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国人的教育观受到外来思想的深刻改造，对传统私塾与新式学校均有简单化的评判倾向，多视两者为落后与进步、野蛮与文明之争。无论对科举停废前大量存在的旧式民间学塾，还是从清末到民国所发生的私塾与学校长期的纠缠竞争，亟待进行深入、持平的研究。
本书不以成败的标准倒叙与评价历史，也不发思古之幽情，竭力重构当年的历史环境与历史观念，重建有关近代中国私塾与学堂之争的诸多重要史实，可为中国追求教育现代性的努力提供多方面的参考。

作者简介

左松涛，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中山大学历史学博士，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2015—2016年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历史系访问学者，著有《变动时代的知识、思想与制度：中国近代教育史新探》、《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第五册）等，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

精彩书摘

科举停止，学堂竞立，人心摇动。1905年，山西举人同时亦是塾师的刘大鹏观察到风气已有替换，认为“下诏停止科考，士心涣散，有子弟者皆不作读书想，别图他业，以使子弟为之，世变至此，殊可畏惧。”
由于前途不再，以教授举业为主的学塾多有倒闭，塾师出路堪虞。10月22日，刘大鹏在太谷县城聚会，“同人皆言科考一废，吾辈生路已绝”，可谓观感一致。从11月日记开始，刘大鹏不断记录同行停业的消息，11月3日记“科考一停，同人之失馆者纷如，谋生无路，奈之何哉！”12月25日记“顷闻同人失馆者多”，次年3月19日记“去日在东阳镇遇诸旧友借舌耕为生者，因新政之行，多致失馆无他业可为”。
类似情形，在其日记中不断出现。这不是山西一地情形，可资印证的是，1906年湖北鄂城学子朱峙三也注意到：“县市教书先生今春学生甚少，盖各生家庭均观望城内新开之三堂小学也，纷纷问讯。”
该处小学堂所招学生，基本在十四岁以上，甚至三十多岁者亦有多人前来报考。《图画日报》则以图文并茂的方式报道清末上海新年出现的新现象，称：“新年已过学堂开，学子莘莘鱼贯来。宝贵光阴休混掷，各将子弟快栽培。新学昌明旧俗除，不须香烛把诚舒。皮包一个携将去，上课钟鸣即读书。讲堂优礼谒先生，脱帽鞠将右手擎。不比昔时须下拜，磕头习惯幼年成。笑煞村儒尚训蒙，赵钱孙李教儿童。一心只望新生至，开馆收来贽见丰。”
【插图一】
《开学堂》，《图画日报》第196号第7页
一旦失去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稍有风吹草动，塾生也就可能弃学塾于不顾，或转学到一般来说设学地点更为安全的学堂中去。艾芜曾回忆，“我的祖父和父亲他们，对于读书这一道，早已厌倦了，并不希望我在读书方面，有何成就。事实上，科举既没有了，读好了书除了教学生而外，确也使他们看不出读书会有多大的出息。他们不勉强我读书，不鼓励我发愤，我也就趁能偷懒的时候偷懒，马马虎虎地读读算了。心里一点也没有起过大志向。”
影响所及，部分的家塾、族塾及若干同业公会所办的学塾或改办学堂，或直接停办。例如，温州“自学堂之设，向有之数十金、数百金之家塾，皆不复存立”。族塾设立本意，以培养宗族人才、振兴宗族为宗旨，正如学者多贺秋五郎指出的“实际上宗族教育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国家、民族，它只是为宗族自身。所以王朝交替也好，异族统治也好，族塾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
