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觅诗记》是韦力“传统文化遗迹寻踪”书系之一部。
　　中国的诗赋不仅源远流长，而且有着特别清晰的流变主线，显现出诗歌这种文学形式在中国有着何等的生命力。本书以《诗经》一书的采集和编纂者作为专题寻访的第1人。对诗人遗迹的勘访，以时代为序，春秋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而同一个时代的诗人则以生年为序，凡是无法确定生卒年的诗人，则将其排在该代的后面。诗歌这种文学形式到了唐代较为发达，本书诗人寻踪之旅，当然是以唐代诗人为重点。但是为了文体上的划分，“唐宋八大家”归于文的范畴，本书不再收录。本书收录的范围，下限则定在了清朝的结束。清朝结束之时，晚清的许多著名诗人仍然在世，故酌情收录了几位跨越这个时限的诗人。

作者简介

　　韦力，号芷兰斋，著名藏书家、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凭个人之力，收藏古籍逾十万册，四部齐备，被认为是中国民间收藏古善本较多的人。著有《古书之爱》《古书收藏》《芷兰斋书跋集》《琼琚集》《硃痕探骊》《鲁迅藏书志》《得书记》《失书记》《觅宗记》等，另有与安妮宝贝合著《古书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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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尹吉甫：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屈　原：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宋　玉：貌丰盈以庄姝兮，苞湿润之玉颜
枚　乘：椐椐强强，莘莘将将
司马相如：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
扬　雄：惟天轨之不辟兮，何纯絜而离纷
张　衡：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
曹　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曹　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蔡文姬：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
阮　籍：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山　涛、向　秀：惟古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
刘　伶：无思无虑，其乐陶陶；
兀然而醉，豁尔而醒。
张　华：居欢惜夜促，在蹙怨宵长
郭　璞：晨霞孤征，云翼绝岭
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谢灵运：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鲍　照：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
沈　约：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
谢　朓：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
庾　信：回头望乡泪落，不知何处天边？
顾野王：长歌挑碧玉，罗尘笑洛妃
卢照邻：下笔则烟飞云动，落纸则鸾回凤惊
骆宾王：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苏味道：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
王　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杨　炯：赫赫宗周，皇天降休
贺知章：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王之涣：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孟浩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李　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王　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杜　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岑　参：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元　结：人意苟不同，分寸不相容
