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运用丰富的档案资料、各类文献、口述资料及各类研究成果，全方位描述邓小平与现代中国密不可分、息息相关的历史命运，真实再现现代中国重大历史事件与历史决策，回应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难点问题、焦点问题和有争议的问题。在叙述过程中，作者又以学者的素养，对重大事件和重大历史进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评论，解读现代中国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及重大历史事件、重大举措的利弊得失。

　　全书史料丰富，脉络清晰、观点鲜明、持论严谨、纵横捭阖，富有极强的历史现场感，可谓邓小平研究又一“纪念碑式”的著作。

作者简介

　　薛庆超，长期从事党史研究。历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领导秘书、学术处处长、科研管理部主任助理、宣传教育局主持工作副局长等。

　　兼任纪念抗战胜利“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图书阅读评论员、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理事、光明网理论专家委员会成员等。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国家公安部中国刑警学院、华北电力大学、河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中国海洋大学、青岛科技大学、青岛农业大学等10余所院校兼职教授。

　　参与中央重大展览和中央重大活动，担任重要成员或者顾问。在联合国举办的《为了和平的纪念——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联合国成立70周年展览》中国代表团成员，《复兴之路》展览小组成员，《辉煌60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展览小组成员，《科学发展，成就辉煌——迎接党的十八大展览》展览内容组副组长，《伟大胜利、历史贡献——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主题展览》展览小组成员，中央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展览筹备委员会办公室成员，中央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文艺晚会历史顾问，国家京剧院现代京剧《西安事变》历史顾问等。

　　在中央机关、部队、大学讲课。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共中央办公厅电子科技学院、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干部学院、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和黄埔军校同学会、文化部、国家国资委干部培训班、国家交通运输部干部培训班、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中央单位，空军后勤部、北京军区、陆军航空兵阅兵指挥部、总政歌舞团、北京军区总医院、火箭军侦察部队等部队，中国延安干部学院、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北京化工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工业大学、河南大学、郑州大学、河北师范大学、聊城职业技术学院、南阳师范学院、石家庄工程技术学院等院校，河南省委、长治市委、庆阳市委、南阳市委、威海市委、淮安市委、黎城县委、新田县委、中山南区区委等省、市、县委，以及河北、辽宁、内蒙古、重庆、贵州、四川、广东、湖南、山东、江苏等省、自治区、直辖市讲党课、做党史党建报告，受到热烈欢迎。

　　主要著作有：

　　薛庆超文集《中国现代史论》x一卷至第十卷：

　　x一卷《长征中的重大决策》

　　第二卷《从东北沦陷到东京审判》

　　第三卷《从战略进攻到全国解放》

　　第四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与巩固》

　　第五卷《从“文化大革命”爆发到林彪事件》

　　第六卷《中国外交重大突破·毛泽东南方决策》

　　第七卷《邓小平x一次主持中央工作》

　　第八卷《粉碎江青集团·在徘徊中前进》

　　第九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

　　第十卷《拨乱反正·改革开放》

　　邓小平《壮丽人生》一至四卷。

　　《历史转折关头的邓小平》，获河南省“五个一工程奖”。

　　《x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获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建党80周年重点图书。

　　《革故与鼎新——粉碎“四人帮”与拨乱反正》。

　　《历史的选择》。

　　《中国改革的前奏》。

　　《历史的见证——“x革”的终结》。

　　《中国共产党执政史》第三卷，获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庆祝新中国建立60周年重点图书。

　　《艰难抉择—1976年至1978年中国命运大转折》。

　　《共和国关键时刻——1949年至1965年的中国》

　　《毛泽东“南方决策”》等

　　在中央媒体《光明日报》等整版发表文章：

　　《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及其历史必然性》，《光明日报》；

　　《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地位的主要依据》，《光明日报》，被选为《光明日报》创刊以来的优秀理论文章；

　　《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在中原战场》，《光明日报》；

　　《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光明日报》；

　　《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光明日报》；

　　《从拯救中国、发展中国到振兴中国——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辉煌的95年》，《光明日报》；

　　《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评大型电视纪录片〈长征〉》，《人民日报》。

精彩书摘

　　第二代“核心”是怎样炼成的？

　　中国古代著名经典《诗经》中写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汉代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20世纪中国的革命家，指挥革命战争的军事统帅。