但是，清末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宗族、同业公会等办理的学塾也逐渐被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性质发生改变。宗祠等公所机构最为方便办理学堂，是公私两利，朝廷官员及报刊舆论都有一致看法。
尽管不少民间学塾因为各种原因停闭，但学塾之于学堂，总体上看，优势还是非常明显。新知识人声称学堂的种种优越之处难以落实，而私塾诸多所谓难以克服的“弊端”，在普通民众看来，却并非问题。
新知识人认为，学堂是陶铸国民的大工场。然而无论是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难以实现，只是空谈。一方面，民众未必认知自己肩负有“国民义务”，也不认为入学堂读书是“义务”之举。有人感叹将“国民义务”这类观念通过演说等手段灌输给民众之难，“你说的话若是程度稍微高一点，他们就不明白了。就让是他明白，你说甚么是爱国，甚么保种的些话，他听着也没有甚么旨味。久而久之，他们看着同讲耶稣教一样的，谁也不去听了。”
即使同一阵营中的知识人，也不认同学堂是造就“国民”之地说法。1906年，王国维因丁忧回籍浙江海宁，地方绅士上门请其担任劝学所总董，谋划学堂普及。王国维却断然拒绝，理由是“今吾邑已有之校，教员称职者十不得一二……以如此之学校，如此之教员，欲以造就国民资格，盖亦难矣。吾家有儿童及学龄矣，宁委诸私塾，而不愿遣之入公校，其奚以劝人？”
民众对于兴办伊始的新式学堂，往往视其为固有的义学，是救济贫民子弟之所。浙江湖州民间就将初等小学等同于义学，认为是下流阶层子弟的专利，相戒不入。
1906年，桐乡知县对乡民演讲的白话文可作印证：
本县仰遵圣旨，要在桐乡各村，并多设乡学。已经会同学老师并绅士，筹集经费，挑选本地品性极端、文理好的先生，派往各村庄，教导你们的子弟。先生的束修，全在公款里支送，不要你们再出分文。从前逢年逢节应送先生礼物，现在也不一概要你们送格哉。……此番请的先生通是热心热肠，极肯用心教导的，决不像从前的义塾，有名无实了。……快把子弟送到学堂去读书罢，快把子弟送到学堂去读书罢！
知县苦口婆心劝学，声称学堂的许多妙处，但在民众看来学堂实际都与原有的义学运作非常类似。学堂教习“会同学老师并绅士”挑选而来，义学塾师也多是如此派定，学童家长均无权主动参与选择。学堂不要先生束修，也不收年节礼物，也是义学具有的慈善性。该知县极力说明学堂“决不像从前的义塾，有名无实了”，恰好证明普通乡民的确将“学堂”与义学对应。不但浙江一地如此，内地各地情形如出一辙。据余家菊回忆，清季湖北黄陂“其时小学一切皆公费，且月给零用钱数百（文）。乡人视为平民学校，多不肯入。”
1908年，直隶视学员调查武清县的学务状况，称该县大良镇人民“知有义塾，而不知学堂之名称”，下九百户村人民“不知有学堂，并不乐闻学堂二字”。
次年，直隶的视学员注意到学堂与私塾学生精神面貌截然不同，反应出社会不同阶层的分别：“各私塾学生，气象多秀静者；官小学生，气象多粗野者。风气不开，于此可见矣。上中社会，皆以疾视学堂，宁令子弟入私塾，而私塾之人数日加多。中下社会，非不崇私塾，强令子弟入学堂，而学堂之人数日加少。”
新知识人认为，学堂所教授各种“科学”是营谋生活的最佳场所。实际办理过程中，“科学”威力却极为有限，以致构成学堂形象负面化的要因之一。刘大鹏式旧读书人心目中，大多认为学堂“以科学为随从洋人，有违圣教”，固然偏激，但他们对学堂教授的某些知识不满，却不能说毫无道理。刘大鹏1905年日记写到“学堂者外洋各国之民也，其中一切章程全遵日本之所为，最重测算、技巧、格物一门工艺也。讲求工艺之精巧，非吾人所谓格物，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学术之坏，不知伊于胡底耳。”
