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学源流》的研究范围包括秦汉以降至民国的“韩学”脉络及学术特征。历代思想家在与韩非子及其思想的或赞许、或批判的对话中，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回顾韩非子，不断地生成新的知识与观念，从而完成一种服务于现在时代的思想建构。在“对话—生成—建构”视域之中，韩非子的历史影响就不必仅仅停留于秦国之兴与秦朝之亡的层面上，而是可以在社会与思想互动的层面上得到深入的探索与考察。韩非子思想不再仅仅是一种历史及解释的对象，而是一种活的、构成性的力量。“韩学”之生命力，正在于此。全书紧密结合韩非子的相关论述，公允地与历史上的各种“韩非论”展开对话，既廓清了诸多有关韩非子的偏见与成见，又不回避韩非子学说本身蕴涵的思想局限，为当代深入研究“韩学”提供了有益的镜鉴。

作者简介

宋洪兵，男，1975年出生，四川犍为人，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杰出人文学者（青年学者），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出版专著《韩非子政治思想再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循法成德:韩非子真精神的当代诠释》（三联书店2015年版），在《哲学研究》、《政治学研究》、《光明日报》、《读书》、《二十一世纪》（香港）等上发表论文五十余篇。

前言
第一章“韩学”极盛与秦朝二世而亡
第一节秦王嬴政为何重视“韩学”
一、“韩学”入秦
二、秦王嬴政对韩非子为何产生共鸣
第二节“韩学”与秦朝政治实践
一、韩非子与秦朝中央集权
二、秦朝焚书与“韩学”之影响
三、韩非子之治吏学说与秦朝监察制度
四、韩非子“法治”学说与秦朝实践
第三节秦二世、李斯眼中的“韩学”
一、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
二、无边界的严刑峻法
第二章两汉时期的“韩学”
第一节西汉前期的“非韩”思潮与“韩学”余脉
第二节晁错思想的“韩学”特质
一、晁错与韩非子之“术”
二、晁错与韩非子“趋利避害”的人性论
三、晁错、贾谊尊君与“韩学”之关系
四、晁错与法术之士
第三节《淮南子》与“韩学”
一、《淮南子》既“尊韩”又“非韩”
二、《淮南子·主术训》之“尊韩”
三、《齐俗训》与《氾论训》之“韩学”影迹
四、《淮南子》“非韩”的两种思路
第四节《盐铁论》与“韩学”
一、法家评价与刑德关系
二、义利之辨与农商关系问题
三、桑弘羊能代表法家吗？
第五节扬雄与王充之“非韩”
一、扬雄之“非韩”
二、王充之“非韩”
第三章汉魏之际的“韩学”
第一节王符《潜夫论》与“韩学”
一、王符与韩非子具有相似的人生经历和激愤的批判
意识
二、王符与韩非子具有相似的政治主张
三、王符与韩非子具有相似的人性论
第二节崔寔《政论》与“韩学”
一、宜参霸政
二、王权焦虑与整顿吏治
三、提倡久任制、反对酷吏政治
四、移风易俗与恢复肉刑
第三节仲长统《昌言》与“韩学”
一、纵论治乱大势
二、德教与刑罚
三、天子应守法
第四节荀悦《申鉴》与“韩学”
一、“刑礼兼济”、“德刑并用”
二、或然人性论
三、四患五政
第五节刘廙《政论》与“韩学”
一、“君逸臣劳”
二、“清吏为奸”之现象及解决办法
三、人君不蔽之术
第六节桓范《世要论》与“韩学”
一、《世要论》之“君道观”
二、《世要论》之“臣道观”
三、《世要论》之治国方略
第七节三国时期的“韩学”实践
一、诸葛亮之“韩学”实践
二、曹操之“韩学”实践
第四章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韩学”
第一节两晋南北朝时期“韩学”实践
一、晋元帝用申、韩
二、“主威独运”之宋武帝
三、王融的法家倾向
四、明法峻刑之王猛
五、北魏皇帝喜“韩学”
六、苏绰、宇文泰好申韩之学
第二节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韩学”研究
一、《抱朴子》与“韩学”
二、《刘子》与“韩学”
第五章唐宋时期的“韩学”
第一节《贞观政要》与“韩学”
一、“难言”困境与太宗之纳谏
二、君臣关系之信与不信
