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连江，1963年11月生于河北沧县农村，自幼胸无大志，以生存为伟业。有幸加入南开大学哲学系1978级，从此走上能走通的书籍之路。四十年来，读书、译书、教书、写书，失去的是空虚和无聊，收获的是充实与志趣。对书感情之深，不言自明。近两年重归母语世界，倍感亲切，2016年出版了《不发表就出局》，2017年初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译作《人生智慧箴言》（叔本华著）。这本《戏说统计》既是二十年来思考量化方法的总结，也是作为求是讲座教授交给浙江大学师生的一张答卷。

精彩书评

数学家华罗庚有诗云：“神奇化易是坦道，易化神奇不足提。”李连江教授用他独到眼光、领悟和功力为学子们打造了这条入门社会统计学的“坦道”。“文科生”边听戏说边学统计，一路上还可以品味哲理、智慧和人生趣味。何乐而不为耶？

——周雪光，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李国鼎讲座教授

常年在美教授社会统计，我了解文科生对此课的抵触和期待。《戏说统计》犹如Naked Statistics的姐妹篇，去公式，剖理念，讲故事，究实质，深入浅出，不乏妙趣，像枕旁小说，睡前开卷，开心入眠。

——边燕杰，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一本深入浅出的好书！当下中国社会科学亟需的研究指南。

——唐文方，爱荷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用语言哲学的功底、社会科学研究的体验、哲学家的智慧戏说统计，精彩！

——杨凤岗，普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奇书是好书，乃逻辑使然。奇书不随俗套，能成书，足见作者的独特功力和识见，因此是好书。

——李芝兰，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教授，香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总监

李老师这本书，对“文青”是福音。论文采，它比大多数散文随笔好看；论意境，比大多数哲理小品高远。书中比喻生动贴切、说理明白通透、建议务实可行。从今以后，文科生可以一页一页地品味，不知不觉中通晓统计分析。

——耿曙，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李老师的著作，向来是处处机锋。这本书名为《戏说统计》，其实是过谦了。从实用的角度来看，这是本深入浅出的统计学参考书，可以破除文科生对统计学的迷信与恐惧；从形而上学的角度看，它其实是一部探究世界运行规律的哲学书，深藏见天地见众生的智慧。

——詹晶，香港中文大学政府与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

趣味与哲理同在，实用和语美共存。

——邓燕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戏说统计》是李老师教学的精华，是一本让“门外汉”可以在“正常”状态下，“慢慢来”就能学会统计、让自己感觉“很好”的奇书。

——高翔，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李教授以其深厚的哲学功底，对英语语言的精通，加之宝贵的教学经验，娓娓道来，将量化方法讲得简洁、通俗、易懂、有趣，真是“及时雨”。

——车莹，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讲师

李老师“三自发表”的书籍片断不仅加深了我对统计工具的理解，更对我的教学充满启迪。文科生面对统计再无恐惧与压力。

——陶郁，西澳大利亚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讲师、中国研究项目负责人

这是一本让智商符合正态分布的普通文科生读得懂、学得会、做得了研究的科学手册；亦是一本让生活在钟形曲线下的普罗大众参得透、用得上、悟得到人生的哲学指南。——马永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生