他敏感体察出新式学堂与中土学塾，教育理路存在差异。新式学堂注重实用，将知识分门别类教授，不以一师为范围，学生转益多师，师道尊严大失。旧有学塾强调道德教育，单纯的知识授受，仅是教育的一部分，学塾以一师为中心，所习以老师德行文章为模范，是所谓“师教”。两种教育理路本各有所长所短，并非一方绝对高明。不过，学堂初兴，所谓“科学”大多流于表浅，甚至买椟还珠，在移植、传播过程中变形，不仅可能失去原有精义，甚至格义附会，乃至谬种流传。清末先读家塾，后入学堂的郭沫若后来回忆，学堂课程极其零乱，“凡是新式课目与数学、格致之类，教师都不能胜任。对于我自己在家塾里已经学习过的人尤其不能满足”。他在小学堂、中学堂读书时，感兴趣的仍是固有的经学之类。由于学堂学风糟糕，他“开设接触了人性的恶浊面”、“自暴自弃，吃酒的习惯是在这时养成的”。郭沫若后来所读四川嘉定中学堂，教学比原先的高等小堂更差：
新开设的中学，更是一塌糊涂，笑话百出。讲地理的人说朝鲜在中国的南方，讲博物的人把乌贼的嘴当成肛门，甚至连讲国文的人，不懂得“望诸君”是乐毅的封号，而讲为“盼望你们诸君”。一位英文教师把日本正则学校的课本来教我们，几个拼音就教了我们半年。在这儿不是读书，简直是养老。
即或学堂教授的“科学”较之民间学塾所学要精深高明，但多数学生毕业之后，其学问在社会生活中很难发生作用，成为无法实践的屠龙之技。1908年，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原南洋公学）斋务长陆瑞清撰写《学生服劳说》一文，论说学堂学生不适应本土社会。新知识人对兴学堂以救亡本寄予很大希望，此时希望却逐渐转变为失望。文章首先指出学堂虽未遍设，但数量已多，“沿海各省邑各数十矣，府各数百矣，其学童之列籍者更数千数万矣，民智稍稍开，科学稍稍具矣”。但是“试问国也族也家也，其可免于亡焉、灭焉、丧焉否？曰，仍付不可知之数也。”答案是“学生大半皆惰逸者也”，追索原因，主要是学堂风气所致，学生所学“科学间有精深，而豪华之意气深印于脑纹，一见旧社会之状态，皆以野蛮目之”。在毕业之后，难以得到社会认可，“某邑高等小学学生数十人，毕业后介绍入商。不三月，而尽行见逐矣。商界中人誓不收学堂学生为徒弟。某女学校之某某出嫁后，不知烹饪、缝纫之职，而见恶于翁姑，贻笑于戚族。某镇之人誓不娶女学生为媳。”陆瑞清建议，学堂课程应作改变，学生要从事劳作，“女子中学则于正课手工之外，加应用之缝纫、烹饪焉”。只有这样，学生毕业后“其能力足以应用，其见解足以识时，其处置得宜己，合适者生存之公例，决不见绝于人群。”
这篇文章首先在《申报》刊出，又在四川《广益丛报》登载，两年之后，还作为商务印书馆所办《教育杂志》的“社说”出现，其指出的问题深中肯綮，又难以轻易解决。可见，清末的学堂多与普通人群相隔阂，见绝于实际社会生活。
无独有偶，几乎同时有名为董云龙的北洋师范学堂学生上书当局，指陈普通乡民仍送子弟入读私塾，宁愿废学也不入学堂的缘故。他注意到，直隶宁河县小学堂忽视学生的习字教育，所学的“算术”，仅停留在纸上作业的笔算，而不讲习生活需要的珠算。学生毕业之后“写不能写，算不能算”，“其无力入中学者，欲就他种职业，每不免有所遗憾”。他以自己以前任教私塾的经历为例说明，最初教书时，以“读书、习字、作文三必要”，但当地乡下人情却以“能写能算”为尊贵，因此前来就读的学生寥寥无几。揣摩之后，“于三必要中特重习字，又创设珠算教授法”，来学者逐渐增多，年胜一年。
