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2-22
《心胜3》是著名军事专家金一南“心胜”系列第三部。
书中收入九篇深度长文,充分呈现作者近年来对国家命运、军队建设、安全筹划等重大问题的战略性思考。对西路军征战的多维解读;对古田会议的重新认识;对大国关系的冷峻诠释;对统一大业的忧心谏言……横跨中西,纵论古今,解构历史事件,剖析未来趋势。
“战场上得不到的,不要期望在谈判桌上得到”“大国关系就是做交易”“无威慑无战略”“小成功需要朋友,大成功需要敌人”“常怀危机,方可避免危机”“只会微笑、不会瞪眼的国家,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等观点,高屋建瓴,发人深省。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全国模范教师,全军优秀教师,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家安全战略,兼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主持人,《中国军事科学》特邀编委。曾出版畅销图书《苦难辉煌》《心胜》《心胜Ⅱ》《心胜Ⅲ》等。
民族命运,在危难中奠基
胜利并非神赋与天赐/002
播种,但不参与收获的人/004
精神力量的来源:苦难与胜利/006
挺直长期弯曲的民族脊梁/009
精神气质,因“斗争”而铸就
城乡两军,间隙终冰释/014
留守进击,歧义化玉帛/016
“分权”、“集权”,非意气之见/019
领袖集团,“斗争”中成熟/024
古田深意,锻造新军队/027
西征作战,白骨永筑青山
为什么要渡河? /038
为什么要“孤军深入”?/041
为什么没有东返? /043
为什么损失惨重? /047
悲壮牺牲,浴血为使命/061
国家尊严,用胜利来捍卫
百年中国,何处不沧桑/068
共产党人,铁肩担大任/070
国家制造战争,战争也制造国家/079
小成功需要朋友,大成功需要敌人/086
强劲发展,倚重创新推进
创新是民族发展的能力/090
创新,基于对本质的认识/093
支撑创新思维的主体—大脑/096
支撑创新思维的环境要素/099
抑制创新思维的枷锁/100
思想落后于实践,不是真正的创新/103
“置之死地而后生”是创新动力/107
在节制和约束中爆发能量/110
安全稳固,善对危机处理
善对危机,方可止戈为武/116
看清特点,力争化有为无/117
常怀危机,方能避免危机/122
危机处理的“四个能力”/126
危机处理的时机决定成本/129
事态控制是当务之急/135
强制敌手,营造安全范围
为了夺取优势,为了取得胜利/145
大国关系就是做交易/151
无战将无威慑,无威慑无战略/153
统一大计, 国之永恒基业
社会规律必须通过人的努力去实现/168
“战场上得不到的,不要期望在谈判桌上得到” /174
“人民”整体走向误区,在历史上比比皆是/177
旧理论不再适用,则必须创造新理论/180
台湾的根本价值,涉及国家安全战略/182
有理无力,妄谈走遍天下
“国际生活的武力化”/189
“有庇护的战争”不复存在/192
新军事革命产生全新战争能量/197
有力量不使用,又有什么用?/199
伊拉克并非全无“胜算”/202
内因导致雪崩式垮台/205
仅剩一张嘴在抵抗/211
军官培养,是最为艰巨的战争准备/214
锻造一支真正枕戈待旦的军队/215
为什么要“孤军深入”?
为什么一支部队过河要走那么远,一直走到几乎全军覆没,一直往西走?一方面为了取得援助,但苏联援助最早12 月份才能来。先计划到定远营,后来定远营不行了,退到安西。安西又不行了,退到哈密。在哈密,获知援助要等到1936 年二三月份才能到。但是我们过河部队为什么要孤军深入呢?