三、任贤如何可能？
四、天下之法
第二节李宗闵《随论》与“韩学”
一、可以王而王，可以霸而霸
二、“枉己行道”与“洁己枉道”
第三节北宋时期的“韩学”
一、欧阳修、苏轼与苏辙的“韩非论”
二、王安石与“韩学”
三、李觏与“韩学”
第四节南宋时期的“韩学”
一、朱熹与“韩学”
二、陈亮与“韩学”
三、晁公武、高似孙、黄震、王应麟的“韩非论”
第六章元明清时期的“韩学”
第一节何犿与“韩学”
第二节明代的子学复兴思潮与“韩学”研究
一、嗜古之风与《韩非子》之文及其刊刻
二、明代学者之“韩非论”
三、明代“韩学”兴起之历史背景
第三节清代的子学复兴思潮与“韩学”研究
一、清代诸子学兴盛
二、清代中期以前的“韩学”研究
三、晚清时期的“韩学”研究
第七章民国时期子学的全面复兴与“韩学”研究
第一节民国时期经学瓦解与子学全面复兴
第二节《韩非子》之文献整理与“韩学”研究之现实关怀
一、《韩非子》之文献整理
二、民国学者的救世情怀与“韩学”研究
第三节西学视域中的“韩学”研究
一、“韩学”的正面研究
二、“韩学”之批判性研究
余论

前言/序言

前言
中国素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治学传统。先秦诸子之中，“老学”、“庄学”、“《论语》学”或“孔学”、“孟学”、“荀学”以及“墨学”之源流，前贤皆有专书论列，惟独“韩学”流脉之系统探讨尚属阙如。本书所谓“韩学”，意指历代对韩非子、《韩非子》及其思想的学术研究。民国学者陈千钧及当代学者郑良树在其对韩非子的研究中均使用过“韩学”一词。本书的研究范围包括秦汉以降至民国的“韩学”脉络及学术特征。
韩非子作为先秦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且又为先秦思想之殿军，于中国古今学术及治道均有深远影响。古今学人致力于“韩学”研究者，代不乏人，成就斐然。其中，因学术立场及时代环境的影响，褒扬者有之，痛伐者亦有之。如何描述并评价两千余年的“韩学”研究，已然成为一个无可回避的学术话题。以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梳理并探求“韩学”学术史，不唯有助于人们了解古代学术演变之多元脉络，且亦能够加深认识韩非子思想与古代政治运作之关联度。
前贤已为“韩学”的资料整理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这构成了本书的学术前提。清代陈梦雷、蒋廷锡辑录之《古今图书集成·经籍典第四百四十二卷·韩子部》（中华书局、巴蜀书社1987年版），搜录了自汉代以迄清历代学者对韩非子及其思想的评价。清末王先慎之《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54年版）卷前“考证”列入宋、明、清学者对《韩非子》版本及校释情况说明。近人陈千钧曾撰写《历代韩学述评》及《历代韩学述评续》（《学术世界》1936年第1卷第11、12期），以“韩学极盛时期”（秦汉）、“韩学衰落时期”（魏晋南北朝）、“韩学复兴时期”（唐至明）、“韩学昌明时期”（清至民国）为分期，详细论述历代韩学研究之学术得失与时代特征，诚为“韩学”研究拓荒之作。近人陈启天撰成《韩非子参考书辑要》（中华书局1945年版）一书，并增加日本学者“韩学”研究书目及近现代的《韩非子》点校、注释及评论。吕思勉之《读史札记》，对于秦汉魏晋时期之韩学，亦探赜索隐，创获颇多。
今人陈奇猷的《韩非子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附录部分依前人体例，辑录了历代主要“韩学”成果，但总体未出陈千钧、陈启天收录之范围。陈奇猷、张觉的《韩非子导读》（巴蜀书社1990年版）专列一节“《韩非子》研究述评”，简明扼要地介绍了秦汉以降至当代之“韩学”研究，尤其对历代校释得失作了精审的评价。李海生的《法相尊严：近现代的先秦法家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详细分析了近现代的法家研究状况，其中部分涉及“韩学”的介绍和评论。此书一大贡献在于，部分介绍了当代港台学者的法家研究状况。周勋初的《读〈韩非子〉札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详细考订了《韩非子》的版本情况。张觉的《韩非子考论》（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则对明清以来的《韩非子》版本流传作了微观细致的精进研究。
