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往常，当有一只小轮船泊在河下的，你看白杨的干上不是钉有一块铁皮的小牌子，那是码头的标记了。既泊船，岸边便不这般清冷，船上油灯的光从小窗铁条栏栅中漏出，会在岸上画出朦胧的，单调的黑白图案，风过处，撼得这些图案更昏晕了，一些被旅栈伙计从温热的梦中推醒的客人，打一盏灯笼，或燃一枝蘸着松脂的枯竹，缩着肩头，摇摇地走过搭在石级上的跳板（虽然永远是漂泊的，却有归家的那一点急切）。跨入舱中，随便又认真地拣一个位置，安排下行囊，然后亲热地向陌生的人点一点头（即使第一个进舱的人也必如是，尽管点头之后，一看，向自己点头的只是自己的影子，会寂寞地笑起来），我们不能诬蔑这一点头里的真诚，因为同舟人有同一的命运，而且这小舱是他们一夜的家。

　　旅行人跨出乡土一步，便背上一份沉重的寂寞，每个人知道浮在水上的梦，不会流到亲人的枕边，所以他们都不睡觉，且不惜自己的言语，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话着故乡风物，船上是不容有一分拘执的。也许在奉一支烟，借一个火中结下以后的因缘，然而这并不能把他们从寂寞中解脱出来：孤雁打更了，有人问“还有多少时候开船？”而答话大概是“快了吧？”并且，船开之后，寂寞也并不稍减，船的慢度会令年轻人如夏天痱子痒起来一般地难受，于是你听：“下来多少里哩？”“还有几里？”旅行的人怀一分意料中的无聊。

　　而他，便是清扫舱中堆积的寂寞者。

　　轮船上吹了催客的唢呐后，估量着客人大概都已要了一壶茶或四两酒，嚼着卤煮牛肉，嗑着葵花子了，他，影子似地走入舱里，寻找熟习的声音打着招呼，那语调稍带着一点卑谦：

　　“李老板，近来发财！”

　　“哦，张先生，您还是上半月打这儿过的，这一向好哇！”

　　听着冲茶时的水声的徐急，辨出了那茶房是谁，于是亲狎地呼着他的小名，道一声辛苦。

　　人们，也都不冷落他。

　　然后，从大襟内摸出一面瓷盘，两支竹筷，玎玎珰珰地敲起来。我不能说这声音怎么好听，但总不会教你讨厌就是了，在静夜里，尤能给你意外的感动。盘声乍歇，于是开始他的似白似唱的歌，他唱的沿河的景物，一些茁蔓在乡庄里的朴野又美丽的传说，他歌唱着自己，轻拍着船舷的流水，做他歌声的伴奏。

　　他的声音，清晰，但并不太响，使留连于梦的边界的人听起来，疑是来自远方的；但如果你浮游于声音之外，那你捕捉灯下醉人的呢语去，它不会惊破一分。

　　并且他会解答你许多未问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在生客是有趣味的，而老客人也决不会烦厌：

　　“这儿啦，古时候不是这样的：湖在城那边，而城建立在现在湖的地方。前年旱荒时，湖水露了底，曾有人看见淤泥里有街路的痕迹，还有人拾到古瓶，说是当年城中一所大寺院的宝塔顶子。你瞧这堤面多高，哪有比城垛还高的堤？要不是刘伯温的几条铜牛镇住啊，湖水早想归到老家这边来了。”

　　“这会大概是子下三刻了吧，白衣庵的钟声渐渐懒了。”

　　“船慢了，河面狭了呢。开快了伤了堤，两岸的庄稼人老不声不响地乱抡砖头石块儿，一回竟开枪伤了船上的客人，所以一到这段，不敢不放慢了，这年头……”

　　“不远便是二郎庙，你听，水声有点不同是吧，船正在拐弯儿呢。”

　　“船到清水潭要停的，那儿有上好的美酒，糟青鱼的味道就不用提，到万河一带的，可以往王家店一住，明儿雇个小驴儿上路。……”

　　船俯身过了桥洞，唢呐儿第二次响起，不管有无上下的客人，照例得停一下的，他收起盘子里零散的钱，掖了盘子，向客人们道一声珍重，上了岸了，踏上迢迢的归路。长堤对于每个脚履的亲抚都是感谢的，何况他还有一根忠实的竿儿，告诉他前面有新掘的小沟，昨天没有的土塚。夜对于他原是和白昼一样，龙王庙神龛下的草蔗又在记忆中招诱着他，所以，虽然处处有秋风作被，他仍旧要返到他的“家”里去。他走着，如走在一段平凡的日子里。

　　他的生涯的另一方面是围在小孩们短短的手臂里：教他们唱歌，跟他们说故事，使他们澄澈的眼里梦寐着一些缥缈的事物，以换取一点安慰，点缀在他如霜的两鬂间。记得我小的时候，曾经跟他学会唱：

　　“巴根草，

　　绿茵茵，

　　唱个歌儿姐姐听。”

