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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長期以來，自民黨長期政權的政治邏輯被歸功於一係列政治學界所賦予的神話，然其奧秘，源自利益收買與附從。本書將廣義上的利益分配—附庸民主政治模型作為研究的起點，逐一檢證瞭日本發展型國傢的經濟政策，自民黨補助金政治和長期政權維係與1993年以來日本政界再編的內在邏輯。本書曾獲54屆日經—經濟圖書文化奬，第2屆政策網絡分析奬，是近年來日本政治經濟學研究領域影響力較大的著作之一。本書為讀者瞭解戰後日本政權的演變以及自民黨長期執政的原因提供瞭獨特的解讀。

內容簡介

　　自民黨在日本政治發展的曆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一直長期在政局中占據主導地位。本書是日本學者齋藤淳的著作，將廣義上的利益分配—附庸民主政治模型作為研究的起點，逐一檢證瞭日本發展型國傢的經濟政策，自民黨補助金政治和長期政權維係與1993年以來日本政界再編的內在邏輯，深入分析瞭日本自民黨保持長期政權的原因。

作者簡介

　　齋藤淳，耶魯大學政治學博士（2006年），2002—2003年間當選山形縣第4區眾議院議員，2008年就任耶魯大學政治學院助理教授，2012年離職，現為日本JPREP齋藤塾英語教育機構社長。

　　譯者簡介

　　楊帆，1989年生，湖南人，2016年畢業於復旦大學國際政治係和慶應義塾大學大學院政策-媒體研究科，分彆獲得兩校法學碩士和政策-媒體修士學位，現為早稻田大學大學院政治學研究科修士一年級在籍學生。研究方嚮為日本政治和比較政治經濟學，曾經在ChinesePoliticalScienceReview（共著）發錶過研究論文。

　　張帆，1988年齣生於江蘇省蘇州，2012年畢業於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獲法學碩士，現為日本京都大學法學研究科博士，日本學術振興會特彆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嚮為：國際政治學、日本政治與外交、日本思想史；曾獲日本中國友好協會“丹羽宇一郎奬學金”；曾任三得利文化財團“三得利研究員”；曾在《國際政治研究》《日本問題研究》等學術刊物發錶過數篇論文；另有中文、英文、日文時評若乾。

目錄

譯者序／Ⅰ

中文版序言／ⅩⅥ

緻謝／ⅩⅩ

序言／Ⅹ

第一章自民黨長期政權的謎題：政治信任低下的政權為何持續？/1

第二章自民黨型的集票組織和投票行動/23

第三章人口動態和選舉戰略：長期趨勢中的政治對應/61

第四章支持率的變動與選舉循環/86

第五章補助金/112

第六章利益誘導和自民黨的衰弱：“我田引鐵”的神話/137

第七章利益誘導和政界再編/164

第八章選舉製度的改革和政策變化：邁嚮政權更替之路/194

第九章作為當代史的自民黨長期政權：逆嚮說明責任的政治體製/219

參考文獻/234

後記/251

前言/序言

　　中文版序言

　　拙作《自民黨長期政權的政治經濟學》的最初問世，始於2010年，那時民主黨政權的起步時日尚淺。然而，何等的著作在付梓之時便能預知今後反響如何，則恐非作者之力所能及。本書齣版之後的第二年，獲得瞭“日本經濟新聞社?經濟圖書文化奬”和政策網絡研究奬，此類意外的榮譽恐怕自不必待言，聽聞此書如今被譯成中文，能夠與中國的讀者見麵，則更是望外之喜，倍感榮幸。在此，對完成瞭辛勤翻譯與校對工作的楊帆和張帆兩位譯者，再次錶示自己的感謝。

　　利用這個機會，在這篇簡短的序言中，我想簡單地對本書齣版之後直至2017年的日本政治經濟發展的軌跡和現狀作一個簡單的評論。特彆是通過本書的研究框架所確立的視點，我想重點論及兩個大傢所關心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2009年實現政權交替之後的民主黨政權為何在短期內就迅速地夭摺。第二個問題則是，自民黨在重掌政權之後，我們應當如何理解安倍政權的長期穩定性以及這是否意味著自民黨又迎來瞭新的長期執政的時代。最後，通過對這兩個問題的討論和對日本政治未來的展望，關於本書所確立的分析結構是否仍舊適用，在文末也需要作一個簡單的探討。

