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錢穎一,硃鎔基親自推薦的清華經管學院院長,國內外公認的一流經濟學者。
無論從事何種工作,錢穎一總是與中國改革同行,肩負起時代賦予的責任。
當改革大幕初啓,他遠渡重洋,探尋現代化之道,成為世界一流的經濟學者;
當改革如火如荼,他頻繁迴國講學,為改革建言獻策;
當中國呼喚更多傑齣人纔時,他放棄國外一流大學終身教授職位,迴國投身教育事業。
內容簡介
本書收集瞭錢穎一在1995年到2017年6月期間運用現代經濟學分析中國經濟的78篇文章,可以看作是他在2003年齣版的《現代經濟學與中國經濟改革》的續集。
本書把對中國經濟現實問題的分析建立在現代經濟學基本理論和*新成果的基礎之上,由“改革與發展”、“製度與轉軌”、“學理與中國”三編共10章組成。作者運用現代經濟學的研究視角、參照基準和分析工具,剖析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中的理論與實踐問題,給齣言之有理、論之有據的迴答,提齣前瞻性的政策建議。依循著本書的內容,讀者可以迴顧中國經濟改革開放近39年前行的軌跡,體會改革開放對中國經濟崛起的貢獻,領悟現代經濟學對中國經濟改革的推動。
作者簡介
錢穎一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教授
生於北京,祖籍浙江。1981年清華大學數學專業本科(提前)畢業。畢業後留學美國,先後獲哥倫比亞大學統計學碩士學位、耶魯大學運籌學/管理科學碩士學位、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之後任教於斯坦福大學、馬裏蘭大學、伯剋利加州大學。2006年9月起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
學術榮譽包括:當選為計量經濟學會(The Econometric Society)會士(Fellow)、獲得2009年孫冶方經濟科學奬和2016年中國經濟學奬。研究領域包括:比較經濟學、製度經濟學、轉軌經濟學、中國經濟。擔任《經濟學報》、《清華管理評論》、《教育》主編,《經濟研究》編委。中文著作包括:《現代經濟學與中國經濟改革》(中國人民大學齣版社)、《大學的改革》(中信齣版社)。在《美國經濟評論》(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政治經濟學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經濟學季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經濟研究評論》(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經濟研究》等國際國內學術期刊上發錶論文多篇。
精彩書評
這本書的一個突齣特點,是它把對中國現實問題的分析建立在現代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和*新成果的基礎上,顯示瞭作者深厚的學術功底。
——吳敬璉
目錄
引言
理解經濟學研究
(2016年12月4日)
第一編 改革與發展
第一章 理解改革開放
中國經濟改革開放30年:曆史與國際視角
改革的兩大精髓:把激勵搞對,讓市場起作用
經濟轉型的本質:政府與市場邊界調整
冷靜認識自己,客觀看待世界
第二章 透視經濟增長
把激勵搞對纔能促進經濟增長
GDP不是萬能的,沒有GDP是萬萬不能的
從國際比較看中國經濟增長
理解中國經濟增長
中等收入陷阱問題
增長與轉軌
分析經濟增長的理論框架
中國經濟增速下行:如何看,如何辦?
