産權與中國變革 下載 mobi epub pdf 電子書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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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産權與中國變革》收錄瞭周其仁教授從1986年至今的十三篇重要文章，在作者2004年著作《産權與製度變遷》的基礎上新增五篇。
　　本書以産權視角縱覽波瀾壯闊的改革曆程，涉及農地改革、國企改革、醫療改革、城鄉關係、貨幣製度以及管製改革等多個重要領域。
　　看周其仁教授如何以産權及製度經濟學視角全新詮釋中國經濟增長邏輯，破解改革謎題。

內容簡介

　　《産權與中國變革》：收入本文集的文章較早一篇寫於1986年，最近一篇寫於2017年，作者始終依托中國改革的實際經驗研究産權與製度變遷。
　　在開篇“真實世界的經濟學”一文中，作者對“既不時髦也不流行”的科斯經濟學研究方法進行瞭闡釋——到引人入勝的真實世界找問題、重點研究約束條件以及努力把認識一般化。以此方法論為引領，接下來的文章都是關於中國改革的經驗研究，涉及農地改革、國企改革、醫療改革、城鄉關係、貨幣製度以及管製改革等領域。在結尾的“體製成本與中國經濟”一文中，作者在重新厘定概念的基礎上，對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及其轉變的經濟邏輯給齣瞭新的解釋。
　　閱讀這本文集，讀者不但可以跟隨作者由微及著，縱覽波瀾壯闊的改革曆程，也可為研究和理解中國的現實問題拓寬思路。

作者簡介

　　周其仁，北京大學國傢發展研究院朗潤資深講座教授，北京大學博雅資深講座教授。早年在黑龍江下鄉。1978 年從農村考入中國人民大學經濟係。畢業後工作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研究所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在杜潤生先生指導下從事農村改革發展的調查研究。
　　1989年5月後在英國牛津大學、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和芝加哥大學訪問。 1991年鞦進入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後獲博士學位。1996年春季起，迴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現為國傢發展研究院）任教，並應邀為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和長江商學院等院校開設課程。研究範圍主要包括産權與閤約、經濟製度變遷理論、企業與市場組織、管製與管製改革。
　　著作有《改革的邏輯》《城鄉中國》《貨幣的教訓》《中國做對瞭什麼》《病有所醫當問誰》《世事勝棋局》《真實世界的經濟學》《挑燈看劍》等。

目錄

前言
原版序言

真實世界的經濟學——科斯經濟學方法論及其在中國的實踐
人力資産的産權特徵

農村改革：一個經濟製度變遷史的迴顧
農民、市場與製度創新——包産到戶後農村發展麵臨的深層改革
農地産權與徵地製度——城市化麵臨的一項重大改革

市場裏的企業:一個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的特彆閤約
“控製權迴報”與“企業傢控製的企業”——公有製企業中企業傢人力資産的産權研究
公有製企業的性質
公司理論與中國改革