　　首先，關於為何在2009年實現瞭政權交替的民主黨政權短命而終的問題。如果按照本書的邏輯，我們能夠理解，戰後日本自民黨長期政權得以維係的基礎，在於自民黨政權和日本選民的無限期囚徒睏境的連續博弈。自民黨通過它所建立的那一套頗有成效的選舉動員的監視體製，經由公共政策的利益誘導，從而牢牢地將政權緊握手中。然而，時過境遷，隨著製度環境的改變，這一套昔日護持政權的有效機製也不可避免地隨之弱化，進而導嚮瞭政黨之間政權交替的命運。就製度變化的具體形式而言，例如，1994年所確定的眾議院選舉製度改革，將戰後長期通行的單計不可轉讓式投票製度(即所謂的中選區製)轉變成瞭小選區和比例代錶選區的並立製。而依據采用瞭小選區製的英國一類國傢的總選舉結果可知，在小選區製下，得票比例與所轉化的議會議席的比例通常呈三次方的變動關係，微小的得票率變動就可以導緻議席數的大幅變動(即所謂的三乘比法則)。那麼，這就意味著，在小選區製度下，投票的結果可以使得選民對政權支持與不支持的比例，成倍地放大齣來。進而言之，這也就意味著，在日本，正在發生著從原有的通過中選區製進行特殊利益的政治誘導嚮著對選民全體行使說明責任和業績評價迴應的積極轉變。

　　在這種製度的環境之下，在2009年實現瞭政權交替的民主黨，倘若需要樹立自己的長期政權，從理論而言，就需要民主黨政權積極開展擴張性的經濟政策，以確保具體的經濟績效作為政治支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時，在自民黨落選稍前的2008年，由於自民黨在參議院已經失去瞭過半數的席位，那一年在日本銀行的總裁人選的任命上，慮及民主黨的政治影響，最後所選齣的總裁白川正明，事實上反映的是來自民主黨作為當時的反對黨一側的政治意嚮。然而白川正明在隨後所積極采取的恰恰是緊縮性的金融政策。另一方麵，在20世紀90年代製度改革期間所通過的日本銀行法的修訂，實質上強化瞭日本銀行在金融政策運營上的獨立性。在日本，日本銀行總裁的任期通常是5年，而白川正明的任期與民主黨政權開始的時間相互重閤。這就意味著民主黨在執政期間，也必須采取同樣的緊縮政策。事實上，終其民主黨政權的時代，經濟的狀況都一直未見起色。此外，從民主政治說明責任的角度而言，民主黨在執政之後所采取的180度的立場轉變——在貿然之間突然宣布增加消費稅的決定——也是對其執政形象的緻命性打擊。實際上，在近些年來的輿論調查當中，我們通常都可以發現，日本選民對於選舉當中政治問題采點的判斷，在最為重要的幾個條目裏，經濟景氣和生活水平的提升都是常年名列前茅的選項。這反過來就意味著，在新的選舉製度下，在經濟的運營上缺乏業績的政權恐怕往往難負眾望。

　　其次，我們可以注意到，在自民黨2012年12月的眾議院總選舉之後重歸政權直至這篇序言執筆的當下，日本都一直是由安倍晉三所組閣的自民黨政權連續執政。而這是否意味著自民黨在新時代又一個長期政權的開始，或者說，是新的逆嚮說明責任體製的發端。對此，筆者的迴答是否定的。之所以如此，首先就在於，先前作為支持自民黨長期政權逆嚮說明責任體製的製度環境已經不可逆轉地發生瞭改變。自民黨在今後，也同樣必須在新的製度約束下努力地鞏固自身執政的基礎。在這裏，我們對過去的曆史稍加迴顧。安倍晉三在第一次擔任首相期間(2006—2007年)，由於參議院選舉當中聯閤多數派工作的失敗以及隨後身體狀況的欠佳，而早早地掛冠而去。此後的6年間(2006—2012年)，日本的內閣經曆瞭一年一屆前後6任首相連續接替的狀況，這在同時期發達資本主義民主國傢當中都是極為鮮見的變化。除去安倍晉三，接任他的福田康夫和隨後的麻生太郎內閣也都較為短暫，在此期間發生的黎曼危機以及席捲全球的經濟蕭條，都最終促使瞭自民黨從政權上跌落下來。然而，其後接替自民黨的民主黨政權也未能擺脫相似的命運，內閣的交替同樣頻繁。事實上，這些短命而終的政權共同存在一大特徵，那就是在這一時期，政府在金融，並且在大多數時候的財政政策都同時采取瞭緊縮性的調整。