經濟增長的動力不是“三駕馬車”,是創新
第三章 解析結構問題
分析收入分配的視角
從GDP數據看經濟結構問題
中國的資本迴報率
經濟結構調整的製度性睏難和挑戰
財富分配與社會公平
第四章 創新、創業、企業傢
矽榖創新創業模式
矽榖是創新創業精神的棲息地
語言是擋在中國企業走嚮世界徵途上的一座山
矽榖的移民企業傢
關注企業經營環境
世界500強不該隻有一傢中國民營企業
顛覆性創新下的發展戰略
發展新動力的“雙引擎”
“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製度化建議
自下而上的創新
企業活力與企業傢精神
第五章 全球經濟中的中國經濟
用世界和曆史眼光看中國經濟的黃金十年
全球化下的中國和世界
世界經濟變局:問題與思考
理解經濟“新常態”
未來經濟六大趨勢與企業傢精神
第六章 改革進行時
轉軌經濟中的公司治理
宏觀調控不是市場監管
競爭纔剛剛開始
對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的兩個觀察
改革是商業銀行的根本齣路
嚴守財務紀律
改革與發展的關係
經濟體製改革的頂層設計
對“十三五”規劃建議:培養創新型人纔
供給側改革的根本是要把激勵搞對
讀“十三五”規劃(草案)
産權安全是一件大事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幾個關鍵問題
第二編 製度與轉軌
第七章 轉軌中的過渡性製度
企業的政府所有製:一種過渡性製度安排
轉軌經濟學與中國經濟改革
不完善的製度
看待轉軌成敗需要第三種視角
第八章 市場、政府、法治
現代市場經濟的法治基礎
市場、政府與法治
走嚮好的市場經濟,避免壞的市場經濟
《物權法》的經濟邏輯
再談《物權法》的經濟邏輯
法治是製度的基礎設施
法治的決定性作用
第三編 學理與中國
第九章 經濟學傢的思想
哈特:基於不完備閤同的企業理論
米爾格羅姆、羅伯茨:經濟學運用於組織和管理
斯蒂格利茨的經濟學貢獻
馬斯金:機製設計理論與中國經濟改革
吳敬璉、科爾奈:中國特色與普世價值
威廉姆森:經濟變遷中的企業組織
科斯與中國
哈耶剋:自由和市場的力量
吳敬璉:用現代經濟學講述中國經濟改革故事
哈耶剋:計劃與市場的爭論
麥金農與中國經濟改革
青木昌彥與比較製度分析
諾思的遺産
拉豐對經濟學和經濟學教育的貢獻
哈特、霍姆斯特朗:閤同理論的中國意義
阿羅:現代經濟學理論的奠基人
第十章 連接現代經濟學與中國經濟
一個經濟學傢的思考
理性的激情
連接現代經濟學和中國經濟改革
緻謝
精彩書摘
理解經濟學研究
(2016年12月4日)
我由衷感謝北京當代經濟學基金會中國經濟學奬評選委員會對我和許成鋼多年研究工作的認可。今年首次頒發的這個奬授予將現代經濟學前沿應用於中國嚮市場經濟轉軌的研究領域,這讓我深受鼓舞。
我首先想說,頒奬詞中提到的研究貢獻是我和許成鋼以及更多經濟學者共同做齣的。所以我要感謝在獲奬理由中引述的我的研究工作的閤作者們,除瞭許成鋼之外,還有車嘉華、金和輝、劉遵義、馬斯金(Eric Maskin)、羅蘭(Gerard Roland)、溫加斯特(Barry Weingast)等。他們之中有我的老師、我的同學、我的同事、我的學生。在我的學術生涯中,我感到*為幸運的是能夠同這些優秀的學者一起愉快地閤作,共同對轉軌經濟中作用於政府和企業激勵機製進行研究,並且看到這些研究獲得經濟學界同行們的認可。
35年前我從清華大學數學專業本科畢業到美國留學的時候,對經濟學一竅不通。不僅那時的我沒有聽說過“供給”和“需求”,而且在那時的中國,“市場”和“激勵”(incentives)這兩個詞也還沒有進入經濟學的常用詞匯。我深感幸運的是我身邊的大師們把我帶入經濟學的殿堂。我的博士論文導師科爾奈(Janos Kornai)、馬斯金(2007年諾貝爾經濟學奬獲得者)和馬斯-剋萊爾(Andreu Mas-Colell)極為深刻地影響瞭我對經濟學的理解。當年除瞭在哈佛上課,我還去麻省理工學院(MIT)聽課,包括當時在那裏任教的哈特(Oliver Hart,2016年諾貝爾經濟學奬獲得者)和梯若爾(Jean Tirole,2014年諾貝爾經濟學奬獲得者)的兩門課。我在斯坦福大學和伯剋利加州大學任教期間接觸較多的諾思(Douglass North,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奬獲得者)和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奬獲得者)等教授都對我的研究有直接影響。在中國經濟學傢中,我要特彆提到吳敬璉。1983年鞦季,我與他在耶魯大學結識。正是他嚮我介紹瞭科爾奈的《短缺經濟學》,後來也是在耶魯我第一次見到來做學術報告的科爾奈。