　　20世纪中国的政治家，有力推动中国的发展与进步。

　　20世纪中国的军事家，引领新时期中国军队的新军事变革。

　　20世纪中国的外交家，视野开阔，扭转乾坤，重构世界战略格局。

　　20世纪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开辟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道路。

　　这就是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邓小平的历史地位，是由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辉煌业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重大贡献、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千秋伟业决定的。

　　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岁月里，邓小平从一个普通党员锻炼成长为人民军队一个重要方面军的统帅，中国共产党一个重要战略区域的主要负责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领导过武装起义和创建人民军队，从事过革命根据地的建设，经受过被“左”倾教条主义者打击排斥的磨难。像中国共产党经过长征后步入历史辉煌一样，邓小平也在长征后展示出人生的辉煌篇章，从华北到中原，从华东到西南，从边陲到中央，他的政治生涯是与中国革命、建设的发展和胜利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20世纪50年代初期，邓小平从西南到中央工作。从毛泽东决策调邓小平到中央工作看，他对邓小平寄托着极大信任和期望。邓小平到中央工作短短4年间，地位不断上升。相继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后又兼任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财政部部长，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等重要职务，经受了中央党政军领导工作的全面锻炼。

　　毛泽东的政治生涯中，对党政军高级干部中，有两种人比较信任和器重。第一种人是政治方面很强的领导干部。这种人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具有丰富的党务工作和其他多方面实际工作的经验，具有突出的领导多方面工作的能力，并且善于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具有较强的理论思维能力。第二种人是军事方面很强的领导干部。这种人经历过长期革命战争的锻炼和考验，或者能够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或者具有丰富的实际作战经验，从士兵到将军，披坚执锐，身经百战，具有带兵才能，能够领兵打仗，一声令下，攻无不克，战则必胜。尤其是对久经沙场的战将，往往格外器重和信任，即使有些缺点也深信不疑，在某些问题上犯过错误也可以谅解。而邓小平则德才兼备，军政兼备，上述两种人的优点和长处均兼而有之，十分突出。

　　就革命历史而言，邓小平是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之一。早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他就在欧洲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资格最老的青年团员和共产党员之一。在西欧经受革命活动锻炼，认识和了解了近代工业和近代科学技术。在苏联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为终身从事革命工作奠定了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旅欧生涯，使他对近代资本主义大工业、近代科学技术、近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与生产管理，都有了直观感受和深刻印象。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国革命急需大批干部。邓小平受中共组织派遣回国，到西安冯玉祥国民军联军任中山军事政治学校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并任该校中共组织的书记，为西北地区培养了一批革命干部。西安中山军事政治学校的许多学员，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渭华起义的骨干力量。

　　就地下工作而言，邓小平具有在武汉、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经历。“四一二”政变后，邓小平转赴武汉，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汪精卫主政的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反共后，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在中央机关，他筹备并参加了“八七”会议。中央机关迁往上海后，1928年至1929年任中央秘书长。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他协助留在国内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当时，严酷的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他机警果断，从来没有被捕过，总是从容不迫，化险为夷。

　　就创建革命根据地而言，邓小平创建过左、右江革命根据地。1929年夏天，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广西，任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书记，同张云逸等发动百色起义，创建红军第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又发动龙州起义，建立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根据地，任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在邓小平等人领导下，4个多月时间里，红军发展到7000人，红色区域扩展到20多个县，拥有100多万人口，成为较大的革命根据地之一。后来，由于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部队作战连连受挫，经过7000里转战，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同中央红军会合。其间，邓小平对“左”倾错误指挥提出过不同意见，但未被采纳。1931年2月，他受前委委派，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在此期间撰写了《七军工作报告》，详细叙述了红七军的情况，实事求是地总结了经验教训。

　　就党内斗争而言，邓小平受到过“左”倾教条主义者的严厉打击。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他担任过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左”倾教条主义统治的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邓小平同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一直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诱敌深入；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主力红军，主张两种武装力量都要发展；反对“左”的土地分配政策，主张坚持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左”倾教条主义者将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打成“反党集团”，对他们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邓小平被撤销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职务，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被派往边远的乐安县所属南村区委当巡视员。这是他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受到的第一次错误处分。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也分别受到错误的严厉处分，被调离了领导岗位。长征途中，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