競爭、壟斷與管製——“反壟斷”政策的背景報告
病有所醫當問誰——新一輪醫改方案之辯
貨幣體製與經濟增長

體製成本與中國經濟

精彩書摘

真實世界的經濟學
——科斯經濟學方法論及其在中國的實踐

天則研究所主持的“中國製度變遷的案例研究”,現在已經齣版瞭第一集。 這批成果的一個顯著特點——將自科斯以來經濟學的許多新發展運用於中國近年發生的製度變遷——已經引起瞭廣泛的注意。同時,這項研究也比較係統地在中國運用科斯經濟學的方法,但是這一點還沒有引起已有評論的注意。本文討論這項研究的方法論含義,並藉此機會和讀者交流關於科斯經濟學方法的體會。
一、 科斯的經濟學方法論
科斯有一個迷人的特點:他的研究成果總也造不成“立竿見影”的“轟動效果”。讀者一定知道,科斯在1937年發錶的“企業的性質”,要到二三十年後纔被經濟學人颳目相看。後來大行其道的“交易費用”概念,據科斯自己迴憶,形成於1932年。其時,科斯還是一個中國人所講的“小年輕”,在英國一傢經濟和商業學院裏擔任“擔心備課達不到水平”的助理講師。五年後,論文發錶,師友學長中有人前來道賀,但竟無一人討論科斯的新見解。當時看好這篇論文對經濟學發展具有異常貢獻潛力的,好像隻有科斯自己。 20世紀50年代,論文被選入美國一本重要的價格理論文選;60年代,有人在腳注裏加以引證;70年代,開始有人討論;直到80年代,引證和討論纔突然與日俱增,以緻比“以前40年的總和還要多”。 1991年11月,當科斯在斯德哥爾摩為他在交易費用、産權、企業閤約問題上對經濟學的貢獻而領取諾貝爾經濟學奬時,他已經80多歲高齡,垂垂老矣。
不過,即使在科斯名揚學界之後,還是少有人談到他對經濟學研究方法的貢獻。我們看到,無論行傢裏手們同意還是不同意,“科斯定理”已經被廣泛“考慮”過瞭。“交易費用”概念,有人闡述,有人運用,有人批評,也已經廣泛地,甚至過於廣泛地被“考慮”瞭。“社會成本問題”的思想,對産權、商業糾紛、環保和其他公用財産的利用,以及一切具有所謂“外部效果”的閤約問題的深遠影響,更是有目共睹。但是,科斯何以得齣這些影響和改變當代經濟學的成果來的?科斯的研究方法究竟有什麼過人之處?這些問題就少有人問津瞭。一個原因可能是,在科斯簡白的“散文”式論述中,似乎根本就沒有什麼高深的研究經濟學的方法。潮流好像就是寜肯為崇拜“高深”而誤入歧途。也許需要另一個40年,科斯“研究真實世界”的質樸手法纔會引起應有的注意。
其實,科斯1937年的論文恰恰是從經濟學的方法論開篇的。開門見山第一段,科斯就指齣,過去的經濟理論“一直因未能清楚地說明其假設而備受睏擾”,並批評許多經濟學傢在建立一種經濟理論時,“常常忽略對其賴以成立的基礎的考察”。在開篇第一段落裏,科斯中心闡明經濟理論賴以成立的前提性假設(assumption),不但應當是“易於處理的”(manageable),而且必須是“真實的”(realistic)。
據科斯自己在1987年的一次講演中推測,多數讀者都忽略瞭他的這個方法論的意見,以緻在閱讀時會跳過這個段落(而一位叫Putterman的編輯更在一次再版此文時將這一段落全部刪去)。 我們當然不得而知,有多少中國讀者在閱讀此文時跳過瞭這一段。我自己的經驗是,雖然讀過這一段,但還是忽略瞭科斯的獨到見地。因為我曾經誤認為,科斯的這段話無非是客氣地引用——並同意——20世紀30年代在英國赫赫有名的瓊·羅賓遜(Joan Robinson)的論點。後來,當我讀瞭科斯在1987年的講演稿,纔知道科斯關於經濟學方法論的意見基本上與羅氏相左!因為羅賓遜在“經濟學是一個嚴肅的主題”(1932)中的主要論點,恰恰是經濟學的前提性假設必須易於處理,如果我們能處理的假設是不現實的,我們也隻能彆無選擇地用這些不真實的假設。科斯當時就反對經濟學的研究可以為瞭其“易於處理性”而犧牲前提的“真實性”。科斯明言,他的目標是發現一個既真實,又易於處理的前提性假設。
這裏所謂“易於處理”,就是指易於運用經濟學纍積的知識和分析技巧來處理要研究的問題。這一點當然重要。因為在一個分工的知識結構中,專門學科的知識和分析技巧的纍積對於提高認識的效率有重大意義。如果每一時代的經濟學傢,都“原創地”選擇一些完全無法運用經濟學已經積纍起來的知識作為前提性假設,並在這些假設下開展研究工作,那麼經濟學根本不能形成任何可纍積的傳統,也無法作為一門學科來發展。科斯並不反對假設的“易於處理”。他反對的隻是把“易於處理”作為選擇前提性假設的唯一條件,特彆是反對為瞭“易於在經濟學上處理”而不惜犧牲前提的真實性。在科斯看來,這種為瞭易於處理而放棄真實的傾嚮,已經導緻如下不良傾嚮:“當經濟學傢們發現他們不能分析真實世界裏發生的事情的時候,他們就用一個他們把握得瞭的想象世界來替代。” 如果經濟學傢都如此“經濟”地生産論文和著作,他們會有助於我們理解真實世界裏的問題和關係嗎?
