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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耶爾·塔米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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齣版社：上海社會科學院齣版社

ISBN：9787552015669

版次：1

商品編碼：12197246

包裝：平裝

開本：32開

齣版時間：2017-05-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288

字數：200000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在一係列從自由主義角度來探討民族主義的著作中，《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是其中特受矚目，也是特有影響的一部。作者從融閤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兩種意識形態，探索民族主義的積極道德價值，為解決當今世界的各種矛盾提供瞭新的思路。

內容簡介

　　民族主義為爭取民族獨立、反對大國霸權提供瞭理論依據和思想力量，也因其極端的排外性和種族歧視，成為世界衝突的重要因素。這引發瞭從自由主義角度探索民族主義的學術路徑，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是20世紀90年代興起的一個重要思想流派，本書是這個流派特有影響的代錶作。
　　作者重新構建瞭民族主義哲學思想，融閤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兩種原本對立的意識形態，促進民族主義吸取自由主義理念而變得溫和理性，為解決當今世界的矛盾衝突提供新的理論思路。當今世界矛盾衝突不斷激化，本書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作者簡介

　　耶爾·塔米爾（Yael Tamir），1954年生，以色列學者、牛津大學政治學博士、思想傢以賽亞·伯林的弟子。曾任特拉維夫大學哲學教授、以色列教育部長、國會議員。

精彩書評

　　很多年沒有讀到這麼齣色的著作瞭。既有精微的理論，又有牢固的現實基礎。民族主義是我們時代痛苦的核心問題。
　　——以賽亞·伯林（牛津大學）

　　這是一部不同凡響的民族主義理論著作，作者應用曆史與當代的案例解釋瞭民族責任，定義瞭其道德界限，解決瞭一係列棘手的問題，取得瞭顯著的成就。
　　——邁剋爾·沃爾澤（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

　　作者的研究試圖從膚淺的普遍性中拯救自由主義，從*黑暗的刺激中拯救民族主義。這部著作的主要成就，是給民族主義——我們時代*令人頭疼的政治問題，帶來瞭道德明晰與希望。
　　——邁剋爾·桑德爾（哈佛大學）

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代序）徐賁 / 1
緻謝 / 1
前言 / 4
導言 / 1
第一章人的觀念 / 14
什麼是人性的本質？ / 16
論原子化的與在境性的自我
——兩種極端的人的觀念 / 19
身份的選擇、發現以及塑造 / 23
選擇一種道德身份 / 26
選擇一種民族身份 / 31
語境化的個體 / 39
第二章民族選擇與文化權利 / 44
文化權利是不是一種群體權利？ / 53
文化選擇 / 58
本真性問題 / 60
文化權利的個體實踐 / 66
第三章民族自決權 / 72
民族、國傢、文化共同體 / 73
什麼是民族？ / 80
民族自決權的正當理由 / 87
文化自決的本質 / 91
第四章特殊敘事與一般訴求 / 99
民族主義理論：對於共同基礎的探索 / 103
文化民族主義與自由價值 / 106
民族義務 / 110
多元主義的民族主義 / 114
第五章神奇的代詞“我的” / 123
共同體的道德 / 124
建構性的紐帶——協作性義務 / 128
論道德原則的必要性 / 133
在正義的原則上達成一緻 / 135
關愛非成員 / 145
第六章隱藏的規劃：民族價值與自由信念 / 152
有限範圍的分配正義 / 152
成員身份的條件 / 157
生而具有的權利的優先性 / 161
義務問題 / 168
特定政治義務的協作性質 / 174
第七章從必然性中創造美德 / 182
一個民族一個國傢——一個不可能實現的理想 / 184
中立的幻覺 / 188
政治的文化根源 / 191
全球責任、地區組織以及地方自治權 / 194
相互結閤關係的緩衝力量 / 199
迴歸文化民族主義 / 211
文獻目錄 / 217
簡明譯名對照錶 / 229

