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有朱子注四书，后有“朱子”解经典
我国经典，未经整理，读起来特别难，一般人往往望而生畏，结果是敬而远之。朱子注四书，作用之一是使四书普及于一般人；朱自清谈经典，其意亦在普及经典文化。
★鲁迅、叶圣陶、杨振声共同推荐
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鲁迅
它是一些古书的“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导言”。——叶圣陶
因为这本书的引导，去接触古书，就像预先看熟了地图跟地理志，虽然到的是个新地方，却能头头是道。——叶圣陶
★国学经典，统统囊括
《周易》《尚书》《说文解字》《诗经》《春秋》《史记》《汉书》……
诗书经典，自有体系；经史子集，各有述列。
★触得到的文化积淀，与朱自清的直接对话
五千年的文化积累，留下浩如烟海的经典之作。朱自清先生亲自挑选，苦心编撰。从《经典常谈》中看经典，自如高山观云海。
★精装小开本，轻巧便携
精装典藏版，带来更有质感的阅读体验；便携小开本，随时随地领悟经典文化。

内容简介

《经典常谈》是朱自清撰写的一部讲述国学经典文化的著作。我国经典浩繁艰晦，往往令普通读者望而生畏，朱自清作《经典常谈》，意在启发一般人亲近经典的兴趣，将他们引到经典的大路上去。
《经典常谈》共十三篇文章，书中排列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的顺序，从许慎的《说文解字》开始，延以《周易》《尚书》《诗经》等经部，《战国策》《史记》《汉书》等史部，后加诸子、辞赋、诗、文，脉络清晰条理，对于读者了解中国国学经典具有很好的引导作用。

作者简介

朱自清(1898-1948)，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研究家。原名自华，号秋实，后改名自清，字佩弦。原籍浙江绍兴。著作有《新诗杂谈》《诗言志辨》《经典常谈》等。

精彩书评

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鲁迅
因为这本书的引导，去接触古书，就像预先看熟了地图跟地理志，虽然到的是个新地方，却能头头是道。 ——叶圣陶
他文如其人，风华从朴素出来，幽默从忠厚出来，腴厚从平淡出来。 ——杨振声
它是一些古书的“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导言”。——叶圣陶

目录
《说文解字》第一 / 1
《周易》第二 / 15
《尚书》第三 / 26
《诗经》第四 / 40
三《礼》第五 / 51
《春秋》三传第六（《国语》附） / 60
四书第七 / 70
《战国策》第八 / 80
《史记》《汉书》第九 / 89
诸子第十 / 110
辞赋第十一 / 129
诗第十二 / 142
文第十三 / 162

