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堪称20世纪政治经济领域内的重要经典著作，是研究资本主义史、新教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和西方经济史的必读书。作者凭借广博的知识和翔实的历史资料、回溯了宗教改革前夕至17世纪末叶经济生活逐步摆脱神学理论控制的过程，并此为背景，考察分析了神学理论本身发生的变化，尤其是英国清教的产生、发展和转变，如何影响和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作者从阐述中世纪的社会伦理理论入手，考察了宗教改革时代政治、经济变化对传统观念的冲击。它在许多方面修正了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学派，可以看作对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促进资主义发展著名命题的回应、批评和补充。

作者简介

理查德·H.托尼(1880-1962），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批评家、教育家。曾先后任教于格拉斯哥大学、牛津大学，并担任伦敦大学经济史教授。其代表作有《16世纪的土地问题》（1912）、《贪婪的社会》（1920）、《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1926）、《中国的土地和劳工》（1932）等。除此之外，托尼也是一名积极的社会-政治活动家和改革家，他服务于不少公共教育团体并长期担任英国政府的经济顾问。50多年持续的社会实践及其思想和人格，为他赢得了极大的声望和尊敬。

1937年版序
卷首语
前言

第一章中世纪背景
一、社会组织
二、贪婪之罪
三、理想和现实

第二章欧洲大陆的宗教改革派
一、经济革命
二、路德
三、加尔文

第三章英国国教
一、土地问题
二、宗教理论和社会政策
三、个人主义的成长

第四章清教徒运动
一、清教和社会
二、神圣的宗规与贸易的宗教
三、经济美德的胜利
四、消除贫穷的新良药

第五章结束语

注释
索引

精彩书摘

　　《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
　　二、路德
　　像三个世纪之后大工业的兴起一样，伴随着文艺复兴发生的经济革命有力地促使人们反思。在德国和英国，人文主义者都将对他们那个时代的社会弊端进行一连串的批评。重商主义思想家为王公的武器库重新磨砺了传统的经济武器。尚处于襁褓状态的客观经济分析从务实的人士关于价格上涨、通货和外汇的论战中获得了一种新的动力。
　　宗教舆论对这些新生力量可能采取何种态度是重要的问题。它也许会把经济事业的勃兴当作一种财富和奢侈的手段而欢呼，就像教皇为古典文化的再发现而狂喜一样。它可能将它谴责为向异教道德败坏的退化，即如同从罗马的物质成就中战战兢兢地蜕变而来的教父一般。它或者试图利用这种日益庞大的力量服务于它自己对人的精神目的的构想，一如经院哲学家利用旧公式去概括资本和商业产生的新力量。它几乎无法忽视它们。因为尽管已经有了马基雅维里，但社会理论只是开始将自己从中世纪僵化的基督教框架中解放出来。对这些经济问题最系统的讨论仍然包括在教会法学者的著作中，而神学家以对待神学问题的同样自信，继续对财产和契约问题作出判断。
　　俗人也许会反驳他们学说的内容并否认其结论。但到目前为止，很少有人攻击这样一种假设，即经济行为问题是教会法专家的分内职责。贝拉明有点尖刻地抱怨那种令人无法忍受的由虔诚的商人在忏悔中提出的对经济行为进行道德评判问题的复杂性。在安特卫普交易所的西班牙商人并不是病态地倾向于良心自责的阶层，他们对教会权威表现出了充分的尊敬。他们将自己的忏悔者送到巴黎以便向巴黎大学的神学家请教有关商业投机交易与教会法能否相容的问题。后来因为与路德论战获胜而著名的埃克，当时专门旅行到意大利，以便博洛尼亚大学的权威认可其大胆的论点，即商人可以在交易中合法获取利润。和伟大的富格尔家族不相上下的一批资本家同样认为，为了追求一种受益无穷的真理而付出探索的代价是值得的。
　　由于个人主义和竞争性被商业和金融而不是工业的无限扩张裹挟向前，新的经济文明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为投机获利提供了机会，它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激烈的辩论；并且因为宗教改革的支持者和敌人都把这种辩论与社会变革等同起来，所以宗教斗争的领袖不可避免地成为这场辩论的主角。在德国，孕育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社会革命似乎终于到来了。在博丹于1569年出版其有名的小册子之前，困惑着那个时代人们的谜一般的物价上涨造成了反对垄断者的愤怒狂潮。自1476年汉斯·伯海姆领导的起义以来，农民暴动停止了还不到十年。长期以来为工匠和农民所抱怨的高利贷已经成为斗争的口号。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市政当局慑于公众镇压勒索者的要求，纷纷向大学和神学家请教有关利润合法性的问题，而大学和神学家却只是像通常那样给其一个冠冕堂皇但又含混不清的回答。梅兰希通就放债和价格这一问题详细说明了神圣的教义，加尔文就高利贷写了一封著名的信，并就同一主题作了布道。布策为信仰基督教的王公勾勒了一幅社会重建的图画。
　　……

前言/序言

　　这部书是以1922年3月和4月应霍兰德基金会邀请在伦敦英王学院所作的题为“16和17世纪社会问题的宗教观”的系列讲座为基础写成的。它所论述的问题没有逾过17世纪后半叶，而且它没有论述有关经济理论和经济组织史的意图，除非这些理论和组织的变革与宗教观念的变革有关。由于局势使我无法立即出版讲稿，我利用这一拖延的机会，部分重写了讲稿，补充了在最初的结构中无法轻易收入的内容。我应当感谢基金会的成员允许我推迟发表这份讲稿。
　　关于社会伦理问题的宗教观发展的论题，在英国已有已故的坎宁安博士和威廉·阿什利爵士论及，最初是G.G.柯尔顿先生、H.G.伍德先生和G.奥布莱思先生提出的关于《教会法规学者的学说》的论文引起我对这个题目的兴趣。但是，当我们说近年来作出最重要贡献的是欧洲大陆学者特别是特勒尔奇、乔伊西、桑巴特、布伦塔诺、列维，而最重要的是马克斯·韦伯，他的著名论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成为这场讨论新的转折点时，对他们的著作并无任何责难之意。没有一个人能够否认，在该领域工作时没有在哪怕极微末的程度上极大地受惠于这些学者为他们做的准备。尽管我并不总能接受他们的结论，但我还是要高兴地利用这个机会表达我对他们的感谢之情。非常遗憾，柯尔顿先生的《中世纪的农村》问世过晚，使我无法利用它蕴藏的丰富学识和洞察力。
　　我还要感谢那些帮助我，使这本书减少一些否则会存在的缺点的朋友。J.L.哈蒙德先生、E.鲍尔博士和A.P.沃兹沃思先生始终非常友好地审读并修改过手稿。J.E.尼尔教授除了审读校样外，还通过提出建议和批评，自始至终极其无私地帮助我，我深深地感谢巴尔克利小姐所做的订正校样和编制附录的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并感谢伦敦经济学院和劳拉·斯佩尔曼·洛克菲勒基金会纪念基金使我能够雇她来为我服务。我妻子为本书付出了莫大心血，远非答谢所能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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