卢　纶：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
孟　郊：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欧阳詹：可贵不贵，物失其类
刘禹锡：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薛　涛：何处江村有笛声，声声尽是迎郎曲
白居易：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卢　仝：生涯身是梦，耽乐酒为乡
李商隐：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杜　牧：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罗　隐：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
司空图：休休休，莫莫莫
皮日休、陆龟蒙：处处路傍千顷稻，无情有恨何人觉
胡　曾：行人欲识无穷恨，听取东流易水声
黄　滔：吴王殁地兮，吴国芜城。
故宫莫问兮，故事难名。
韩　偓：曾向天涯怀此恨，见君呜咽更凄凉
林　逋：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余　靖：一叫一春残，声声万古冤
梅尧臣：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
赵　抃：天地涵容百川人，晨昏浮动两潮来
彭汝砺：爱君有素节，霜雪不凋谢
苏舜钦：晚泊孤舟古祠下，满川风雨看潮生
黄庭坚：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鄱阳四洪：涂曲休辞辱，行将与夏通
周必大：数点家山常在眼，一声寒雁正关情
陆　游：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
王十朋：江湖鱼鳖知多少，尽在恩波浩渺中
范成大：年年送客横塘路，细雨垂杨系画船
杨万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翁　卷：一天秋色冷晴湾，无数峰峦远近间
戴复古：求名求利两茫茫，千里归来赋悼亡
文天祥：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耶律楚材：插天绝壁喷晴月，擎海层峦吸翠霞
刘秉忠：天地春秋几苍雁，江湖今古一扁舟
谢枋得：天下久无龚胜洁，人间何独伯夷清
王　恽：清风破暑连三日，好雨依时抵万金
赵孟頫：此行登仕版，未觉负儒冠
虞　集：京国多年情尽改，忽听春雨忆江南
萨都剌：万事皆由天理顺，何愁衣禄不周全
揭傒斯：虚馆人不眠，时闻一叶落
丁鹤年：富贵倘来还自去，只留清气在乾坤
于　谦：粉骨碎身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间
李梦阳：随流非我心，特立乃见疑
严　嵩：幽泉树杪飞残滴，瑶草岩中吐异芬
何景明：莫向高楼空怅望，暮蝉多在夕阳边
高　拱：岂期柯叶盛，终拟栋梁材
杨继盛：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
戚继光：奋臂千山振，英声百战留
王锡爵：我命非我排，自有天公在
张　溥：四海之大，有几人欤？
钱谦益：坡公养子怕聪明，我为痴呆误一生
冯　班、冯舒：从来天地无端恨，尽入贫穷一寸怀
傅　山：既是为山平不得，我来添尔一峰青
吴伟业：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
钱澄之：岂无他树，恋此旧枝
施闰章：一生膏血供人尽，涓滴还留自润无？
朱彝尊：辽海月明霜满野，阴山风云草连天
梁佩兰：不知天地里，还有几人同
屈大均：秋风吹落叶，一夜别南朝
王士禛：莫听临风三弄笛，玉关哀怨总难论
宋　荦：多少往来名利客，满身尘土拜卢生
吴　雯：一日阴晴看不定，人间万事任东西
赵执信：虽缘草成质，不借月为光
沈德潜：金和玉节超今古，山到嵩高莫并高
厉　鹗、杭世骏：何限伤心付阿灰，卅年壮志事全违
曹秀先：平生爱读秋声赋，听到蝉吟亦可人
袁　枚：绝地通天一枝笔，请看依傍是何人！
赵　翼：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翁方纲：雕虫篆鸟那比数，鸿都未立前三年
黄景仁：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