精彩書摘

　　導言
　　反思中沒有後退之路。這種自我意識現象以及支持這種意識的機製與過程，構成瞭過去的生活方式何以不是當下的真正選擇的一個原因，也構成瞭迴到過去的嘗試何以常常在小範圍中産生荒唐的結果，而在大範圍中則産生駭人聽聞的結果的原因。
　　——伯納德·威廉斯
　　正當我們進入20世紀的最後15年的時候，有一個廣泛流傳的假設：民族主義的時代已經結束，我們正處在後民族時代的門檻上。現在已非常清楚，這個假設是錯誤的。民族運動正重新流行，而原先被同化的或“已經消失” 的民族，現在又重新齣現瞭。愛沙尼亞人、拉脫維亞人、科西嘉人以及倫巴第人從蘇東劇變或西歐的民族國傢強加於他們的麻痹中醒來，活動他們的肌肉，在民族獨立的旗幟下開始瞭他們的徵程。這種撥返曆史鍾擺的嘗試常常以暴力流血事件與對鄰國權利的侵犯為標誌。在其竭盡全力重獲民族身份、承認與自我尊重的努力中，民族激進主義分子忽視瞭周邊的政治、經濟以及戰略環境發生的變化，不能意識到有些民族的口號已經變得陳舊過時。同質的、能自行生産發育的民族國傢時代已經過去(或者說同質的、能自行生産發育的民族國傢是可能的這樣的幻覺已經過去，因為這樣的國傢從來就不曾存在)。民族的觀念必須重新界定。
　　21世紀不可能看到民族主義的消失。自由主義者——有些人把他們看作20世紀的大贏傢——必須與“和民族主義共享這個光榮”的需要達成妥協，甚至可能要與宗教的原教旨主義達成妥協。自由主義者需要問問自己：民族的信念是否與自己的思維方式，自己的價值、規範以及行為模式，自己的社會正義觀以及自己支持的政策範圍存在重大的關係？換言之，他們必須重新思考他們的信念與政策並試圖使自己適應他們生存的世界。
　　有些人可能會主張，自由主義者恰恰應該參與反對民族現象的鬥爭，提供普遍主義的選擇，依賴說服與教育消除民族情感。雖然這一控製個人偏好而不是滿足它的嘗試顯然是傢長式的，但是如果我們同意民族的抱負最終是邪惡的，它們根本不值得我們尊重，那麼這種嘗試就會被看作是更加可取的。但是情況真的是這樣嗎？即使是從自由主義的觀點來看，民族主義也提齣瞭一個重要的訴求，這個訴求很難被貶斥為明顯且完全是無關緊要的、錯誤的、道德上應受到指責的。當然，某些民族主義類型在道德上是令人反感的，但是，幾乎所有其他的政治理論也都是如此。人民民主的壓迫性的、有時是殺氣騰騰的本質，由於僵化地追隨自由市場的自由主義而導緻的對窮人有意地忽視，清楚地錶明即便是最閤乎道德的觀念，推到邏輯極端時也會産生可怕結果。民族觀念的確鼓勵瞭20世紀某些最具破壞性的政體，但是當反抗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鬥爭以民族自決的名義進行的時候，民族觀念同樣也激發瞭20世紀某些最光榮的事物。
　　本書嘗試闡明自由主義忽視民族主義所內含的價值的傾嚮是一個錯誤，同時也探討民族主義將通過什麼方式對自由主義的思維作齣貢獻。這可能被證明是一個值得進行的冒險，特彆是，如果它為我們提供一套更好的工具，我們可以用它來勇敢麵對使我們的世界四分五裂的慘烈衝突。
　　在本書中，對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處理並非平分鞦色，自由主義被當作齣發點，而且本書也沒有這樣的企圖：由於我意在依據自由主義的一套價值來反思、評價以及建構一種民族主義的理論，就證明自由主義的這一整套價值閤理。在追求這個目的的過程中，本書與自由主義的下述傾嚮決裂：把民族主義描述為完全是建立在非理性的(有些人說是原始的)對“陌生人”的恐懼之上，其推動力是道德上不足取的對於熟悉與簡單之物的迷戀，以及無恥的權力欲望；或者把它描述為以他民族為代價攫取一個民族的優勢的藉口。這些因素在對民族主義的理解中顯然起一定的作用，但是它們不能完美地解釋民族主義的感召力。在民族主義的外錶下麵，存在一係列對人類處境、對什麼使得人類生活富有意義與創造力，以及對一係列值得驕傲的價值的敏銳理解。自由主義所麵臨的挑戰是：容納這些有價值的因素，並在自由主義的邊界內賦予民族價值以實質性內容。
　　我把民族價值引入自由主義話語的嘗試的動力來自一種持久的個人信念：在追求民族視野的同時保持對一整套自由價值的信仰。結果我拒絕采納通常的建議，即放棄“民族主義”的概念而選擇不那麼有情緒含義的術語如“人民”或已被談論瞭很多的術語“共同體”。雖然退迴到不那麼有爭議、不那麼貶義的術語可能會使得我的立場變得更加可以接受，但是我認為放棄民族主義的術語是錯誤的。那些放棄這個術語並把它交給保守主義政治力量使用，或者把它納入沙文主義與種族主義的意識形態的自由主義者，自己放棄瞭一整套對許多人包括自由主義者來說極為重要的價值。
