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桂芝，广安门医院中医肿瘤学家，老中医潜心研习和临床实践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恶性肿瘤50年，先后曾主持国家“六五”、“七五”、“八五”中医肿瘤攻关课题及中医药管理局科研课题。
　　《中国中医科学院名医临证精要：孙桂芝虫类药疗癌医案集要》主要是阐发孙桂芝教授对虫类药物的认识、理解和运用，并以近20种不同恶性肿瘤的临床验案实例分别加以阐释和深入浅出地说明，这些病案一般都有效存活3年以上，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对于学者或病患以及家属而言，应该具有很强的实用力。

第一章孙桂芝运用虫娄药抗肿瘤的理论基础
一、治疗肿瘤当“以人为本”，而“以（补）形为先”
二、治形固本，求之于“补脾益肾”
三、带瘤生存，须“攻补兼施”
四、虫类药物“血肉有情”，故“声气相应”

第二章孙桂芝对虫类药的具体运用
一、以补益作用为主的虫类药
二、以攻伐为主的虫类药
1．穿山甲
2．壁虎
3．僵蚕
4．鼠妇
5．九香虫
6．全蝎
7．蜈蚣
8．地龙
9．土鳖虫
10．小白花蛇
11．蝼蛄
12．蟾蜍
三、使用虫类药需注意的几个问题

第三章孙桂芝运用虫类药的常见配伍
一、小胃方（蜂房、白芷、蒲黄、血余炭）
二、天龙、僵蚕
三、鼠妇、九香虫
四、鸡内金、生麦芽、代赭石
五、地龙、桃仁、水红花子
六、龙骨、牡蛎
七、桑螵蛸、桑椹
八、鹿角霜、白果
九、瓦楞子、白及
十、珍珠母、灵磁石

第四章案例选析
病例1 牙龈癌切除术后，粒子植入术后
病例2 鼻咽癌放化疗后，伴颅底骨质破坏
病例3 喉癌术后，放疗后
病例4 喉癌术后，放疗后
病例5 右肺癌术后、化疗后，肾功能不全
病例6 右肺癌伴肺内转移，化疗中
病例7 右肺癌术后，多发颅内转移，行愕？+化疗后，复发后行放疗治疗，口服靶向药中
病例8 左肺癌术后，“放化同步”治疗中
病例9 右肺混合癌，“放化同步”治疗中
病例10 左肺小细胞癌术后，化疗后
病例11 食管鳞癌术后、化疗后，左锁骨上淋巴结转移放化疗后
病例12 胃低分化腺癌（部分为印戒细胞癌）术后
病例13 胃黏液腺癌（部分为印戒细胞癌）术后，化疗后
病例14 肝门胆管中分化腺癌，行胆肠吻合术后
病例15 原发性肝癌介入治疗后
病例16 原发性肝癌介入治疗后
病例17 原发性肝癌术后，介入治疗后
病例18 胆囊中分化腺癌术后
病例19 胆囊中低分化腺癌术后
病例20 胰头癌肝转移灶介入治疗后
病例21 胰腺体尾部癌，肝内多发转移
病例22 胰腺头、体交界处癌，愕吨瘟坪ó
病例23 直肠类癌术后，化疗后
病例24 乙状结肠中-低分化腺癌术后、化疗后，肝转移术后
病例25 降、乙结肠中-低分化腺癌术后，化疗中
病例26 横结肠中-低分化腺癌术后，化疗后
病例27 升结肠低分化腺癌术后，化疗后
病例28 阑尾黏液性囊腺癌术后，化疗后
病例29 十二指肠乳头癌术后，化疗中
病例30 肾透明细胞癌术后，靶向治疗+生物治疗中
病例31 左肾癌术后、免疫治疗后，肺转移
病例32 左输尿管-左肾低级别尿路上皮癌术后，膀胱灌注治疗中
病例33 膀胱尿路上皮癌术后复发，电切术后
病例34 膀胱癌复发术后，灌注治疗中
病例35 甲状腺乳头状腺癌术后
病例36 左侧乳腺癌（三阴型）术后，放化疗后
病例37 左侧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化疗后
病例38 左侧乳腺癌术后，放化疗后
病例39 卵巢癌术后，化疗后
病例40 双侧卵巢癌术后化疗中
病例41 右侧卵巢透明细胞癌术后
病例42 子宫内膜低分化癌术后，化疗后
病例43 子宫内膜腺鳞混合癌术后，化疗中
病例44 低分化子宫内膜癌（部分伴有间质肉瘤分化）术后，化疗后
病例45 子宫内膜高分化腺癌（少部分有黏液分泌）术后，“放化同步”治疗中
病例46 宫颈癌术后、放化疗后，肺转移切除术后
病例47 阴道癌双肺转移，放化疗中
病例48 右侧脑胶质分化不良性星形细胞瘤术后，放疗后
病饲49 巨细胞脑胶质母细胞瘤术后
病例50 髓母细胞瘤术后，放化疗后
病例51 胸腺瘤（侵犯左上肺）术后，放疗后
病例52 纵隔及颈部霍奇金淋巴瘤化疗后，放疗中
病例53 扁桃体非霍奇金淋巴瘤术后，放化疗后
病例54 鼻腔NK/T淋巴瘤化放疗后复发，再行放疗后
病例55 背部恶性梭形细胞肉瘤术后、放疗后，复发再次手术后
病例56 右侧腘窝黏液性脂肪肉瘤术后
病例57 左足内踝下方跟骨外侧多形性横纹肌肉瘤2次复发手术后，肺转移
病例58 阴道壁恶性黑色素瘤术后，化疗后
病例59 背部恶性黑色素瘤术后，肝转移术后、生物治疗后
病例60 骨巨细胞瘤术后、化疗后，肺及右侧胸壁骨骼肌转移再次手术及化疗后