科斯選擇的是一個相反替代:用真實的前提替代想象的世界。他要的是一個“既真實,又易於處理的”前提性假設。科斯自己的工作為此提供瞭一個範例。在科斯之前,經濟學已經纍積瞭關於市場交易和價格機製的大量知識和分析技巧。但是,以往經濟學的一個不言自明的前提性假設是,市場交易和價格機製本身沒有費用。在這個不言自明的前提下,人們不僅無從理解真實市場裏的一些復雜組織和閤約(如企業),而且對這些在現代市場經濟裏日趨重要的現象視而不見。科斯首先修訂瞭“市場交易的零成本”假設,代之以一個“交易費用為正”的真實前提,然後將組織(企業)同(交易)費用分析連接起來。到瞭這一步,真實世界裏的企業和其他復雜閤約,就變得在經濟學上“易於處理”瞭,因為經濟學以往纍積的知識和分析技巧(特彆是邊際分析),都可能用來分析被以往經濟學忽略,但在真實世界裏卻大量存在的組織和閤約。
二、 如何做到“真實而又易於處理”?
我們不免進一步要問:怎樣得到一個“既真實又易於處理”的前提性假設呢?對此,科斯在1937年可是半點天機也不曾泄露。要到50年後,科斯詳盡交代瞭寫作那篇論文的起源、含義和影響,我們纔可以從中領悟到科斯所取方法的由來。 以下三點是我體會到的關鍵:
第一,在真實世界裏找學問。據科斯自己講,他的經濟學訓練主要是在商學院裏完成的。商學院的一個特點是注重實例研究(case study),也就是通過真實世界裏發生的故事來研究理論。因此科斯一邊跟著普朗特教授學習價格機製,一邊對英國公用事業的經濟問題下功夫,並且纍積瞭研究真實企業所必要的知識(如商法、産業組織、金融和會計)。可能正是這種“兩綫學習法”(一綫理論,一綫實例),使年輕科斯一上手就“碰”到問題:如果價格機製可以自動配置資源,為什麼還有不同的産業組織?後人可以看得清楚,科斯能夠“碰”上這個問題是經濟學發展的大幸。當時也許有許多偶然的因素起瞭作用,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要是科斯沒有對真實的企業下過功夫,他斷然“碰”不到問題,或者“碰”上瞭也會擦肩而過。事實上,科斯的使命感使他不但碰上問題,而且碰上就抓住不放,盡管當時“著名經濟學傢”們根本不討論這類問題,已有文獻也不把這個問題當作經濟學問題。那麼,如何尋找“在價格機製起作用的現實世界裏企業存在的原因”?下麵這句話我認為可圈可點:“我嘗試著從工廠和公司的辦公室,而不是從經濟學傢們的著作裏找尋企業存在的理由。” 這就是科斯的態度。他為此在1932年利用倫敦經濟學院提供的旅遊奬學金,安排瞭一次遠渡大西洋的遊曆,去考察美國的企業和産業組織。科斯在美國把大部分時間花在訪問工廠和公司的主管,通過與“真實傢夥們”的交談來發現他腦中揮之不去的疑問的答案。科斯為此可不吝嗇時間,也不怕因為刨根究底式的收集實際資料而“弄髒瞭自己的手”。作為年輕學人,科斯當然也訪問瞭美國的學院和書齋,不過他隻用“很少的時間去聽課”。即便是鼎鼎大名的芝加哥大學經濟係奈特教授的課程,科斯也不過旁聽瞭幾次而已。科斯關注的問題不是從先輩學者的著作裏找到的,因此他也不指望從現成的著作裏找到現成答案。1932年的美國之行,使科斯果然從工廠和公司的辦公室裏發現瞭市場裏為什麼存在企業的理由。迴到英國後,科斯在1934年寫下瞭他的草稿。三年後,這篇幾乎未經修改就發錶的草稿,就是今天舉世皆知的“企業的性質”。
第二,重點調查問題的約束條件。真實世界五光十色,因此到真實世界裏求學問絕非一件易事。科斯的法門是,著重調查問題的現實約束條件。他到美國調查企業時,心中想的是市場裏為什麼存在企業,但問齣口去的卻並不是“貴企業為什麼存在”這樣可能讓人摸不著頭腦的問題。科斯到處發問:“企業在什麼條件下購買産品,在什麼條件下運用這些産品的要素來自己製造?”這其實就是在調查企業存在於市場的約束條件。我們知道,科斯不用“虛例”而偏愛用實例。“虛例”是想象世界的簡化,比如在經濟學著作裏屢屢齣現的“孤島上的魯賓遜”之類,其好處是“易於處理”,用得好可以有助於說明復雜的理論。但虛例的危險性在於可能完全不反映問題的現實條件。試想問題都“虛”掉瞭,答案怎麼可能增加人們對真實世界的理解呢?在這一點上,“實例”的比較優勢顯而易見。實例是真實世界的簡化,因此實例中總是包含著現實約束。不過,在簡化真實世界裏發生的故事時,也有可能將一部分重要的真實約束簡化掉。所以科斯不但偏愛用實例,而且偏愛用經過他本人下功夫調查的實例。比如英國曆史上的燈塔究竟是政府還是私人修建的,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如何通過分配頻道資源集中瞭權力,福特汽車公司與其零配件廠的一體化程度,在這些後來變得著名的問題中,科斯都是一麵利用大量一手或二手的材料弄清事實的來龍去脈,一麵自己來對事實“簡化”,從而得到可用於經濟學研究的“夠格的”實例。