　　麥考密剋在錶達那些同樣獻身民族事業的自由主義者麵臨的問題方麵是非常有卓識的：“民族”和“民族主義”是與“個人”和“個人主義”對立還是一緻，是一個我非常關心的問題。我幾年來一直是蘇格蘭民族黨（Scottish National Party）的成員，但是在我所堅守的其他原則為我提供的框架內，我依然對任何一種民族主義的正當性感到睏惑。［１］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麵臨一係列的問題：我應該把自己的自由主義信仰看得高於我的民族信念麼？這兩者由於反映瞭我的人格的不同方麵因而都是有價值的嗎？情況真的是像有人說的自由主義的價值反映瞭我的理性思維和自我選擇，而民族依戀則是“我的”——“我的”人民、“我的”文化——這個神秘詞匯的情感上的、無法解釋的誘惑嗎？
　　如果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的衝突像蓋爾納（Gellner）說的那樣，是“理性與激情之間的戰爭較量”［2］，那麼，自由主義者可能會感到有責任賦予自由價值以優先於民族信念的地位；但是，如果這樣的描述是簡單化的、誤導的，那麼，可能就不存在把這兩者加以等級排序的簡易方法。自由主義者可能不得不承認大量不一緻的、不相容的價值與規範都是與自己的生命緊密相關的，並去尋求閤理的妥協。
　　本書認為，自由主義的傳統連同它對人的自主性、反思性、選擇的尊重，以及民族主義連同它對歸屬、忠誠以及團結的強調，盡管一般被認為是相互排斥的，但事實上是可以相互補充的。自由主義者可以承認歸屬、成員身份與文化忠誠以及隨之而來的個人的道德信念的重要性，而民族主義者則可以接受個人自主與個體權利和自由的價值，保持對於民族內部以及民族之間的社會正義的價值承諾。
　　但是，自由價值與民族價值之間的某些緊張卻是內在的。某些這類價值導緻不可調和的政策衝突，而某些這類衝突(對此我們在最後一章談論)並不是“抽象界定的責任之間邏輯上的不可調和性的結果，而是它們所要求的行為之間的不可調和性的結果”［3］。在其他情況下，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價值是無法比較的，也就是說，沒有可以把它們加以衡量與比較的單一的標準。我們怎樣纔能判斷何者對個體的幸福生活是更加重要的呢——是廣泛的公民自由或繁榮的文化群體中的成員資格、充分的自治，還是一種深沉的歸屬感？
　　認為民族價值應該得到承認與尊重而不是被貶低為沒有內在基礎的、非理性的主張，嚮著更大的道德復雜性以及更經常的權利與價值之間的衝突邁進瞭一步。在最好的情況下，這些衝突應該通過非一刀切的妥協解決，這種妥協的目的是減輕傷害與痛苦。伯林說，對一個異質的社會而言，整齊劃一不是一個適當的目的。對社會問題也不存在完美的解決方法，追求絕對的解決常常導緻鎮壓或流血。［4］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理論是這樣一種理論：它放棄以其他價值為代價來追求一套終極價值，它是避免鎮壓或流血危險的一種努力。
　　本書的起點是一套贊同個人權利與自由，肯定個體追求平等尊重與關切的權利的信念，並假定政府在關於個體的利益、偏好，以及關於好(good)的概念上，應該是中立的和不偏不倚的。這些主張都是大多數當代的自由主義者贊成的。至於談到民族的維度，本書並不涉及對産生民族主義或促成民族主義發展為全球力量的政治的、曆史的以及社會學或經濟環境的描述性解釋。本書把民族主義當作是一種思考人性與世界秩序的方法，從中或許可以獲緻道德與政治思想的約定性意義。
　　我的研究關注的是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的基礎，齣發點是每種政治意識形態的方法論假定——關於人性的描述。關於存在普遍的、使人類區彆於其他動物的特徵的觀念，對自由主義者來說可能比對民族主義者來說更加可以接受。但是，民族主義對特定環境對個人身份建構的重要性的強調，並不與關於人性的普遍性觀點相衝突。相反，民族主義者可以贊同這個觀點，而且聲稱：從根本上，個體是特定人類共同體的成員，他們不能在這些共同體之外發展齣一種語言或一種文化或者設定自己的目標。在共同體之外，他們的生活變得沒有意義，它們的反思失去瞭實體依托，他們沒有一套規範與價值可以據以作齣選擇，並變成自由主義者設想的那種自由的、自主的人。處於特定的傳統中並追隨這個傳統，依附一種特定的語言，因此可以被看作是個人自主的前提，雖然它們也可能被看作是在限製選擇要素的可能性，這些要素(比如公共的或文化的各種歸屬，一套基本的價值)對個人身份具有建構性意義。但是，如果並不清楚個體的確能在這些領域進行選擇，民族的、宗教的、文化的運動又怎麼會如此懼怕(宗教、民族信仰等方麵的)改變與同化？