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中国中医科学院名医临证精要：孙桂芝虫类药疗癌医案集要》：
　　一、小胃方（蜂房、白芷、蒲黄、血余炭）
　　孙桂芝教授治疗胃癌常用“小胃方”，是指由露蜂房、白芷、生蒲黄、血余炭四药组成的小方，本意在于修复胃黏膜，对胃黏膜炎症、糜烂、溃疡等具有祛瘀生新、解毒收口的作用。由于胃恶性肿瘤属“恶肉”，溃疡、糜烂后属“恶疮”，因此上述配伍可起到“祛腐解毒、祛瘀生新”的效果，现代药理学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
　　1.蜂房
　　如前所述，本品具有攻毒疗疮、消肿散结、祛风通络、清热解毒、温阳益肾之功效。如《本草便读》中说：“露蜂房人阳明而质毒，疔疮瘰疬宜求……附骨痈癞，制方可采”，《证类本草》中称其能“主诸恶疽、附骨痈根在脏腑，历节肿出，疔肿，恶脉诸毒皆瘥”，《日华子本草》又言其能“治乳痈、恶疮”。因此蜂房作为疡科要药，临床应用极其广泛。《本草纲目》虫部第三十九卷：“露蜂房，阳明药也。外科、齿科及他病用之者，亦皆取其以毒攻毒，兼杀虫之功耳”，《本草求真》亦说：“蜂房味苦咸辛，气平有毒，为清热软坚散结要药”，可见其主要擅长清热解毒、软坚散结。除此之外，蜂房还有益肾温阳、固摄下元之功，历代医家常用其治疗阳痿、遗尿、带下清稀，效果显著。已有研究证实，露蜂房有促进肺腺癌细胞株SPC-A-1凋亡，以及阻断小鼠前胃癌及癌前病变的作用。故孙桂芝教授亦常用之于抗肺癌、胃癌、乳腺癌等。
　　2.白芷
　　始载于东汉《神农本草经》，列为中品。其性温，味辛，归胃、肺、大肠经，主要功效《日华子本草》中说：“破宿血，补新血……排脓……止痛生肌”，《药性论》中记载其可“除风邪……能蚀脓”，《中国药典》中记载：“散风除湿，通窍止痛，消肿排脓”，属内、外科常用药物，尤其对于疮疡肿痛，初起能消散，溃后能排脓。现代研究表明，白芷的主要成分欧前胡素对人膀胱癌细胞系E-J细胞株增殖、人肝癌细胞株BEL-7402细胞增殖、胃癌细胞株BGC增殖均具有抑制作用，且呈浓度一效应关系；欧前胡素对人乳腺癌细胞系BCAP细胞株增殖也具有抑制作用。胃癌组织代谢旺盛、生长迅速、容易坏死脱落，形成“溃疡”型病灶，实属热毒内蕴、腐血坏肉所致，故在临床中选取白芷之拔毒抗癌、消肿散结、祛腐生肌、止痛缓急诸功效，以使癌毒透发外解、溃疡收敛，促进胃黏膜组织局部破损修复。
　　3.血余炭首载于《神农本草经》，味苦，性平，无毒，入肝、胃经，有止血消瘀，生肌长肉，利尿之功效。《五十二病方》中有“止血出者，燔（烧）发安其（创伤）”的记载，《名医别录》云：“止血，鼻衄烧之吹内立已”，《医学衷中参西录》中说：“其性能化瘀血、生新血有似三七，故善治吐血……使血管流通最有斯效”，《日华子本草》亦云：“煎膏长肉，消瘀血也”。可见其具有活血止血、祛瘀生新之作用。
　　4.生蒲黄
　　别名蒲棒花粉、蒲黄草、蒲厘花粉，为香蒲科植物水烛香蒲、东方蒲或同属植物的花粉。入药历史悠久，始载于《神农本草经》，被列为上品，为临床常用中药，具有活血化瘀、止血镇痛、通淋的功效。在应用时，主要有生蒲黄和炮制品两种。宋《证类本草》首先提出：“破血、消肿，即生使；补血、止血即炒用”；明《本草纲目》中说：“蒲黄，手足厥阴血分药也，故能治血治痛，生则能行，熟则能止”；《景岳全书》记载：“凡预利者宜生用，欲固者宜炒熟用”。早在1865年Trousseau教授首先报道了静脉血栓栓塞和恶性肿瘤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此后多年的研究证实肿瘤旁血栓可出现在静脉、动脉或动静脉中，由于疾病及治疗导致的高凝状态是肿瘤患者出现静脉血栓栓塞的主要原因，故通过使用活血化瘀药物改善高凝状态可以防止血栓形成。现代研究表明，活血化瘀药物通过修复胃血管内皮细胞损伤，抑制其增殖，可有效改善组织缺血缺氧的“血瘀”状态，而抑制肿瘤新生血管形成。蒲黄化学成分主要有异鼠李素、槲皮素、黄酮苷等，其水提物对Lewis肺癌小鼠移植瘤的生长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且可促使肿瘤细胞凋亡及细胞周期阻滞，水提物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对人胃癌细胞SNU16具有细胞毒作用。
　　因此，上述四药配伍治疗胃癌不仅符合中医理法方药，且有现代药理学基础，配伍组方具有科学性，临床疗效切实可靠。除此之外，小胃方还可对肺癌、乳腺癌等有明确的肿瘤抑制作用。当患者有咯血或黑便等出血倾向时，则可将生蒲黄改为蒲黄炭，并增加三七、仙鹤草等药物，可以增强止血、生血、生肌祛腐之作用。
　　……