龚自珍：洗尽狂名消尽想，本无一字是吾师
王闿运：天地悲歌里，兴亡大梦中
张百熙：忧乐几人在，戎马关山愁
陈三立：忧患随缘长，江湖入梦明
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钱振锽：古来好诗原有数，世间知己宁无缘？
苏曼殊：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

精彩书摘

　　尹吉甫：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大多关于中国文学史或者诗史的论述，凡是谈到《诗经》者，几乎第一句话都是如此，我在上学时的课本中也是这样讲述者，并且这句话是考试单项选题中的常见用语，所以对这句话也有着根深蒂固的印象。但是后来在其他的相关文章中看到了一些论点，有不少的学者质疑这句话的准确性，比如张启成在《诗经研究史论稿》中称：“《诗经》只能是周代诗歌的选集，而不是周代诗歌的总集。”首先说《诗经》是不是均为周代人所作，这个问题我们放在下面再细聊。关于《诗经》是总集还是选集的问题，这还真值得念叨念叨。
　　其实不止是张启成一人有这样的认定，这种类似的说法我还看到过不少，该论调的依据是上古时代不可能就仅仅创作了这么三百余首诗，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到了春秋战国时，孔子见到的《诗经》就比现在的版本大十倍，当时是三千多首诗，而后经过了孔子的筛选，他选出了一部《诗经》的精选集，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三百零五首。关于孔子是否删诗的问题，我们也放在下面再谈，在这里我们接着说《诗经》是总集还是选集的问题。选集论者认为，流传至今的先秦典籍中还能看到一些上古诗并非收录在《诗经》之内，即使孔子没有删诗，那么今天所见到的《诗经》，也同样不能称之为总集。持这种论调者有时会引用鲁迅在其《集外集?选本》一文中的说法：“（《诗经》）是中国现存的最古老的诗选”。
　　从表面看，似乎选集派所言要比总集派的论述方式更加严谨，也更加贴近事实。其实选集派的专家们忽略了，或者说是误解了一个术语，那就是什么叫“总集”？搞目录版本学的人对这一点有着固有的理解，按照四部分类法，传统典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而集部之书又细分为“别集”和“总集”及“诗文评”三大类。别集指的是历史上的某位作者个人的作品，而总集则指的是两人以上的作者汇为一书，因此“总集”一词在目录版本学上的涵义就是两位以上作者的文章编在了一本书内，而《诗经》按照传统观念，是很多作者写出的作品。当然，这个说法现在也有不同的声音，我们估且就按照这种主流的观点来判断。《诗经》是多位作者的作品汇编，因此称为总集是没有丝毫疑问的事，而选集派把这“总集”二字理解为了“全集”，认为今日所见的三百零五篇《诗经》没有全部收录中国古代早期的诗作，这正是误会所在，因为古人所说的总集都是目录版本学上的概念，而后来的这句通论——“《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这里的“总集”二字正是延用了传统的目录版本学概念。
　　《诗经》的性质说清楚了，那接下来就要说《诗经》的作者和编者。我在上面说到：司马迁说孔子对《诗经》进行了删改，这句话他是说在了自己的不朽名著《史记》之中：“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这就是说孔子将所得的三千多篇古诗删掉了十分之九，而成为了今天我们所见的三百零五首。这件事情在此后的两千多年来，直到今天都有坚定的拥护者和坚定的反对者，至少到今日关于孔子是不是删了这么多的诗，也未能达成一个统一的意见。
　　我先说说赞同派的观点，王充在《论衡?正说》中称：“《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去复重，正而存三百篇。”王充的这个观点完全赞同了司马迁所言。而唐代的刘知几则在其《史通?疑古》中进一步发挥了这种说法：“观夫子之删《诗》也，凡诸国风，皆有怨刺，在于鲁国，独无其章。”但反对派的声音同样极其强大，其观点之一认为，《史记》中司马迁所说的这段话出自《孔子世家》篇，有人说这一篇文章恐怕不是出自司马迁之手，而是后人伪造者，这等于说开始怀疑《史记》上的记载，而孔子删诗说的最早出处就是《史记》，如果《史记》都靠不住了，那就等于从根儿上否定了孔子删诗这件事。但问题是，持这种观点的人举不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史记》被人篡改过。但是否定派还会从其他的角度来佐证自己的观点，比如朱彝尊、崔述、魏源等人就从季札观乐这件事来进行否定。