　　第一章詳細地探討文化選擇的問題，探究文化本身是否可以在成為反思性思考與選擇實踐的前提的同時，依然作為一個選擇目標而存在。本書認為，盡管文化的選擇既不是輕而易舉的，也不是無限可能的，但文化的成員資格畢竟不是不能選擇的。在這個意義上，文化觀與公共成員身份在這裏是以不同於社群主義者采用的那種至善主義和集體主義的方法發展齣來的，因為它擁護開放性、反思以及個體選擇。
　　聲稱個體可以選擇他們的公共歸屬並不意味著他們不假思索地處理他們的成員身份，或者他們把它看作是與自己的自我定義無關的東西。有一些因素雖然對我們的個人身份——宗教信仰、政治歸屬、職業、生活方式等——具有建構意義，但依然是受製於反思與選擇的。
　　強調個人身份的選擇方麵對從理論上理解、從實踐上實施民族與文化權利具有重要意義。我將在第二章和第三章討論這個問題。權利在這裏被理解為允許個人過他們反思之後珍視的生活，而非曆史或命運強加於他們的生活。保證個體依附他們衊視的文化的能力或者歸屬於他們不想成為其成員的共同體的能力是沒有意義的。文化的權利意在允許個體在他們自己選擇的文化中生活，決定他們自己的社會歸屬，再創造他們所屬的共同體的文化，並重新界定它的邊界。
　　盡管這一主張有著個人主義的維度，但是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承認文化與成員身份是公共的特徵，其價值隻有與其他成員一起作齣相似的選擇纔能充分地得以享有。這樣，一種文化權利就包含瞭參與公共領域的權利，在這個公共領域中，個體可以分享同樣的語言，記憶同樣的曆史，崇拜同樣的英雄，享有充實的民族生活。
　　這種研究方法的前提假設是對“民族”這個術語的文化界定。在這樣的文化界定中，民族被看作是一種“想象的共同體”［5］。在此，想象的共同體這個概念遵循安德森的用法，用以描述一個大型的、不可能進行所有成員之間直接人際交往的共同體。這樣一個共同體和民族的邊界以及從中産生的對它的認知，是其成員通過想象力“思考民族”的能力的産物；這樣，“想象”在這裏不是意味著對現實的虛假信念或錯誤再現，它隻是意味著，不同於傢庭、部落或人民，民族隻有在其成員有意識地把自己理解為不同於其他群體成員的時候纔存在。這個“虛幻的”界定使得清楚地劃定一個民族與其他文化共同體類型之間的準確界綫變得睏難。但是，不那麼有害的做法可能是，接受一種模糊的“民族”的定義——這個定義可能會把被更嚴格的定義所排除的群體包含進來，而不是把那些邊界不太清楚的例子排除齣去。
　　如果文化在其最廣泛的意義上，是把一個民族聚閤在一起並使之區彆於其他民族的東西，那麼，一個民族作為獨特的社會單位的存在依賴於一個民族文化得以錶達的公共領域，在這個公共領域中，個體體會到可以自由地“非強製地發展他的人格中與他作為其共同體成員的身份感緊密捆綁在一起的方麵”［6］。這要求有一個公共領域的存在，在這個領域中，民族生活的文化方麵在民族自決權的建構中處於突齣地位。這個權利區彆於自我—規約的權利，後者是指參與管理個人生活的政治製度的權利。如果說後者是來自民主的理論，那麼前者則基於民族主義的理論。第三章將進一步闡述這個區分及其實踐意義。
　　曆史地看，民族國傢一直是解決民族主義的自決訴求的普遍流行的方案。民族自決的確可以實體性地構成對於被民族成員看作是“我們自己的”政治製度的訴求，也可以實體性地構成對於民族文化得以錶達的公共領域的訴求，但是這些目的也可以通過大量其他的政治組織來實現，包括聯邦製度、地方自治或者民族機構的確立。如果民族國傢是唯一的實現民族自決權利的途徑，那麼它的實施將依然是幸運的少數幾個民族的特惠。認為這個權利的政治意義可以通過不那麼激進的術語加以錶達的模式的好處是，這個模式允許所有的民族都通過自己的方式享受民族自決權。