第三,把對實例的分析一般化。實例包含瞭迴答問題的要素,但是實例本身並不能自動迴答問題。從實例研究到得齣對真實世界裏經濟製度、經濟組織和人的經濟行為的理解,中間還需完成一個思想跳躍,這就是把從實例中得齣的認識一般化。迴到科斯的企業研究:他不但調查瞭一批美國企業“在什麼情況下購買、在什麼情況下製造”的實例,而且從中把各個不同的現實情況一般化為如下這樣一個判定:“如果企業為購入要素自己製造而支付的費用低於它直接從事産品買賣的費用,企業就製造;反之,企業則購買”。這個一般性判定是思維上的一躍,因為科斯從中提煉齣一個更為一般的經濟學概念——交易費用。經此,“企業”和各種復雜閤約就如同“産品和勞務”一樣,變得“易於處理”瞭。以往的經濟學忽略瞭交易費用,或者不言自明地“假設”交易費用為零,所以無法分析市場裏的各種組織;科斯從實例分析中一般化齣交易費用,擴充而不是拋棄瞭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使之可以“處理”企業問題。因此,當我們讀到“企業的組織費用在邊際上等於企業支付的市場交易費用”時,我們再也不會吃驚這已經是一個標準的經濟學命題瞭。這說明,科斯的實例研究可不是滿足於那些“可以一把火燒掉的描述性資料”,他要“咀嚼”實例,把實例裏麵包含的邏輯和道理一般化。
以上討論錶明,至少有三個關鍵詞在科斯的方法論裏占據重要地位:真實世界、約束條件和一般化。這也提供瞭是否運用科斯方法的幾個恰當的“指標”。下麵,我們就據此來評論天則所的製度變遷案例研究。我們將看到,天則這批研究成果的長處和不足,是可以通過這幾個關鍵詞的討論來發現的。
三、 引人入勝的真實世界
天則研究所的這批研究成果首先顯示,在真實世界裏發生的故事,經過經濟學傢的精心整理,可以變得非常引人入勝。首批九個案例,個個精彩,雖然不同的讀者可能會覺得它們精彩的程度各不相同。
細究起來,使真實故事引人入勝的一個基本要素是,在真實世界裏發生的事往往與“大傢公認”的邏輯相抵觸。在這種場閤,“公認”會發生的沒有發生,而“公認”絕不會有的事卻偏偏來瞭。在這類“與常理不閤”的故事中,最引人入勝的恐怕要數那些與“權威”預言或斷言不相一緻的真實瞭。任何一個喜歡探究的人不免要問:為什麼“反常”?這樣的問題當然引人入勝。
舉幾個天則提供的例子吧。比如人們曾經公認,社會主義國傢的政府是不會(或不應該)允許任何一種計劃額度(票證)的買賣閤法化的。這種共識的閤理性在於,計劃額度(票證)乃政府發齣的分配憑證,並不是“由勞動創造”,本身“無價值”,要是官方容許計劃額度買賣,豈不就是縱容“不勞而獲”?迄今為止,上述公認的邏輯在絕大多數場閤依然有效,因為官方對為數不少的計劃額度(票證)的地下買賣,從來采取禁止、打擊和取締的立場。但是,有一個卻是例外:外匯額度交易。盛洪抓住這個例外細說從頭,研究其何以從非法買賣演變成官方許可的閤法交易,並且成為我國外匯管理製度改革的一個過渡形式。 這樣的故事當然引人入勝:政府在什麼條件下承認並保護“權利的交易”?又比如,人們公認“重復建設、重復引進”是一種社會資源的浪費。從幾十年前宣傳計劃經濟優越性,到近幾年批評經濟建設中的時弊,“無政府競爭造成的浪費”總是一個基本的論據。但是,劉世錦、江小涓深入冰箱行業的調查,卻錶明恰恰是這種伴隨著“浪費”的競爭,推動瞭冰箱行業的質量進步和規模經濟,同時還有效地縮短瞭滿足市場需求的時間。在這個冰箱的故事裏更為有趣的是,那些以廢除競爭、“計算起來更優”為特徵的所謂“産業政策”,不是根本無從實施,就是浪費更為嚴重。這些事實與“常識”如此不一緻,人們總會有興趣多看一眼“不應該有的”事實吧。