新知识人宣传，塾生在私塾读书多年，国文不通，学堂的成效较为明显。然而，经过短暂实践，情况恰好相反。1907年，《中国日报》有文章指出广东学堂中琳琅满目的各科教学，实际只有形式而无内容，“若夫所谓学堂者，则大率虚声纯盗，袭外貌而不计实功。新学既未贯通，旧学转致抛荒。其学科则贪多务得，以耀外观，其章程中如物理、图画、天文、地理、唱歌等等，五花八门，有如赛会。究其实，则教物理者多不通算术，教图画者只合儿戏，有学科而无教员，亦何必以多为贵也。”而私塾科目虽少，但至少语言文字教学基本过关，“夫寻常蒙塾，如谚所谓子曰馆者，其胡闹者固居其大多数，然亦不无认真训迪，令儿童粗解国文。虽学科未备，新学欠缺，然通解国文，乃中国人之本务。”两者对照，差别明显，“迩来小童入校数年，而国文多全然不通，反不如蒙塾之奏效者”。文章的结论是小学堂学科应归于简易。
《中国日报》为同盟会香港分会的机关报，素持革命立场，撰文者当非守旧之人，其说法较具客观性。这一观察，多有旁证可资参证。1909年，京师举行高等小学毕业考试，不仅“经学、国文无一佳卷”，而且“各堂学生于经学、国文殊少合格”，最后追究原因，在于“均系教授未能认真之故”。
学生经学、国文程度急剧下降，旋即引起督学局、学部注意。1909年，《教育杂志》刊出评论，报道扬州办理学堂之人，却不让其子弟到学堂读书的怪异现象，“某君言，正初返里，偶遇学堂职员数人，谈及学堂办法，某君告以欲令子侄入某某学堂。群阻之曰，学堂绝无成效，万不可进去。余等非期君，余等之子弟固不令入学堂也。某君久在申，固知学堂之益者，闻言颇骇异。诘其故，答曰，学堂不主背诵，不施夏楚。君试思，读书而不背诵，果能记忆乎？不施夏楚，学生果有畏惧乎？吾恐入学堂数年，将字亦不识矣。君疑我言乎？君试往吾校一观即知其故矣。余与君至好，故进此言，愿留意焉。”
郑超麟的后来回忆，印证此事不假。他生于清末福建龙岩书香之家，其幼年学习经历是：“本县已经有了官立小学堂（入民国后改名县立小学校）；祖父是校董之一，父亲是会计，是校产管理人，但很奇怪地没有允许我们兄弟进学堂读书。学堂已经毕业了甲、乙、丙、丁四班，我们和若干同地位的人家还在私塾读书。”
1910年3月20日，《申报》“清谈”栏目发表时评称：“人家儿童，每有入学堂一二年，转返而延师课读者。此其何故欤？岂不以学堂教法未善，儿童之就学者，有纷心而无进步，其父兄乃翻然变计欤？凡有教育之责者奈之何弗思。”
作家艾芜回忆自己经过在其祖父所开办的私塾一年的学习，读完了“四书”和《诗经》，“在乡下人看来，一年能读这么多的书，那是比新式学堂划算多了。在新式学堂至多只能读六本，两本国文，两册修身，两册算术。而且都是薄薄的。而且算术在他们眼中，还不能算是书呢。”
学堂教学不主背诵，重视讲解，对于理化科目的教学比较适合，但对于汉语识字阶段的教学而言，若不注意成诵，教学效率明显不高。利用儿童机械记忆力强的特点，不断重复、大量识字，是私塾在识字教学上比学堂高明的地方。
不仅在知识层面，学堂脱离了本土社会，就是日常生活也体现出有所区隔。作家穆木天回忆自己童年的经历，对清末吉林学堂的恶感犹在，称：“巡警队与洋学生，这是当时的二横。我永远不忘的，就是那些学生好打人，就是军警都怕他们呀。学校门口，挂着两根红漆的军棍和四个虎头牌子。所谓虎（头）牌子者，是一个长方形的木板，上边是画着一个横横势势的虎头，下边是四个红圈圈，每圈里是一个大大的黑字。那四个虎头牌子上的字语是‘学堂重地，禁止喧哗，倘敢故违，定行究办。’每天，学生大概是不读书，除一二一二地下体操而外，就是聚在门口，一边吵闹着，窥视着行人，如果有人走过来——当然，对士绅们，学生是不敢问津的——学生就开玩笑，说屁话儿，如果反抗或者是不能静而受之的话，那他们可真是要‘究办’了。几个学生按着，乒乓地就是二十军棍啊！”比较起学堂印象，穆木天“在私塾，寂寞虽是寂寞，可是没感受着苦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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