　　第四章更加詳細地勾勒瞭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的參數，闡明它和與之鄰近的臭名昭著的法西斯主義與納粹主義的區彆。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的原則基礎是這樣的觀念：所有的民族均應該享受平等的權利，而事實上它的普遍結構來自位於其核心的個體權利的理論。如果民族權利建立在個體賦予其民族成員身份的價值的基礎上，那麼，所有的民族都應該受到同樣的尊重。因此，民族權利的正當性是與每個民族輝煌或屈辱的過去以及與其祖先相分離的，也是與其是否能夠成功地獲得領土無關的。［7］
　　第五章迴到正義的問題。諸多民族主義理論並不贊成某一種特定的社會正義概念，雖然我們可以在潛藏於民族思維深處的信念中推斷齣某一特定的道德觀。其最直接的結果就是以下主張：民族的成員身份影響個體的道德責任。成員們相互之間有某種特定的責任與義務，並因此認可關於偏好的訴求：個體於是有理由——雖然不是最終的理由——更喜歡自己的成員。在討論的過程中，我們將劃清關於這些偏好的主題與領域得以閤法化的某些界綫。
　　與常識性智慧相反，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所蘊含的正義概念並沒有變得更加自我中心，也並非不令人滿意，而是比傳統的自由主義的正義概念更加連貫一緻。
　　有關自由主義的正義理論的不連貫性錶明許多民族的因素(雖然沒有被承認)已經被混閤進自由思想；其中的一些將在第六章討論。比如，自由主義的分配正義的概念是特殊主義的(particularistic)，而且隻在邊界清晰、相對封閉的社會框架中適用，成員相比非成員受到優先考慮。同樣的原則也適用於自由主義的成員身份概念以及政治責任概念，這個概念同時體現著政治共同體的兩個矛盾的形象：自願聯閤的團體與命運共同體。這個二元的概念處於自由主義關於歸化入籍問題的立場的核心，因為公民身份在一個自由國傢常常是一種由於齣生而不是經由自願同意獲得的。的確，這幾乎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因為現代的國傢概念産生於自由、民主以及民族觀念的復閤，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因此是一種比通常所假定的更加普遍的立場。大多數的自由主義者可能不同意民族主義並傾嚮於與民族主義劃清界限，因為他們把民族主義等同於它的最極端的、最不可容忍的版本。但是，在這樣做的時候，他們因此失去瞭更好地理解自己思想資源的可能性。
　　民族的觀點認可自由主義理論常常忽視的一些因素的重要性，比如社會歸屬、文化歸依，個體身份認同的公共方麵，産生於協作團體中的成員身份的道德承諾。一旦這些方麵的重要性得到承認，那麼，它們可以有助於自由主義的本身的論證。
　　如果同質的民族國傢是可能的，那麼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將不會引發任何問題。但是絕大多數的當代國傢是多民族國傢，在這樣的條件下，要求一個國傢應該反映一種民族的文化對於少數群體而言就包含瞭過於苛刻的含義。
　　把政治領域與文化領域分開將有助於緩解有些由多民族主義所提齣的問題，這個區彆的最重要的方麵是：國籍——在這裏用以描述在一個國傢的成員身份而不帶有公民身份的含義(這個含義是誤導性的但廣為人知)——不應該是參與政治領域的標準，也不應該是商品與服務的分配的標準。
　　開放的政治文化，即對於少數群體的文化劣勢進行補償的文化，可能會減少民族與文化上的少數群體所麵臨的問題。但是，與一個以自己不認同的文化特性為特徵的係統之間的疏離感，是個人痛苦與政治不穩定的持久根源。這些緊張是內在於現代國傢的民族本質之中的，除瞭重新思考我們對於其作用與功能的理解以外沒有彆的解決辦法。
　　最後一章為這一重新思考提供瞭綱要，要記住解決辦法永遠不可能是簡單的——即使是在最優的狀況下。這個討論的主要優點不在於它能夠解開所有可能的糾纏牽連，而在於指齣各種值得珍視的價值之間的不可解決的衝突。它請求自由主義者關注民族訴求的本質，並尋求把它與自由主義的傳統價值一起加以考慮的方法。
　　自由主義者常常與由“受迫害者”提齣的民族要求結成聯盟，不管他們是本地人、受到歧視的少數民族或者被占領的民族，他們的苦難容易引起同情。但是，如果民族的訴求建立在理論上正確、道德上正當的基礎上，那麼我們就不能限製它們的應用：它們平等地適用於所有的民族，而不考慮它們的權力、財富、受難的曆史，甚至它們在過去帶給其他民族的不公正。
　　當然，有權力者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