前言/序言

　　虫类药物，或称虫药，广义上讲应包括所有动物药（比如古人对老虎亦称之为“大虫”），其使用历史悠久，自《黄帝内经》始，经过历代医家的补充完善，至今已较为成熟。
　　《黄帝内经》中最早记载的：“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这段文字实际上应为“同气相求”“血肉有情”理论的发端；其中《素问·腹中论》还首先记载了使用“鸡屎醴”治疗鼓胀类病症的经验。
　　而后，被后世尊为医圣的东汉名医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运用“当归生姜羊肉汤”“黄连阿胶鸡子黄汤”“抵当丸”“大黄廑虫丸”“鳖甲煎丸”等治疗临床病症，进一步验证了动物类药在温养扶形、攻逐散结等方面确具疗效。
　　随之，历代医家对动物药的运用进行理论和实践上的再补充。至金元时期，甚至以“攻邪”为主要特色的医家张从正亦十分重视运用虫类药物的厚味以填补下元，他认为：“药之气味厚者，直趋于下而气力不衰也。”
　　到了明清时期，虫类药的使用到了一个相对巅峰的时期，众多著名医家如叶天士、吴鞠通等，对虫类药都十分推崇，使用颇频，尤以叶氏注重“血肉有情”之说，并明确提出“血肉有情，栽培身内精血”的观点，认为虫类药等血肉有情之品对于精血的栽培有其独特疗效，但需缓缓培之，不可操之过急，“多用自有益”。
　　当代著名医家朱良春对虫类药物的使用亦颇有特色，是国内较早系统研究虫类药的佼佼者，他对于虫类药的药性、功用、毒性的掌握及药物攻补调配的运用均达到了纯熟的境地，是当代医家应用虫类药的榜样。
　　尽管如此，在恶性肿瘤的虫类药使用上，当代经验并不多，也颇有争议。比如活血类虫类药多具攻逐、破血特性，肿瘤本身又有一定的出血倾向，加之其是否有促进肿瘤转移的作用，也时遭诟议。故而此类药物的应用当十分谨慎。
　　孙桂芝教授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著名中医及中西医结合肿瘤学家，先后曾承担国家“六五”“七五”“八五”中医肿瘤攻关课题，以及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医药管理局科研基金、中央保健局保健基金等研究课题，通过大量科学研究与临床实践，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医、中西医结合肿瘤诊疗思路及虫类药物应用特色，临床应用50年，救治各种癌症患者约70余万人次，取得了显著的临床疗效，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获得患者的认可及中、西医界同仁的共同尊重与推崇。孙桂芝教授在临床使用虫类药过程中的特色与经验，值得青年医生尤其是肿瘤科同仁学习、研究与推广运用。
　　因此，我们将近3年来孙桂芝教授临床较为经典的医案收录于此，对其应用虫类药的经验简要加以阐述，供大家参考、研究。基于水平所限，错漏之处在所难免，祈望读者及方家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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