第一个原因,今天,几乎所有的纪念馆、纪念文章都将过河之举描述为“孤军深入”。是不是孤军深入?其实设身处地想,当时河西只有马家军,国民党力量相对薄弱;河东则重兵云集,集中了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关麟征部。我们今天看到西路军后来的严重损失,觉得过河是“孤军深入”,其实当时,过河是找一个比较安全的、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地方。
第二个原因,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先期到达,已经与陕北红军共同组建了陕北根据地。陕北根据地面积并不大,客观上容纳三个方面军也确实有困难,养不了那么多部队。再加上当时两个方面军之间确实存在隔阂,所以就主观来说,开辟另一块根据地,已经成为不仅是张国焘,也是红四方面军多数领导的行动取向。一、四方面军分裂的阴影尚未过去。
1936 年10 月,三大主力会师,一方面军加上陕北红军2.2 万人,二方面军1.1 万人,四方面军3.8 万人。虽然四方面军南下在川西作战时遭受了重大损失,其人数仍然比一、二方面军和陕北红军加起来还要多,作战能力也最强。
三军会师之前在甘南,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回忆说:我军在甘南占领的地区,人口80 万,而陕甘宁地区人口才40 万,相比之下我们的处境相对还好些。这是实际情况,不像我们今天一些人想象的:陕北是块福地,张国焘放着福地不去,偏要到甘南、河西。陕北红军、中央红军会合之后,陕北的资源已经不足以支撑这么大的军政力量。毛泽东知道,张国焘也知道,四方面军先期占领甘南是不错的,人口80 万,是陕甘宁地区的两倍,物产也丰富,问题是能不能站住。国民党中央军来了,甘南势必要丢掉。那么从什么地方再搞一块根据地,作为四方面军发展的基础,成了不仅是张国焘,也包括四方面军很多干部的共
同心愿。
宁夏战役计划终止之后,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决定将提供援助的方向,由外蒙定远营改到安西,后来又改到新疆哈密。其主要原因是苏联政府担心苏日关系出现麻烦,如果从外蒙进来,就会和日本发生比较大的冲突。这样一再改变,形成了什么局面呢? 9 月11 日,共产国际警告,同意西征作战,白骨永筑青山红军部队占领宁夏区域和甘肃区域西部计划,同时坚决不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向前进,以免其脱离中国主要区域,成为边缘化的力量。但是两个月后,11月3日,共产国际电报,不得不把援助地点调到哈密,这就使得接收装备的红军必须大纵深西进。这个局面是最初各方面都没有想到的。援助地点越来越远,时间也越拖越久,从1936 年的12 月拖到1937年的二三月,最终成为过早渡河的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越走越远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个原因,出在我方的决策上。四方面军过早渡河,援助没有到,部队也不能回来,所以提出,在甘州、凉州、肃州这一带建立根据地,等待苏联的援助。这也就是后人看到的“孤军深入”局面形成的原因。
危机处理的“四个能力”
中国式的危机处理有什么特点呢?危机处理机制包括相应机构、规则,由机构和规则决定的功能,以及该功能在国家机构常规与非常规运转中所实现的功能和作用。
我们国家有很多危机处理机制,抗震指挥部也好,抗旱指挥部也好,防洪涝指挥部也好,防“非典”办公室也好,它们最终起到的作用可以概括为“四个能力”。第一是综合能力,第二是加速能力,第三是决战能力,笫四是执行能力。这“四个能力”就是衡量一个机制是否有危机处理能力的四个基本的标准。
“综合”是指能不能综合我们在和平时期的条块部门分割。和平时期常态情况下,条块部门分割是专业分工的需求,是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需求。危机时刻要打破这一点,要实现条块化功能的综合,而且要加速各相关部门的运转。
比如,一个单位原来的运转速度每分钟600 转,这个单位的领导换了,新领导也按照原来的每分钟600 转运转,关键是危机时刻这个单位能不能加速到800 转、1000 转?有的单位领导说:“不行,我这个单位加速到1000 转肯定会散掉!”这就是你的领导能力的问题了!领导的最大能力是能够加速各相关部门的运转,而不是维持相关部门的运转。
此外,决战能力即超过条块部门分割和金字塔层级迅速决策,执行能力即迅速将决定付诸实施、贯彻落实。这是在快速能力中要实现的几个最根本的能力,能实现就是一个有效的机制,不能实现就要看差距在哪里,是决战能力不行,还是综合能力不行、加速能力不行、执行能力不行?所有能力的综合,最终的目的都是使机制比别人强。如果我们仅仅依托个人