剛纔緻辭的四位經濟學傢對我都有特殊意義,我從他們每一個人那裏都學到很多。我從科爾奈那裏學到什麼是體製(system),什麼是價值,什麼是思想的力量。我從馬斯金那裏學到什麼是“無用”知識的有用性。我從吳敬璉那裏學到中國的改革曆程是中國和人類現代化進程中的一部分。我從哈特那裏學到經濟學理論的簡單性和現實相關性。這些大師不僅給瞭我研究的靈感和工具,而且給瞭我研究的意義。我的研究工作是站在他們的肩膀上進行的。
評選委員會宣布我們的獲奬理由是“對在轉軌經濟中作用於政府和企業激勵機製的研究所做齣的貢獻”。下麵我想以部分獲奬研究工作為例從四個方麵來談經濟學學術研究的對象、方法、結果和意義。
一、研究對象中的問題
20世紀全球經濟中的重大事件之一是人類嘗試用計劃經濟替代市場經濟,希望創造效率更高同時分配更加公平的經濟運行機製。幾十年的實踐錶明,計劃經濟無法達到這個目標,不僅與發達市場經濟距離越來越大,而且也無法與新興的市場經濟競爭。到瞭20世紀的*後20年,幾乎所有的計劃經濟都在嚮市場經濟轉軌。中國是這個曆史大趨勢中的一個例子,而且是突齣的例子。
計劃經濟遇到兩大突齣問題:一是資源配置問題,二是激勵問題。前一個問題是因為計劃經濟中的價格不是由市場供求決定,而是由計劃者決定,由此造成巨大的資源配置扭麯。後一個問題是由於在公有製和政府主導經濟下的“大鍋飯”和“軟預算約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等原因造成的激勵扭麯,錶現在個人、企業、政府沒有提高效率的積極性。
當然,資源配置問題與激勵問題不是獨立的,而是相關聯的。比如,科爾奈*早提齣的軟預算約束問題,它首先是由激勵問題引發的,但是它又進一步影響瞭資源配置,比如造成短缺這種資源配置的扭麯。但是,要認識軟預算約束的本質,就必須看到它背後的激勵問題,不然認識就不會深刻。
從計劃經濟嚮市場經濟轉軌的實質,就是要以市場的資源配置方式和基於市場的激勵奬懲機製,來替代計劃經濟的一整套製度。在我看來,對所有轉軌經濟,包括中國經濟改革問題的經濟學研究,也都有兩條主綫:一條綫是資源配置問題,一條綫是激勵問題,當然還有兩者的結閤。與資源配置問題相關的是關於市場的基礎性和決定性作用,以及政府的幫助性作用。價格,包括産品市場價格和要素市場價格,是其中的核心問題。與激勵問題相關的是産權、閤同、所有製、治理等問題。當然,激勵與價格也密切相關,但是它不僅與價格相關,更同政府與個人、政府與企業、政府層級部門之間的權力配置關係密切。
事實上,30多年來中國經濟改革的實踐正是沿著這兩條綫展開的。市場取嚮的中國經濟學傢的研究和政策推動在不同時期各有側重,這是很自然的。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農業改革,極為明顯地突齣瞭激勵問題的重要性。其實在農業改革中,既有激勵改革,也有資源配置改革。農業改革中既提高瞭農産品價格,又引入瞭傢庭聯産承包製,前者既針對資源配置問題又針對激勵問題,而後者則主要針對激勵問題。90年代中期的價格、財稅、匯率、利率等改革,主要解決資源配置問題,也對改變激勵起到瞭重大作用。而貫穿於整個改革曆程的企業改革、所有製改革、産權改革、治理體係現代化、法治建設等,都是力圖從根本上改變激勵,不僅是個人激勵,也有企業激勵,還有政府激勵。當然這些改革對資源配置也起到瞭重大作用。
以上是我們從事研究的大的現實背景。在這個背景之下,我們的研究重心放在激勵問題上,並由此去深入探討計劃經濟的體製性錯誤,轉軌經濟中新齣現的現象,包括成就與缺陷。這就引導我們去探究製度變化導緻的激勵變化,激勵變化導緻的經濟行為和經濟錶現的變化。通過研究,就會發現前者對後者的影響遠遠超齣我們的直觀觀察。這就是我們所要研究的問題的起點。
二、研究的框架和方法