　　就军事斗争而言，邓小平具有长期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遵义会议后，他先后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等职务。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1938年1月，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与著名战将、师长刘伯承一起率领一二九师，深入日军占领区后方，以太行山为中心，依托山区，并向平原发展，进行一系列战役、战斗，歼灭大量日军，声威大震，影响深远。随后，分兵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力量，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创建晋冀豫抗日民主根据地、冀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沉重打击了日军在华北的统治。在“百团大战”中，邓小平与刘伯承率领所部38个团，进行大小战斗500余次，给日军和伪军以很大打击，坚持了华北抗战局面。

　　就坚持抗战局面而言，邓小平主持过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华北敌后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后，邓小平兼任太行分局书记。彭德怀、刘伯承返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期间，他代理北方局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工作，担负起领导华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全面工作的重任。他根据形势的发展，按照面向敌占区、面向交通线、敌进我进的方针，指挥各个部队积极主动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多次粉碎日军的残酷“扫荡”，并领导全区进行建党、建军、建政活动，进行整风、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取得很大成绩。

　　就理论联系实际而言，邓小平较早提出党的事业要以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在艰苦的斗争中，善于从实际情况出发，及时总结经验，将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再去指导新的实践。他发表一系列文章和讲话，制定华北抗日斗争的一系列具体政策和策略，提出从各方面积蓄力量、准备战略反攻的方针，指导华北抗日战争。他从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指导意义，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指出，毛泽东思想即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事业要以毛泽东思想作指导。

　　就抗战胜利贡献而言，日本投降时，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部开创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等抗日民主根据地基本上连在一起，成为拥有2400万人口、30万人民军队的全国最大的解放区。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邓小平任中央局书记和军区政治委员，刘伯承任军区司令员。在中共七大上，邓小平、刘伯承均当选为中央委员。

　　就全国解放战争初期而言，“整个解放战争，从头到尾，二野都处在同敌人针锋相对斗争的最前面”[1]。全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刘伯承和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解放区，横亘中原，正堵住国民党军队向华北、东北解放区进攻的通道，是军事上的战略要地。国民党军队集结重兵，把进攻矛头首先指向晋冀鲁豫解放区。1945年9月，刘伯承和邓小平指挥部队发起上党战役，全歼侵入晋冀鲁豫解放区腹地的国民党军队，巩固了晋冀鲁豫解放区。接着，刘伯承和邓小平挥师东进，阻击沿平汉铁路北犯的国民党军队，取得邯郸战役胜利。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的胜利，遏制了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对国共两党达成停战协定起了重要作用。全面内战爆发后，刘伯承和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连续进行陇海、定陶、巨野等战役，歼灭大量国民党军队有生力量，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个解放区军民战胜国民党军队的信心。

　　就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而言，“战略反攻，二野挑的是重担”[2]。1947年5月，邓小平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6月，根据中共中央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战略部署，邓小平和刘伯承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人，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歼敌5.6万余人。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长驱直入，从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前堵后追中杀开一条血路，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

　　就推进全国解放战争发展而言，刘邓大军作出重要贡献。“自古逐鹿在中原。”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地区后，对国民党在长江以南的广大统治区形成直接威胁，迫使国民党军队大批主力回援。在极端艰苦的斗争条件下，刘伯承和邓小平领导军民，不断粉碎国民党军队对大别山地区的重兵轮番“进剿”，在河南、湖北、安徽交界地区站住了脚，兵锋直指长江，直接威胁武汉、安庆、南京、上海等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逐鹿中原，鹿死谁手？鹿必然死于中国人民和人民军队之手！”1948年，刘邓大军进入中原战场，同陈粟大军和陈赓集团在中原地区布成“品”字形阵势。三路大军“逐鹿中原”，牵制和吸引了国民党军南线160多个旅中90个旅的兵力，把战线由黄河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阵地。

　　就创建和发展中原解放区而言，邓小平高瞻远瞩，军政全优。“得中原者得天下。”1948年5月，邓小平任辖区扩大了的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在开辟中高山仰止：邓小平与现代中国（1904-1997）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格式