　　到了当代，否定删诗派成为了主流。比如游国恩在《中国文学史讲义》中说到：“今按论语，孔子自言，一则诗三百，再则曰诗三百。是古诗相传止有三百，孔子固未尝删也。”游国恩根据《论语》中所记载的孔子所言“诗三百”一句，认定在孔子的时代，实际上《诗经》就是这三百余篇，但对此持反对观点的人认为这《论语》中所言是孔子的弟子以及再传弟子记载下来的话，有可能是孔子删诗之后所余的部分。针对这种说法，游国恩又进一步地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孔子删诗之论，特史公误解雅颂各得其所，故遂为此臆说耳。不知雅颂得所，实指声乐而言，与删汰文字无关。”
　　当今大家袁行霈所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同样认为孔子删诗这件事不可能：“这些作品的编集成书，汉人认为经过孔子的删定。事实上，早在孔子的时代，已有与今本《诗经》相近的‘诗三百篇’的存在。孔子对‘诗’做过‘正乐’的工作，甚至也可能对‘诗’的内容和文字有些加工整理。但说《诗经》由他删选而成，则是不可信的。”看来否定删诗派成为了今日观点的主流，那我也就从众吧。但是孔子整理了《诗经》，这是两派都承认的一个事实，而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对这个统一的认定表示出了谨慎的认可：“尽管几部前帝国时代文本——包括《论语》以及最近出土的公元前300年左右的《孔子诗论》——表明孔子与《诗经》存在密切关系。”在这里，宇文所安没有像中国学者那样一致的认定，孔子无论删没删过诗，但至少对《诗经》做过整理，而他只说孔子跟《诗经》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是如何理解“联系”二字，却可做出各式各样的解读。那么怎样来解释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孔子是《诗经》的编者这件事，宇文所安是这样认定的：“但最初乃是司马迁（约前145—前186）在其《史记》中首次声称孔子是这些诗歌的编订者，称孔子从当时的三千多首古诗中选择了这‘三百’首。这一说法或许主要反映的是早期帝国试图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将整个‘五经’与孔子联系起来的意图。”
　　无论怎样，孔子是《诗经》的编辑者这件事似乎没有太多的疑义，那么另一个问题就出来了：《诗经》的这些作者们是谁呢？这个问题就又涉及到了《诗经》所创作的年代。今天的通行说法，《诗经》的创作跨度大概是五百多年，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上说：“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最后编写成书，大约在公元前六世纪。”还有人认为起自于商代，那时间就变得更加久远。关于《诗经》所收之诗上下年代问题，也同样争论了两千年，在这里就不展开论述了。而龚鹏程先生的认定则更加独特，他甚至认为《诗经》本是歌：“古代歌诗，乃是音乐，词并不是最重要的。”（《中国文学史》）对这个观点，龚先生进一步阐述道：“《诗经》所收，名之为诗，实皆是歌。故孔子自称编此书可令雅颂各得其所；《史记》也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其中风、雅、颂之分类，颇似古希腊音乐分成立第亚式、伊俄尼亚式、道瑞斯式、佛里基亚式。”
　　从上面的这段话可以感觉到，龚鹏程先生是赞同孔子编辑了《诗经》的，但他认为《诗经》是歌，而不是诗。如果这样解读的话，《诗经》所收的这些词句就是古代的歌词，如此论述起来，《诗经》成为了宋词的本源。但这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词作者和曲作者，至少今天明星们所唱之歌的作词和作曲大多是两人，这样论起来，问题就变得更复杂了，所以在这里暂且不论作曲者为谁，还是先讨论一下作词者吧。关于《诗经》所收诗的作者问题，后世学者也有一大堆的争论。这个话题仍然不能展开，否则的话，又是一篇单独的长长论文了。
　　袁行霈说：“整理编写《诗经》的人和具体情形，今天已无从得知，可能周王朝的乐官在《诗经》的编集和成书过程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袁先生认为《诗经》的作者今天已经不可知，而刘立志先生在《《诗经》研究》一书中也同样这样认定：“诗篇的写作时间大体可以确定，但其作者问题，却成了千古谜案。”但刘立志先生却在后面客观地总结了从秦汉一直到清代以来，不同学者对《诗经》作者所提出的见解，而后他讲述到了前人所谈《诗经》三百零五篇作品中“有五篇作品在篇章语句之间已经言明作者”，这五篇作品的作者分别是家父、寺人、吉甫、奚斯，而“吉甫”之名出现过两次，故这样说来，实际上《诗经》的已知作者是四位。