談到研究的框架和方法就必須要談現代經濟學學理的演變。現代經濟學對成熟市場經濟中資源配置和激勵問題這兩方麵都有很多理論。先是在資源配置問題上的理論,從19世紀馬歇爾的邊際分析為框架的理論,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不斷發展,形成*為重要的“一般均衡理論”分析框架。1971年阿羅(Kenneth Arrow)和哈恩(Frank Hahn)齣版的《一般競爭分析》(General Competitive Analysis)一書,就是在完全信息、完全競爭之下的一般均衡理論的集大成之作。
激勵理論的發展在後,是因為它要基於不完全信息理論。這是在20世紀60年代起步的。同樣也是阿羅,正是他在20世紀60年代就引入瞭不完全信息的基本概念,比如“道德風險”(moral hazard)和“逆嚮選擇”(adverse selection),是他從保險業的術語中引入經濟學的。信息經濟學和激勵理論在70年代和80年代獲得突飛猛進的發展,重要貢獻者包括1996年諾貝爾經濟學奬獲得者莫裏斯(James Mirrlees)和維剋利(William Vickery),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奬獲得者阿剋洛夫(George Akerlof)、斯賓塞(Michael Spence)和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2007年諾貝爾經濟學奬獲得者赫維茨(Leonid Hurwicz)、馬斯金和邁爾森(Roger Myerson),2016年諾貝爾經濟學奬獲得者哈特和霍姆斯特朗(Bengt Holmstrom)等。這些經濟學傢的研究側重於不同方麵,有的是公共財政問題,有的是勞動力市場問題,有的是拍賣問題,有的是機製設計的基礎理論問題,但是他們的研究都與不完全信息和在此情況之下的激勵問題相關。
需要專門提及的是2014年梯若爾獲得諾貝爾經濟學奬。他的獲奬理由是成功地將不完全信息理論應用於産業組織(industrial organization)和政府規製(regulation)等方麵。正如梯若爾在諾貝爾奬演講中所說,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和80年代初期,作為研究必備的兩種工具,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取得瞭一係列突破,這就為研究産業組織和規製問題提供瞭機會。正是使用這些分析工具,現代産業組織理論誕生瞭,由此也為政府政策的製定提供瞭理論基礎。可以說梯若爾的研究是建立在第一代開創者諸如科斯(Ronald Coase)和威廉姆森的工作之上,是以現代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為基礎和工具的第二代産業組織理論。
當我和許成鋼等學者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研究中國經濟改革和嚮市場經濟轉軌時,我們正在學習當時處於研究前沿的這兩種工具——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當然我們的注意力是在中國經濟和轉軌經濟中的激勵問題。我們試圖用現代經濟學的激勵理論研究中國經濟轉軌過程中的激勵問題。也就是說,我們要用*前沿的理論、方法和工具研究轉軌經濟,特彆是中國經濟改革中*為基本的問題。
因此,一方麵是有中國經濟改革提供的問題,另一方麵是有現代經濟學前沿的理論和工具。我們從事的在轉軌經濟中作用於政府和企業激勵機製的研究,就是要在兩者的結閤中創新。
三、研究創新和結果
在具體研究方嚮上,我們把注意力放在政府——特彆是地方政府——和企業這兩個主體上。這是因為從中國的現實經濟中我們觀察到,中國是一個大國,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中起很大作用,而改革中很突齣的變化是地方政府激勵的改變,它既有正麵作用,也有負麵作用,這是值得分析和研究的。這與蘇聯和東歐的情況很不同,在那裏,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非常有限。在企業方麵,由於受意識形態和政治體製的約束,企業改革中既有國有企業改革問題,又有民營企業發展問題,還有各種形態的“混閤”所有製企業的問題,其中的激勵問題遠比在規範的市場經濟中的要復雜,也比多數發展中經濟的情況要豐富,因為體製不同。下麵我聚焦獲奬工作的三個方麵。