郑良树的《韩非之著述及思想》（台湾学生书局1993年版）堪称当代“韩学”研究之精品。该书以胡适、钱穆、梁启雄、陈启天、潘重规、容肇祖、陈奇猷、周勋初有关《韩非子》篇章真伪之学术争论为切入点，详列各家观点，然后再回归文本，最终出以己见，并将思想研究与文献考证融为一体，成为当代研究“韩学”无法回避的必读书。同时，郑良树编录的《韩非子知见书目》［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3年版］，专门以韩非子及《韩非子》为主题的专著、论文，主要以中、日、韩的研究为主，共计1115项之多。严灵峰的《无求备斋韩非子集成》（台北成文出版社1980版）搜录宋、明、清、近代及日本各种《韩非子》刊本，共七十二种，五百九十六卷，六十八家，分五十二册出版。此书之成，正如严灵峰在其编辑要旨中所云，“备此一部，足供研究韩非子学术思想之充分参考资料，毋用外求”。可谓惠泽学林，诚为“韩学”研究之必备。
断代“韩学”研究方面，王子今的《秦汉时期法家的命运》（载《社会科学》2004年第9期）以及龚留柱的《论晁错及汉初“新法家”》（载《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1期）部分涉及秦汉“韩学”。阎步克的论文《南齐秀才策题中之法家论调考析》（载《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尤有价值，补充了人们对于南北朝时期韩学及法家认识的不足。赵园的专著《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对于明清之际的“申韩”论亦有所讨论。刘仲华的专著《清代诸子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对于明清时期的“韩学”亦有所探讨。近代“韩学”研究方面，王子今在《20世纪中国历史文献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中列专章讨论了《20世纪子学文献研究》，其中包含了20世纪《韩非子》的部分文献整理及思想研究状况。罗检秋的《近代诸子学与文化思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亦对近代以至“五四”时期的韩学研究的时代背景间有介绍。孙承希的《析国家主义派的“新法家主义”与“生物史观”》（载《复旦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则研究了陈启天、常燕生等人的“新法家”思潮与现实政治取向的互动。程燎原的《晚清“新法家”的“新法治主义”》（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5期）从法理学的视角，对现代兴起的“新法家”思潮做了较为深入的解读。
前贤研究，基本框架及大致文献，都已涉及，基本特征侧重于学术史的介绍，深入探讨时代背景的研究成果又往往只涉及一个具体的历史阶段。本书之作，正是在前贤研究成果基础之上，侧重从思想史的角度来分析自秦汉“韩学”的基本状况、是非得失及其历史成因，同时兼顾学术史的探讨。学术史探讨的特征在于，关注《韩非子》的文献考订、刊刻及文献整理，重在描述“韩学”的面貌；思想史探讨的特征在于，在关注学术史的同时，更多从思想史的脉络以及思想与社会的互动的视角来加以审视。
历代“韩学”研究，既有中肯之论，亦不乏误解甚至曲解，其背后之时代背景与思想原因究竟是怎样的？这构成了本书的一个重要问题意识。欲解决这一问题，笔者尝试在方法论层面顺“流”探“源”，“源”、“流”结合，即首先梳理清楚历代学人对韩非子及其思想发表的观点，就其中某一特定问题回溯《韩非子》文本，并不厌其烦地对历代的“韩学”观点做一源自笔者个人的思想定谳。如此既有利亦有弊。有利之处在于，清晰明了地呈现后世观点与《韩非子》的思想关联，孰是孰非，是否存在误解，一目了然；弊病在于，行文容易拖沓甚至烦琐，在处理不同时代出现的同一问题时，有可能在对勘《韩非子》时出现重复。二者之间，笔者宁可行文失之于冗繁，进而追求有理有据地评判特定时代针对韩非子及其思想发表的观点。
