计划和要求，法国人金尼阁（Trigault）于1613年至1616年间在欧洲请教宗捐赠一些宝贵的书籍，耶稣会想将这些书运到中国，并在中国建立一座吸引人的豪华图书馆，以此影响皇帝和贵族人士。七年后（1620），金尼阁返回中国，当时他带来了罗马教宗给他的457卷书、圣洛朗（Jean de St. Laurent）修道院捐的29卷书以及其法国、意大利、德意志地区的人所给的几百（或几千）卷书，早期的文献，比如杨廷筠《代疑编》、李之藻《天学初函》，传说有7000卷，但没有更具体的凭据。这些书成为南堂图书馆的珍贵基藏。明末清初，管理南堂的汤若望保护着南堂的书籍，但1664年他自己也被控诉而入狱，栅栏墓地被夷为平地，南堂被没收，五年后（1669）才由利类思（Buglio）收回。当时可能损失了图书馆的汉语书籍，但外文的仍得以保存。在18世纪初，北京耶稣会学院（即南堂图书馆）至少有738卷书，包括拉丁文和法文的自然科学著作。1773年耶稣会被解散，北京的主教汤士选（Gouvea）接管了北京的图书馆。

北京东堂的图书馆比较小，创建于1655年，开始由利类思和安文思（Magalhaes）管理，1800年前后由遣使会会士接管。1812年，三名会士夜里准备搬走东堂的书籍，但一场火灾烧毁了整个图书馆和住院，只剩下13卷书。此后，皇帝不允许他们重建住院，并要求传教士们移居南堂。

原来的北堂在南海西部，它是1704年由两名耶稣会会士（洪若翰和刘应神父）建立的，他们也有一个小的图书馆，其中存有“有关代数学、几何学和天文学等著作”，“拥有关建筑术的著作；具有充足的医药、外科学、自然史、物理学著作，还有很多宗教灵修方面的著作”，但“地图集很少……也没有任何拓片……非常希望拥有驳异教的偶像崇拜和自然神论等方面的著作……只有很少的《圣经》解释学著作……我们几乎完全没有教父们的著作”。1785年，三名遣使会会士，即罗广祥（Raux）神父、吉德明（Ghislain）神父和巴茂正（Paris）修士被派往北京，以接管耶稣会的房产。他们与那些留在北京的耶稣会会士居住在一起二十多年，著名的《圣经》翻译家贺清泰（Poirot）于1813年在北京去世。然而，嘉庆1805年下令驱逐传教士们，所以此后没有任何西方人获准进入北京，南弥德（Lamiot）主教1819年也被驱逐到澳门。1827年，最后的外国人离开北京，皇帝下令拆毁北堂。当时中国神父薛玛窦决定把那里的书运到南堂。1828年或1829年，薛神父也被迫离开北京，他和几位中国神父搬到张家口地区的西湾子，南堂的书则被送到北京正福寺墓地，在那里有一名杜姓的鞑靼教友看守，他属于苏尼特部的蒙古王公家族。根据另一种记录，北堂的藏书被委托给了一名满族教友保存，而他因为害怕将书埋在了正福寺。1838年8月，法国传教士孟振生（Mouly）在一封信中报告了当时的一些情况：一名叫孔山林的天主教徒从山西运送一些宗教物品到北京，但途中被巡捕查获，被盘问时他供出自己是将物品送到北京的一名信徒那里，而这个人恰好是那位看守正福寺的教友。那位杜先生得知自己将要被捕的消息后，马上和村里的教友们设法隐藏或销毁一切和洋人有关系的物品，所以他们在正福寺的花园里挖了一个大坑，将所有的图书都埋进了坑里。那些书籍是1827年北堂拆毁前搬过来的，著名的老北堂图书馆的部分书籍就这样“从地面上消失了”。然而，部分北堂书籍肯定被搬到了西湾子，甚至有一种记录说，薛神父“很明智地将北堂大部分的书带来了”（即带到西湾子）。

在北京的书籍由于俄罗斯教团的协助而得以保存，因为毕学源（Pires-Pereira）在1838年临终时写下遗嘱，请俄罗斯教团的魏若明（Benjamin Morachevich）司祭“负责其殡葬仪礼、看守其栅栏墓葬地，并在那里根据需要而从事必不可缺的维护，最后是出售他逝世时所有留下的一切，将其价款寄回葡萄牙以转交给有权获得的人”。这份遗嘱没有提到北京的书籍，但根据书中的记号可以认定（至少部分的书），在1828年已经转入了俄罗斯教团驻京的图书馆，并在那里得以保存。俄罗斯的教士保存这些书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其中有宝贵的希腊文著作和《圣经》的希腊文版本。1860年，通过俄罗斯第一位驻京大使伊格纳季耶夫（Ignatieff）将军和法国葛罗男爵（Baron Gros）的协助，法国的孟振生主教才能够获得在俄罗斯教团保存了三十年的书籍。他将它们迁到原来的北堂，在那里重建一所小房子，狄仁吉（Thierry）神父则编写了一份藏书目录，其中写道：“由俄国东正教修道院长归还的图书总数为5400卷左右。遣使会士们于1860年至1862年间补入的图书总量达500卷左右。其全部总数（不包括汉语书籍与几种小册子）为5929卷……”

此后，北堂的图书馆随北堂迁移，1889年搬到了西什库，1900年也没有因义和拳而遭受损失，但1949年后被分给了国家图书馆等机构，部分的书甚至被送到了宁夏。

1948年，北堂图书馆保存的一些书中有特殊的记号，比如“济南府住院藏书”，这就意味着这本书来自耶稣会士法安多（Faglia）于1700年在济南创立的小型图书馆。除此之外，还有杨若翰（Joao de Sao）大约于1727年在镇江创立的图书馆、1661年前后卫匡国（Martini）在杭州创办的图书馆、1700年前后创立的淮安图书馆、1634年由毕方济（Sambiasi）在南京开办的图书馆、1720年代在正定开办的图书馆以及17世纪曾在开封、上海和绛州创办的图书馆。

2015年春天，北京的国家图书馆举办的书展陈列了部分来自北京北堂的古老书籍，这是北京，也是全中国最古老的西书，那时我亲眼见到了伽利略的老师Clavius（丁先生）的书。大概很多人会觉得奇怪，为什么“Clavius”的名字被译成“丁先生”？原因是，在拉丁语中clavis是“钥匙”的意思，而古代钥匙的形状就像一个“丁”字，所以“丁”不是音译，而是意译。不学习拉丁语就无法体验到西方文化原来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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