精彩书摘

《说文解字》第一
朱自清
中国文字相传是黄帝的史官叫仓颉的造的。仓颉据说有四只眼睛，他看见了地上的兽蹄儿、鸟爪儿印着的痕迹，灵感涌上心头，便造起文字来。文字的作用太伟大了，太奇妙了，造字真是一件神圣的工作。但是文字可以增进人的能力，也可以增进人的巧诈。仓颉泄漏了天机，却将人教坏了，所以他造字的时候，“天雨粟，鬼夜哭”。人有了文字，会变机灵了，会争着去做那容易赚钱的商人，辛辛苦苦去种地的便少了。天怕人不够吃的，所以降下米来让他们存着救急。鬼也怕这些机灵人用文字来制他们，所以夜里嚎哭；文字原是有巫术的作用的，但仓颉造字的传说，战国末期才有，那时人并不都相信，如《易·系辞》里就只说文字是“后世圣人”造出来的。这“后世圣人”不止一人，是许多人。我们知道，文字不断地在演变着，说是一人独创，是不可能的。《系辞》的话自然合理得多。
“仓颉造字说”也不是凭空起来的。秦以前是文字发生与演化的时代，字体因世因国而不同，官书虽是系统相承，民间书却极为庞杂。到了战国末期，政治方面、学术方面，都感到统一的需要了，鼓吹的也有人了；文字统一的需要，自然也在一般意识之中。这时候抬出一个造字的圣人，实在是统一文字的预备功夫，好教人知道“一个”圣人造的字当然是该一致的。《荀子·解蔽篇》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一”是“专一”的意思，这儿只说仓颉是个整理文字的专家，并不曾说他是造字的人。可见得那时“仓颉造字说”还没有凝成定型。但是，仓颉究竟是什么人呢？照近人的解释，“仓颉”的字音近于“商契”，造字的也许指的是商契，商契是商民族的祖宗。“契”有“刀刻”的义，古代用刀笔刻字，文字有“书契”的名称，可能因为这点联系，商契便传为造字的圣人。事实上商契也许和造字全然无涉，但是这个传说却暗示着文字起于夏、商之间，这个暗示也许是值得相信的。至于仓颉是黄帝的史官，始见于《说文序》。“仓颉造字说”大概凝定于汉初，那时还没有定出他是哪一代的人；《说文序》所称，显然是后来加添的枝叶罢了。
识字是教育的初步。《周礼·保氏》说贵族子弟八岁入小学，先生教给他们识字。秦以前字体非常庞杂，贵族子弟所学的，大约只是官书罢了。秦始皇统一了天下，他也统一了文字，小篆成了国书，别体渐归淘汰，识字便简易多了。这时候贵族阶级已经没有了，所以渐渐注重一般的识字教育。到了汉代，考试史、尚书史（书记秘书）等官儿，都只凭识字的程度，识字教育更注重了。识字需要字书，相传最古的字书是《史籀篇》，是周宣王的太史籀做的。这部书已经佚去，但许慎《说文解字》里收了好些“籀文”，又称为“大篆”，字体和小篆差不多，和始皇以前三百年的碑碣器物上的秦篆简直一样，所以现在相信这只是始皇以前秦国的字书。“史籀”是“书记必读”的意思，只是书名，不是人名。
始皇为了统一文字，教李斯做了《仓颉篇》七章，赵高做了《爰历篇》六章，胡母敬做了《博学篇》七章。所选的字，大部分还是《史籀篇》里的，但字体以当时通用的小篆为准，便与“籀文”略有不同，这些是当时官定的标准字书。有了标准字书，文字统一就容易进行了。汉初，教书先生将这三篇合为一书，单称为《仓颉篇》。秦代那三种字书都不传了，汉代这个《仓颉篇》，现在残存着一部分。西汉时期还有些人做了些字书，所选的字大致和这个《仓颉篇》差不多，就中只有史游的《急就篇》还存留着。《仓颉》残篇四字一句，两句一韵。《急就篇》不分章而分部，前半三字一句，后半七字一句，两句一韵，所收的都是名姓、器物、官名等日常用字，没有说解。这些书和后世“日用杂字”相似，按事类收字——所谓分章或分部，都据事类而言。这些一面供教授学童用，一面供民众检阅用，所收约三千三百字，是通俗的字?书。
东汉和帝时，有个许慎，做了一部《说文解字》。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字书，经典和别的字书里的字，他都搜罗在他的书里，所以有九千字。而且小篆之外，兼收籀文、“古文”；“古文”是鲁恭王所得孔子宅“壁中书”及张仓所献《春秋左氏传》的字体，大概是晚周民间的别体字。许氏又分析偏旁，定出部首，将九千字分属五百四十部首。书中每字都有说解，用晚周人做的《尔雅》、扬雄的《方言》，以及经典的注文的体例。这部书意在帮助人通读古书，并非只供通俗之用，和秦代及西汉的字书是大不相同的。它保存了小篆和一些晚周文字，让后人可以溯源沿流；现在我们要认识商、周文字，探寻汉以来字体演变的轨迹，都得凭这部书，而且不但研究字形得靠它，研究字音、字义也得靠它。研究文字的形、音、义的，以前叫“小学”，现在叫文字学。从前学问限于经典，所以说研究学问必须从小学入手；现在学问的范围是广了，但要研究古典、古史、古文化，也还得从文字学入手。《说文解字》是文字学的古典，又是一切古典的工具或门径。
《说文序》提起出土的古器物，说是书里也搜罗了古器物铭的文字，便是“古文”的一部分，但是汉代出土的古器物很少；而拓墨的法子到南北朝才有，当时也不会有拓本，那些铭文，许慎能见到的怕是更少，所以他的书里还只有秦篆和一些晚周民间书，再古的可以说是没有。到了宋代，古器物出土的多了，拓本也流行了，那时有了好些金石、图录考释的书。“金”是铜器，铜器的铭文称为金文。铜器里钟鼎最是重器，所以也称为钟鼎文，这些铭文都是记事的。而宋以来发现的铜器大都是周代所做，所以金文多是两周的文字。清代古器物出土的更多，而光绪二十五年（西元1899年）河南安阳发现了商代的甲骨，尤其是划时代的。甲是龟的腹甲，骨是牛胛骨。商人钻灼甲骨，以卜吉凶，卜完了就在上面刻字纪录。这称为甲骨文，又称为卜辞，是盘庚（约西元前1300年）以后的商代文字，这大概是最古的文字了。甲骨文、金文，以及《说文》里所谓“古文”，还有籀文，现在统统算作古文字，这些大部分是文字统一以前的官书。甲骨文是“契”的，金文是“铸”的。铸是先在模子上刻字，再倒铜。古代书写文字的方法，除“契”和“铸”外，还有“书”和“印”，因用的材料而异。“书”用笔，竹、木简以及帛和纸上用“书”。“印”是在模子上刻字，印在陶器或封泥上。古代用竹、木简最多，战国才有帛，纸是汉代才有的。笔出现于商代，却只用竹木削成。竹木简、帛、纸，都容易坏，汉以前的，已经荡然无存了。