本书依据时代演进序列及“韩学”研究的特征，共分为八章。
第一章，“韩学”极盛与秦朝二世而亡。韩非子的《五蠹》、《孤愤》等名篇在秦王嬴政时代便传入秦国，从而开启了“韩学”的实践与研究之门。秦王嬴政（秦始皇）对韩非子的欣赏、秦朝的政治实践、制度创设以及李斯与秦二世之间有关韩非子思想的讨论，构成了本章的主要内容。通过本章内容，可以看到韩非子思想确实对秦王嬴政（秦始皇）、秦二世、李斯均产生过影响。然而，秦二世、李斯对韩非子思想的理解，多为偏颇与片面的理解，甚至是完全错误的理解。秦朝政治实践表明，其论证统治正当性的意识形态理论，并非以韩非子的道法同构理论为依据，而是阴阳家与法家重刑理论的杂糅；秦朝政治实践背离了韩非子的基本政治原理。从最严格的标准来看，韩非子强调君权至尊，尽管他在理论上强调了君主应该遵守君道，但在实际政治领域却又未能提出有效约束君权的措施，势必导致君主滥权。作为一个思想家，韩非子对秦朝暴政及二世而亡，应该负有一定历史责任，但仅局限于作为一个特定历史时代的思想家所应承担的责任。有效约束君权，并非先秦时期的思想家所能解决的政治理论问题。
第二章，两汉时期的“韩学”。本章重点讨论西汉初年到东汉时期（汉末除外）的“韩学”。这一时期的“韩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汉初至汉宣帝时期为“霸王道杂之”时代的“韩学”。秦亡汉兴，伴随着先秦各家思想在政治舞台的轮替，汉初盛行黄老，武帝时期开始尊崇儒术，韩学也经历了由“誉”而“毁”的历史转折，在舆论层面逐渐沦为暴政与亡国之学，“非韩”之声不断。汉承秦制，西汉前期在政治实践领域依然呈现出强烈的法家特质，逐渐形成所谓“霸王道杂之”的治国理念，务实的政治家与具备现实关怀的思想家如晁错、桑弘羊，依然在提倡并借鉴韩非子的政治智慧。此一时期的“韩学”呈现“尊韩”与“非韩”并存的文化特征，“韩学”逐渐淡出主流意识形态，但依然在政治实践层面发挥着重要影响。第二阶段，汉宣帝之后，汉元帝、汉成帝崇儒，以至于“以儒术失皇纲”，王莽篡权，“韩学”彻底衰落，“非韩”成为主流。扬雄“非韩”尤烈，刘陶著《反韩非》，“韩学”不张。时至东汉，桓谭重启王霸问题之探讨，王充受其影响，始系统探讨“韩学”，可谓“非韩”之代表。
第三章，汉魏之际的“韩学”。汉末皇权衰落，权臣当道，社会腐化，民不聊生，属于典型的乱世。此时的思想家继承并发扬韩非子思想精髓之“韩学”呈现“井喷”状态。王符、荀悦、仲长统、崔寔、刘廙、桓范之伦，与诸葛亮、曹操等政治家厉行法家思想的政治实践彼此呼应，纷纷主张加强皇权、厉行法治、整顿吏治、改善民生、富国强兵，形成了汉魏之际“韩学”研究的一个高潮。这也构成了本书研究的一个重点。
第四章，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韩学”。两晋时期，玄学与佛学兴起，学术层面的“韩学”处于边缘化的状态。葛洪、《刘子》及刘昺对“韩学”有所贡献。北魏刘昞曾为《韩非子》作注，这是迄今为止所知最早注解《韩非子》的学者，尽管其本已失传。两晋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士族政治生态下皇权受到士族的制约，诸多政权之间战争频繁，由此凸显出皇权焦虑、富国强兵、打击豪强、整顿吏治等法家问题之急迫性。当此局面，诸多政治人物在政治实践层面依然沿袭了汉魏之际诸葛亮、曹操重视法家的传统，关切韩非子思想的实践价值。晋元帝、宋武帝、王猛、北魏道武帝及大臣公孙表、西魏（北周）宇文泰及大臣苏绰等，皆重视申韩之学。
第五章，唐宋时期的“韩学”。唐宋时期，学术繁荣。唐代的“韩学”虽笼罩在儒学为宗的前提之下，但思想还是相对多元与宽容的。唐太宗君臣对于韩非子的政治思想依然有所借鉴，李宗闵亦创《随论》以解韩非子“说难”之旨。随着韩愈“道统论”以及“异端”观念之形成，孟学升格，荀学尚且大醇小疵，遑论“韩学”，举子不得以申韩为学。宋儒喜欢抨击韩非子人格及思想，观点有无新意不重要，重要的是表达他们的儒家正统立场。北宋以来，重文轻武，加之强敌环伺，故寻求富强成为务实政治家及思想家的追求；偏安一隅的南宋在此问题上更显迫切。王安石、李觏、陈亮甚至朱熹等人，均通过王霸观念的讨论，曲折地吸取韩非子的治国智慧。“韩学”在学术层面受到批判，在实践层面却被宋人以暗度陈仓的形式加以践行。