　　而“秋虎妈妈”的故事，还似一片落在静水里的花瓣，微风过

　　有时会泛上一点鲜红（祝福它永远不要腐烂）。（如今怕要轮到我们的子侄辈来听他的了）。你要问他为什么如此熟习于河上的风物，河又为什么对他如此

　　亲切吧？他是河之子，把年轻的一段日子消磨在这只小轮上，那时他是个令同辈人羡嫉，老年人摇头的水手啊，而那时候，船也是年轻的。

　　他本有一个女儿，死了，死在河那边的湖里（关于他女儿的事容我下回再告诉你吧）。他的眼睛是什么时候瞎了的呢，我不知道，而且我们似乎忘了他是个瞎子，像他自己已经忘了不瞎的时候一样。但是他本来有一

　　对善于问询与答话的美丽的眼睛，也许，也许他的瞎与眼睛的美丽有关系的吧？年轻的人，凭自己想去吧！荒鸡在叫头遍了，被寒气一扑又把声音咽下，仍把头缩在翅膀里睡了，他还坐在猎猎的秋风里，比夜更静穆，比夜的颜色更深。轮船今夜还会来吗？它也如一个衰颓的老人，在阴天或节气时

　　常常要闹闹筋骨酸痛什么的。你还等什么呢，呵哟，你摸摸草叶子看，今夜的露水多重！脚下，流水永远平和又寂寞地唱着，唱着。

　　（原载重庆《大公报·文艺》1941年1月6日，又载桂林《大公报》1941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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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汪曾祺和他笔下的故乡高邮

　　陆建华

　　一

　　汪曾祺，一九二○年三月五日（农历正月十五），出身于江苏高邮城镇的一个旧式地主家庭。祖父汪嘉勋是清朝末年的“拔贡”，这是一个略高于“秀才”的功名。父亲汪菊生，字淡如，多才多艺，不但金石书画皆通，而且是一个擅长单杠的体操运动员，一名足球健将，学过很多乐器，养过鸟，汪曾祺审美意识的形成与他从小看父亲作画有关，父亲的随和、富有同情心，对汪曾祺一生的为人处世产生很大的影响。

　　汪曾祺三岁丧母，生母姓杨。第一位继母姓张，后因肺病去世。第二位继母姓任，是她伴随汪曾祺的父亲汪菊生度过漫长而艰苦的沧桑岁月，汪曾祺对她很尊重。

　　汪曾祺六岁入高邮县立第五小学读书，十二岁时考入高邮县初级中学。他自幼好读书，受家庭文化氛围的熏陶，小学、初中阶段就表现出爱好文学的倾向。十五岁初中毕业后考入江阴县（今江阴市）南菁中学读高中。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了江南，江北危急，正读高中二年级的汪曾祺不得不离开南菁中学，并随父亲、祖父避战火于离高邮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一住就是半年。后来，他在小说《受戒》里写了这个小庵。

　　在这个小庵里，汪曾祺除了带考大学的教科书，另带了两本书：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一本是上海一家野鸡书店盗印的《沈从文小说选》。他翻来覆去地看这两本书，激起了他对文学的浓厚兴趣。他自己认为：“说得夸张一点，可以说这两本书定了我的终身。”眼看战争在继续，总不能老是待在农村小庵里，汪曾祺便辗转借读于淮安中学、私立扬州中学以及盐城临时中学，这些学校的教学秩序都因战争而被打乱。汪曾祺就这样总算读完高中。

　　一九三九年夏，汪曾祺离开高邮，到上海与南菁高中同学聚合，一伙年轻人经香港，绕道越南，再沿滇越铁路乘火车到昆明，报考西南联大。汪曾祺所以不远千里奔赴昆明，就是冲着西南联大中文系有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等著名学者。特别是沈从文，对汪曾祺尤具吸引力。汪曾祺读大二时才正式成为沈先生的学生。他把沈先生开的三门课都选了，这三门课是：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沈先生很欣赏他，曾把他二年级的作业拿给四年级学生看。汪曾祺说：“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

　　正是在西南联大中文系，汪曾祺开始了文学创作。他的早期小说《灯下》是创作实习课上的习作。在沈先生的指导下，汪曾祺对《灯下》进行反复修改，后来这篇小说经沈先生推荐，改了题目发表在一九四八年三月出版的《文学杂志》第二卷第十期上，这就是得到人们称赞的《异秉》。

　　一九四四年，结束了西南联大学习生活的汪曾祺，在昆明郊区的一所中学当了教师，后与同在这所中学任教的施松卿相识，并建立了恋爱关系。两年后，一九四六年秋，汪曾祺到上海，经李健吾先生介绍，到民办致远中学又当了两年教师。

　　一九四八年春，汪曾祺离开上海到北京，失业半年后，经沈从文先生介绍，在北平历史博物馆谋到一份工作。一九四九年春，汪曾祺的第一部小说集《邂逅集》，作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中的一种，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本书收入汪曾祺初期作品八篇：《复仇》《老鲁》《艺术家》《戴车匠》《落魄》《囚犯》《鸡鸭名家》和《邂逅》。