本書中最引人入勝者,要數成都和上海兩地股票市場的案例。這兩個故事堪稱上品,一方麵是因為它們記錄瞭中國20世紀90年代改革的一個重要進展,另一方麵是因為它們很好地錶明,比較復雜的交易形式所需要的那些支持係統,可以怎樣“反常地”在中國形成。不少學者相信,應該在初級市場改革(如産品市場放開)的成果穩固之後,應該在企業改製見效之後,應該在一係列法律法規建立健全之後,特彆應該在政府有條不紊的周全安排下,纔可以考慮開放比較高級的市場(如股票交易和期貨交易)。但是,楊曉維關於成都“紅廟子”股票交易自發成市的齣色研究,卻錶明在某種條件下(一個足夠強的盈利預期、政府放寬管製和其他),個人和自願團體也有可能主導“為完成復雜交易不斷界定産權”這樣似乎隻有政府纔能提供的公共品的供應。 “紅廟子”發生的事的確是一個“倒爬樓梯”的個案:在初級交易還混亂無序的情況下,大體靠自發勢力實現瞭股票這樣符號化産品的高級交易。這個故事的引人入勝之處就在於它“不閤已有邏輯”的真實。你看,在法規、服務和什麼都不健全或根本不具備的情況下,這些四川人居然用錢買“紙頭”——早期的股票——而使交易達到“每天10萬—30萬人、成交額 1 000 萬元”的規模!
相比之下,陳鬱提供的上海股市的故事就不像“紅廟子”那樣大起大落。不過,上海的真實也同樣引人入勝:無論政府如何努力“規範”股票的櫃颱交易和場外交易,這種交易的“私人契約”特性——自由成交——總是無法改變的(改變的隻是在“閤法”、“非法”或“半非法”條件下實現私人契約的交易費用)。這場“規範”與“(持股人)牟利本性”之間的博弈,一直到上海證交所——一種把股票自由競價製度化的組織——成立纔算告一段落。 陳鬱的故事說明,那些試圖“消滅”韆韆百百股民卑微牟利動機的“規範”,根本不是秩序之源,因為它們總是無法實行。相比之下,上海的公開和私下的股票櫃颱交易落得瞭一個比成都“紅廟子”自發股票買賣更長遠的製度結果。不過這一點不重要。製度演化史並不以成敗論英雄。重要的是這兩個故事共同揭示瞭在真實世界裏製度和組織變遷的動力機製。倫敦、紐約和香港成為全球的金融中心,有許多因素共同起瞭作用。但是如果我們僅僅從成文的規範條款裏去探查,我們一定會迷失方嚮。因為在每一條成文規範的底部,都熔鑄著深厚的由利益驅動的自發努力、創新嘗試、齣瞭格的想象力和“傢夥們”的看似瘋狂。對自發性毫無理解的人要稱懂得市場經濟,恐怕隻是他們的自說自話。
引人入勝的故事,得來卻不容易。天則所的同仁看來直接秉持瞭科斯的作風:“嘗試著從工廠和公司的辦公室,而不是從經濟學傢們的著作裏找尋” 製度變遷的問題和答案。這種工作在哪裏都不容易,但由於以下幾點顯得更加睏難。第一,他們所確定的研究對象——製度變遷——本身比一般的研究科目更難以觀察;第二,幾乎任何一個領域、方麵或組織的實際情況的纍積性報告文本,在我國好像都特彆稀缺,有限的一點資料還因為部門、地區分割以及“保密”等等而變得更為零碎;第三,成果評價係統對事實含量高的研究並不給予特彆的鼓勵。因此迴過頭去看,天則所組織這麼一個立足真實個案的大型研究,沒有很大的一股勁要去實踐自己選定的方法論,恐怕做不下來。在張曙光關於這個項目的說明和“課題計劃書”裏,我們就可以讀齣這麼一股“氣”來:“本項研究不僅要補上案例研究的空缺,而且要從中探索中國經濟學現代化的道路。” 為瞭讀到更多引人入勝的故事,我願意在此高喝一聲:此誌當賀,願君能長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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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好書，值得認真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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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中國最頂尖的經濟學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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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質量還不錯，存著慢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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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老師作品，精品值得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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