　　这里所提到的吉甫就是尹吉甫，在历史上有不少的人认定他就是《诗经》的作者之一，因为尹吉甫在历史上是有名有姓的一位重要人物，而其他的那三位作者似乎在名声上不如尹吉甫响亮。关于尹吉甫的祖籍，历史上有不同的几种说法，早期对他的记载资料较少，然而到了宋代出土了一件西周青铜器，名叫兮甲盘。此盘有铭文133字，铭文的内容是讲述兮甲跟随周宣王征讨猃狁的历史史实，而这“兮甲”就是尹吉甫。
　　按照专家们的解读，“尹”字为官名，“吉”是他的族姓，而“甫”本作“父”，是对男子的尊称，所以尹吉甫实际上是姓兮名甲，但历史上都称兮甲叫尹吉甫，我在这里也就从俗。尹吉甫所处的时代正赶上周厉王“专利作威，佐乱进祸”，于是被国人赶了出去，等到周厉王死后，他的儿子继位，就是周宣王。在周宣王的时代，北方的戎狄侵占领土，于是周宣王就派尹吉甫带兵北伐，他将猃狁驱赶到了太原以北，而后接着南征，终于保住了周宣王的天下，所以他是历史上颇有作为的一位人物。而周宣王到了晚年还任命尹吉甫为顾命大臣之一，关于这件事，《东周列国志》中有一种说法：“宣王晚年病重弥留之际，召见老臣尹吉甫和召虎于榻前，曰：‘朕赖诸卿之力，在位四十六年，南征北伐，四海安宁，不料一病不起！太子宫湦，年虽已长，性颇暗昧，卿等协力辅佐，勿替世业！’”
　　即此可见，这位尹吉甫也是周代极其重要的人物。等到周宣王去世后，周幽王继位，历史上说周幽王后来听信谗言，错杀了尹吉甫，而后知道了自己所犯的这个重大失误，于是就做了个金头给尹吉甫安上，进行了厚葬，可是又担心盗墓者为了这个金头疯狂的挖掘，于是就造了十二座尹吉甫墓处在不同位置，让人无法了解到真假。但这种传奇的故事后世流传较多，只是主人公的名称有着不同的变化，所以这件事也很难当真。张华田主编的《尹吉甫在房县的遗迹和影响》一书内收录了许多跟尹吉甫有关的传闻，关于尹吉甫之死则更为离奇。文中称因为尹吉甫帮着周宣王打天下，再加上他文才横溢，有人将这件事情奏上天庭，报告给了玉皇大帝，玉帝爱才如命，于是就把尹吉甫弄上天宫给他封了个天官，但后来王母娘娘过寿，玉皇大帝摆起了宴席招待各路神仙，而尹吉甫因为酒喝高了，就拉了王母娘娘的手，这样的举措当然令玉帝大怒，于是派雷公将尹吉甫碎尸十二段，所以才有了这十二墓。这样的说法似乎是把尹吉甫吹得更加文武双全，但这种搞法反而让历史上好不容易有了一点儿的线索，变得更加难以让人相信。
　　我们还是说《诗经》中提到尹吉甫的那两个出处吧。一是出于《大雅?崧高》，此篇中有：“吉甫作诵，其诗孔硕”，而另一篇则同自《大雅?烝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今日所见的出处也不过就是这两处，细细读来，其实这两句话也可以有多解，但在历史上却有人极其欣赏这两句词，《晋书?列女传》中记载有东晋宰相谢安跟他侄女谢道韫的对话。谢安问：“《毛诗》何句最佳？”道韫回答说：“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谢道韫认为，《诗经》三百零五篇中她最欣赏的那句话就是尹吉甫所作者。这位谢道韫为什么对尹吉甫如此的偏私？她是怎样的想法？在这里就不做过多的猜测，总之，尹吉甫所作之诗，后世果真有追捧者。
　　但以上所谈都是认定尹吉甫为《诗经》许多作者中的一位，张福庆所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家字号室名别称词典》中称：“尹吉甫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姓名记载的诗人”，中国第一诗人的桂冠竟然戴给了尹吉甫。钟伦纳在其《华夏文化辨析》中称：“三百零五篇中署名的作者仅四人，而尹吉甫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然而钟伦纳这篇文章的题目则是“穆如清风：《诗经》采编尹吉甫”，看来他认为尹吉甫不但是《诗经》一书的作者之一，同时还是该书最早的编者。对于这一点，历史上倒是有一些相同的认定，游国恩说：“今所传诗三百篇，果何自来耶？曰周时朝廷之所采，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者也。”游国恩在此句话小注中称：“语本班固《汉书?艺文志》”，他说自己引述的是班固的观点。
　　上古朝廷专门派人到民间去采集诗歌，这种说法也是主流观点，但同样也有一大堆的反对声，在这里且不管他，总之，有的学者认为尹吉甫就是朝廷所派的采诗官之一，因此这位尹吉甫既是《诗经》的作者之一，同时也是最早的编辑者之一。但台湾的李辰东先生认为这种认定还不充分。李辰东对尹吉甫的研究可谓深入，他还做过《尹吉甫年谱》，而尹吉甫在历史上留下来的资料极少，凭借历史上极少的点滴信息而能就一个人做出年谱，这真是很不觅诗记/韦力·传统文化遗迹寻踪系列（套装上中下册）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