　　解放后，一九四九年一月，汪曾祺与施松卿结婚。三月，他报名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在武汉被派到第二女子中学当副教导主任，干了一年回到北京。一九五○年初，北京市文联成立，在西南联大同学杨毓敏和王松声（时任北京市文委负责人）的介绍、安排下，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这个杂志后来改为《说说唱唱》。

　　在北京市文联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汪曾祺逐渐意识到自己熟悉的创作素材，所擅长的创作方法都与主流文学相距甚远，加之编辑工作繁忙，很少有机会体验现实生活，他只偶尔写些数量不多的散文、短论，小说创作却搁浅了。一九五四年，在朋友们的鼓动下，汪曾祺创作出京剧剧本《范进中举》，后获得北京市戏剧调演京剧一等奖。

　　一九五四年秋，汪曾祺调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任《民间文学》编辑。一九五八年被补划为“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两年后摘掉右派帽子。因北京一时无接收单位，暂留农科所协助工作。

　　一九六一年冬，经过长时间对生活的观察与思考，汪曾祺又开始小说创作，写成小说《羊舍一夕》，由沈从文夫人张兆和推荐到《人民文学》发表。后来，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根据肖也牧的建议，约汪曾祺增写了《王全》和《看水》，连同《羊舍一夕》定名为《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这三篇小说都是以塞外生活为背景。《羊舍的夜晚》是汪曾祺继《邂逅集》后的第二个作品集。

　　一九六二年一月，汪曾祺调北京京剧团（后改名为北京京剧院）任编剧。一九六四年起，汪曾祺等人参加根据沪剧《芦荡火种》改编的京剧《芦荡火种》的再创作，汪曾祺zui终成为主要执笔者。京剧《芦荡火种》后根据毛主席的建议，改名为《沙家浜》。很长一段时间，汪曾祺的命运随《沙家浜》起落沉浮。

　　粉碎“四人帮”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年过花甲的汪曾祺焕发了创作青春，历经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终于迎来他个人创作史上的辉煌时期。一九八○年五月，他重写了小说《异秉》，同年十月，具有经典意义的优秀小说《受戒》在《北京文学》发表，接着，《大淖记事》《岁寒三友》《徙》等相继问世。汪曾祺的这些作品都是以故乡高邮的旧生活为背景，其作品的独特题材和风格引起文坛极大注意。《受戒》《大淖记事》连获一九八○年度和一九八一年度的“北京文学奖”，《大淖记事》另获一九八一年度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殊荣。一九八二年二月，《汪曾祺短篇小说选》作为“北京文学创作丛书”之一种，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自一九八一年后，汪曾祺新作不断，人们把自成一体的汪曾祺作品称之为“汪味”小说、“汪味”散文，以至在新时期文坛形成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汪曾祺一生共写各类作品三百万字左右，其中百分之九十，创作于他在新时期文坛复出后的短短的不到十七年的时间内。

　　二

　　汪曾祺有多方面的文学创作才能和艺术造诣。小说、散文、戏曲、诗歌、文论、曲艺、民间文学、绘画、书法，涉猎广泛，无不精通。在文学创作方面，则是以小说、散文和戏剧的创作成就zui高。以小说论，从一九四○年步入文坛到一九九七年去世，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九年春《邂逅集》出版，是汪曾祺小说创作的探索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到六十年代初期是他的小说创作趋向成熟和风格逐渐形成阶段；粉碎“四人帮”后是他自成一家，无论质量和数量都有新突破、新发展阶段。从一九四○年创作第一篇小说《灯下》算起，到一九九六年这半个多世纪时间内，汪曾祺共创作短篇小说一百多篇，这些小说从题材上看，清楚地分为四个方面：以故乡高邮为背景，又主要是写高邮旧生活的小说；以抗战时期的大后方昆明为背景的小说；以塞外的农场果园为背景的小说；以及以北京世俗生活为背景的小说。在这四类作品中，zui具有思想性和艺术价值、奠定了汪曾祺在当今中国文坛不可替代地位的是那组写高邮旧生活的小说。甚到可以说，没有这一组小说，就没有在当今中国文坛独树一帜的汪曾祺。

　　现在，人们一般都把写于一九八○年八月十二日、发表在当年十月号《北京文学》上的《受戒》作为汪曾祺新时期文坛复出和揭开他个人创作历史上新的一页的开端，实际上这不太准确。这个新阶段开端的标志，应是创作《受戒》的前三个月，即一九四○年五月二十日重写的、原于一九四八年发表在上海一家杂志上的小说《异秉》。汪曾祺正是在“心血来潮”地重写了《异秉》之后，才悟清一个道理——

　　是谁规定过，解放前的生活不能反映呢？既然历史小说都

　　可以写，为什么写写旧社会就不行呢？今天的人，对于今天的生

　　活所过来的那个旧的生活，就不需要再认识认识吗？旧社会的悲

　　哀和苦趣，以及旧社会也不是没有的欢乐，不能给今天的人一点

　　什么吗？这样，我就渐渐回忆起四十三年前的一些旧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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