肯定不行,机制往往能弥补个人水平和能力的不足,形成机制就是为了弥补领导者个人决策能力的不足。
其次,在危机状态下,如果你还是按照常规将情况层层上达,指示层层下传,就会严重滞后,因为常规管理机构和规则已经不适应危机的运作处理方式了。所以危机处理要求一种非常规程序的能力获取和意志表达,它实际上是普通行政能力、普通行政组织能力之外的一种新组织和新能力。这就是各单位为了有效完成危机处置,都要在原有的机制之上再组建
一个小单位的原因。因为这个新组织、新能力不是原有机构所能够承担的。而这个新组织、新能力所起的第一关键作用就是监控预警。
危机前的监控预警既可降低和减少危机发生的突然性和意外性,又可使决策者能够有备无患。在处理危机时,居主动地位的重要步骤,也是防患于未然,制止危机在萌芽状态中的关键阶段。
做到监控预警,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确定预警重点;二是,获取预警信息;三是,跟踪分析应对。在这三个方面中,信息获取至关重要,而信息获取是一项需要长期进行、长期积累的工作。临时发生问题,临时搜集信息是不行的!在信息获取中,真实性至关重要。
现在,从中央的部门到军队的部门,再到国务院一级,都出现了这样的倾向:信息获取部门揣摩主要领导者的意向,提供主要领导者喜欢的信息。这点很糟糕,它影响了信息的真实性。虚假不真实的信息将直接导致预警的失败。所以,在信息分析方面,冷静客观同样重要,先入为主的印象或者主观预测的倾向必然会使预警判断偏离实情。如果对领导者投其所
好,最终将导致预警失败。
预警往往很难成功,原因是危机本身的高变异性和低预测性。为什么危机的预测性低?
预测需要掌握变量,但是某些变量处于未知状态,往往成为预测过程的缺项,给预测结果造成关键性的干扰。比如,2004 年台湾地区选举时,北京国台办、中台办,包括军队情报部门一直预测“泛蓝”要当选。因为它在台湾不管是从实力还是民意上讲,肯定要上台。所以2004 年我们预测陈水扁要下台,“连宋”要上台,但结果却是陈水扁上来了。台办的那位同志后来还检讨:“我们今年的预测又错了。”我当时跟他说,不必检讨,不是他预测错了,而是某些变量处于未知状态。陈水扁的流氓性就是这个未知变量,而我们都是君子。
对于2004 年台湾的选举预测,内地有位学者的话很对,也很幽默。他说:“2004 年的台湾选举,就是台湾岛内年迈的绅士面对年轻的流氓。”连宋—连战、宋楚瑜都是年迈的绅士,而他们的对手就是年轻的流氓。大陆何尝不是绅士,“3?19”的枪击事件,那两颗子弹,我们想都想不出来,对方却都能做出来,一夜翻盘,总计将近700 万张选票,他竟以2.8 万张票的优势当选,这种流氓性完全不是我们所能够掌握和预测的,这就是变量处
于未知状态给预测带来的巨大干扰。
第二,即使在已知变量中,也会有相当一部分包含主观判断的正误,影响对变量的真正把握。
第三,并非所有变量都能纳入统计,一旦未被纳入统计的变量作用超过某种限度,危机结局将与预测结果出现巨大反差。
1979 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美派初级教育代表团互访。中国代表团到美国考察了60 多所小学,美国代表团到中国考察了40 多所小学。相互考察后,两国分别向各自的教育部门提交了研究报告。
中方对美国小学教育的评价是:第一,美国的小学生无论能力高低,无不趾高气扬;第二,加减乘除尚不熟练,整天奢谈发明创造;第三,音体美活动如火如荼,数理化无人问津;第四,纪律十分松弛,课堂几乎处于失控状态。老师在讲课,小学生在下面来回走动,老师竟然不管,简直是难以置信。于是中国代表团得出结论:美国的初级教育已经病入膏肓,可以预言,再过20年,中国的科技和文化必将赶上或超过美国这个超级大国。
当时美方代表团考察中国40 多所小学后,也总结出中国初级教育的一些特点:第一,中国学生手放胸前,提问时举右边一只(而美国是或举左边,或举右边,或不举手,站起来就问);第二,清晨街上最多的就是学生,边走边吃早点(而美国是家长上班之后,校车到家里来把学生接走);第三,中国学生有种作业叫“家庭作业”(美国没有,他们将homework 解释为需要在家长辅导下完成的作业);第四,考分最高的学生被认为是最优秀的学生(中国评判学生就一个分数;美国不是,他们注重全面发展,球打得非常好,音乐很不错,这个学生也很好)。
综上所述,美国人得出的结论也是:美国初级教育完了。中国学生是世界上最勤奋的,起得最早,睡得最晚,成绩最好的。20 年后,中国在文化教育方面将把美国甩在后面。两个代表团的结论是一样的:都觉得美国教育不行了。然而,20 年过去了,结果是中美双方的预测都没有实现。回过头来看,什么变量处于未知状态?什么变量包含着主观判断的正
误?什么变量没有被纳入统计?这就是预测中的重要问题。美国人将这种现象称为“More expert, less accurate”,即越是专业越不精确。越是专家,越是专业人员,预测越不准确。这是决策科学预测中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在危机处理中,预警失效就成了我们面临的一个常态,也是最大的问题之一。所以,危机处理中最珍贵的能力,不是主动反应能力,而是被动反应能力。猝不及防的反应最能看出你的反应能力。
