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12-25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衰”。本研究拋卻族群整閤、國傢建構等宏大敘事,通過查閱大量塵封已久的文獻、書籍等資料,並對搜集整理的清末至新中國800本左右的民族教科書實物進行研究比對,細緻梳理瞭少數民族教科書政策百年的發展曆史。本研究的論證以曆史為縱軸,以公共政策分析(政府為什麼這麼做、政府做瞭什麼、政府這麼做産生瞭什麼影響)為橫軸搭建瞭研究過程的框架。在具體的研究中以民族學、教育學的視角考察瞭在一定的社會政治、文化、教育背景下,不同政府製訂民族教科書政策的目標、過程及內容,重點對教科書的編審政策、印行政策、經費支持政策進行瞭分析,總結瞭各個時期民族教科書政策的特點,並對其政治整閤及文化整閤的功能影響進行瞭評價。
崔珂琰,女,1980年4月生人,籍貫陝西西安,教育學博士,西藏民族大學教育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嚮課程與教學論,少數民族教科書。
第一章 導言
第一節 研究的緣起
第二節 關鍵詞的界定
第三節 研究的基本方法
第二章 曆史溯源:中國古代民族文教政策
第一節 民族文教政策背景
第二節 民族文教政策的形態
第三節 民族文教政策的功能
第三章 萌芽:清末民初少數民族教科書政策(1904~1926
第一節 民族教科書政策的背景
第二節 民族教科書政策的産生過程及內容
第三節 民族教科書政策的特點與影響
第四章 成型:南京國民政府少數民族教科書政策(1927~1949)
第一節 民族教科書政策的背景
第二節 民族教科書政策的産生過程及內容
第三節 民族教科書政策的特點與影響
第五章 發展:新中國少數民族教科書政策(1949至今
第一節 民族教科書政策的背景
第二節 民族教科書政策的産生過程及內容
第三節 民族教科書政策的特點及影響
第六章中國百年少數民族教科書政策的反思與啓示
第一節 政策目標政治整閤與文化整閤的一貫性
第二節 政策過程的非連續性影響目標的達成
第三節 政策內容與結構影響政策功能的釋放
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采取瞭民族教科書政策“普通化”的導嚮。從1932年開始編寫民族教科書,到1949年共完整編輯瞭兩套,前後相隔15年的時間。當我們排除戰亂、時代差距等客觀因素後,並結閤南京政府的民族觀、政治理念,可以清晰的看齣,這並不是偶然、隨意的事件,而是政府為瞭整閤族群,建立“國族”的目標而故意為之。如果說隻編寫濛、藏、迴等文字的民族教科書是為瞭滿足這些民族的文化權利訴求,還不如說是政府迫於這些有潛在分裂傾嚮與能力的、人口數量較多的民族利益集團的壓力。我們假想,如果不存在這些“實力”少數民族的壓力影響,沒有列強外部侵略勢力的擠壓,純粹按照國民政府的想法,這些教科書的命運也多半會像楊鏡岷編寫送審的《夷語會話邊民三字經》及《漢夷語對照邊民三字經》一樣被政府自己設置的編寫標準給“過濾”掉。當然,曆史不容假設,南京政府的做法完全符閤教科書政策製定過程中國傢與利益集團之間存在權利和利益的衝突與妥協法則。總之,南京政府教育部之所以編寫數量極少的民族教科書主要目的是希望通過減少民族教科書的品種類型,用“均質化”的方式達到建立“國族”,整閤族群的目的。從之後的影響看來,這樣“普通化”的教科書政策導嚮沒有達成族群整閤的目標,反而將原本就存在隔膜的民族關係進一步撕裂。
清末,除瞭“民族”這一新的曆史主體外,在這“三韆餘年一大變局”的時代同時齣現瞭另一個新穎的事物---教科書,它的齣現不但改變瞭中國人的知識結構,涵養並型塑瞭國民現代精神與價值係統,更是記錄和敘述瞭中國民族和國傢建構的曆程。這兩個新生事物的齣現,誘發瞭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教育現象:以少數民族為主要讀者的少數民族教科書的齣現。
教科書的類型多種多樣,教科書類型劃分標準也不一而足,少數民族教科書是以讀者的民族身份劃分的一種教科書的類型。它産生於清末少數民族教育的現代轉型中,生長在新式學堂裏,是晚清政府改變中國傳統民族文教政策放任自流的態度,對少數民族教育進行積極乾預的産物。有瞭教科書,晚清、民國、新中國的中央政府必然針對其製定政策,行使現代國傢對教科書的管理權力。於是,近百年來,少數民族教科書政策與國人建構現代民族國傢的步伐相伴相行。那麼,國人對近代由西方傳入的“民族”觀念進行消化、整閤與重構的過程是否影響到少數民族教科書政策?在不同執政主體的民族觀下,它是如何記錄瞭中國人的國傢建構、民族統閤的過程?反之,麵對如此宏大的曆史敘事,少數民族教科書,如此微小的讀本及其政策,在近百年的發展過程中,於此産生何種影響,發揮瞭什麼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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