前言/序言

序

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这是很明达的议论。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本书所谓经典是广义的用法，包括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一些集部；要读懂这些书，特别是经、子，得懂“小学”，就是文字学，所以《说文解字》等书也是经典的一部分。我国旧日的教育，可以说整个儿是读经的教育。经典训练成为教育的唯一的项目，自然偏枯失调；况且从幼童时代就开始，学生食而不化，也徒然摧残了他们的精力和兴趣。新式教育施行以后，读经渐渐废止。民国以来虽然还有一两回中小学读经运动，可是都失败了，大家认为是开倒车。另一方面，教育部制定的初中国文课程标准里却有“使学生从本国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的话，高中的标准里更有“培养学生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的话。初、高中的国文教材，从经典选录的也不少，可见读经的废止并不就是经典训练的废止，经典训练不但没有废止，而且扩大了范围，不以经为限，又按着学生程度选材，可以免掉他们囫囵吞枣的弊病，这实在是一种进?步。
我国经典，未经整理，读起来特别难，一般人往往望而生畏，结果是敬而远之。朱子似乎见到了这个，他注“四书”，一种作用就是使“四书”普及于一般人。他是成功的，他的“四书”注后来成了小学教科书。又如清初人选注的《史记菁华录》，价值和影响虽然远在“四书”注之下，可也风行了几百年，帮助初学不少。但到了现在这时代，这些书都不适用了。我们知道，清代“汉学家”对于经典的校勘和训诂贡献极大。我们理想中一般人的经典读本——有些该是全书，有些只该是选本、节本——应该尽可能地采取他们的结论；一面将本文分段，仔细地标点，并用白话文做简要的注，每种读本还得有一篇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导言。这需要见解、学力和经验，不是一个人一个时期所能成就的。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一些“学生国学丛书”，似乎就是这番用意，但离我们理想的标准还远着呢。理想的经典读本既然一时不容易出现，有些人便想着先从治标下手。顾颉刚先生用浅明的白话文译《尚书》，又用同样的文体写《汉代学术史略》，用意便在这里。这样办虽然不能教一般人直接亲近经典，却能启发他们的兴趣，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这部小书也只是向这方面努力的工作，如果读者能把它当作一只船，航到经典的海里去，编撰者将自己庆幸，在经典训练上，尽了他做尖兵的一份儿。可是如果读者念了这部书，便以为已经受到了经典训练，不再想去见识经典，那就是以筌为鱼，未免辜负编撰者的本心?了。
这部书不是“国学概论”一类。照编撰者现在的意见，“概论”这名字容易教读者感到自己满足，“概论”里好像什么都有了，再用不着别的——其实什么都只有一点儿！“国学”这名字，和西洋人所谓“汉学”一般，都未免有笼统的毛病。国立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分别标明历史和语言，不再混称“国学”，确是正办。
这部书以经典为主，以书为主，不以“经学”“史学”“诸子学”等作纲领。但《诗》《文》两篇，却还只能叙述源流；因为书太多了，没法子一一详论，而集部书的问题，也不像经、史、子的那样重要，在这儿也无须详论。书中各篇的排列，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的顺序，并照传统的意见，将“小学”书放在最前头。各篇的讨论，尽量采择近人新说，这中间并无编撰者自己的创见，编撰者的工作只是编撰罢了。全篇的参考资料，开列在各篇后面；局部的，随处分别注明。也有袭用成说而没有注出的，那是为了节省读者的注意力；一般的读物和考据的著作不同，是无须乎那样严格的。
末了儿，编撰者得谢谢杨振声先生，他鼓励编撰者写下这些篇常谈。还得谢谢雷海宗先生允许引用他还没有正式印行的《中国通史选读》讲义，陈梦家先生允许我引用他的《中国文字学》稿本。还得谢谢董庶先生，他给我抄了全份清稿，让排印时不致有太多的错?字。

朱自清
一九四二年二月，昆明西南联合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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