　　而相較於此，在近年來首相任期相對較長的小泉純一郎(2001—2006年)和安倍晉三(2012—至今)兩屆內閣的共同之處則在於，政府積極采取瞭擴張型的金融政策，宏觀經濟的總體趨勢也較為緩和。而在此期間，主管金融政策的日本銀行與政府主導的政策方嚮也相對一緻。事實上，我們知道，在浮動匯率製的條件下若要刺激宏觀經濟，金融政策往往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21世紀頭十年以來日本物價長期低落的通縮情況下，擴張型的金融政策就顯得尤為的迫切。在2012年之後，安倍內閣所打齣的安倍經濟學(Abenomics)，無非也正是這一政策需求理所當然的歸結而已。然而，僅就結果而言，長期良好的經濟景氣的確也促成瞭安倍政府的長期穩定性。另一方麵，安倍內閣在2014年4月所推齣的消費稅增稅的政策，雖然一定程度上的確對宏觀經濟的運行造成瞭某些負麵的影響，然而，與此同時，在包括雇傭情形在內的總體宏觀經濟指標都始終顯現齣不斷改善的正麵基調。

　　最後，如果從現在的角度來展望日本政治經濟狀況的未來的話，大體可以認為，良好的經濟政策仍舊是至為重要的一個變量。經濟運營失敗的話，不僅某一屆內閣的存續難以維係，自民黨也仍舊很有可能再次將政權的寶座讓渡給其他的在野黨。不過，就樂觀的一麵來講，近年來，日本政治所發生的一以貫之的積極變化就是，從自民黨長期政權下的逆嚮說明責任的政治體製最終朝著熊彼特所言的富有競爭和說明責任性的民主政體的不斷轉型。從公共政策的具體層麵而言，也就是從以舊有的麵嚮特殊利益群體為主的利益誘導型分配政治嚮著基於宏觀經濟績效評價為主的以公共産品分配為中心的新的政治經濟體係的遷移。

　　但是，如果說在此期間，日本的政治形勢對於筆者而言尚有什麼不可解的謎題的話，那麼恐怕還是在新的製度環境下，相較於為自身政權延命的閤理性政策，不獨民主黨，自民黨的許多政治領導人在很多時候也都反其道而行之，主動選擇瞭那些事後看來自掘墳墓的道路。事實上，在本書通篇的分析中，筆者都假定相較於日本的官僚，民選的政治傢和政黨在政治上具有權力優位性。然而若要對於現代日本的政治展開進一步的分析，特彆是試圖理解上麵的這一謎題，筆者認為，恐怕我們在今後還有必要對官僚機構和政治傢各自所麵對的製度約束下的集體行動的內在邏輯展開深入的討論。

　　在這裏，還需要略加指齣的是，本書的研究範圍大體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日本，尤其是從1955年至2009年的國內政治經濟主要的變動情況。本書所提齣的理論框架也主要用以解釋這一時期最重要的一些基本特性。自然，此項研究並沒有涉及同時期國際政治的若乾背景。就現實的政治情況來看，對於日本而言，來自國際政治的影響或許也同樣不容忽略。然而，作為一本研究性的學術著作，不可能說盡全貌，也並不值得這樣去做。鑒於此種局限，如果這部作品還能夠為讀者們帶來新的啓示，筆者將不勝欣慰。

　　齋藤淳201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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