我学过一些专门统计学教材。李老师以风趣诙谐的口吻阐述统计学基本原理。

——杨端程，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硕士生

精彩书摘

　　《戏说统计：文科生的量化方法》：
　　二、量化的对象是某些个体的某些属性
　　社会科学关注的总体往往有数不清的个体，每个个体都有数不清的属性。但是，社会科学实际分析的样本只有有限数量的个体，而且只分析这些个体有限数量的属性。选择这些属性的依据有两个。其一，是否实质上相干；其二，是否理论上相关。科学永远研究变，不关心常。常项，必然实质上不相干；变项，才可能相干。在变项中选择时，是选择可能理论上相关的变项。换言之，量化的直接对象是我们感兴趣的总体中某些个体的某些属性，区分“某些”与“其他”的标准有两个，一是实质上相干，二是理论上相关。相干与相关的属性属于“某些”，不相干与不相关的属性属于“其他”。
　　（一）变项与常项
　　量化永远只关注某些个体，只测量某些个体的某些属性。个体的属性有无数个，量化研究只测量变化的属性，即变项，不测量恒常不变的属性，即常项。为什么不把所有属性都记录下来呢？原因很简单，一不可能，二不必要。
　　无论是出于利害，还是纯粹出于学问，我们都是关心变。虽然并非所有变化的属性都值得测量，但社会科学研究测量的属性一定是变项。要解释为什么一个属性因人而异，自然不能以一个人人相同的属性作为原因，常项不能解释变项，就是这个意思。例如，同是中国人，有人个子高，有人个子矮。一群人的身高因人而异，原因肯定不是人人都是中国人。一个变项之变，未必能解释另一个变项之变，但一个常项之不变，肯定不能解释一个变项之变。这些话，听起来像车轱辘话，其实是深刻然而又容易被忽视的道理，我们必须时常提醒自己。英国哲学家奥斯丁说，通常情况下，我们需要的不是被告知，而是被提醒。方法论的主要作用就是提醒我们注意思维的漏洞与陷阱，有些陷阱是明显的，比如用常项解释变项，有些不那么明显。例如，同语反复是个思维漏洞，但并不明显，我们在第五章讨论共线性时会细致解释。
　　关于常项与变项，还有一个提醒。常是相对的，变是绝对的。常是异常，无常是常。常往往是希望的目标，不是研究对象。希望常，是因为害怕变；提倡常，是因为现实中有不可阻挡的变。所以，“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个诉诸虚幻奢望的讨好建议，不是基于事实研究的明智建言。话说回来，因为变是常态，也因为变很难把握，所以保守是明智，求变是进取。大权在握，尤其要谨防轻率地乱变。老子云：“治大国若烹小鲜。”对这句话，有个解读是：大国像小鱼，治理大国，不要乱搅和，否则就会把小鱼做成鱼酱。1957年的德国大选，竞选连任的阿登纳总理提出的竞选口号是“Keine Experimente！”（不要实验！），就是德语版的“治大国若烹小鲜”。社会现象往往看似恒常，其实变动不居。一个现象是否成为兴趣点，取决于预期。预期常，而见变，例如“返祖现象”，足以引起研究兴趣；预期变，而见常，也足以引起研究兴趣。预期有双重基础，一是对实然的认知，二是对应然的期待。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实然与应然经常被有意无意地混为一谈。另外，“实然”与“应然”的含义，在同一个人的不同人生阶段不断变化。对于同一个社会现象，青年时认为“实然，但并非应然”；中年时认为“实然，管他是否应然”；老年时认为“实然即应然”。
　　在研究中，常与变总是相对的。在一个研究领域中是常项，到另一个领域中是变项。研究中国公民对政府的信任，不做跨国比较，那么就不需要关心受访人的国籍，受访人都是中国公民，国籍在这项研究中是常项，不因人而异。如果做跨国比较，例如比较中国人与日本人对各自政府的信任，那么国籍就是变项。
　　（二）实质上相干与理论上相关
　　重复一句，量化的对象在双重意义上是有限的。其一，量化的对象是研究对象的某些个体，不是所有个体；其二，量化的对象是研究对象的某些个体的某些属性，不是所有属性。每个总体都有数不清的个体，每个个体都有数不清的属性，任何科学研究，都只分析某些个体，只看这些个体的某些属性，不看其他属性。我们关注哪些属性，不关注哪些属性，取决于我们的研究兴趣和研究假设，后两者的基础是定性研究。含含糊糊地提倡“全面认识”或“总体把握”，是忽悠人。例如，我们研究中国人，可是中国人有无数个属性，究竟测量哪些属性取决于我们的学科背景和研究课题。对医学研究而言，中国人都是生物意义上的人，有无数个生物属性。对社会科学而言，中国人都是社会科学意义上的人，有无数个社会属性。泛泛地说研究中国人，可以做出文学艺术作品，但不可能做出社会科学研究。我自己做过一点农民研究，知道有些人喜欢自称是“三农学者”，研究农业、农村、农民。我不是“三农学者”，也不相信任何人能成为真正的三农学者。三农中的任何一个“农”，都有无数个属性，任何一个中国农民的个体，都有数不清的属性，一个人穷尽一生精力也研究不明白。所以，关于农民的任何社会科学研究一定是只关注该学科涵括的那些属性，不可能关注农民的所有属性。我做的一点农民研究，分析单位表面上看是“中国农民”。实际上，我所关心的仅仅是农民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参与方式，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农民。一个学者，如果声称自己能从总体上认识农民，反对从社会科学某个学科的角度研究农民的某些属性，那就不是做社会科学研究。一般来说，以研究对象命名的学科，例如“人学”、“人才学”、“信访学”，可能是哲学层面的广义学问，但不是社会科学。以研究对象命名某某学问，声称“跨学科”、“多学科”，如果是团队研究，有明确分工，有各方面专家，还有能够打通各学科的学术领袖，那是可信的。一个学者，号称做“跨学科”、“多学科”研究，十有八九是做万金油学问。原因很简单，除非是超天才，一个人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能力、智慧做跨学科、多学科的综合学问，这是现代社会科学的现实，不以个人意志和奢望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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