第六章，元明清时期的“韩学”。元代何犿向元顺帝进献《韩非子》。明清时期，经子平等与以子证经的文化现象持续发酵，子学呈现复兴的趋势。“韩学”在这个时期取得了长足进展。王世贞、赵用贤、门无子、陈深、张鼎文、茅坤、张榜、周孔教、李贽等人，相继进行了“韩学”研究。尤其明朝万历年间，《韩非子》的校释、刊刻、评论大量进行，而之所以如此，与张居正运用韩非子之学进行政治改革密切相关。伴随清代朴学兴起，“韩学”热度有增无减。顾广圻、俞越、吴汝伦、王先慎、章太炎等人的“韩学”研究，成就斐然。学界主流的声音，依然是以批评为主，所谓“管、商、申、韩，治道之贼”，但也有为数不少的学者能够给予韩非子及其思想以同情的理解。与此同时，魏源、汪士铎、王韬、冯桂芬、郑观应等人，也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或直接或间接地借鉴韩非子等人的法家之学，谋求富强御侮之路。
第七章，民国时期子学的全面复兴与“韩学”研究。伴随经学瓦解及西学涌入，子学全面复兴，“韩学”研究亦呈现繁荣。《韩非子》之文献整理与思想研究均取得了空前成就。此一时期的“韩学”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呈现空前的系统性。民国之前的“韩学”研究主要体现在文献考证及零星的评论，而民国时期，西方学术范式及研究概念影响之下，“韩学”研究在学说渊源、基本问题、历史影响以及思想特征等方面，都呈现出空前的完整性与系统性。其二，开放性。民国之前的“韩学”研究，始终在儒家正统思想及神圣经学的笼罩之下，即便偶有正面提倡韩非子之学的思想家，要么小心翼翼、不敢过度声张，要么被视为异端而遭受口诛笔伐。民国时期的“韩学”研究，呈现空前的开放性，各种观点精彩纷呈，纷纷出现在思想界。史观学派、史料学派，均对“韩学”研究作出了贡献。此一阶段“韩学”研究开放性的突出表现，就是自由的学术争鸣。学者们围绕“法治”与“人治”、“法治”与“专制”等问题的争论与分歧，即为显例。其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民国之前的“韩学”研究也存在这个特征，韩非子思想中的务实求真、理性施政的理念在每个时代都会受到执政者及某些思想家的重视。然而，从未有哪个时代能够像民国时期这样大规模地提倡韩非子思想以应对现实困境。富国强兵，惩治腐败，法治精神以及构建强大统一的民族国家，都可以从韩非子那里寻求到思想资源。
总体而言，两千余年的“韩学”研究，涉及韩非子、《韩非子》及其思想的方方面面。文本方面，涉及《韩非子》的注释、校勘及考证；韩非子的身世及人格方面，如何评价韩非子使秦、如何看待其“说难”及“不得自脱”，构成了“韩学”的一个主要内容；思想评论及研究，构成了历代“韩学”的重点。韩非子与老子思想的关联、韩非子的法术势理论、韩非子的富国强兵思想、韩非子的王权焦虑以及由此生发的加强王权思想、抑制豪强的思想、以利益驱动机制为主体的功用思想、顺应时代需求的应时观念，均在历代“韩学”研究中引起不同程度的反响。“韩学”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草蛇灰线，不绝如缕，周孔教曾一语道出个中缘由：“韩非子之书，世多以惨刻摈之。然三代以降，操其术而治者十九。”四库馆臣曾谓：“观于商鞅、韩非诸家，可以知刻薄寡恩之非。鉴彼前车，即所以克端治本。”但其实质也是陈亮所评论的那样，“儒者能言其非而不能废其用”。探讨历代“韩学”研究，既具学术史价值，又能在思想史脉络中清晰地看到韩非子思想发挥的历史作用，从而为中国古代“阳儒阴法”之统治结构寻找到一份具体而微之证据。
面对汗牛充栋的古代文献，除却明确探讨韩非子及《韩非子》的文字外，尚有诸多并不明确提及韩非子但却涉及“韩学”的史料，笔者亦给予充分的重视。判断秦汉以降的思想史文献是否应归于“韩学”范畴时，主要依循以下几条标准：其一，文字、句式以及思想与《韩非子》存在相同或相似的地方，可以断定该文献属于“韩学”。其二，在如何对待君主甚至暴君的问题上，若主张暴君亦为君，只能通过劝谏形式加以改造，绝对不能乱君臣之理，那么，此人定受韩非子影响。其三，在君臣关系层面，若主张君臣之间本质属于利益交换关系而不必去谈“仁韩学源流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