第一個方麵是作用於政府的激勵問題。中國經濟改革和嚮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的一個突齣現象是地方政府的深度參與。這就提齣瞭一個基本問題:作用於地方政府的激勵是什麼?這裏至少有三個方麵:財政稅收提供重要激勵,乾部任免機製提供重要激勵,地區間的競爭也是重要激勵。這些激勵可以産生多重效果,既有促進經濟發展的一麵,也有扭麯經濟行為的一麵,這取決於激勵的形式、權力配置的方式等。
我們有兩個理論框架。一個是我和許成鋼提齣的“M型”(M-form)和“U型”(U-form)組織形式(organizational form)的理論框架(Qian and Xu,1993)。“M型”是按照産品或地區的組織形式,“U型”是按照職能或産業的組織形式。這個理論框架*初是用來分析大企業內部組織的,由錢德勒(Alfred Chandler)和威廉姆森提齣。我們的工作是把這個框架擴展到計劃經濟和轉軌經濟中的整個經濟體。
在M型組織形式下,企業更多地歸屬地方政府控製,加上地方分權的財政激勵,地方政府對發展本地經濟,特彆是發展新企業有很大動力。相比而言,在U型組織形式下,企業是按照行業歸屬不同部委控製。雖然後者在規模效益上有優勢(這是傳統的計劃經濟理論推崇的),但是在激勵上有劣勢。
另一個框架是我和溫加斯特、羅蘭使用的“財政聯邦製”(fiscal federalism)理論框架(Montinola、Qian and Weingast,1995;Qian and Roland,1998)。“聯邦製”起源於政治學,“財政聯邦製”*初是公共財政學中用來分析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公共品提供問題。我們的工作是把它擴展到政府在經濟發展和改革中的作用,特彆是在經濟轉軌中政府與促進市場成長的關係。
建立理論框架的一個好處是可以做跨國的定量實證比較。比如,在我同閤作者做的與俄羅斯的比較中發現,在中國,地方政府的收入與本地經濟發展呈較強的正相關關係,也就是本地經濟越發展,該地方政府的收入越高。但是在俄羅斯,兩者是完全不相關的。原因是,地方經濟發展越好,中央政府拿走的錢就越多,多到正好全部抵消給地方政府帶來的好處。這種比較很能說明問題。它是激勵理論的應用,但應用到瞭新的領域,就是轉軌經濟中的政府行為,並且把地方政府的激勵與地方經濟的發展聯係在一起(Jin、Qian and Weingast,2005)。
第二個方麵是作用於企業的激勵問題。這個問題在概念上是産權問題、所有製問題。但是,僅僅限於基本概念上的討論是不夠的。到底激勵在不同産權製度中、在不同的所有製形態下是如何作用的?如果我們把科斯、諾思、威廉姆森的理論看作第一代産權理論的話,那麼第二代産權理論是建立在激勵理論、博弈論、信息經濟學的基礎之上的。後者為我們深入研究轉軌經濟中的産權問題提供瞭新的框架和有力的工具。
中國在嚮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的製度環境與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的規範市場經濟的製度環境顯然是很不同的。比如,我們不能假定在轉軌經濟的環境中,産權有法律保護下的安全性。這就使得現有的模型和結論不能直接適用。但是,這並不是說閤同理論、産權理論的分析工具不能用。它們不僅能用,而且非常有用。在我與閤作者的研究中,我們就是使用瞭“不完備閤同”的理論分析框架,這正是由2016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奬的哈特在20世紀80年代發展齣來的。
在我們的理論分析中,我們假定産權在根本上是不安全的,這現實地反映瞭中國轉軌經濟的製度特點。“不完備閤同”分析框架的核心是控製權配置問題。我們的核心想法是,在中國,在缺乏産權的法律保護情況下,産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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