大国关系就是做交易
围绕着利益、威胁、目标、手段,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些认识和判断。第一,国家利益实际上跟国情密切相关。当我们描述中国国情的时候,经常会说:“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将这句话剖开,实际上国家的利益就全部显现出来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当务之急就是要取得发展,经济的增长和国家的富强,这就是我们的最大利益。
第二,“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我们
的安全利益就是维护社会主义体制,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第三,“中国是一个大国”,我认为这句话不够完善,应该说“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尚未完全统一的社会主义大国”。尚未完全统一才是中国最大的国情。它对中国形成了极大的制约,对中国的安全、国际地位、资金流向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国之大,体现在领土、人口上。但这还不能被称为一个强国。今天,很多人以为中国很强大,甚至已经到了要反复声明我们永远不做超级大国的时候了。我认为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我们连统一都没有完成,离超级大国还差得很远。
第四,“大国”,作为一个大国,我们必须要发展,必须要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必须要完成统一,必须要完成大国的利益。国家安全战略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一定要阻止周边国家出现敌对性集团。为什么加“集团”二字?因为周边出现敌对性国家难以避免,但一定不能让它们联起手来对付我们。一定要打破它们的这种企图。这才是一个大国的追求。
中国不说“势力范围”,但大国一定要营造自己的安全范围。一定要组织自己的缓冲区,营造一个友好地带,一个中立地带,然后才是敌对地带。如果一打开家门都是敌对地带,那么国家安全如何维护?这就好比单元门一打开,这家跟你过不去,那家跟你过不去,都是你的仇人,那你在这个单元还有什么安全可言?理想的状态是你一打开门,都是朋友,其次是中立的,然后才是敌对的。这也是一个大国必须追求的目标。
作为大国,中国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但只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也是远远不够的。
1998 年至1999 年,印巴发生冲突。巴基斯坦外长来中国访问,印度外长也立即到中国访问。我个人认为,当时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战略是欠妥当的。因为我们指责他们把克什米尔地区搅得一塌糊涂,制造了紧张趋势,所以对巴基斯坦外长的态度非常冷淡。巴基斯坦外长立刻有种被冷落甚至被抛弃的错觉,就好像中国要跟印度站在一队了。而印度外长来访时,我们对他却非常热情。
作为大国,中国必须学会大国之间的游戏规则,大国不害怕周边事态波动。如何发挥大国的作用,体现大国的存在呢?那就是:当周边相安无事时,你才会没事。周边打起来,你让他们不要打,他们就不再打了。这时,你在这个地区就有发言权了。
现代国家的国家安全,就是一定要做交易,做交易手中就一定要有牌。中国人讲:“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中国人还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我们朋友遍布天下,做交易成什么事了?
伊拉克战争之前,美国前国务卿贝克到中国来访问。很多人说贝克就是一个商人,根本不是政治家,满口都是生意经。他反复讲中国在什么地方让他一下,他会在什么地方让中国一下。外交部对贝克嗤之以鼻。
但大国关系不就是做交易吗?不做交易,还有什么大国关系?还有什么国际政治?中国对政治的理解是什么呢?是郑和下西洋,皇恩浩荡,他们到处散发货物,倾尽所有,没有带回任何利益,相反因花费过高,出现了巨大亏本,以致民国禁海。
我们从未想过要跟别人做交易,赚对方的钱。因为“小人喻于利”的思想对我们影响太深,甚至直接影响到了我们的国家安全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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